一個二十世紀的詩人，就像個孩子

▎生物學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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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學課給我們的想像力帶來很多變化，並不限於那些僅與個人命運相關的。我們不知不覺間改變了我們對那些給數千或數百萬人造成痛苦的大災難的態度。很難理解為什麼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會給啟蒙時代人的心靈造成如此大的衝擊，並成為重要辯論的題材。死亡人數約六萬，與現代戰爭中死亡人數相比很一般，而且與中世紀黑死病死亡人數比也很一般。然而，這類災難卻被當成是上帝的安排。另一方面，里斯本的毀滅為自然神論者提供了一個理據，他們認為上帝並不介入事件，因為上帝這位偉大的鐘錶匠讓世界自生自滅。否則上帝就是盲目地殘暴，應受指責，他們堅稱。也許這種推論對我們來說有點兒太抽象，因為我們時代的歷史悲劇使我們大聲發出抗議。一定是有人需要承擔責任的，但如果我們開始尋找某個合理的解釋，則我們僅有的可能性是跟隨伊壁鳩魯信徒，他們認為諸神要麼是無所不能但不好，要麼是好但不是無所不能。然而，生物學課意味著科學世界觀的一場勝利，據此世界觀，需要承擔責任的是因果鏈。如此一來，不管正當與否，把這種思路從自然領域轉移到社會領域，似乎也就順理成章。當然，指責科學的實際後果相異於科學家的初衷是毫無意義的。然而我們應該明白，科學不只為完善愈來愈致命的戰爭工具立下了汗馬功勞，而且滲透到集體生活結構中，引起各種轉變，這些轉變的幅度我們現時仍無法弄清。某些觀念，即科學的那些副作用對心靈造成的污染，並不遜色於源自同一科學的技術給自然環境造成的污染。因此，譬如說「適者生存」的粗俗版不僅引發文學中的自然主義，而且為以某種假想的社會衛生之名滅絕數百萬人類生命創造了條件。同時，也是科學提供了種族滅絕技術，一如較早時科學為壕溝戰裡的大屠殺提供工具。

在二十世紀，詩人前所未有地被迫抵抗由事實構成的壓力，這些事實與他們多少有點兒天真的本性背道而馳。從很早開始，在生命最初幾年，我們每個人都會各自發現，嚴厲的生存規則與我們的慾望針鋒相對。一柱火焰，看上去那麼可愛，一碰就會燒傷手指；一隻甩出桌面的玻璃杯不是停留在空中而是摔得粉碎。對奇跡的渴望，受到所謂「事物的正常秩序」的嚴峻考驗，我們逐漸在家庭和學校的督促下適應這些秩序，作為踏入社會的準備。詩人很可能特別抗拒這種訓練，也因此，他們成為傳達人類一個普遍渴望的聲音，這就是渴望從二加二等於四這種嚴厲而無情的冷酷中解放出來。在很長時期內，宗教都在阻止現實的某些區域受盲目法則的力量影響，也許基於這個理由，宗教與詩歌存在著某種結盟。不僅城市和國家的命運，而且整個人類的命運都被包括在那個類別內。畢竟，自然神論者在里斯本毀於大地震之後提出的論點，並未成功廢除人們對上帝的根深蒂固的信仰。整個狂喜的時代都充滿救世夢想，夢想某個民族或某些特定民族的特殊使命，一種已預先寫在《聖經》中的使命。但是後來在蒸汽和電氣的時代，進步的概念也同樣烙上人類要走的道路已由上帝安排妥當的所有特徵。

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間的一個重要差別，很可能在於跨過某道門檻：一些太難以想像的暴行似乎不可能發生。但是從1914年開始，這類事情被證明愈來愈有可能。人們發現「文明是會死的」。因此，沒有什麼可保護西方文明，阻止它陷入混亂和殘暴。野蠻狀態原本似乎是屬於遙遠的過去，但現在它回來了，成為極權主義國家的部族儀式。死亡集中營成為二十世紀的中心事實，帶刺鐵絲網成為二十世紀的象徵。托瑪斯·曼無疑是對的，他認為約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是一部二十世紀的開幕之作。歐洲人長期以來一直都在他們的殖民地後園有效地掩藏某些恐怖，直到這些恐怖來找他們算帳。超級大國瓜分某些國家的事情，恰恰發生在歐洲，彷彿這是一個分配財富或分配牛羊的問題，儘管被宰割的是民族、城市、家園。危險也在升級，因為原子彈使不大可能的事情：地球的毀滅變得很有可能。如同一個孩子發現火會燒傷手指，用力撞桌子鋒利的邊緣會痛，人類面對的是赤裸裸的資料，這些資料按因果律建立起聯繫；同時再也沒有任何神明保護他們，向他們保證會有好結果。

從自然主義角度思考人，這種思考方法因地球上快速增長的人口統計數字而進一步加劇。我下面要提及的對話，在本世紀以前是絕不可能發生的。這件事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佔領下的華沙，是我與一位元知識份子之間的對話，他是共產黨地下黨員。我對他那種「必須兩者擇一」的假設表示懷疑，因為在他看來，無論誰，只要他想有效抵抗納粹，就別無選擇，必須完全接受蘇聯體系。我有保留，是因為蘇聯那個獨裁者實行的大規模恐怖。他聳聳肩，回答說：「多一百萬人，少一百萬人，有什麼差別？」

確實，有什麼差別呢？當我們聽說某些地方一些人類遭另一些人類殘暴對待時我們內心的抗議之聲回蕩在虛空中，且沒有任何正當性，除了抗議之聲本身。雖然在1939至1945年間死去的數百萬男女老幼至今仍被哀悼，但我們很難不想到日益強大的把人類與蒼蠅、蟑螂等同起來的趨勢；我們不妨設想，某個恰如其分的崇高目標可為滅絕蒼蠅提供正當理由，而那些未受打擾的人則對此毫無感覺。

一個二十世紀的詩人，就像個孩子，他被成年人訓練去尊重赤裸裸的事實，而成年人也是在一種極其殘酷的環境中長大的。這個詩人會希望根據某個基本原則來說是或不，但這樣做，他就必須承認在現象的互相作用背後存在著一個有意義的世界結構，而我們的心靈和思想與之密切相關。然而，一切都聯合起來摧毀這個假定，彷彿它是我們對奇跡之信仰的殘餘。這是否意味著人類通過以科學為指導，現在已達到了成熟階段？這是可能的。但尚有另一種可能性。社會組織以某種滯後的方式消化科學的副作用，於是發生這種情況，也即十九世紀科學產生的概念和觀點直到現在才剛剛抵達。一個關於世界的新觀念，仍在怯生生地發展著，在這個新觀念中，奇跡有一個合法的位置，但這個新觀念仍沒有時間被廣泛地認識。

如若這樣，二十世紀就是一個煉獄，在這煉獄中想像力必須在一個沒有慰藉的情況下運作，這慰藉能滿足人類心靈的基本需要：對受保護的需要。存在似乎被必然和偶然統治著，沒有神的干預；直到最近之前，上帝之手都被用來幫助虔誠的統治者和懲罰罪惡的統治者。但如今，即便是進步——它無非是世俗化了的上帝——也不再提供任何保證了。基於詩藝的天性，詩人都傾向於派發讚美和譴責，現在他們站在一個受盲目力量的行動所左右的機制面前，必須把他們的是和不懸置在半空。如此一來，也就難怪有些人要尋找導師，這些導師的思想可應付嚴重降級，同時也提供新的開始和希望。本世紀產生了幾位卓越思想家，他們的重要性隨時間流逝而愈益顯著。其中一位是西蒙娜·薇依，在提及她時，我不能不屈從於個人偏好的誘惑（儘管我對這位作家的尊敬已不再是孤立的了）。

「上帝無一例外地把所有現象交付給世界的機制」；「必然性是上帝的面紗」：這是西蒙娜·薇依。她把決定論擴大至所有現象，包括心理學的現象。對她來說，這是她所稱的「重負」的領域。與此同時，她相信無論誰要求麵包，都不會得到石頭，因為還有另一個領域，「神恩」的領域。這兩個領域是同時存在的，而這正是她哲學的核心，它把找不到解決方案時的矛盾合法化；在這種情況下，神的干預與普遍的必然性之間不存在不能解決的矛盾。由於我在這裡關注的是詩歌的命運，因此我將回顧西蒙娜·薇依的一個與文學有直接關係的文本。這是她致《南方手冊》編輯的一封信，顯然是1941年夏天，在法國淪陷的衝擊下寫的：

我相信，剛剛結束的這個時期的作家們，需要對我們時代的種種不幸負責。我這樣說，不只是指法國的失敗；我們時代的種種不幸，涉及面要廣得多。它們擴散至全世界，也即歐洲、美洲和其他已能感到西方之影響的大陸……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一個基本特點，包含價值這個概念的弱化和近於消失。這是那些極其罕見的現象之一，在人類歷史上似乎是嶄新的。當然，很有可能這種現象存在於一些後來被遺忘的時期，如同我們這個時代也可能被遺忘。這個現象自己顯現於很多對文學來說是陌生的領域，甚至顯現於一切領域。你可以在工業生產中的數量取代品質中看到它，在學生的學位取代總體文化中看到它。繼古典意義上的科學終結之後，科學本身已不再擁有價值標準。但作家們按其天職，應是一種現已失去的寶物的守護者，可他們有些人卻為這種失去而驕傲。

我知道，引用西蒙娜·薇依，是一種危險的嘗試。她的思維與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思維習慣格格不入，而她使用的概念，例如善與惡，可能很容易使某個引用她的人被貼上反動分子的標籤。然而我想我必須同意西蒙娜·薇依對藝術和文學中某些潮流例如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看法。它們在我們這個世紀的藝術編年史中是受到高度重視的，她卻鄙視地拒絕它們，而這可能會引起抗議：

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是極端例子。它們表達了對全面放縱的狂迷，這狂迷控制心靈，一頭栽進直觀性，拒絕所有價值考慮。善是一個極，必然地吸引人類的心靈，不只在行動中，而且在一切努力中，包括純粹理智的努力。超現實主義者建立一個無方向的思想的模式；他們選擇絕對沒有價值作為最高價值。放縱永遠使人陶醉，這就是為什麼，在整個歷史上，一座座城市被攻陷。但城市的淪陷並非總是在文學中找到對等物。超現實主義正是這樣一種對等物。

我料想會有人提出反對，認為薇依發出如此激烈的譴責，是因為法國的失敗。不過，讓我們想想，法國失敗的問題是一個對極權主義的反抗軟弱無力的典型例子，而達達主義者和超現實主義者對民主政制只有鄙視，在這方面他們堪稱是波希米亞的繼承人。誰知道呢，也許否定真實的思考方式，會間接地伴有嚴重的政治後果，儘管這些後果可能未必發生在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法國相似的環境中。在西蒙娜·薇依批評超現實主義的歷史場合背後，我們可以找到今天對我們仍有意義的內容，尤其是在她信中以下這段：

其他同一個時期和前一個時期的作家沒有這麼極端，但他們所有人──也許除了三四個例外──都有著相同的缺陷標記，一種價值感的缺陷。諸如自發性、真誠、無來由、豐富性、充實性一類詞，一類暗示對各種相反價值近於完全漠視的詞，見諸他們筆端的頻率，遠多於與善惡有關的詞的頻率。此外，與善惡有關的詞，尤其是那些與善有關的詞，都慘遭降級，如同瓦萊裡幾年前指出的。

西蒙娜·薇依是勇敢的。如果她認為是真的，她就會說出來，而不怕被貼標籤。事實上，她可能會被懷疑與反動分子結盟，因為在我們的世紀，正是這些反動分子成了捍衛價值分辨的後衛。今天的詩人，被捲入各種各樣的專業儀式，已太羞於獲得這種率直。他羞於什麼呢？羞於他自己身上那個孩子，那個孩子想要地球是扁的，隔絕在天空的穹頂下；想要有一對對清楚劃分的對立：真與假、善與惡、美與醜。不幸地，他在學校被告知，這種關於世界的概念是幼稚的，是屬於過去的。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是採取防禦戰術，設法組織他自己的主觀空間，但他對此完全沒有把握，除了知道他像希姆博爾斯卡詩中的海參，把自己分成一個身體和一句碎語。

我的評估聽來宿命，這使我不安，因為我是充滿希望的，並將嘗試用某種方式來證明這點。首先，我把詩歌定義為「對真實的熱情追求」，而無疑它就是這樣的；沒有任何科學和哲學可以改變一個事實，即詩人站在現實面前，這現實每日新鮮，奇跡般複雜，源源不絕，而他試圖盡可能用文字圍住它。這個可用五官驗證的基本接觸，比任何精神建構都重要。那是一種永遠無法滿足的慾望，想達致摹擬，想忠實於細節，它有利於詩歌的健康，使詩歌有機會挺過那些對其不利的時期而生存下來。命名事物，預先假定相信它們存在，因而也相信有一個真實世界，不管尼采會說什麼。當然，有些詩人只把文字與文字相聯，而不是把文字與它們在事物中的原型相聯，但他們在藝術上的失敗表明，他們是在違反詩歌的某類法則。

其次，那股推動我們的歷史力量，既是毀滅性的也是建設性的，因為它正在發明抵抗毀滅的手段。夢想一個清除了科學和技術的地球，是徒勞的。相反，只有科學和技術的進一步發展才可以防止自然環境的污染和拯救這個星球的居民，使他們免於饑餓。學校所宣揚的粗俗化科學世界觀也是如此。這個類比是不完美的，因為想出一些手段來反對某個已經普遍化了的思維方式，要比想出一些措施來防止河流和湖泊受污染困難得多。然而，有些跡象使我們期待這個源頭會發生基本改變，也即技術文明也許會開始把現實視為一個由無數鏡子組成的迷宮，其神奇不亞於煉金術士和詩人所見的迷宮。那將是威廉·布萊克和他的「想像力的神聖藝術」的勝利——也是詩人身上那個被成年人訓練太久的孩子的勝利。（完）

【註解】

例如善與惡。

作者：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aw Mi?osz，1911-2004），美籍波蘭詩人、散文家、文學史家。曾參加左派抵抗組織，從事反法西斯活動。後任波蘭駐美國、法國外交官。1951年向法國申請政治避難，1970年加入美國國籍。他的作品的主題包括「選擇」與「道德」。他被人們稱為「波蘭的良知」。198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著有詩集：《冬日之鐘》《面向河流》等。

翻譯：黃燦然

題圖：Mother and Child (Madonna)，Egon Schiele繪

選自《當代國際詩壇》，作家出版社。

書名：《當代國際詩壇》

主編：唐曉渡、西川

出版發行：作家出版社

本書是唐曉渡、西川主編的《當代國際詩壇》之第六本，主要內容包括：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特輯，美國四家詩選，米沃什百年誕辰紀念小輯選等。已出其餘六期及一本「中日對話特輯」，均獲得了國內詩歌界和有關讀者的高度評價和認同，在國外漢學界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 《當代國際詩壇》於淘寶店鋪「時刻創品」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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