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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一手締造了杭州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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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被稱為「人間天堂」的城市,不管是其文化底蘊還是那些美麗的傳說,都讓這座城市極富魅力。杭州在歷史上,曾經作為南宋的都城,盛極一時。不過,你有是否知道,是誰一手締造了杭州這座城市?

五代十國時期,中國再次分裂,這也是唐末藩鎮割據的繼續和發展。十國之一的吳越國,地狹國小,三面受敵(西北有吳國,後為南唐,南有閩國),領有十三州一軍,即杭州、越州、湖州、溫州、台州、明州、處州、衢州、婺州、睦州、秀州、蘇州、福州及安國衣錦軍,號稱十四州的版圖,範圍在今浙江和江蘇南部及福建北部一帶。人們常用唐末畫家、詩僧貫休的詩句「一劍霜寒十四州」來形容吳越國的疆土。吳越國以杭州為統治中心,名西府或西都,實即國都,領有錢塘、錢江、鹽官、餘杭、富春、桐廬、於潛、安國、新登、橫山、武康等1l縣。又以越州為東府,或名東都。

是誰一手締造了杭州這座城市?



美國福瑞爾美術館的《西湖清趣圖》局部

經過隋唐時期的城市建設,五代、宋時新興的都城往往在前朝地方級城市的基礎上進行擴建、改建,升級為都城,新城的形制和規模會受到之前舊城的制約和影響,北宋汴粱、南宋臨安均屬此類由府州級地方行政機構轉變為全國行政中心的典型案例。杭州建城可以追溯至隋代,而官式建築群的始建則可追溯到唐時的州治,五代吳越國時期以其為都城,則是第一次以國都的形制來建設杭州城,這也是杭州城的一個關鍵性的建設階段。從文獻記載看來,後來的北宋州治大部分主要建築均因襲吳越國治,建設不多。


吳越國的開國君主錢鏐,出生貧微,行伍起家,在唐末到五代的動亂時期,屢建戰功,平息兩浙戰亂,維護地方安寧。唐光啟三年(887年),錢鏐被授為杭越管內都指揮使,兼任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年)。升為鎮海軍節度使、浙江西道觀察處置等使、潤州刺史,成為杭州等地的實際統治者;乾寧三年(896年),俘獲在越州稱帝的原上司董昌後,被封為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天復二年(902年),受封為越王;天事占元年(904年),受封為吳王;後梁開平元年(907年),被封為吳越王;後梁龍德三年(923年),受封為吳越國王,建都杭州。


「五代之際,天下紛擾,殺人如麻,獨吳越人民安居樂業,百年不知兵革」,使吳越百姓免去戰亂之苦,過了一段太平富裕的日子。錢鏐還鑿平錢塘江中暗礁以利通航,重視農桑,發展經濟,使吳越國「富甲東南」。


隋代杭州只有15380戶,五代吳越盛時已達「十餘萬家」。「蓋當隋時杭城苦鹵,水咸難飲」,自唐鄴侯李泌開六井,引西湖水入城外,錢王又「鑿井九十九眼以澤民」。杭州的「百井坊巷」,傳說原來有井九十九眼,就是錢銹開的,故稱錢王井。錢鏐第七子元瑾命金華將軍曹杲,引西湖水入城為涌金池,便利居民汲取飲用。另設置龍山、浙江二閘,「以大小二堰,隔絕江水,不放入城,則城市專用西湖水,水既清澈,無由淤塞」。


錢鏐審時度勢,推行「保境安民」、「善事中國」政策,力求自保,並向中原「正統」朝廷納貢稱臣,爭取支持,使百姓在戰亂時代稍享安樂。直至978年,錢弘假(錢假)納土歸宋,吳越國滅,錢氏三代五王始終貫徹這一政策,都城杭州城市規劃與建設的各個方面也不例外:為保境而擴羅城、修夾城;為安民而築海塘、治江河、浚西湖、鑿井池,建佛寺等;為加強與中原朝廷和外界的聯繫,在陸路被鄰國封鎖後,鑿礁石、辟航道,發展海上交通。

吳越國的城市和建築營建,可分為軍事性和制度性兩方面:


(1)外修羅城,內建子城:五代軍閥混戰,藩鎮勢力彼此制衡削弱,出於很強的軍事防禦需求,城市營建主要表現在多次擴建和新建外城城牆,最終形成了非常富有特色的「腰鼓城」形態。而子城的重建,也源自一次軍事暴動。


(2)營國之前,開府置官,其治所的規制介乎郡治和皇宮之間,只稱鎮海軍使院,奉尊中原,不稱帝,不立年號 ,不發明堂,擴建城牆和營建子城名義上還是奉詔而為,並不稱皇城。而建國之後,數次大修台館,營建宮室。


通過對文獻的整理可以發現,吳越國對子城及子城內使院宮室的營建大多集中在唐已滅亡、後梁取而代之成為中原正朔以後的頭二十年內,略晚於羅城的營建。其中,第一次營建是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的鎮海軍使院,第二次是十年後,唐剛剛滅亡,錢鏐便在梁太祖的支持下築子城,三年後並「廣之」。這兩次營建時間間隔非常近,第二次築子城未必有大的改動,但由「鎮海軍使院」到錢王宮,其象徵意義上卻有了質的飛躍。

是誰一手締造了杭州這座城市?


錢鏐 資料圖


江浙一帶的人們善經商,浙東之地冒出了一個「寧波幫」,這些都是世人皆知的。但它的先行者是誰?可能還很少有人知道。在錢鏐及其繼承者統治吳越國期間,中原地區由於列國紛爭戰亂不斷,與海外的政治、經濟、文化交往一度中斷,而吳越國則憑藉其社會安定和經濟繁榮的基礎,積極發展與海外各國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據文獻記載,古代的朝鮮、日本、印度和阿拉伯等國家,都曾與吳越國有過經濟和文化的交往,其中,吳越國與日本和朝鮮的交往尤為頻繁。


吳越國時期(907年一978年)朝鮮半島上先後存在有新羅、後百濟和高麗等國,吳越國與這些國家都曾有過經濟和文化上的交往。據《新五代史》卷六十七記載,吳越國建立之初,錢鏐就「遣使冊新羅、勃海王、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

吳越國建立後,錢鏐及其繼承人曾經多次派遣使節前往日本,積極增進與日本的經濟文化交流。由於中日之間往來不便,吳越國與日本的交往最初是通過民間商人進行的。當時前往日本經商的吳越商人,其著名者如蔣承勛、蔣兗等人,都曾充當吳越國的使節,例如:蔣承勛於公元936年、953年兩次攜帶吳越王的信使出使日本,並把絲綢、絹、綿羊等禮物送給日本朝廷。商人鮑置還曾帶去孔雀等珍禽獻給日本天皇。據史書記載,數十年間,就有14次民間商船來往於中日兩國之問,當討開到日本的中國商船,幾乎都是從吳越國去的。


提到貿易,又不得不提一下,錢家人對江海塘的興建。杭州地處錢塘江之濱,聞名世界的浙江潮雖給人們增添了奇景壯觀,然而也給當地居民帶來災難。從城南秦望山到今海寧約有十八堡的數十萬畝田地,常常是「悉成江面,民不堪命。」唐末杭州刺史崔彥曾,在城區東南修築過五里長的「沙河塘」,但是由於規模較小,未能阻擋潮水的衝擊,消除潮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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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氏捍海塘結構示意圖


吳越建都杭州,潮患就成為直接影響吳越國的財政收入和政局穩定的重大課題了。開平四年(910年)八月,錢鏐發動民工在候潮門、通江門外一帶興建一條長堤。先在離岸二丈八尺的範圍內,打下木樁六層,每層中間又充實裝有石頭的竹籠與泥土,交錯密排,堆成泥塘。泥塘之外,又植「棍柱十餘行,以折水勢」;泥塘之內,再築石塘,使之牢固。這條從六和塔至艮山門的堤塘,由於民工的努力,只花了三個多月就完工了。後人稱這條海塘為「錢氏捍海塘」或「錢氏石塘」。隨後,泥沙漸積,堤岸益固。在石塘附近「悉起台榭,廣郡郭周三十里」。「錢塘富庶,由是盛於東南」。


相傳,吳越國王錢鏐又開鑿了錢塘江中的「羅剎石」(石灘),使江運暢通,促進了海外貿易的興盛。「舟楫輻輳,望不見其首尾。」越國與日本、高麗等國發生的貿易關係便是以此為依託。候潮門外的欏木橋所用的欏木,就是從日本運來的。


兩浙成為中國佛教中心是從吳越國開始的。唐時吳越地區的佛教已經相當發達,入宋以後,中國佛教發展的一個很大特點是各個宗派的融合。這種融合在法眼宗延壽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這種佛教宗派的融合能在吳越國的土壤上實現,與吳越國各種宗派的聚積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吳越國的藝術,有很多記載表明錢氏子弟能書能畫,但他們的作品無一流傳至今。現在,引起人們注意並能代表吳越國藝術成就的倒是那些佛教雕刻,今人對此有很多的介紹。中國的石窟造像和摩崖龕像到唐時在數量上、藝術上都達到了最高峰。但當時的遺物,大半集中在西北和華北地區。到了五代以後,北方鑿窟造像的風氣開始衰微;但在杭州地區,留下了不少從五代到元的數量豐富的造像。


吳越國造寺極多,杭州的寺院分布尤為密集,還出現了一個頗負盛名的建築專家俞皓,這種建築經驗的取得,是與佛寺的大量興建分不開的。對《咸淳臨安志》所列寺院進行統計,明確在錢氏統治時期修建的有395座,加上前代遺留的91座,杭州境內共有寺院486座。這些寺院往往容納僧眾極多。


吳越國這種濃厚的佛教氣氛的形成,一方面與南方地區由來已久的淫祀之風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是吳越諸王竭力倡導的結果。五王之中,尤以錢俶為盛,在他的統治時期,佛教的發展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錢俶為延壽《宗鏡錄》作序.云:「詳夫域中之教者三,正君臣。親父子。厚人倫,儒吾之師也;寂兮寥兮,視聽無得。門微妙升虛無,以止乎乘風馭景。君得之則善建不拔,人得之則延貺無窮。道儒之師也;四諦十二因緣三明八解脫,時習不忘,日修以得,一登果地,永達真常,釋道之宗也。惟此三教,並自心修。」可見,雖說是三教並重,錢俶卻將釋教置於第一位,佛教是儒、道二教之宗。五代十國時期,崇佛的君主大有人在,但從無一人將佛教提到如此的高度。如果說錢鏐對佛教的尊崇還局限於初級的迷信,那麼錢俶已將它作為吳越國的國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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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越國國境圖


吳越崇佛的一大結果便是佛教人口的膨脹。如前所述,在錢氏政權創立的初期,軍人在人口構成中占重要比重。到吳越同的後期,僧侶在吳越國的人口構成中佔據極大的比重。


據同書卷二六《溫州雁盪山願齊禪師》,開寶五年,吳越王長子在西關建光慶寺,訪求得禪眾三百人同入新寺。又據《景德傳燈錄》卷一九《杭州龍興寺宗靖禪師》,宗靖住龍興寺,「有眾千餘」。據《景德傳燈錄》卷二五《杭州永明道潛禪師》,道潛說法,「眾常五百」。吳越國到底有多少僧人,今已無法確知,但憑上述數則記載,其國僧侶人數之多,是可以推想而知的。


錢氏統治杭州時,雖然社會經濟有了發展,但對人民的剝削十分殘酷,苛捐雜稅,名目繁多。「自(錢)鏐世,常重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卵般,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史各持其薄列於廷,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笞數,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笞百餘,人尤不勝其苦。」甚至在西湖裡釣魚,也要交魚稅。勞役更重。據《五代史補》卷記載:「錢鏐封吳越國王后,大興府署,版築斤斧之聲,晝夜不絕,士卒怨嗟。」有人用白石灰在府署大門上偷偷地寫訴苦詩:「沒了期,沒了期,修城才了又開池」。表示對錢氏無止境勞役的強烈不滿。


參考資料:


《三吳都會 古代杭州城市建設 》 陳潔行,張務德;《古都開封與杭州》 李路珂;《南宋都城臨安研究》 林正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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