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學的大作家埃科告訴你，從古至今人類是怎樣樹敵的

【編者按】今年2月19日，義大利作家、學者翁貝托·埃科去世，享年84歲。作為埃科作品的中國出版商上海譯文出版社計劃在2016年內出版多部作家生前近作，其中包括這本雜文集《樹敵》。《樹敵》全書收文15篇，內容跨越古今、遊走多重世界，將作家的多重身份融合於一本書中。本文選摘自該書的開篇之作，《樹敵》同時也是本書題名的由來。博學的埃科通過一系列的旁徵博引，告訴讀者，從古至今，人類是怎樣把與自己相異的族群——異族人、黑人、異教徒、猶太人、女巫、麻風病人，甚至如今的非歐移民——一步步樹立成敵人。

翁貝托·埃科

幾年前，我曾在紐約遇到一個名字十分拗口的計程車司機，他說自己是巴基斯坦人。隨後，他問我從哪裡來，我說義大利。他又問起義大利有多少人，當他得知義大利的人口竟如此之少，且官方語言並非英語時，顯得十分震驚。

最後，他問我誰是義大利的敵人。我問「什麼？」，他耐心地向我解釋說他想知道這幾百年來義大利在和哪個民族打仗，不管是為了領土爭端、種族仇恨，還是邊界侵略等其他原因。我說我們沒和任何民族打仗。他耐著性子，繼續向我解釋他想知道誰是我們的宿敵，也就是那些曾經和義大利人相互殘殺的民族。我再次重申我們沒有這樣的敵人。最近的一場戰爭發生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即使是在那場戰爭里，最初的敵人和最終的敵人也並非同一個民族。

他對我的回答很不滿意。一個民族怎麼可能沒有敵人呢？

下車時，我為本民族這種麻木的和平主義多給了他兩美金的小費。結果剛一下車，我就突然意識到剛才本應這樣回答他： 義大利人並非沒有敵人，但卻不是外來的敵人。他們根本無法在「誰是敵人」的問題上達成共識，因為他們總是在內部持續地爭鬥： 比薩和里窩那斗，歸爾甫黨和吉伯林黨斗，北方派和南方派斗，法西斯分子和反法西斯游擊隊斗，黑手黨和國家斗，政府和法院斗——只可惜當年還沒發生兩屆普羅迪政府的倒台事件，否則我還可以向他好好解釋一番什麼叫在盟友的「火力支援」下打敗仗。

阿杜瓦戰役

不過細細想來，我的確認為我國最大的不幸恰恰就在於近六十年來，我們不曾有過真正的敵人。義大利的統一得益於奧地利人的存在，或者如白爾謝所說，得益於「粗野且令人生厭的日耳曼人」；而墨索里尼則是通過一戰時期「殘缺的勝利」由加布里埃爾·鄧南遮提出的表述，指義大利雖然是戰勝國之一，但卻沒有獲得任何實際利益。多加里戰役和阿杜瓦戰役之辱以及猶太式的富豪民主所強加於義大利的不公正裁決才成功激起了國民的復仇情緒。且看當偉大的敵人「蘇聯」解體，「邪惡帝國」逐漸消失之時，在美國出現了怎樣的局面： 他們的救世主身份瀕臨崩潰，直到本·拉登出現時才得以緩解；後者對美蘇對抗時期從美國所受之恩惠念念不忘，終於在這關鍵時刻向美國伸出憐憫之手，為布希政府提供了樹立新敵，從而提升民族凝聚力及鞏固自身權力的絕好機會。

擁有一個敵人不僅對確立自身身份有著重要意義，同時也意味著獲得一個對照物，用來衡量我們的價值體系，並通過與其對陣來突顯自身的價值。因此，當這樣的對立者不存在時，就需要人為地樹立一個敵人。我們不妨看看維羅納的光頭黨在此事上所表現出的「慷慨的靈活性」： 凡不屬於本團體的任何其他團體都被看作是他們的敵人。所以說，我們今晚探討的主題並非簡單地「識別對自身具有威脅性的敵人」，而是製造和定義敵人的過程。

在《反喀提林演說四篇》中，西塞羅本不需要對敵人的外表進行描述，因為他已經掌握了喀提林陰謀叛變的證據。然而，在進行第二次演說時，他卻特意將喀提林盟友的嘴臉描繪了一番，將其卑劣形象影射到核心人物喀提林的身上。

西塞羅有著與奧古斯丁相同的道德倫理觀，都十分鄙視異教徒。因為他們與基督教徒不同，常常流連於馬戲場、劇院和露天劇場，以及慶祝酒神節。由此看來，敵人是與我們不同的人，他們遵循有別於我們的習俗。

西塞羅的反喀提林演說

外族人就是一種典型的異類。早在古羅馬時期的浮雕作品中，蠻族人就總是以一副鬍子拉碴和塌鼻的形象出現。眾所周知，就連「蠻族人」這個詞本身都在影射外族人在語言及思維上的缺陷。

然而自古以來，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異類被我們當作敵人，並非由於他們構成了直接威脅，而是由於他們中的一些代表顯示出某種威脅性——雖然並沒有直接威脅到我們。這也就意味著不是威脅性突顯了差異性，相反，是差異性成為了威脅性的標誌。

請注意塔西佗如何形容猶太人：「我們認為神聖的一切，在他們看來都是世俗的，我們認為骯髒的一切，在他們看來都是合法的。」（這話不禁讓人聯想起英美人對法國人食用青蛙以及德國人對義大利人濫用大蒜的厭惡。）猶太人是「古怪」的民族，因為他們不吃豬肉，做麵包時不放酵母，在第七日無所事事，只在他們的族群之間通婚，出於「特立獨行」的心理需要而非衛生或宗教原因（請注意這一點）實行割禮，對死人實行土葬，還不崇拜我們的皇帝。一旦他們在實際生活中表現出某些有別於我們的習慣（如實行割禮、守安息日等），這類說法也就越發誇大其詞，變成了傳聞（如供奉毛驢的肖像，污衊父母、子女、兄弟、祖國和神靈）。

在對待基督徒的問題上，小普林尼並沒有找到具有實質意義的控訴要項，因為他不得不承認基督徒非但沒有犯下任何罪行，反而一直在行善積德。可他最終還是將他們統統處死，理由就是因為基督徒不供奉羅馬皇帝。這樣一種明顯而本能的拒絕行為顯示了他們的「差異」所在。

另外，隨著不同民族間接觸的增加，新型的敵人已不僅僅是處於我們的群體之外、在遠隔千里的地方顯示其差異的人群，還包括那些處於我們內部的人——我們之中的人。就好比今天的非歐移民。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的行為與我們不盡相同，也說不好我們的語言。在尤維納利斯的《諷刺詩》里，他們就是狡猾奸詐、厚顏無恥、好色淫蕩、有膽子跟朋友的祖母上床的希臘佬。

尤維納利斯《諷刺詩》

黑人由於其獨特的膚色而成為所有種族的異類。

黑人是醜陋的。敵人必須醜陋，因為只有好人才配擁有美麗（「身心至善」的觀點）。

「臭氣熏天」。敵人總是散發著臭氣的。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初，某個叫貝里永的作家曾寫過一本書，名為《德意志種族的巨大排便量》（一九一五年）。他在該書中稱一個普通德國人排出的糞便量比法國人更多，且氣味更加難聞。

最臭的莫過於吉卜賽人了，正如龍勃羅梭所說，他們「以腐爛的動物屍體為食」（《犯罪人論》，一八七六年）。另外，在《俄羅斯之戀》中，詹姆斯·邦德的女對手羅莎·克列伯也散發著體臭。她不僅是個蘇聯人，還是個「蕾絲邊」。

很久以來，至少從基督教誕生開始，猶太人就是呲牙裂嘴並且惡臭難當的，他們的典型就是敵基督。因此，他們是基督教的大敵，不光是我們的敵人，也是上帝的敵人。

如果說敵基督將在猶太民族中誕生，那麼他的形象就會不可避免地對猶太人造成影響，這一點無論是在世俗排猶主義、宗教排猶主義還是在十九至二十世紀的資產階級排猶主義中都有所體現

從面容到服飾，猶太人的敵對形象就這樣被塑造起來： 他們殘殺幼兒，嗜血解渴。這樣的形象很早就出現在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書中講述了一個少年的悲慘經歷。這個少年與特倫托的聖西蒙尼諾十分相似，當他唱著「大哉救主之母」經過一個猶太人居住區時，遭到了猶太人的綁架。後來，猶太人割斷了少年的喉嚨，把屍體扔到井裡了事。

《坎特伯雷故事集》

猶太人殘殺少年、嗜血解渴的習俗有著十分複雜的歷史根源。因為在基督教的內部敵人——異教徒——之中，這種習俗也早已存在。

因為社會地位低下而被劃入醜人行列的顯然還包括流氓慣犯和妓女。不過說到妓女，我們又進入了另一個話題，一個關於性別敵視或性別歧視的話題。自古以來，一直是男性主導社會，書寫歷史，或一邊主導社會一邊書寫歷史，所以女性向來都被描繪成「禍水」。我們可不能被女人天使般的容貌所迷惑，相反，正是由於大多數文學作品中的女性都以溫柔美麗的形象出現，民眾更感興趣的雜文世界一直在把女性的形象妖魔化，無論是在古代、中世紀還是現代都是如此。

倘若放蕩不羈的喬萬尼·薄伽丘（《大鴉》）對女性的評價尚且如此，大家可以想像一個中規中矩的衛道士又會想些什麼，寫些什麼，來維護所謂的「保羅原則」（倘若玩火必自焚，莫若從不知曉肉體的快感）呢？

然而，在現代世界中，女巫們開始集會、舉行儀式；開始飛行；開始變身為動物；開始成為社會的公敵，以至於必須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審判，必須被處以火刑。當然，今晚的主題並非討論「女巫」這一複雜的現象，也並非研究她們是不是在一系列社會危機、西伯利亞薩滿教或永恆的邪惡典型影響之下所產生的替罪羊。我們今天在這裡所探討的是一種樹敵的模式——這種模式與將邪教教徒及猶太人定性為敵人的過程十分相似。

接下來的幾輪迫害是針對麻風病人展開的。卡洛·金茲伯格曾在《夜間歷史： 解讀安息日》（都靈，伊諾第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六至八頁）中進行如下敘述：一三二一年，法國所有的麻風病人都被燒死了，因為他們曾試圖在河水、噴泉和井水中下毒，來毒害全國的民眾。「那些女麻風病人承認了罪行，或是主動的，或是迫於酷刑逼供。所有沒懷孕的女麻風病人都要被處以火刑。有身孕者要被囚禁起來，直到孩子出生並斷奶之後，再被燒死。」

從這段文字中，我們不難看出對傳播疫病者處以刑罰的根源。但金茲伯格所描述的迫害還不自覺地體現出另外一點： 麻風病人被與猶太人和撒拉遜人扯到了一塊兒。許多年代史學家都曾有過類似的記述，說猶太人是麻風病人的幫凶，因此有許多猶太人也與麻風病人一起被燒死。「當時，無法無天的民眾對麻風病人進行就地處決，在完全不通報神父或地方長官的情況下，就直接把他們關在房子里，連同牲口和傢具一起統統燒掉。」

有一個麻風病人頭目承認曾受到猶太人的金錢誘惑： 那個猶太人曾交給他一些毒藥（用人血、尿液、三種草藥和神聖的祭品配製而成），毒藥被藏在一些袋子里，袋子里還裝有重物，以便能夠沉入噴泉水池的底部；可授意猶太人這樣做的卻是格拉納達的國王，另外一份史料表明巴比倫的蘇丹也曾參與陰謀。就這樣，三類宿敵瞬間被攪和到了一起： 麻風病人、猶太人和撒拉遜人。至於第四類敵人——異端分子，則是因為一個細節而被卷進來的： 麻風病人在集會時要朝祭品吐唾沫，還要踐踏十字架。

晚些時候，女巫們也開始舉行類似的儀式了。十四世紀時，出現了最初的針對邪教徒的審判程序手冊，如貝爾納·居伊的《針對邪惡墮落的審訊指導》和尼古拉斯·埃梅里克的《審訊守則》；十五世紀（當時，佛羅倫薩的費奇諾奉科西莫·德·美第奇之命翻譯了柏拉圖的作品，人們正準備高歌「多麼輕鬆，多麼美妙，我們與中世紀告別了」），則出現了約翰尼斯·奈德的《蟻丘》（創作於一四三五至一四三七年之間，一四七三年正式出版），該書第一次談論了各類現代巫術。

如此看來，敵人是不可或缺的。即使文明在不斷進步，敵人的形象也不能被消除。樹敵是人類天性的一種需求，就算是性格溫和、熱愛和平的人也不能免俗。在這種情況下，無非是把敵人的形象從某些人轉移到某些自然力量或具有威脅性且必須被戰勝的社會因素上。例如： 資本主義的剝削、環境污染、第三世界國家的飢餓問題等。如果說上述樹敵行為都「不無道理」，那麼正如布萊希特所說，對於不公正現象的仇恨和報復便也會翻轉臉面，變成正義。

既然樹敵是與生俱來的心理需要，那麼在此種需要面前，道德是否就顯得軟弱無力了呢？我認為，道德的作用並不在於粉飾一個沒有敵人的世界，而在於試圖理解對方，站在對方的角度進行換位思考。在埃斯庫羅斯的筆下，我們看不到對波斯人的仇恨，因為他對波斯人的悲慘遭遇感同身受。愷撒對於高盧人表現出高度的尊重，最多也只是讓他們在每次投降時痛哭流涕一番。塔西佗對日耳曼人相當讚賞，說他們體格健美，對於他們的指責也僅限於不講衛生及怕苦怕累，因為他們無法忍受炎熱和乾渴。

嘗試去理解對方意味著打破陳規，但並不需要否認或消除雙方之間的差異。

然而，我們都是現實主義者。如此理解敵人，只有詩人、聖人或叛徒才能做到。我們內心深處的本能則完全是另外一碼事。一九六八年，美國出版了一部作者不詳的作品： 《來自鐵山的秘密報告： 關於和平的可能性與渴望度》（甚至也有人把它記在加爾布雷斯的名下）。顯然，這是一篇反戰的文章，或者說是一篇充滿悲觀主義色彩的、認為戰爭無法避免的文章。發動戰爭就必定要確立對抗的敵人，因此，戰爭的不可避免性直接導致了確定及樹立敵人的必然性。因此，這篇文章以極為嚴肅的態度進行了分析，並認為整個美國社會轉而趨向和平的態度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因為只有戰爭才是促使人類社會和諧發展的根基。戰爭所帶來的消耗是調節社會良性發展的閥門： 只有戰爭才能消耗社會的儲備物資，戰爭是一隻飛輪；有了戰爭，一個群體才會有「國家」意識；如果沒有應對戰爭的經歷，一個政府甚至無法確立自身的合法地位；只有戰爭才能維護不同階級之間的平衡，才能妥善處置和利用反社會的因素。和平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以及青少年犯罪率的上升；戰爭則能以最正確的方式疏導各種騷動的社會力量，賦予他們某種「地位」。軍隊是窮苦之人及被社會邊緣化人群的最後希望；只有掌握著生殺大權的戰爭體系才能驅使社會付出血的代價來換取其他本不依靠戰爭的產業——如汽車產業——的發展。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戰爭是解決多餘生命體的閥門；如果說直到十九世紀，在戰爭中死亡的多半還是有價值的社會群體（士兵），留下的卻是老弱病殘，那麼如今的戰爭體系已能解決這一問題，因為我們可以朝養老中心等地點進行定點轟炸。比起殘殺幼兒的宗教儀式、禁慾行為、強制斷肢及過度使用死刑等行為，戰爭能更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長……說到底，雖然戰爭充滿了衝突和對抗，但卻是一種最為「人性化」的發展藝術。

這麼說來，我們應該堅持且加緊樹敵的行為。喬治·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堪稱典範的模式。

即使沒有《一九八四》中描述的這般瘋狂，我們也能意識到人類對於樹敵的需要。我們正在見證自身對新移民群體有多害怕。我們把某些非主流的外族個體的特點擴展到整個民族，把羅馬尼亞的移民樹立成義大利的敵人。對於這個正在經歷種族變革、對自我身份的識別感到困惑的社會，移民成了理想的替罪羊。

責任編輯：石劍峰澎湃新聞報料：4009-20-4009 澎湃新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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