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鐘錶價格和工業革命

（圖片來源於網路）

時間觀念的不斷強化是現代社會文明的一個顯著特徵。那麼，鐘錶是現代文明的重要部分，因為它代表了時間！事實上鐘錶工業也能反映現代社會文明興起的一些因素。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11章寫道：「（上世紀）中葉售價20鎊的表，現在可能只要20先令就能買到。」20先令兌1 鎊，這意味著手錶價格100年內降了95%，摺合每年降價3%。Kelly和Grada利用倫敦中央刑事法院（俗稱Old Bailey，老貝利，以下沿用）檔案中失竊手錶價值數據檢驗了這一論斷。他們發現：如果不考慮質量變化，1710-1809年間，手錶價格每年降價約1.3%，100年降幅約合75%；如果考慮鐘錶質量上升，年降價幅度達2%，總體降幅約合87%，與亞當斯密論斷相近。這個數字也可作為當時勞動生產率增速估計。技術進步和精密分工是英國手錶工業進步主要原因，但後期由於成本上升，最終被瑞士、美國等趕超。此外，手錶是最早的大眾商品，製表業對其它工業部門也有一定的外溢效應。

最早計時用鐘擺。胡克在1658年提出了遊絲的構想，惠更斯在1675年製成了第一隻利用遊絲計時的機械錶。此後英國工業快速發展，到18世紀末產量達每年200000隻，約佔歐洲機械錶總產量一半。作者引Cippola研究稱：「截止1680年，無論是產量還是創意，英國製表業都在歐洲居於主導地位。」鐘錶擁有量快速上漲，逐漸成為大眾商品。作者引Thompson和Voth對當時英國手錶估計的保有量來說明這一點：Thompson估計截止19世紀初，當時英國共有約80萬隻銀及其它金屬製成手錶及40萬隻金錶；Voth則認為總保有量在140萬至310萬之間，這意味著平均每1.8至4位成年人就擁有一隻手錶。另一證據來自遺囑及財產清單。根據De Vries研究，截止1675年，提到手錶的遺囑不超過英國遺囑總數的10%，而到1720年代這個比例已經超過三分之一。1770至1812年，40%窮人的財產清單里都有手錶。法國有類似情況，財產清單里提到手錶比例從1700年的13%升至1780年代的70%。同時期工人遺囑中提及手錶比例則由5%升至32%。

手錶體積小、價值高、轉賣便利。作者提及當時人們，尤其是拿工資的窮人常用手錶儲藏價值：有飛來橫財則買手錶，食不果腹時再典當或賣出。盜賊也很喜愛這些優點，所以當時手錶失竊案很多。1810年前，盜竊手錶都是比較重的案子，失主要到老貝利報案，登記丟失手錶種類及價值。1810年後，此時市場上已有很多價格低廉手錶，失竊案多由分局處理。老貝利登記只有一部分，且沒有記載手錶種類。

上圖給出1675-1850年老貝利丟失手錶及數量圖。1810年前檔案共有3246條失竊記錄，其中61%是銀表或其它金屬手錶，9%是名貴許多的金錶。1810年後有4027條記錄，但幾乎所有都籠統稱之為手錶。金錶銀表價值差異可從1798年政府稅收法令看出：每隻銀表徵稅2.5先令，金錶徵稅10先令。以1720年代為例，當年失竊手錶價值中位數為4鎊，75分位點為2.5鎊，最便宜有1鎊的手錶。而當時倫敦普通建築工人周薪約為0.9鎊，可看出手錶還是不便宜。到1790年代，工人真實工資變化不大，約0.95鎊一周，但手錶價格顯著下降：中位數到了2鎊，75分位點在1.25鎊。盜賊偏好偷名貴手錶，這會導致高估價格；手錶價格逐漸下降，許多便宜手錶失竊不記載，又會導致低估價格，兩偏差方向相反。

作者首先考察手錶降價幅度，以此檢驗亞當斯密斷言準確程度。由於1810年後許多失竊案件不再經過老貝利，數據不可靠，而1710年前樣本太稀疏，僅92個，故作者只考慮1710-1809年，恰好100年。篩去兩個0.1鎊，一個20鎊特殊值後，銀表價格平均每年降低1.3%，100年共計75%，金錶得到類似估計結果。這一數字沒有考慮質量進步。如果假設1710年價值居中手錶在1809年排第75分位點，則估計結果為87%，與斯密估計接近。上圖繪出100年間價格動態。

作者引Clark研究說明1710-1810年英國真實工資幾無變化，手錶價格相對真實工資降幅約為每年1.4%。因機械錶屬勞動密集產業，除金屬成本外便是熟練勞動力成本，價格下降可反映當時勞動生產率進步。當時銀表普遍耗銀量在2盎司左右，多的有2.5盎司，又英國實行事實上的銀本位，1鎊摺合3.8盎司銀。減去這塊成本，可估得更精確生產率進步，約為每年1.4%。不過，這有可能低估價格降幅。因當時製表業在蘭開夏（Lancashire）聚集，而當地棉紡織業也快速崛起，真實工資在1760年代至1830年代間上漲40%，從英國真實工資最低地區一躍成為最高地區之一。此外，老貝利數據本身也為當時手錶普及程度作了佐證。許多手錶在小旅館裡失竊，或在與妓女飲酒時被扒走。這部分手錶均價2.3鎊，一般是工人等佩戴。富裕階層丟失手錶均價是5.7鎊。

作者最後簡單討論英國製表業興衰歷程。上圖展示分位數回歸結果，上半部顯示1810年前，各價位手錶都在降價，且降幅都在1.3%每年左右。下半部展示1810年後英國產各價位表都在漲價，低檔漲幅在1%每年，高檔則達到3%每年。作者指出，早期英國製表業快速發展，一是科學家（如前述胡克、惠更斯）和熟練工人密切配合，二是深化分工。作者引當時考文垂一個製表商的原話：僅僅是機芯製造就有102道獨立工序。包銅、馬輪、發條盒、馬叉、擺輪、棘輪等細小部件都有專門生產商。儘管科學動力不明顯，但相互聚集的製表商改進機器和工藝帶來了每年約1.5%的勞動生產率進步。熟練製表工還可能為同地區工業帶來正面溢出效應。此外，製表工人也屬於當時工人群體中教育程度較高者。根據1773至1845年一間教堂保留結婚檔案：只有28%製表工不能簽名。而這個比例在礦工和普通工人中分別是83%和69%。

不過，英國製表業很快就被大陸國家超過。作者給出解釋是勞動成本高（1815年時約為蘇黎世兩倍）、比較優勢不明顯以及在組織和技術上保守。

文章來源：Kelly M, O Grada C. Adam Smith, Watch Price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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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值主編：熊金武 責任編輯：彭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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