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寶書的世界史

撰文：程映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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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五十年前，由解放軍總政治部在內部發行並多次修訂的《毛主席語錄》（以下簡稱《語錄》）在全國公開發行，被稱為「紅寶書」和「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短短几年中成為中國有史以來印刷量最大的書籍，其語言風格影響了好幾代中國人。

就在同一年，《語錄》也翻譯成多語種向世界很多國家大量密集發行，幾乎成了當時唯一對外發行的書籍。有關它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兩年前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論文集，書名是《毛的小紅書的世界史》（Mao』s Little Red Book—A Global History，Alexander . Cook,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以下簡稱《小紅書的世界史》），介紹《語錄》在世界一些國家傳播及其衰落的過程，對了解整個文革時期的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有一定參考價值。

《小紅書的世界史》收集了十三篇論文，除了介紹《語錄》翻譯出版的過程和在中國國內的作用，主要介紹了它在坦尚尼亞、印度、秘魯、蘇聯、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東西德國、法國和美國激進的非裔和亞裔社會運動中的影響。論文的作者們在梳理《語錄》在這些國家的出版發行概況之外，都試圖把它的影響和興衰放在這些國家國內政治和對華關係的背景下，所以有一定的歷史和思想深度。以下就幾個主要案例作重點介紹。

坦尚尼亞是中國60年代在非洲的重要盟友，其領導人尼雷爾在獨立後提出烏賈瑪社會主義，把居住在傳統村社中的農民集中搬遷到烏賈瑪公社過集體生活。他數次訪華，視中國為榜樣，把中國的領袖崇拜、動員機制和對人民思想覺悟的強調視為非洲國家可以擺脫按部就班的現代化發展模式的途徑。1967年，《語錄》的英文和斯瓦希里文本進入坦尚尼亞，不但在主要城市的書店出售，而且在一些鄉鎮的書店也能見到。《語錄》的主要讀者是知識分子和國立達累斯薩拉姆大學的學生，但一般不識字的民眾通過國家電台和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播放的節目來了解書的內容，《語錄》的影響因此大大擴展。受《語錄》的影響，坦尚尼亞領導人也開始編輯出版自己的《語錄》。1967年底，坦尚尼亞軍隊政治部編輯出版了總統卡魯梅的《語錄》（主要是他演講的內容）。隨著《語錄》的傳播，學生佩戴毛澤東像章，公共場所也出現毛澤東的畫像。

以《語錄》為標誌的文革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和坦尚尼亞國內政治中某些激進的傾向很契合。1968年坦尚尼亞發動了「青年行動」和「服裝行動」，掃除殖民時代留下的文化，尤其是女性服飾和髮式，例如迷你裙，緊身褲，假髮和化妝品等等，同時提倡坦尚尼亞民族服裝，實際是為了推廣政府偏好的統一的制服形式，如尼雷爾本人喜愛的「毛制服」，一些傳統的非洲部落服裝受到排斥甚至壓制。運動過程中發生了青年團員在街頭毆打甚至非法拘捕運動對象（即那些身穿「奇裝異服」的人）的行為。由於獨立後國家經濟政策的偏差，城市青年就業成為問題，坦尚尼亞也發起了「回鄉知識青年運動」，號召城市青年下鄉落戶或接受鍛煉。對中學和大學正規教育的精英主義也展開了批判，國家要求學生畢業後從事生產勞動。

但是，以《語錄》為象徵的文革文化在坦尚尼亞也逐漸遭到了抵制。鄰國肯亞對中國在非洲大力推動的毛澤東崇拜採取了限制措施，不但為此和中國斷交，而且和坦尚尼亞交惡，雙方就中國影響的孰是孰非展開論戰。一些政府官員擔心青年反西方和反傳統運動中的暴力傾向失控。達累斯薩拉姆大學一些獨立思考的學生成立了批判文革影響的異議組織。國家廣播電台收到聽眾來信，抱怨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節目中泛濫的毛澤東崇拜，說「可能北京電台忘了在我們的國家我們還有自己的總統和政黨」，有的還抱怨在坦尚尼亞的中國醫生一邊看病一邊散發《語錄》。這些都反映了大眾對文革文化的厭倦和反感。但最重要的是尼雷爾的「烏賈瑪社會主義」烏托邦試驗本身的受挫，使得以《語錄》為標誌的文革文化到了70年代初在坦尚尼亞基本失去了影響。

阿爾巴尼亞在文革時期的中國被稱為是「天涯若比鄰」的盟友。因為這種關係，《語錄》在阿爾巴尼亞的傳播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不但得到政府許可而且通過官方渠道進行的，此外也有一定的戲劇性。根據論文作者的材料，1967年夏天毛澤東在上海時不公開地接見了兩位專程來華討論《語錄》阿文版的阿爾巴尼亞的語言學家，康生和姚文元在座。毛顯然是同意在阿爾巴尼亞出版《語錄》的，但又用他一貫的自嘲口吻說自己的文字出了中國就不管用了。阿專家聽了非常緊張，說《語錄》對阿爾巴尼亞革命一樣重要。那次會見是康生是臨時安排的，甚至沒來得及通知阿爾巴尼亞駐華大使。康生當時負責翻譯和發行外文版《語錄》的工作，1966年阿爾巴尼亞總理謝胡訪華時，康生向他保證一年內完成《語錄》的阿文版，所以這兩個阿爾巴尼亞專家次年是來驗貨的。

1967年10月，首批5000冊《語錄》由專機送達阿爾巴尼亞，連同後來運去的，一共是10萬冊，由中國方面無償贈送。後來運去的一些版本在裝幀上考究了一些，有塑料封皮，內頁有口袋，很多阿爾巴尼亞人把它當皮夾使用，就和同時代很多中國人把錢和票證放在裡面一樣。從1967年下半年開始，《語錄》里的很多話和毛著中的論斷開始廣泛地在阿爾巴尼亞的學校、新聞和宣傳材料上出現。當阿爾巴尼亞的運動隊和文藝團體訪華時，在北京機場上他們被要求朗讀《語錄》中的片斷。阿政府有關部門特意為此發文，說雖然我們黨沒有這個習慣，但要這些訪華人員尊重中方的要求予以配合。

阿爾巴尼亞在毛澤東去世後和中國公開鬧翻了，起因要追溯到70年代初中美和解，後來是中國和阿的宿敵南斯拉夫和解。這兩個和解使得中國的朋友大大增加，阿爾巴尼亞的盟友地位下降，其領導人恩維爾·霍查自然有妒意。1979年，為了解釋中阿為何由盟友到論敵，他出版了回憶錄，透露了60年代中阿友誼的內情。原來，在文革醞釀和早期階段，阿黨對中國的個人崇拜是反感的，也不同意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社會下還會不斷產生階級敵人的論斷。更重要的是，阿黨不明白文革的目的究竟是什麼，為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擔心。由於中國是阿爾巴尼亞幾乎唯一的外援，霍查時刻擔心有變，內部發文件要幹部做好應變準備。但兩年觀察下來，證明了文革極大地鞏固了毛澤東的威望和地位，中國不會改變對阿的全力援助。阿黨於是放心了。1968年8月蘇聯東歐集團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阿黨非常擔心自己成為下一個犧牲品，於是邀請了中國軍隊總參謀長黃永勝訪問，商討應變事宜。《語錄》在阿爾巴尼亞的廣泛傳播，是和這些背景分不開的。

《語錄》在坦尚尼亞和阿爾巴尼亞的影響得益於國家政權和中國的關係，但在絕大多數國家，它的影響是通過激進的社會運動實現的。在印度，《語錄》一度成為革命的聖經。由於印度是多語種的國家，由中國運來的《語錄》有英文、孟加拉文、泰米爾文、僧加羅文、馬來文和烏爾都文的版本。印度共產黨毛派領導人馬祖達1967年正式和黨主流派決裂，建立了自己的組織，在西孟加拉的那夏巴里發起暴力鬥爭，他領導的印共因此被稱作那夏里特運動。馬祖達崇拜林彪。林彪發表於1965年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在《語錄》之前就在他的派系中傳播，一定程度上他是通過林彪的闡釋來理解毛澤東思想的。

那夏里特運動對《語錄》的宣傳和使用幾乎和中國文革時一樣。馬祖達向每個新加入組織的成員贈送《語錄》，數人組成一個學習小組交流心得體會，要求他們朗讀、背誦和引述其內容，在此過程中融合來自知識分子、學生和農村平民之間的身份差距。那夏里特宣傳中把《語錄》幾乎神化，下農村發動群眾時總是以朗誦它開始；戰士們視《語錄》為武器，一刻不離身。有一篇報道說一個少年戰士回家對自己的母親宣傳《語錄》，連吃飯時間也在引述和背誦毛的教導。

到了70年代初，《語錄》的影響在那夏里特運動中突然衰落，原因除了馬祖達對它的狂熱信奉引起一些成員的反感，還和中國此時對個人崇拜的降溫有關。1970年，那夏里特運動的一個領導人秘密訪問北京，受到周恩來的接見。周明確告訴他們不要神化中國領導人，不要把毛澤東稱為他們的「毛主席」，印度革命要走自己的道路。此人回到印度後，中國方面的意見很快在黨內傳播開來，大大削弱了馬祖達的地位和影響。不久，林彪事件發生，不但動搖了很多成員對中國的信念，而且直接影響了以「再版前言」為引導的《語錄》在那夏里特運動中的地位。

在西方國家，由北京外文出版社發行的《語錄》最早1966年底就開始出現。在法國，到1967年一月，巴黎一地售出的法文版《語錄》已有四千冊。此後，以出版發行左翼和新左翼的政治和學術著作聞名的Editions Seuil出版社也出版了《語錄》的法文版。Editions Seuil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的同時也批判蘇聯式的官僚社會主義，所以它既出版法農的《黑皮膚白面具》，也出版索爾任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在西德，1967年時約有十萬冊《語錄》在流傳，共有三個版本。第一是中國官方北京外文出版社印刷的，外包紅色塑料封皮，主要是由極少數前往東柏林的西德學生從中國駐東德使館那裡偷偷攜帶回來的。1967年夏秋，大量來自東德和西德的學生前往中國駐東德大使館，有時一天可達六、七十人，多半是要求得到《語錄》和其他有關文革的宣傳品。1968年初，東德當局在中國大使館周圍設警，禁止進入使館，此後北京版《語錄》在西德外傳的數量下降。第二個版本是法蘭克福一家名為Fischer的左翼出版社印刷的，由一個學習中文、喜歡毛澤東哲學思想和詩詞的德國學生翻譯，他對文革也充滿同情。第三是由一個叫Marienburg的出版社印刷的，書名改成《毛澤東語錄—七億人的必讀書》。但這個版本的《語錄》是西德右翼用於反宣傳的，出版社說發行這本書的目的是向讀者全面展示毛主義對於西方社會正統秩序的危害性，以引起西方人的警惕。在1967年，這本書也出版了兩萬冊。值得一提的是，對《語錄》的抵制在德國、法國和義大利都和極右翼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者的意識形態有聯繫。他們視《語錄》的流行為新的「黃禍」，大聲疾呼要西方人警惕，表現了《語錄》在西方社會影響的複雜性。

總的來說，《語錄》在西方社會的傳播主要是通過深受新左派影響的學生運動和知識分子群體來實現的。從觀念上來看，《語錄》對當時這些群體中流行的主要政治訴求都有利用價值：反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秩序、反以蘇聯為代表的官僚社會主義、反西歐國家受蘇聯影響走議會道路的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反主流價值和傳統觀念、反正規校園教育、反正常的社會分工和階級差異，總之，一切基於習慣和建制的東西都在反對之列。值得注意的是，《語錄》中其實不乏強調領導、紀律、秩序和服從的內容，在中國，這些內容會在有引導的閱讀中得到灌輸。但是在西方，《語錄》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都和主流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對立，它向西方的傳輸本來就藉助文革造反的氣氛，它在西方的讀者主要也是新左派，閱讀中不會有任何組織的引導，在這樣的情況下，《語錄》的精神很容易被認為只是鼓勵叛逆和對抗。在解釋《語錄》在西方世界流行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大眾傳播過程中，《語錄》的形式（語錄體的簡潔和多義性、小紅書的便攜性和其裝幀的象徵意義）往往比具體內容（毛的思想）更重要，它們的政治象徵性和文化標誌性其實超過了內容的重要性。很多人攜帶和揮舞小紅書，其實有點像今天流行的行為藝術。還有研究者強調，60年代正是從美國發源的便於攜帶的「口袋書」在西方世界流行的時候，小巧玲瓏的《語錄》很難說不是搭乘了那個流行文化的快車。

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對《語錄》的推崇幫助了它在非西方世界的傳播。英國劍橋大學有一個著名女經濟學家喬安·羅賓遜（Joan Robinson 1903-1983），從1950到1970年代在西方經濟學界有很大影響，她的學生中包括獲得諾貝爾獎的阿瑪蒂亞·森和約瑟夫·斯蒂格里茲。羅賓遜是西方經濟學家中著名的左翼人士，在50和60年代數次訪問過中國和朝鮮，讚揚中國的經濟制度。在她關於中國的三本書中有一本題目就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她也稱讚金日成是救世主，他領導下的朝鮮創造了「經濟奇蹟」。羅賓遜關心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問題，在60年代下半期和70年代上半期頻繁訪問印度，是印度最有影響的社會科學機構「發展研究中心」和德里大學的客座研究員。《小紅書的世界史》中關於印度的文章里介紹說，羅賓遜文革中訪問了中國之後就去了印度，據說她手裡揮舞著《語錄》，用其中的字句回答批評性的問題。例如有人說：「難道你不認為馬克思主義很教條嗎？」她回答說：「毛主席說教條主義比狗屎還糟糕。」這段軼事無法查考，但她在當時對文革的讚美是學界周知的。《語錄》中並沒有這段話，但毛澤東在延安時期也確實說過教條主義是狗屎不如。

那麼，《語錄》中究竟有哪些具體內容、又在怎樣的背景或者語境下被引用？作為可以隨身攜帶的小冊子，《語錄》又在哪些場合出現？或者說：《語錄》的指導性文本和具體的作為行動者的讀者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經歷過60年代的中國人，很多都能提供和《語錄》密切相關的個人經歷。但遺憾的是，這些最具有歷史意義的細節在多數文章中都沒有得到充分的反映。有些文章中出現一些細節但可惜太少，例如前文中提到的在印度，馬祖達讓不同身份的參與者在一起讀《語錄》，以此消弭社會階層差別。就有關西方國家的幾篇論文來說，它們用了大量篇幅對這些國家的左派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之間的歷史聯繫作介紹，再用很大篇幅對毛澤東思想和新左派社會運動之間在觀念和邏輯上的聯繫作分析。例如關於法國的文章，一大部分用於新左派哲學家阿爾都塞和毛澤東哲學思想之間的關聯。此外，在關於阿爾巴尼亞、蘇聯和東德的文章中，有關這些政權和當時中國之間的關係的篇幅也佔了很多。在大多數案例中，具體落實到《語錄》本身，還缺乏很詳實的材料。在這個意義上，這本書的很大一部分內容離小紅書的全球傳播「史」還有相當距離，和它與時代的關係之「論」更接近。雖然無可否認，它對這個題目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和綜合性的史料。

在實證方面相對做得比較詳細的是有關《語錄》在東西兩個德國流傳的文章，題目是「東西德國的毛聖經」。其中對《語錄》的翻譯者和翻譯經過、西德學生前往東柏林中國使館獲取《語錄》的情況等等有相當介紹。文章提到了西德大學生佔領校園的過程中出現的《語錄》，其中提到當時西柏林自由大學的建築物上懸掛著大幅標語「一切教授都是紙老虎」，很明顯是毛語錄「帝國主義和一起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在西方校園運動中的變體。為了限制左派宣傳品的泛濫，西德警方宣布學生在公開場合出售書籍是違法經商。學生們想出了對抗的方法:因為學生出售西紅柿不犯法，所以他們宣布每個西紅柿賣兩個馬克（這顯然是遠高於西紅柿的市場價），但奉送一本毛語錄。這個行為不但合法化了《語錄》的公開流通，也暗指著《語錄》是可以投擲的「武器」，因為在和警方對峙中，學生經常投擲西紅柿，後來確實也曾投擲過《語錄》。

就《語錄》是如何通過與具體的社會運動相結合、甚至如何改變個人的生活作用而產生影響這個問題，值得一提的是書中有關美國的一篇論文：「就這本書--《毛主席語錄》和亞非裔激進主義的形成」。它詳細介紹了《語錄》在60年代美國的非洲裔和華裔激進青年左翼政治運動中起到的教育、動員和對具體行動的指導作用，尤其是在加州舊金山灣區這個60年代形形色色的激進主義組織集中的地方，很多內容是中國讀者非常陌生的。毛澤東60年代上半期發表的支持美國黑人反種族主義鬥爭的言論和聲明引起了一些美國黑人政治活動家的重視，黑人激進組織「黑豹黨」的代表人物休伊·紐頓早在1966年前就開始閱讀毛澤東著作，從1967年開始就向運動成員推薦《語錄》，要他們認真閱讀。在《語錄》中提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地方，紐頓就說：「把它們換成黑豹黨和美國黑人就行了」。黑豹黨通過發放《語錄》來招募成員，建立組織，通過閱讀它理解鬥爭的概念。由於《語錄》代表了非西方有色人種的革命理論，比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和其他來源於歐美的批判理論更受非裔美國人的信任。美國的社會環境一向不利於激進的社會變革，更不用說是革命，而閱讀《語錄》，聯繫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些非裔激進分子把毛澤東思想中「幹革命」的概念理解為推翻現存制度的革命是可以製造出來的，而不是象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那樣要等待革命條件的成熟。觀念和行動比條件和環境更重要，這也是《語錄》特別受歡迎的理由。

在黑人激進分子的影響下，舊金山灣區貧窮的亞裔青年(以華裔為主也有日裔)中也出現了激進主義思潮和行動。根據當事人回憶，這些思潮和行動最初和閱讀《語錄》有關，然後在灣區黑豹黨的幫助下形成組織，模仿文革建立了「紅衛兵黨」（「Red Guard Party」），是一個半軍事化集體。這個黨的綱領中直接引用了《語錄》原話，聲稱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共產主義，目前綱領是社會主義。此外還模仿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建立了「紅衛兵黨」自己的若干紀律和行為準則。除了激進的政治要求，這個由華裔青年為主的政治運動從《語錄》中關於知識青年要和工農群眾相結合，要為人民服務的內容中得到啟示，開展了為華裔社區建立公共醫療機構和社區中心的活動，以此接近和發動群眾。有些參與者後來回憶說，《語錄》中關於知識青年只有參與社會實踐才能獲得真知的內容，尤其是「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只有親口嘗一嘗」的話對他們影響很大。有一個華裔家庭出身的女孩子，深受這個運動的影響，在1970年加入加大伯克利分校後積极參加激進的學生運動，一度被校方拒絕進入校園。她的父母是1955年離開中國大陸的，他們告誡她無論何時都不要相信「紅色語言」。但她在閱讀了《語錄》後感覺深受教育，後來乾脆退學專門從事舊金山華人社區的健康衛生等社會公益活動。加大伯克利分校是最早設立少數族裔問題課程的學校，有人認為這和60年代毛主義在非裔及亞裔中的影響有關。總的來說，《語錄》在激進的黑人和亞裔群體中的流行，和美國60年代興起的與主流白人文化相抗爭的族裔政治有一定關係，《語錄》中的階級意識形態被轉換成為底層的種族弱勢群體爭取權利的話語，這是它在美國流行的特殊之處。

如果要說《小紅書的世界史》另外還有缺憾的話，那就是全書沒有一篇論文介紹和分析《語錄》在東南亞，尤其是東南亞華人世界的影響。在世界範圍內，東南亞和這個地區的華人社會可以說是受以《語錄》為代表的文革文化影響最大的地方。這個絕大多數的左派和共產黨組織甚至武裝力量都處於來自北方的影響之下。《語錄》在這個地區的流行規模也是最廣泛的。筆者曾經做過東南亞左翼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的研究，見到了大量和《語錄》有關的生動的文字和圖像材料。所以，東南亞地區研究的缺席，也是這本論文集的一個缺憾。

這些照片反映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語錄》在馬來亞、新加坡和北加里曼丹左派報刊中的影響

就數量和規模來說，小紅書在60年代下半期越出國境的流行，可以算是世界文化傳播史上罕有的現象。但它在絕大多數地方的流行大概最多只有四到五年，然後湮沒無聞，今天除了在舊書市場偶爾可以見到，基本上沒有讀者。換了任何一本書，如果曾經達到如此規模的發行和流通量，其繼續存在的可能性都要大得多。因此，可以說是其興也勃，其衰也忽。究其緣故，恐怕有內外兩個重要原因。

內部原因是小紅書當年在世界範圍內的流行，用今天的話來說，本來就是60年代下半期中國特定國情下的文化輸出戰略，是國家斥巨資才得以實現的，並不是不同文化之間交流的正常現象。當國家文化戰略轉型了，特定文化產品也就過時了。到1970年左右中國政府就不再支持《語錄》的輸出了。而外部原因，則用得著小紅書的作者自己在那個年代的兩句話。毛澤東1967年對阿爾巴尼亞專家說自己的書出了中國就沒什麼用了，這恐怕更多地不是自謙，而是自省。就在那之前，他還就對自己的個人崇拜說那是為了打鬼，藉助鍾馗。其實，這個比喻用在《語錄》的世界性影響上更符合實際：從《小紅書的世界史》中以及筆者了解的其他案例來看，《語錄》在絕大多數國家的流行，都和當地的實用主義政治有關。這種實用主義政治或是象阿爾巴尼亞那樣出於確保中國援助的需要，或是不顧《語錄》的中國語境，生抄照搬，再不就是誇張它的象徵性，把它當作政治波普和文化時髦。總之，都是把小紅書當作鍾馗甚至是道具來用。這就是《語錄》的世界流行史留下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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