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舟：重建歷史古迹真的是一種中國式愚蠢嗎
文 |維舟
在當下中國，要干點什麼大事，很少能不引發爭議。修復古城當然就更是了——在復建的明太原城工程見於報道後，顯然有許多人不以為然，認為「復建」的古迹不過是假文物，目的也不在於古迹保護本身，而只為了開發旅遊之類的商業目的。此外，省下這筆錢用於改善民生，豈不更好？
這些年來，國內的確有許多「拆真古董，修假古董」的蠢事，不過，要說「古迹只能修復，已經消失的古迹，不可能復建，所能復建的只能是假託其名的假文物」（見十年砍柴《即使把阿房宮復修得超過秦始皇又能如何》一文），這卻也未必。
認為文物古迹是不可觸動、復原的存在，看似是尊重，實際上意味著距離感，認為它與現代生活無關。
如果說看到「假古董」生氣，那一定程度上倒不如說是因為復建的水平太差——不過，大部分人之所以反對復建乃至必要的修復，與其說是「古迹修復/復建得怎麼樣」這樣一個學術問題，而是「古城該不該修復/復建」這樣一個政治問題，也就是說，即便復原得再好，他也會不以為然，因為「復原」本身就被看作錯誤。
「修復」（restoration）和「復建」（rebuild）當然在概念上是有所差異的，前者是指在原物基礎上「修舊如舊」，而後者是指在原物已基本不存的條件下將其復原。
有些人主要反對後者，認為太原古城的復原就是一例；而更多的人則不加區分地反對所有這些做法——這也可以理解，因為國內確實有太多「破壞性保護」，以「修復」的名義反倒給古迹造成新的損毀。
在實際操作中，它們的邊界往往並非不可逾越：公元2世紀時，羅馬皇帝哈德良主持「修復」萬神廟，彷彿這仍是150年前始建者的作品，但從現代的角度看，他其實是用一種新的形式「重建」了它。
「將古迹作為不可觸動的過往遺存加以保護」的意識，是一種起源於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現代觀念，這與西方繪畫藝術中的透視法、本體論上的主客體二元關係有著密切關係。即便如此，這種意識也要到19世紀才最終確立，而城市中某個歷史街區或建築群，則晚至20世紀才取得了歷史文物的身份。
在此之前，無論中外，歷史建築之所以能保留下來，通常是因為遭到忽視，而非受到保護。拿破崙在回憶錄中曾說，他為首都巴黎的改造制定了宏偉計劃，如果他能再多活20年，舊巴黎的任何東西都不會剩下！
資料圖：巴黎凱旋門
這些年來，中國的歷史城區保護確實走了不少彎路，但平心而論，這大概也是不可避免要交的學費，因為「正確的古迹保護」的現代意識要深入人心，本身就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在歐洲，直至19世紀嚴格確立標準之前，「改造」、「美化」、「改進」、「翻新」、「維修」、「修復」（restoration）之類的概念，往往都意味著對古建築不同程度上的負面乃至毀滅性干預。
在二戰末期的義大利戰場上，美軍特意派出一批代號為「維納斯修理工」的文物軍官去協調，以避免遍地都是老房子的義大利城市毀於炮火，而大部分官兵畢竟並不清楚哪些文物更值得保護；然而在此之前，美國從未被視為在文物古建保護領域有何杰出表現，相反倒有過把自己為數不多的古建築也糟蹋了的著名案例。
（美）比爾·布萊森/溫華、張艷蕊/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01
按遊記作家比爾·布萊森在《失落的大陸——美國小鎮之旅》中的描述，1928年約翰·D.洛克菲勒投入巨資重建的威廉斯堡完全是一團糟：「你根本不能確定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憑空捏造的」，總督府看似很古老，但卻是1933年才重建的，原建築1781年毀於大火，沒人知道它原來是什麼樣，「在你轉到的每個地方，都能碰到偽造的痕迹。……你發現自己在不斷地猜疑，你正在觀看的到底是真正的歷史，還是某種迪士尼式的裝飾？」
這在許多古建修復的教科書中被視為一個失敗的典型案例，共有82座建築被修復、341座被重新建造、720座1790年代（洛克菲勒確定的截止時間）後的建築被毀壞。這促使人意識到，如果不想讓修復工程淪為「電影外景地」，必須進行認真的研究和高水平的施工實踐。
位於威廉斯堡的州長宮
然而，這意味著歷史古迹完全不應被修復或不應復建嗎？並不是。
讀一讀Jukka Jokilehto所著的《建築保護史》，就可知問題並非如此簡單。
的確，一直有學者反對任何修復（如英國學者John Ruskin聲討任何修復行為，認為這其實是對紀念物的「毀滅性破壞」），但另一些學者，如George Scott，則覺察到Ruskin在保護主義上已走得太遠了。
因為，雖然不對那些古老的雕塑作品或已經廢棄的建構進行修復的做法是可取的，但「對於那些既是古迹又同時仍在使用的建築（例如教堂），若不經常加以修繕，它們是無法存留下來的。而且，這些建築的損壞過去已經在發生」。
這方面，德國在1842-1880年間按嚴格的建築保護觀念修復的科隆大教堂是一個堪稱典範的案例，並確立了一個原則，即「最好的修復應該是根本看不出改善的修復」。
科隆大教堂舊景
1839年，法國學者Adolphe N. Didron將早期古建築修繕的原則更細緻地闡述如下：「對古代紀念物來說，加固（consolidate）勝於修補（repair），修補勝於修復（restore），修復勝於重建（rebuild），重建勝於裝修（embellish）。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隨意進行添加。最為重要的是，決不能擅自去除任何東西。」
因此，復建至少並非古建築修繕時完全被禁止的選項，也不是最糟的。
1902年，威尼斯地標性建築聖馬可大教堂的鐘樓倒塌，圍繞著是否應當重建它，兩派爆發激烈爭論，最終支持原樣重建者勝出。這個決定後來被證明是正確的，塔樓於1910年採用鋼筋混凝土結構完成重建，對威尼斯的城市景觀一直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事實上，經歷了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炮火的歐洲，有大量城市歷史街區都經歷了修復乃至重建。二戰結束後，由於許多古建築損毀嚴重，法國不得不重建許多古迹的受損部位，在十年之內完成了多達700多座歷史建築的修復或重建。
最驚人的案例是波蘭首都華沙老城和日本沖繩首里城王宮的重修工程。這兩處古迹在戰爭中都幾乎被完全摧毀，像首里城遺址甚至在戰後已建造了琉球大學，但最終，當地都選擇了復原舊跡。
波蘭首都華沙老城
也許令一些人感到費解的是：這兩處「假古董」居然還被承認為世界文化遺產，這至少表明即便是在文物古迹領域最高的權威，也並不排斥必要的、高水平的重建。
不僅如此，這兩個重建工程都極大地激發了當地人的自豪感。當1992年決定復原首里城時，沖繩當地「報紙上沒有一天不登載關於首里城復原的報道」（《現代沖繩史》），這被視為「在重新確認沖繩本身的歷史、文化的同時，創造開拓沖繩明日的『自信』和『驕傲』」（1992年4月15日《琉球新報》）。
在波蘭，人們為自己能在「納粹摧毀華沙之後讓它重生」感到特別自豪，而這一浩大的重建工程還使波蘭形成了自己的修復重建技術知識和人才儲備，甚至將之作為一種項目輸出到其他國家。就此而言，如果山西人對重建的大同古城和太原古城感到「提氣」，這至少無可厚非。
2008年，韓國第一號國寶、首爾老城崇禮門被人為縱火，造成不可挽回的嚴重損毀，但韓國並未覺得「既然已經毀了，重建也只是沒意義的假古董」，而是立刻決定撥巨款整座重建，並於2013年完工後重新開放。
同樣，長久以來一直被視為昆明象徵的金馬碧雞坊在十年浩劫中被拆毀，但1998年重建後，它無疑是提升而非損害了昆明的城市形象。
這些地方，關係到一個地方的文化脈絡和社會心理，並不完全是它能帶來多少遊客的簡單市場收益問題，因為復原歷史性建築，總比這塊地方被醜陋的現代住宅取代為好。
金碧廣場和金馬碧雞坊
從中國傳統觀念上來說，自然也並不存在「古迹就是從古留存至今的文物」這種想法。
1884年黃鶴樓毀於火災，劉千俊感慨唐宋古迹毀滅可惜，但此樓其實卻是1869年重建，也很難說就忠於唐宋時的原樣，它只是「因名而古」。
與西方文明中那種強調「實體的永恆存在與絕對存在」的理念不同，東方文明更看重變化和聯繫——日本的伊勢神宮每隔二十年就要按原貌重修一次，最重要的就是守護這份在世代中連續流動的無形遺產。
加上中國建築不常用石頭而喜木材，所以過若干年重修各種樓亭乃是常事，文人墨客照例會寫一章「重修某某亭記」，至於它是否百分之百忠實於原樣，卻不是關注的重點。
學者Simon Leys曾說中國傳統觀念中「永恆並不是否定轉變，而是賦予轉變以形式；持續性不是通過無生命物體的不朽得以確保，而是在連續的世世代代的流動性中得以實現」。
上海新天地的模式其實倒是相當西化的：將個別紀念性建築偶像化為不可變更的絕對存在，而其他建築則被全部剷平。
上海新天地
這些年來就我在浙江烏鎮、福州三坊七巷、成都寬窄巷子等地所見，很多這類歷史建築的修復乃至重建，確實未必完全忠實於歷史原貌，有時甚至想：中國的歷史城區修整，難道還會是另一種樣子嗎？然而，我現在對此也並不像以前那麼憤懣和反感了。
空間的衰敗本就是中國近幾十年來的城市化運動首要改造的目標，當代漢語的政治辭彙中「舊」又總是暗示一種消極意義，涉及一種需要改造的狀態，一些近代激進思想甚至強調過去與未來存在某種不可調和的對立。
現在對歷史城區的這種改造至少不再是那種徹底抹平的「改造」，新和舊得到了調和，「舊」也可以很「新」。
幾乎每個城市修復的老城，都呈現出重生般的活力，成為當地的新景觀乃至時尚去處——這並不違背歷史建築保護的原則，因為保存老建築的最好辦法就是為它找到用途。
正確的做法並不是對古迹和遺址作為與自己生活無關的死物遠距離地膜拜（其實它們衰朽的時候也未必多受尊重），而是讓它們作為傳統和歷史文化的一部分繼續存在於現代生活中。
許多人在反對重修老建築時，常抱有一種矛盾心理而不自知：一面將歷史遺迹偶像化，另一面又覺得老建築修好了也沒什麼實用價值，這正是因為他們將歷史遺迹看作和自己生活沒什麼關聯的事物。照這個邏輯，歷史遺迹唯一應有的命運就是任由它們逐漸衰朽破敗，直至成為廢墟。
然而，如果老建築徹底毀壞，那麼文化傳統也就失去了可以寄身的空間。哪怕重修的並非真正的「古」，但只要保留那個空間，那麼浸透在空間、人事中的民俗傳統也就能得以依附而現實化。
在我看來，這個無形遺產的守護要比有形的更重要。如果建築只是個住人的空間，那戰後波蘭人為何非要復原華沙老城的形式，而不是在原址的廢墟上完全建造一座現代化新城？如果歷史建築就缺乏實用價值，那歐洲、日本那麼多保存完好的歷史城區里，人們都是怎麼生活的？難道都任由那些老房子空關著？
就此而言，我真正關心的是：老建築的修復能否保存這一片民俗的和歷史的空間，為傳統文化的復活保住血脈，至於那些老房子和古城是否百分之百是它原來那樣，那其實關係也不是特別大。
在多大程度上修舊如舊，那是學術問題，可以交給學者們去判定，對於民眾而言，重要的還是一個文化傳統的空間和社會心理的凝聚。
即便只是從旅遊業的角度出發，遊客們真正想體驗的也是各地的社會文化現實，某種有所傳承的習俗中展現的「活」文化，用英國學者Bella Dicks的話說，現在，「文化成了旅遊業的核心，旅遊業也成了文化的核心」。
固然，主政者復建古城的出發點往往是著眼於其旅遊開發，但如果僅僅這樣看，那就太低估了其意義；它至少還涉及城區改造、文化資源整合、提升城市形象、重塑傳統、留存文化空間乃至改善老城居民生活等一系列綜合性目的。
你不能一面說重修者並不真正看重歷史遺產，只是為了藉此推動旅遊市場來撈錢，另一面又指責重建它毫無意義，不如把這錢拿去改善民生——這兩者原本就結合在一起，通過拆遷、推動旅遊市場，不也同樣在改善民生？即便從最低的層面上來說，重建古城這樣的大工程，本身就會為當地創造許多就業機會。
至於這一切究竟值不值、對不對，學者們會用筆、百姓們會用嘴、遊客們會用腳，來做出最終的評判。不過，有一點或許可以肯定：最終決定這個評判的，恐怕更多的是在於「重修的技術水平好不好」，而不是「該不該重修」。
資料圖：維修中的襄陽城牆西段。東方IC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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