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愛的與可信的

龔先生部分作品，2015年，東方出版社

西方哲學家的清晰，多半建立在呆板上，用王船山的話來說，就是「立理以限事」。亦即自己設立一個架構，然後把事情塞進去討論，然後引得一幫獃子讚歎道：「好有系統呦！」。

比方孟德斯鳩的《法意》，把政體分成三種：共和、君主、專制。然後說這又可歸為兩類：自由與奴役。於是說東方雖亦有君主，但屬於君主專制；而西方不論君主制或共和制，總體上說仍是自由的。因而自由與奴役又可稱為「自由歐洲」與「專制的亞洲」，以相比較。他整本大書就以這樣的框架展開，再舉若干事例以坐實之。

但是共和制與君主制是指政治體制；專制，則其實指的是權力之運用，像君主制就也有可能出現君主專制。共和，雖然在定義上可與專制分開，但在共和國體制中出現一人專制的現象也比比皆是。故專制與共和制、君主制並不全屬同一層面的事。而且在這三種之外，難道就沒有其他政體了嗎？但哲學家不管，只依一套幾何學的方式，先自設定義，再依之演繹推理下去。故其妄謬，往往匪夷所思。

孟德斯鳩具體如何錯誤，我另有長文《畫歪了的臉譜：孟德斯鳩的國觀》介紹。這裡要談的，是深受孟德斯鳩影響的盧梭。

盧梭寫過一本《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把人類分成原始人、野蠻人、文明人。這種區分，即本之孟德斯鳩。原始人指一種分散的小民族，野蠻人指一種聯合的小的民族。這兩種人，生活都建立在道德、習俗和傳統上。文明人則生活於公民社會，依法維生。這種「禮俗生活「與「法治生活」之分，也是孟德斯鳩著名的辦法，用以說明中國和歐洲的不同。

盧梭《論語言的起源》也有類似情況。該書八、九、十、十一章論南北語言之差異，篇幅約佔全書三分之一。其中便沿用了上述原始人、野蠻人、文明人之分，謂原始人是獵人，野蠻人是牧人，文明人是農人。但三分之後，講來講去，仍又分為兩類：南方與北方。猶如前文所說的東方與西方。

南方語言生動、渾厚、雄辯、抑揚頓挫、模糊，北方粗魯、清晰、生硬、單調、明確。這麼說，在以地理氣候決定人生活方式及人文成果方面，固然完全依循孟德斯鳩；三分後再分兩類之方法，也仍本於孟德斯鳩。

孟德斯鳩並沒討論語言，這是盧梭不同於孟德斯鳩處。他這本書還有個副題，叫「兼論旋律與音樂的模仿」，第十二至二十章，講的就是這個。而他之所以這麼做，自然是因他覺得語言和音樂有相同的狀況。

依盧梭之見，語言起於激情而非需要。因為其他許多種表意方式，例如繪畫、姿勢、對象等都可以滿足我們達意的要求。故人本來不需要語言，語言只因它最能激發我們的情緒，所以才為人所使用。因此最早的語言必是詩或詩性的，有比喻、有象徵、有音樂，或者它本來就是歌。可是發展日久，語言竟越來越詞語化、文字化、語法化。越來越精確，故少了激情；越來越觀念化，故少了感情；越來越訴諸理性，故少了訴諸人心；以致清晰準確了，卻也遲滯了、冷漠了。

看到這兒，你就明白了，他正用著語言/文字、重音/音節、感性/理性、南方/北方等一系列二分法來說語言的問題呢！

但三分法也不缺席。他在解釋語言如何變成文字時，說原始人（墨西哥人、埃及人那樣）是用形象描繪對象的方式。中國人是用約定俗成的文字來表示詞語和命題，此種方式適合野蠻民族。把語言切分成一些元素，如母音輔音，予以組合之，形成字母文字，則適合文明人（如腓尼基、希臘人等）。

不過，這麼分，也就是照著他固定的思維框架分之罷了，我們不必在意。因為他根本上認為文字都是不行、不對、不好的。無論哪種文字，都閹割了語言，以其精確取代了表現力。語言表達情感，文字卻只傳達概念。

音樂的情況完全相同。音樂主要是旋律。旋律是聲音的模仿，可是後來音樂家偏要搞什麼和聲，和聲就使旋律喪失了活力與表現力。所以他也做了一堆區分：希臘人的音樂/我們的音樂；旋律/和聲、和弦、合唱、對位法，音樂/繪畫、激情/理性、內在情感/物理（空氣之振動與弦的波動等）。利用這些，他大力抨擊當時的音樂界正如何一步步把音樂拉離語言的藝術。他之所以把論音樂這一大段放在論語言之後，原因即在於此。都唱著輓歌呢！

盧梭所批評的音樂，就是現今喜歡聽西洋古典音樂的朋友們之最愛，對位法、和聲、和弦、合唱，儼然森然，法度井井，影響迄今。但這種音樂確實是裝腔作勢的，與活生生的、自然的音樂相去甚遠。因此你也不能說盧梭的偏見沒道理。

管弦樂發展為交響樂、人聲逐漸退位給器樂、旋律讓位給規則，音樂便不再是語言藝術，是數學或是機械使用了。

中國古代也說「歌永言」，把歌放入言的體系中；又說「絲不如竹，竹不如肉」，音樂畢竟要以人為主。西方近代音樂的發展，背離了這個原則，遭致盧梭之抨擊，看來咎由自取。

語言方面，事實上也確有他說的毛病。情緒、詩性之語漸少或漸不受重視，越來越要求邏輯化定義化，要求清晰、穩定。其進展，是與人類理性化活動越來越強有關的。魯索對此提出呼籲，期望重新注視語言的激情一面，也非無的放矢。

尤其西方自啟蒙運動以來，理性精神日益囂張，盧梭從語言與音樂上提出反省。公然復古，追溯到語言音樂創造之源，為爾後非理性思潮開出一個新視野，居功不可說不偉。此雖當時之異端，但回聲不絕，不可忽視。

也就是說，他的講法頗有洞見，很有價值。但他推論的方式，無論怎麼看，都仍不免是立理以限事。三分兩類，對比而說，十分機械。

其次，所分多屬獨斷。原始人指誰、文明人指誰、野蠻人又指誰，南方如何，北方又如何等說，我們若追問下去，往往不堪究詰。

二元對立則又對立得太斬截。語言只表達感情，文字只表達觀念嗎？和聲出現後，音樂就沒了旋律嗎？若其對立並不那麼絕對，由之推衍出的一些論點也就可以不那麼堅持。

換言之，他把語言與詞句語法、感性與理性、旋律與和聲等，都處理成了A與非A的關係，猶如地理上的南方與北方，分疆畫域。而其實它們可能是陰陽關係或比較級的關係。例如語言可能較文字更多情緒性，文字可能較文字更為精確些，如此而已，非截然對立的。

何況文字與語言本身也很複雜。文字體系中便有詩歌、有戲文、有辭賦，都是善於言情且具有音樂性的。語言體系中也有論辯、有講史、有描述，而且打一開始有語言就會有這些說理性、敘述性、描述性之性質。絕非如他所說，語言起源時僅表達激情。

因此，整體看，盧梭這樣的論述其實是失敗的。從前王國維曾說哲學家之言，往往可信而不可愛；詩人之言，則可愛而未必可信。我這篇小文以盧梭為例，卻是想告訴王國維：哲學中其實可愛而不可信者更多，他熱愛過的西方哲學，多的是這類事例。康德、黑格爾，或後來的塗爾干、斯賓賽、帕森斯等等等，不都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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