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傳教士被抓，大清官民爭相為他奔走賣命

文史 09-09

作者|馮翊

乾隆十一年（1746年）五月，一名老外及一群中國人，攪亂了督撫們的日常。

這名老外是羅馬天主教多明我會福建區主教白多祿（Pedro），18世紀早期，他和傳教士費若用、華敬等人，在福建福安縣發展信徒。

自雍正以來，清廷厲行「禁教」，白多祿傳教是非法行為，按律應押至澳門，遣散回國。

可紙面上的規定，落入執行就千差萬別。白多祿能擔任天主教福建教區主教，其追隨者能實現從婦孺到士紳，乃至官員的全方位覆蓋，離不開基層的庇護。

儘管如此，白多祿終究引起了高級官僚的注意。福建巡撫周學健發現，福安老百姓在傳教士的蠱惑下，拒遵中華禮儀，不事父母，不敬神明、天地，婦女終身不嫁，「大為風俗人心之害」。

周學健接報後，高度警覺，派人繞過福安縣地方官查禁天主教、捉拿傳教士，並建議皇帝全國推廣。皇帝批准了建議，當年夏天，各地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禁教運動。

乾隆十二年五月，白多祿最終被斬首，另四名傳教士則一年後被秘密處死，是為著名的福安教案。

|抓捕

在諸多被精心修飾的文字里，福建地方官沒有向皇帝提及「福安教案」的起因。

乾隆十一年五月十二日，福建巡撫周學健提到，「福安教案」的線索，源自福寧府知府董啟祚的一次例行巡查。他獲悉「民間尚有無知婦女崇奉西教終身不嫁，名為守童身者」。聯想當地素來「有崇奉天主教惡習」，這一「甚有關於風俗」的現象，給了周學健判定「民間私行崇奉邪教」的充分理據。

周學健秘密派人調查，官員在福安縣穆洋村、溪東、溪前、桑洋、羅家港鼎頭村搜出聖經、天主像、麵餅、葡萄酒，以及五名傳教士和一大波信徒，特別是守童身的婦女信徒，格外引人注目。

最重頭的「戰利品」便是「邪教夷人」，士兵在信徒家中抓住了傳教士「費若用」、「德黃正國」、「施黃正國」、「華敬」，又在大街上逮捕了正在散步的天主教福建教區主教白多祿（一說在居民園子里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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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安縣」、福寧府、福州府地理位置（見紅框）。

讀完奏摺，皇帝點了個贊：「辦理甚妥。」

流暢的工作彙報，隱去了抓捕過程中的諸多曲折，比如百姓的庇護，官府的酷刑。

早在四月三十日，福寧鎮官員李有用告訴周學健，老百姓會「輪流藏匿西洋夷人」於「暗室、地窖、重牆、複壁之中」，官府的「胥役」，「一聞緝拿，齊心協力群奉避匿，莫可蹤跡」。傳教士很得地方人心，抓捕必須早做準備。

抓捕從五月初七夜11時發動，周學健暗中派親信標下右營守備范國卿，會同把總雷朝翰、福寧鎮標左營游擊羅應麟，兵分三路。當天即抓獲費若用，但遭遇抵抗，雷朝翰被「男婦圍擁、毆打受傷」，直到范國卿前來支援才拿下。士兵找到德黃正國、施黃正國、華敬時，他們正在居民陳從輝家的暗牆中躲避，主教白多祿被抓獲前，居民郭惠人亦為他提供了庇護所。

不唯如此，中國信徒因拒絕透露主教行蹤而甘願忍受酷刑，范國卿向一名18歲的天主教女信徒，詢問主教行蹤，獲否定回答後，「軍官於是便命令再次用力地將木棒夾於那名女基督徒手指之間」，11名天主教徒被押到府衙連夜審問，嚴刑峻法之下，「最後第十一名女犯人被為她準備的刑具桎梏嚇壞了，於是招認了她所知道的一切」，但不包括白多祿。德黃正國與施黃正國的行蹤，經過連夜拷打，終由另一名女僕供出。審案官賞給了她們幾片絲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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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手指。

酷刑之殘忍難以想像。據教會方面的文字記錄，過堂完畢之後，「深夜的剩餘時間，都被用於拷打」，連在場的其他審案官也看不下去，「范氏軍官於此間表現得如此殘暴，以至於當時在場的異教徒與知府本人也無法抑制自己淚流滿面，兩名審判官都不講話了」。知府董啟祚甚至指責「他以野蠻人的行為拷打無辜者」。

兩名傳教士入獄之後，范國卿等人仍對追捕主教一籌莫展，除了用刑，沒有更多辦法，給傳教士甩上N個耳光似乎是家常便飯，教會方面記錄下了這一切：

受害者雙膝跪地，一名官吏置身於其背後，一隻膝蓋著地，軍官又通過頭髮而抓住了他的頭顱，然後再將頭轉向保持站立的另一隻膝蓋，從而使受害者的雙頰之一呈平行狀。官吏的另一名衙役手執一種酷似鞋底的刑具，系用四根皮條縫在一起，掄圓雙臂而在此人面頰上抽打……僅僅抽打一下便足可以使人失去知覺……受刑人的牙齒也經常因此而被打碎在口中，頭顱腫得令人慘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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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耳光。

然而他們守口如瓶，打死也不說，兵勇們只得繼續搜尋。在三名傳教士被抓之後的第三天，士兵最終在居民郭惠人的園子里抓住了白多祿。但教會方面認為，白多祿是自首的：

主教從房子里走了出來，前去藏身於一片不太遙遠的園林中，他在那裡過夜，僅以其扇子掩面，始終處於戒備中的兵勇們不失時機地前來搜捕他，雖然他們兩次從其身邊經過，卻未能發現他，翌日，人們……要求主教先生返回他剛離一夜的那個藏身處，但房主卻斷然拒絕他進入，那名勇敢的主教打定了不再藏身的主意，自己去到村莊中間拋頭露面。華若亞敬神父獲悉，主教是以他為榜樣而自行投案的。

白多祿說，自首是準備為被捕傳教士「分擔憂患」，接下來的審問的確讓他如願以償。

|擁戴

若非突然襲擊和殘忍的酷刑，官府想要在7天內就抓獲5名傳教士，並不容易，而將他們逮捕之後，以周學健為首的督撫等高級官員，仍需面對百姓、福安縣地方官的糾纏。

周學健驚訝地發現，五名傳教士從福安縣起身押解至省里審訊之際，福安「縣門聚集男婦千餘人送伊等起身，或與抱頭痛哭，或送給衣服銀錢，或與打扇扎轎」。教會方面也看到「身後有大批羨慕他們命運的基督徒們尾隨，他們都鼓勵這些人要珍視聖教的榮耀。其他基督徒也都從四面八方聞風而至，以在他們經過的途中向他們奉獻清涼飲料」。

這種只有青天大老爺離任時享受到的愛戴，卻出現在「夷人」身上，周學健感嘆「通邑士民衙役不畏王法，捨身崇奉邪教……乃竟固結不解至於如此。」「邪教」竟能讓百姓不服「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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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福建福安市頂頭村天主教堂。

周學健便從福安縣天主教發展情況尋找原因，他估計，當地教徒起碼有一二千人，但這個數字仍顯得相當保守。傳教士華敬的一份報告顯示，僅乾隆五年，福安一縣的教徒就有7557人。乾隆十一年福安知縣杜忠意識到，百姓「惑於西洋邪教者，十之二三」，以10萬總人口計，起碼在萬人以上，有如此多的追隨者，白多祿等人的聲望之高，可想而知。

周學健更警惕的是，當地的官員、衙役竟也站在傳教士這一邊。德施正國被抓後，福寧府知府董啟祚甚至想把他接入家中，讓僕人服侍他。審訊時，福安縣「書吏衙役竭力庇護，傳遞消息，總不能得一實供」，有一次恰好下了暴雨，「該縣衙役竟將自己涼帽給與遮蓋，伊自露立雨中。」知縣周秉官亦對傳教士抱有深深的同情，周學健參奏他「本系庸才，平日既慢無覺察，及至知府密查，鎮臣察訪，該令仍無見聞，始終並未據有一字稟報」。

基層已然「天主教化」，所以，周學健繞過福安縣官員，派親信會同福州將軍新柱直接沉入基層拿人，審訊時又調請周邊知縣會審的舉動，就不難理解了。

話又說回來，白多祿等人在福安縣有這麼好的「群眾基礎」，他的事又是怎麼傳到巡撫耳朵里去的呢？

事發相當偶然。據德黃正國記述，教案起因乃由於地方官之間的私憤。福安縣知縣周秉官與福寧鎮標左營游擊羅應麟素有矛盾，乾隆十一年初，羅應麟的一位朋友向主教白多祿的房東（天主教徒）借錢遭拒，隨後便向他檢舉教徒窩藏傳教士，以示報復。羅應麟未同周秉官商量，直接向前來福安縣視察的福寧府知府董啟祚報告，待他告知周學健後，幾經密訪，終有五月初七夜間拿人之舉。

|指控

儘管教會方面聲稱周學健是一位「對基督教懷有成見甚至怒不可遏的人物」，但他辦理教案並非一開始就如此嚴厲。

五月十二日上第一道摺子，他向皇帝聲稱：「此等邪教惑民，罪在一二倡首引誘之人，其被誘入教者，皆陷於愚昧無知，妄希禍福，尚無為匪不法情事」，多數天主教徒還是安分守己的良民。

白多祿落網的半個月後，五月二十八日，周學健上第二道摺子，口風趨嚴，依據審理情形，他認為，天主教「其存心之叵測、蹤跡之詭秘、與夫從教男婦傾心歸教、百折不回之情形，始灼見伊等邪教更有蠱惑悖逆之顯跡，其罪有不可容於聖世者。」把教案上升到了「悖逆」「不可容於聖世」的高度。

與此結論相應的，是周學健洋洋洒洒萬餘字的指控：白多祿等5名傳教士擅入福安縣、煽動並引誘民眾入教、敗壞人心風俗，應處以極刑。

下面詳述兩項主要罪名。

1、煽動引誘民眾入教。

官府發現，天主教不像佛教、道教那樣傳播經文、咒語、符籙、法術，吸引人過來崇奉，而是「招引一人，給予番錢一員」，利用金錢設法引誘男女老幼，「使之傾心歸依其教，永為彼教中人」。更何況，這些錢還是西洋國王給的：

「西洋各國……國王專利取盡錙銖，而獨於行教中國一事則不惜巨費，每年如期轉運銀兩，給予行教人等資其費用……夫以精心計利之國，而以資財遍散於各省，意欲何為，是其陰行詭秘，實不可測也。」

周學健認為，西洋國王以金錢開道，藉助傳教士煽動民眾入教，行其「詭秘」之計。這種說不出的「陰謀論」迅速招來無限想像空間。

「煽動」、「引誘」，這只是表象，最令官府捉摸不透的還是天主教深層的吸引力。

「西洋天主教則先以固結人心為主，其所講授刊刻之邪說，大旨總欲使人一心唯知事奉天主，不顧父母，不避水火，自然可登天堂，一有反悔，便入地獄」，官府認識到天主教有「固結人心」的功能，抓中了要害之一，只是萬萬沒想到，竟連讀書人也中招。

這個傳教士被抓，大清官民爭相為他奔走賣命

清刻本《聖經》

官府看到，福安縣「身為生監，從其教者，終身不拜至聖先師及關帝諸神」，譬如教徒、生員陳「強令往拜先師，至欲責處，抵死不從」，看到白多祿被捕，竟高呼「為天主受難，致死不悔」，傳教士被押往省城時，又在人群中豪言：「你們是為了上帝才受苦，死亡本身卻不能動搖你們。」

該教竟能讓識字的、具備儒家思想的讀書人改換門庭，跟隨「邪教」，周學健感嘆：「以讀書入學之生監歸其教者，堅心背道，至於如此，是其固結人心，更不可測也。」更讓他懊惱的是，白多祿甚至當庭勸說他入教：「您只能在感謝宗教真諦和追隨聖教時，才能避免災難」，後者瞬間招來二十五個耳光的重罰。

官府百思不得其解，便從入教儀式上解釋這一魔力。周學健認為，男女老幼吃了麵餅與酒之後，就「堅心信奉，自幼至老終身服侍」，一定是「夷人於餅酒之中暗下迷藥」。當施黃正國用刑時，旁邊的傳教士德黃正國突然翻開經書念誦，施黃正國亦跟著念，「伊受刑夾若為不知，」一定是在經書上施加了迷之幻術。

官府還在傳教士住處發現了「末藥、膏藥及孩骨等類」，認定這是「傳教士們屠殺兒童，並從其頭顱中汲取了能使女性同意最無恥性慾的過濾物」。儘管傳教士反駁稱這只是一種西藥，且經屍檢驗證，骸骨並不是兒童骨，但周學健仍忽略了傳教士的辯詞，將「懷疑」作為邪術的「證據」上報皇帝。

最能撩動皇帝心弦的，或許是教徒家中天主簾上的「主我中邦」四個字，周學健據此認定「是其行教中國處心積慮，誠有不可問者」。結合西洋國王資助傳教的嫌疑，白多祿等人已具備「謀逆」罪的嫌疑。

2、敗壞人心禮俗。

這也是官府最為在意的罪名。

早在動手之前，周學健等地方官就風聞教徒不認父母，不敬神明，婦女終身不嫁、守護童身。特別是婦女守貞，竟出現在佛道之外的宗教上，「甚為風俗之患。」被派去抓人的官員李有用告訴周學健：「凡奉天主教之家，必令一女不嫁，名曰守童身，為西洋人役使，稱為聖女，頓傷風化。」其中為「西洋人役使」尤令人聯想，周學健懷疑傳教士容留婦女「日夕同居，男女無別，難免無淫癖之事」。

可這種懷疑在審問過程中卻處處碰壁。一位18歲的女信徒告訴范國卿「我保持童貞完全是出於自願。」一名女信徒被問及「你們伺候歐羅巴人並供他們尋歡作樂者，共有幾人」時，更是怒不可遏地反駁：「你們對他們行為的無恥想法已使人清楚地看到，你們對他們絲毫不了解，你們應該知道，我非常厭惡地聽到了你們強加給我的有辱名譽的行為」，決絕的回應招來更殘酷的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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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女形象。

又在審問男教徒時，官方亦有意問起女教徒是否伺候傳教士。教徒郭惠人曾被詢問，女教徒向神父訴說「平生之事」時「脫了衣服么？」郭惠人回答「小的不敢去看」。

儘管沒有實據，官員審問傳教士德黃正國時，對於「姦淫」的懷疑仍堅如磐石：

問德黃正國：你來行教為什麼要那守童貞的女子伺候呢？明有姦淫的事了，從實供來。

供：天主是聖母所生，聖母是童貞，故教中有童貞的名目，從教的人妾也不敢娶的，哪裡敢有邪淫的事。若是西洋人行教，敢有這種事情，大國的人也決不肯信了。

似此等「伺候」，而今看來即是天主教修女的懺悔。但在對西教尚缺了解的古人眼裡，男女之間無親無故，竟然同居，必行邪淫，婦女終身不嫁，更有違儒家倫理。這種信念根深蒂固，乃至在審訊時，不憚運用各種酷刑，只為尋找匹配心中執念的事實：

（審判官）他們沒完沒了地重複這些問題，以期望能找到某種暴動叛亂的、不知廉恥的或巫術魔法的證據。首先是施方濟各（中方稱施黃正國）神父，其後是德勒撒（中國女教徒），都遭受了拷打，卻無法從他們口中得到能夠導致對他們作出有罪判決的任何口供。人們每天都可以看到傳教士們從過堂處回到牢房時，臉龐面頰都因打耳光而腫脹和傷痕纍纍。德方濟各神父皮膚腫起，整個臉部都鮮血淋淋，主教先生一共挨打九十五拳，而且也絲毫未照顧其高齡。除了打耳光之外，費若望和華若亞敬神父還挨了一通杖笞，施方濟各神父被杖笞兩次且遭受另外一兩次腳刑。

福建官員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結論，即便在判決書里，亦沒有提及姦淫之事，但這並不妨礙巡撫精心修飾預先認定的「罪名」，他向遠在千里之外、依靠「奏摺治國」的皇帝報告，傳教士的行為導致「男女混雜，敗壞風俗，其為害於人心世教者，最深且烈，不可不痛加滌除，以清邪教耳」。

於是，在道德倫理面前，疑罪從有。然而皇帝信嗎？

|冷漠

皇帝出人意料地冷漠。

幾乎與福安地方官員審案同時，各省亦在查禁天主教。這一全國性的查禁運動，還是由福建官員建議皇帝發起的。

按照雍正帝定下的政策，傳教士需由地方官送往澳門，再強制其搭乘船隻回國。

周學健並不滿足於此，他認為驅逐並不能達到禁教的效果，「夷人民人皆不知儆戒，陽雖解散，而藏匿詭秘，日引日盛」，請求皇帝「明正典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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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武雄壯的乾隆帝在射獵。郎世寧畫。

從福建地方官的判決書來看，所謂「明正典刑」，便是：「白多祿寄信邀集華敬、德黃正國、施黃正國、費若用來閩，設堂行教，合依妄布邪言，書寫張貼，煽惑人心，為首者例應擬斬立決，華敬、德黃正國、施黃正國、費若用合依為從例，應擬斬監候。」

死刑判決，顯然是援用了大清律中關於「妖書」「邪術」的條例。

儘管如此，皇帝並未表現出明顯的殺伐決斷。

早在周學健報告抓捕詳情時，皇帝僅表示「辦理甚妥，知道了」，請求皇帝治以重法時，皇帝亦未立即給出意見。福建按察使司雅爾哈善建議嚴加治罪時，皇帝扔來一句「各省已降旨查辦，此奏殊屬多事」，請求判處死刑時，皇帝覺得「照律定擬，自所應當」，但也認為「未免重之過當」。

對禁教策源地的態度如此，於各省查禁行動亦不上心，皇帝似乎有意在防止事端擴大化。

直隸總督那蘇圖報告乾隆帝，已給予中國天主教徒戴枷示眾的懲罰，乾隆帝表示：「如此辦理甚可，不必過嚴以滋擾」，山西巡撫阿里袞查出在晉逗留的傳教士，皇帝回應「若無別故，押解廣東可也」，山東喀爾吉善查出傳教士活動的線索，皇帝告訴他「薄懲以示警」就好，當貴州「再行訪緝」教徒時，卻遭來皇帝嚴斥：「彼非別有所圖，亦何必張大其事哉！」

地方官的熱臉貼到了乾隆帝的冷屁股上。

|判決

一般認為，乾隆帝極為厭惡天主教，但這又很難解釋郎世寧等教徒在宮廷擔任畫師、欽天監職位，或許是皇帝欣賞其畫技、數學以及鐘錶，只要他們不在宮廷、不向旗人傳教，給予閑職自無不可，厭惡天主教不等於厭惡天主教徒。

具體到對福安教案的態度上，皇帝有可能是接受了郎世寧等人的求情。

據耶穌會士書簡，郎世寧在福安教案期間與乾隆帝見了三次，第一次是乾隆十一年十月乾隆帝五台山巡遊回京後，郎世寧趁皇帝召見他畫畫的機會，向皇帝訴苦：「我請求陛下可憐一次已處於絕望之中的我聖教」，皇帝回應說：「你們這些人是外國人，不懂我們的方式和習慣。朕認命了本朝的兩位大臣，以便在這樣的背景下照顧你們。」可見對傳教士可能遭遇到的情況，皇帝已有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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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劇中的郎世寧與乾隆帝。

郎世寧在第二次接受召見時，與皇帝有了更長的談話，乾隆帝還對另一名病危的傳教士表達了關心。

而皇帝第三次召見郎世寧時，恰是死刑複核之際，乾隆帝只批准了主教白多祿的死刑，其他四人「停其勾決，仍行牢固監禁」，並無判處死刑之意。

可以說，乾隆帝的冷回應，固然有引發不必要「滋擾」的擔憂，也有給他喜愛的郎世寧們面子的考慮。這也可以看做是宮廷傳教士影響力的一個勝利，教會方面曾激動地宣稱：「類似交談均是上帝的天意為了宗教的勝利和歸化人心而安排的幸福時刻……這一奇蹟將會影響很大，但它更可以與能隨心所欲地操縱國王們心靈之奇蹟的最高仁慈相匹配」。

乾隆十二年四月之前，死的只是白多祿一人。臨刑前，他被描述成一副以身殉教的聖徒，他抱著「我將在天國成為該帝國的保護人」的信念走向刑場，他面帶微笑地轉向劊子手：「我的朋友！我將升天了！啊！我希望你能隨我前去」，劊子手回答完「我衷心希望前去」之後，就「左手一刀把主教斬首」。

教會方面原以為餘下的四名傳教士能善終，然最終未能逃過處死這一劫。迫使皇帝態度大變的因素，恰恰是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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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人繪製的白多祿行刑圖。

|誰的勝利

白多祿被處死後，教會格外在意。乾隆十二年十月，西班牙天主教徒船長曾贈送厚禮請求閩浙總督喀爾吉善釋放在押四名傳教士回到菲律賓，並重金賄賂廈門地方官，「詢及天主教內被誅之白多祿，欲將骨殖討回」，福建地方官將這一敏感信息報告乾隆帝，並再次請求處決傳教士，皇帝亦有所警覺。乾隆十三年三月，乾隆帝發布上諭稱：

爾等原為貿易而來，不應詢問及此，明白曉示，使其不敢妄生浮論，至天主邪教，傳自外番。煽惑愚民，所在多有。今雖少加懲創，不可不留心防範，即如案內白多祿被誅一節，乃系內地情事，呂宋遠隔重洋，何以得知。看此情形，顯有內地民人，為之傳遞信息……閩省為海疆要地，嗣後一切外番來往之處，俱應加意查察。毋得任其透漏。

皇帝擔憂「教案」影響國家安全，特別是「內地民人，為之傳遞信息」一節，更格外敏感，便密令福州將軍將四名在押傳教士秘密處死，那是乾隆十三年九月。

經過兩年多的討價還價，利用「詭秘不可測」的幽靈，官僚似乎已讓皇帝接收了奏摺上的恫嚇：

天主教不動聲色，使人自然樂趨，以致固結不解……福安一縣，不過西洋五人潛匿其中，為時未幾，遂能使大小男婦數千人堅意信從……假令准此以推，閩省六十餘州縣，不過二三百西洋人，即可使無不從其夷教矣。

操縱皇帝，官僚最終收穫了自己的勝利。

參考文獻：

《清高宗實錄》、《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一冊、《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歐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獻彙編》、郭衛東《中國官府與西方教會：1746年福安教案再研究》、羅蘭桂碩士論文《清朝前期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及清政府對天主教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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