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潤華、馬婧：文化學視域下的李白研究

近代以來，李白及其文學創作成就一直頗受文學研究者的關注。眾多學者對其生平、思想、藝術成就等方面做出深入研討，取得了豐碩成果。然而，若要對李白生平與文學再行深究，往往面臨原始資料多有疑佚，現存者又互相抵牾等問題，由此眾說紛紜，甚至於對一些基本問題都難以得出完滿的解釋。要衝破如此困境，在無法發現新材料的情況下，只有依靠研究方法的靈活運用與開拓創新。在眾多方法中，針對李白及其文學創作這一特定研究對象，文化學方法已經以其實績證明了它的有效性。其得以奏效的基礎，一則在於李白獨特的文化個性更易激活廣大文史研治者的思維，使在與儒家文化的對比中發現問題。二則李白詩文相對較少用事，無法如研究杜甫以傳統的鉤沉考異法索解，只能轉而訴諸更廣闊的文化視野加以理解。但是，任何一種研究方法，都需要針對研究對象的特點才能曲盡其妙加以應用，因此不可避免需要和其他方法配合，用文化學方法研究李白同樣具有協同多種方法開展研究的內在基礎。從方法論而言，文化學方法立足文化背景進行分析，與傳統的知人論世法有相通的血脈，在當代文史研究諸法中，天然具有深厚的學術淵源，可資以統合諸法。從研究對象而言，立足李白成長的文化背景觀照其人其事，自然牽涉在「史」的視野中考察各文化要素如何與李白本人形成互動關係。若針對李白的特言異行引入比較研究方法，則愈加有助於研究的深入。研治李白及其詩文，需要將文化學方法與歷史視野、比較研究法等結合運用，才能充分發揮其威力。周勛初先生《李白評傳》（「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年 4 月版）則可作為一個實例，資以探討如何以文化學方法研究李白、文化學方法可以怎樣與多種方法結合運用。

一

李白研究的特殊性決定了文化學視域的有效性。運用文化背景分析的方法，對李白立身處世進行分析研究，是由李白受容了西域文化、蜀地文化、道教文化等多種文化要素且其詩文中缺乏確切時地信息的特點所決定的。綜觀李白作品，他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吸納無處不在，由此，只有在各種文化環境中考察李白行為，並通過文史互證的方法詳加分析比較，才能理解李白的特異言語與行事，認清其思想根源。文化背景分析法，其實就是把研究對象回置於其當時所處的環境中，考察其與周圍共時態以及歷時態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等等的聯繫，從而對研究對象的種種特徵作出解釋。我國古代學術研究向來提倡文史哲三位一體，在文化背景中分析作家、作品的傳統由來已久。陳寅恪作為一代史家，就曾注意在文化環境中關照歷史事實，以詩文證史，發現背後的文化因素。當然，陳寅恪是從歷史學家的角度對詩文進行詮釋，他採用這種文化背景分析與文史互證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為學界以傳統的「知人論世」心態進行研究開闢了一條新路。而在李白研究中採用這種文化研究法也尤為重要。李白縱浪無拘的天性決定了其創作詩文時較少提及確切的時地史事信息，致使以文史互證方法確切考證其生平思想極其困難，因此造成在一些關鍵問題上眾說紛紜的局面。若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從李白立身行事的文化背景這一更加宏觀的角度入手，才能使有關李白的多種問題得到一個完滿的解釋。周勛初先生《李白評傳》的最大特點，就是應用文化背景分析法，探究李白思想與行為的因果關係，在李白與其所處的家族、地域、時代文化的聯繫中，釐清李白的思想和行為。作者指出，李白自幼深受西域文化、蜀地文化、道教文化等的影響，從而養成了一套相適應的世界觀及立身處世的習慣方式，因此，在他進入中原後，屢屢與主流的儒家文化發生衝突，所以雖以其天才之卓絕，卻一次又一次陷入政治悲劇、家庭悲劇中，最終淪為文化衝突的犧牲品。《李白評傳》從文化角度研究李白與陳寅恪以文化背景分析元稹、白居易行為有異曲同工之妙。例如，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第二章「琵琶引」中，分析白居易夜中聽獨居的商人婦奏琵琶並非不合禮法，指出：

惟其關於樂天此詩者有二事可以注意：一即此茶商之娶此長安故倡，特不過一尋常之外婦。其關係本在可離可合之間，以今日通行語言之，直「同居」而已。 此即唐代當時士大夫風習，極輕賤社會階級低下之女子。視其去留離合，所關至小之證。是知樂天之於此故倡，茶商之於此外婦，皆當日社會輿論所視為無足重輕，不必顧忌者也。 二即唐代自高宗武則天以後，由文詞科舉進身之新興階級，大抵放蕩而不拘守禮法，與山東舊日士族甚異。 樂天亦此新興階級之一人，其所為如此，固不足怪也。

陳寅恪從當日的社會風俗與白居易之出身分析了其行為的合理性。同樣，《評傳》對於李白甘心隨從永王璘的行為與心態，也從他所承受的文化傳統進行分析：

······在李白看來，似乎戰國時期諸侯割據的局面又要重現了，「書讀縱橫，則思諸侯之變」，個人實現政治抱負的時機終於到來了。可見李白的縱橫思想決定了他必然會下山隨從永王。

李白這種異乎尋常的舉動，還與他所承受的文化背景有關。前已說明，李白生長在一個胡化影響很深的家庭，對於儒家之道，時有不恭之詞，因而對於禮制中規定的王位繼承原則，並不認真對待；對於王室內部複雜而微妙的關係，未能清醒而合適地加以處理。

······李白在諸王分鎮中橫遭厄運，從他的家庭背景來看，從他年輕時學習的縱橫學說來看，遇到混亂的時局出現時，必然會下山隨從永王，企圖一現身手。他在政治上的失敗，亦屬必然。

作者將李白回歸於素習的縱橫家學說及其家庭的胡族文化背景中，指出造成李白悲劇命運的必然性。

二

始終保持「史」的宏觀視野，將文化背景分析落實到對具體史實的考察中，可以避免文化背景分析法在具體操作中易出現的僅奢談理論的漂浮感。從文化背景進行分析的方法，本質是把研究對象回歸於它當時所處的環境中，分析它與其它各種文化要素間的聯繫，這種回歸的過程以及探究當日共時性的橫向聯繫與歷時性的縱向聯繫的過程，使文化背景分析法在本質上即必然要求採取「史」的立場進行觀察。馬林洛夫斯基在《文化論》中也指出了這種必然性：

我們研究原始的文化，那裡並沒有什麼歷史的記載，關於藝術，工藝，與宗教的生長，只可由觀察中去探討。可靠的記載，也只是已發現的，把文化事物與其布局聯繫起來的線索。歷史實際是生存在這種聯繫中。所以，只有把某種藝術品放在它所存在的制度布局中，只有分析它的功能，亦即分析它的技術，經濟，巫術，以及科學的關係，我們才能給這個藝術品一個正確的文化的定義。

雖然現實需要僅留下了與當今有關的歷史聯繫，但要正確定義文化事物乃至藝術作品，還是應從這種歷史聯繫出發。《李白評傳》中，這種「史」的觀察立場有兩大表現：一是大量運用文史互證的方法，二是將李白作品置於文學史中加以考察。

文史互證方法的大量應用是由研究對象的特殊性所決定的。在考察歷史聯繫時，研究對象是已逝千年的作家，因史料缺乏，則更要求將作家作品也納入史料範圍中，考察作家與其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文化以及他之前的歷史文化傳統的聯繫，並且注意考察作家思想及其支配下的文學創作的發展歷程。因此，陳寅恪在以文化背景分析法研究元、白時，必然採用文史互證的方法，關注元、白與當時及前代文化傳統的關係，以及元、白思想發展歷程及藝術創作技法的精進過程。如《白樂天之思想行為與佛道關係》一文，首先以其所作《客有說》、《答客說》、《感事》、《同微之贈別郭虛舟鍊師》、《戒葯》、《燒葯不成命酒獨醉》等詩與《太平廣記》所載作為史料，互相參證，得出結論，以為樂天「易蓬萊之仙山為兜率之佛土者，不過為絕望以後之歸宿，殊非夙所祈求者也」。白居易晚年仍信道，易道為佛，僅為煉藥求道不成的一時負氣之言。然後以韓愈制「火靈庫」之事與白居易雖信道而晚年尤好聲色之

事類比，指出白居易此種矛盾行為，是受唐代士大夫階級重享樂風習的影響。最後又以詩論白居易思想，認為其思想根源為老學之「知足」，當然與其身處牛李黨爭的政治文化背景有關。陳寅恪從三個方面切入，解釋白居易思想行為的文化動因：一是白居易當時所處的政治文化背景和士大夫階級風習，二是唐代的佛道文化傳統，三是白居易表面棄道從佛的思想經歷。同樣，《李白評傳》也是在史的宏觀視野中，大量運用文史互證的方法，關注李白處身的歷史事件，溯源他所承受的文化傳統，分析其思想的演進過程。如，為闡明李白祖世往返西域的經歷，作者首先以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並序》、李陽冰《草堂集序》與《新唐書》李白本傳等文獻相參，指出遷徙之原因為避難，然後結合陳寅恪有關成果與《資治通鑒》、《大唐西域記》之記載說明時代背景，再圍繞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以《魏書》、《宋書》、《新唐書》等史籍與《大周故西平公主墓誌》，和蘇頲《幸長安制》、李嶠《扈從還洛呈侍從群官》、高僑《答侯少府》等詩文參證李白幼年生長於綿州地區的事實。又如，為考證李白二入長安的經歷，則以其詩文如《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酬坊州王司馬與閻正字對雪見贈》、《贈新平少年》、《南陵別兒童入京》、《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二首》等與《舊唐書》有關記載相參證。再如，為說明李白待詔翰林的經歷，則配合《舊唐書》，以《翰林院故事》、《翰林志》、《國史補》、《松窗雜錄》、《酉陽雜俎》、《唐摭言》、《本事詩》等與李白所作詩文如《玉壺吟》、《宮中行樂詞》、《清平調》、《贈崔司戶文昆季》等相印證，且以他人詩文如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韻》、《飲中八仙歌》、任華《雜言寄李白》、劉全白《李君碑記》、魏顥《李翰林集序》等從旁相參，以詳考李白得意於待詔翰林之位及嗜酒、草答藩書等種種事迹。在對史實的考證過程中，無論是李白本人作品還是交遊過的同時代人的作品，無論是國史還是文人筆記叢談，都被納入文史互證材料的參考範圍，並嚴謹地加以綜核，使全書對李白所處文化背景的探討有理有據。

李白研究若想有所突破，則既要求採用文化背景分析法，又要避免文化學方法易流於虛浮的弱點，因此，需要再從「史」的立場出發，加以實證研究。但是，作者創作文學作品時，個人創造性發揮的作用極大，從而給講求實證並挖掘歷史發展規律的「史」的立場增添了許多難以分析的不穩定因素，所以，鑒於研究對象的特殊性，應當注意將文學作品回置於文學史中，關注李白各類體裁的創作對前人的學習與繼承。如對李白賦作的探討，《評傳》首先對比其諸篇小賦與江淹《恨賦》等魏晉南北朝賦在立意、風格、遣詞、句法各方面的相同之處，以發掘李白對魏晉六朝文學傳統的繼承。又如將李白《大鵬賦》、《明堂賦》、《大獵賦》與蜀地先人揚雄、司馬相如所獻之賦類比，以尋求蜀地獻賦傳統對李白的影響。

而在分析李白對前人文學成就的繼承時，更需要時刻注意發現和闡述李白詩歌的創新之處，關注李白作品在文學史中的新變。如在研究李白五言古詩對前代的發展時，《評傳》指出：

魏晉南北朝人的五言古詩都顯得淡雅，作者的個人色彩不甚強烈，李白的詩已有明顯的個性，語言也已顯得亢爽，儘管上詩（《古風》其三十）談的是玄風的問題，但已與前人涉及玄言的詩篇不同，李白的個性躍然紙上，已無前人五古那種渾穆之氣。又《古風》其十三「胡關饒風沙」一首，言及「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明為哀憫邊境紛爭、民生困苦而作，貼近現實，故風格與前古詩已截然不同。李白的這類詩歌，發展的痕迹至為明顯，已成典型的盛唐詩歌。這些地方，正可看出李白順應時代潮流，結合自己的個性，力求發展而已自成一格。

又如對於李白歌行的探討，《評傳》注意將李白置於文學史中分析其作品的繼承與創新，一方面指出李白歌行作品與前人及本人樂府詩之間的聯繫，另一方面又注意挖掘李白的創新之處，指出，在個人強烈感情與朝氣蓬勃的時代風尚的共同作用下，李白往往能突破原來詩體的命意，突破文體界限，諸體句式並用，將歌行體式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

總之，全書是在文化背景分析法要求下，採用「史」的立場與眼光，進行嚴謹考證，又時刻注意根據研究對象的特點，克服這種研究方法的弊端，在理論上加以分析，從而使結論確鑿可靠。

三

採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將李白的特言異行作為切入點，可資以得出許多新穎而實在的結論。周勛初先生在談及他寫作《李白評傳》一書所據以成型的先期成果《詩仙李白之謎》時說：

我撰寫《詩仙李白之謎》（收入《周勛初文集》第四冊，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時，從一個新的角度——「喪葬習俗」來考察李白的文化背景，得出了一些新的結論。所謂的「剔骨葬法」，在漢族生活的中原地區是從未聽聞的，李白就是用這種葬法來辦理好友吳指南的喪事，這就使我想到蠻族文化對李白的影響。《新唐書·吳保安傳》記載郭仲翔「二次揀骨」歸葬吳保安之事，它可與李白葬友之事互相參照。過後，我再聯繫其他相關的材料，發覺李白與唐代士人截然不同的行為舉措，都與他「胡化」的家庭背景和特殊經歷有關。

可見，作者首先是從李白異於常人的葬友習俗切入，從而想到蠻族文化對其行為的影響。在證明自己的推斷的過程中，則屢屢將李白與唐代儒家文化所哺育的其他士人做對比，從而發掘出李白所持的文化傳統的特殊作用。在論證李白明顯異於常人的思想行為特徵時，作者採用反比之法，總結李白的特異之處；在深入探究這種特異之處時，又運用類比之法，分析與李白有類似異行的人的事迹，藉此全面把握李白特異言行的文化成因、表現、影響。又如在研究李白的豪俠思想時，《評傳》一方面舉出李白「手仞數人」卻未遭國法追究之事，另一方面舉出張審素二子在京城為父復仇，終被國法所誅之事，將二者進行反比，從而說明蜀地存在依託於豪族的遊俠之風，這一點與中原地區實有不同。為了進一步分析蜀地這種豪族門風的轉變，《評傳》舉出陳子昂、鮮於仲通為謀求進身而加強儒家文化學習的事迹，比李白折節讀書的經過，從而深入評述李白的思想發展經歷。對於這種比較研究的方法，作者自己也指出：

研究歷史人物，要想掌握他的特點，了解他的為人與風格獨異處，辦法之一，就是拿他和同時代的人作比較。假如他對某些事件的看法和處理方式與眾不同，甚至和周圍最接近的人也不相同，那就必定有其思想上的原因。如再進一步深入考察，就有可能了解到他所接受的教育或其人生經歷的其他方面均有其特異之處。這應當是歷史研究中可以採用的一種簡單易行而且頗為可靠的方法。

研究古代作家，更應注意運用比較的方法。因為那些傑出的作家，感情濃郁，個性突出，更易與周圍的人區別開來。後人若能進行各種不同角度的研究，也就容易把握他的特點，從而使這一研究工作更具體、更深入。

比較研究既是一種思考的角度，又是一種具體操作手段，使得在「史」的立場中分析文化背景時有了牢固的支點。

總之，研究李白這樣一位文學史上與眾不同的詩人，如作《李白評傳》，文化學方法不失為一種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其間需要將文化背景分析與「史」的立場相結合，方能提供一個居高臨下的俯瞰點，資以發掘李白身上所體現的人生規劃與社會規則。具體操作中，則可用文史互證法將文化學視角落到實處，文學史立場又可補文史互證法研究李白的過分沉實。而比較研究法的引入，不僅是一種思考的角度，而且是一種具體操作手段，能針對李白的特異言行提供激活研究思路的興奮劑，為在「史」的立場中分析文化背景提供牢固的支點，李白研究只有將多種研究方法結合，才能克服各自的局限性，形成最大合力。

郝潤華：西北大學文學院教授；

馬婧：中華書局編輯

郝潤華, 馬婧. 文化學視域下的李白研究[J]. 長江學術, 2006(3):12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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