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駿：共和」的通俗化——「新」三字經與辛亥革命

1904年《國民日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名為《近四十年世風之變態》的「社說」。它將自1860年代以來中國的世風嬗蛻劃分成：《格致彙編》之世風、《經世文續編》之世風、《盛世危言》之世風、《時務報》之世風、《清議報》之世風與《新民叢報》之世風。撇開作者從革命黨立場出發而對上述書報的冷嘲熱諷，以一時期內流行熱讀之書報為重心來定位「世風之變」，正印證了中國走向現代進程中的一大特點，即總是以「先進」的思想來攪動「不那麼先進」的社會。因此，造就「亞洲第一共和國」的辛亥革命亦在很大程度上肇端、壯大於種種新思想之狂飆颶風中。袁世凱在1912年清帝遜位前夕上《辭侯爵奏疏》就感嘆：「人心由學說而定，莫可挽回者！」

《時務三字經》中的插圖。這幅世界地圖，某種程度上反映出當時中國人重新認知世界的衝動。

不過袁氏之言如參照通行的辛亥歷史解釋學，卻讓人產生一點疑惑：既然人心已由「學說」而定，何以不少人會認為辛亥革命並未讓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而此類看法在時人的材料中也能得到支持，如陳警天在給孫中山的公呈中就以為：

今日所謂共和、平等、自由者……非有真革命之資格、學識，不能知此，而下流社會更無論也。即本會同盟者，一時風聲所及，何止數十萬千，其於此義了了者實居少數。

其實，無論說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了人心，還是未深入人心，取決於作史者在哪個群類中進行考察和其對何謂「深入人心」的標準設定。目前稍顯遺憾的是，這類考察不少仍流於泛泛而論，而較少細緻地去分析辛亥前後民主、共和觀念傳播的渠道有哪些、載體為何、以何種方式呈現、傳播的廣度和深度怎樣等一系列問題。

限於篇幅，本文將僅以筆者自己搜集的一些「新」三字經和其它相關材料，來對前述的問題作一簡單討論，以起拋磚引玉之效。

新書報構建的「中國」與「泰西」

三字經是傳統王朝時代為學童開蒙的讀物，所謂「編成短句告童蒙，斷玉裁金體亦工。孝弟倘能嚴出入，見聞何必詡淹通。禮經未解文先後，魯史安知傳異同。若論三餘勤誦讀，歲闌恰好畢農功。」無疑，三字經可視為儒學社會理想和意識形態傳播的一個基礎。

不過，作為文化載體，它也是一個開放平台，既可以往裡填充全新的思想內容，亦可為新思想的普及提供易為大眾接受的呈現方式。像太平天國就專門頒布過宣揚其「洋教」理念的三字經；在清末此起彼伏的教案中，亦有不少反洋教的三字經頗引人注目。而辛亥前後出現的那批「新」三字經，它們的特色，一言以蔽之，就是使「共和」通俗化，而形成這一特色的起點，則在於時人國家觀念的巨大變化。

傳統中國視自身為「天朝上國」，對內皇帝秉承天命，一姓王朝與國家幾乎二位一體。對外雖然四夷不來歸化，亦基本相安無事，並不討而伐之。但「夷夏之辨」在人心中卻是根深蒂固。時間進入近代，在列強環伺的炮聲中，舊的「夷夏 之 辨」漸轉化為一種新的「夷夏之辨」，即視中國為野蠻，視西方為文明。到庚子後，中國的「由夏入夷」幾乎已成為顛撲不破之公理。此時，不僅是那些巨型思想家和精英知識分子要重新界定「夷夏」，來獲得這個「世界」的准入證，時人普遍都產生了重新認識中國和西方的衝動。但那時，真正能海舶至東西兩洋走走看看的幸運兒並不多，大多數人仍是靠著文字和圖畫來建構其腦海中的另一個「中國」與「泰西」。

那麼，這些文字和圖畫從何處產生呢？最初的源頭來自新書報。

以曾改變「世風」的《新民叢報》為例。第四號開篇論說即是《新民說》第六節———「論國家思想」，第二為說專制、說立君、說共和政體的《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第三為《論民族競爭之大勢》。三篇論說之後，傳記欄為《匈牙利愛國者葛蘇士傳》，地理欄為談歐洲諸國何以強、亞洲諸國何以弱的《亞洲地理大勢論》，文章作者均赫然署「中國之新民」！

再看第五號上刊登的廣智書局廣告，映入眼帘的滿是這樣的書：《日本維新三十年史》、《政治學上卷———國家編》、《政治學中卷———憲法編》、《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再版現今世界大勢論》、《再版萬國憲法志》、《中國魂》、《國家學綱領》、《國際公法志》、《中國商務志》、《東亞將來大勢論》、《中國文明小史》、《中國財政紀略》、《再版揚子江流域現勢論》、《新撰日本歷史問答》、《再版埃及近世史》、《東亞各港志》、《外國地理問答》、《國憲汎論》、《英國憲法史》、《群學》、《萬國官制志》、《萬國選舉志》、《萬國商務志》、《泰西史教科書》、暗射世界大地圖、中外方輿全圖、實測精密東亞新地圖、東亞三國地圖……

用最簡化的形式傳遞了現代國家觀念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文章和書籍雖然代表著新知與時髦，閱讀者不在少數，但對於很大一批讀書人，尤其是那些身處內地、半舊不新、基本只會做八股制藝的讀書人來說，仍然艱深了一些，遑論稍識得幾個字或目不識丁之輩。《新民叢報》等雖然在清末已屬銷量驚人，累計在十萬冊以上，但也存在幾個傳播上的瓶頸。首先其經常被列入清廷的書報查禁名單；其次價格昂貴，周作人即稱《新民叢報》「每年洋五元，書極好而價巨，力不能勝」。因此，新書報里的現代國家觀念就需要改頭換面，由深入淺，方能找到更進一步流布的孔道。

而這些孔道概要來說有三：第一，是利用功名的吸引力，通過科舉考試的參考書如《中外策問大觀》、《中外時務策問類編大成》、《中西時務策學大全》、《萬國時務策學大全》等來傳遞。張恨水即說在清末他很想向「新的路上走」，但「新書」能到內地去的無非《新議論策選》之類的書。第二，在官方牽頭編纂的《國民必讀》、《國民讀本》、《簡易識字課本》中亦整合雜糅了不少新書報里的內容；第三，則是各類出版機構以改編白話、書寫韻文、作「新」三字經等形式來通俗化地傳播。如《西學訓蒙三字經》中就說：

測坤輿、名地球、亞細亞、在震方、曰日本、曰朝鮮、曰越南、曰緬甸、俄羅斯、跨歐亞、越西藏、即印度、東南洋、多島夷、有大島、曰婆羅、南北極、分五洲、我中國、誕聖王、隔瀛海、居東偏、曰暹羅、比郡縣、毗華邊、思逞霸、歸英轄、納貢賦、如列星、如布棋、英市埠、新加坡、若陸地、有回疆、迤西地、與土臨、歐羅巴、稱泰西、義大利、古強邦、地廣漢、俄與土、俄日辟、土日蹙、英吉利、祗三島、法蘭西、對海港、法之都、名巴黎、德意志、合眾成……

《時務三字經》里則會說：

今天下、五大洲、東與西、兩半球、亞細亞、歐羅巴、澳大利、阿非加、美利駕、分南北、穿地心……地球上、國千百、多通商、來中國、英吉利、佛蘭西、德意志、俄羅斯、義大利、米利堅、西班牙、比利時、葡萄牙、奧地利、曰日本、曰巴西、曰秘魯、曰荷蘭、曰挪威、曰瑞典、曰丹馬、國十七、皆通商、有條約、萬國齊、公法立、我不入、悔莫及……

從上面兩部「新」三字經我們不難發現，它用最簡化的形式為閱讀者展開了一個不同於以往「天朝上國」世界的「萬國公法」世界的存在。在《時務三字經》中，更是利用圖畫呈現、中日文參照、以「淺近時務書報」招徠等多種方法，來灌輸一些作為辛亥前後時代底色的一些東西：

朝廷上，圖自強，謀之久，聽我詳，林文忠，魏默深，海國志，苦用心，識時者，恭親王，賢滿相，文公祥，同文館，譯署旁，語言習，文字詳，曾文正，左文襄，沈文肅，郭侍郎，創船政，遣出洋，罪言著，海軍張，繼起者，曾劼剛，薛叔耘，俱早亡，今新政，懲前侮，改外部，議政務，廢時文，罷武舉，實學重，人才裕……論西法，首算學，勾股開，八線熟，凡格致，皆當習，曰天文，曰地質，曰化氣，曰種植，曰製造，曰醫術，曰光學，曰重學，曰電學，曰法學，門徑分，業貴專，子孫繼，功自全。洋人興、學堂多、富出貲、貧附他、驗照領、衣食途、不由此、為餓夫、今書院、改學堂、名雖異、業毋荒、將為士、舍八股、明經術、達時務、將為農、勤樹藝、法取新、利五倍、將為工、製造精、能專利、海外行……東三省、被侵吞、五大臣、派出洋、我聖王、痛舊章、政制疲、擬立憲、我華眾、合群力、抵美約、國威震、丙午起、罷科舉、有志士、學成材、圖仕進、在學堂、佳子弟、誦此經、書冊多、更求精、不仇教、明大義、通西學、近周禮、西法善、我宜求、鴉片毒、我宜改、言之淺、理則公、願持此、告蒙童。

這些「新」三字經從表面上看說的是歷史、說的是時事、說的是時務，但從它的遣詞造句、褒貶分野和情感趨向上看，實際上說的是對西方的傾慕、富強的好處、改革的必要與進化的公理。正是在這些要素支撐下現代國家成為了人心中新的至高存在。她超越了天命，越過了皇權，動搖了已傳承數千年的禮樂制度，對清廷統治的合法性打擊尤大。

從富強思想到排滿之聲

正如《猛回頭》中的文明種所說：「國民教育」四字。換言之即是國家主義。不論做君的，做官的，做百姓的，都要時時刻刻以替國家出力為心，不可僅顧一己。倘若做皇帝的，做官府的，實於國家不利，做百姓的即要行那國民的權利，把那皇帝官府殺了，另建一個好好的政府，這才算盡了國民的責任。

創排滿，有洪楊《共和新三字經》插圖

洪秀全與滿清對敵《共和新三字經》插圖

辛亥革命的勝利，以及革命的領導者孫文、黃興、黎元洪等人的名

字，成為《共和新三字經》中的重要內容。

這樣的觀念在各類「新」三字經、白話小說、時調唱歌中會變化出種種形象的比喻：有將國家比作一隻船。皇帝是舵工，官府是水手，百姓是出資本的東家，船若不好，不但舵工水手要著急，東家越加要著急。倘若舵工水手不能辦事，東家一定要把這些舵工水手換了，另用一班人，斷沒有袖手旁觀，不管那船的好壞，任那舵工、水手胡亂行駛的道理。

有說國家是公產，不是皇帝一家的產業。有人侵佔我的國家，即是侵佔我的產業；有人盜賣我的國家，即是盜賣我的產業，一定要奮起反抗，保護產業。

有說照盧梭《民約論》（又譯《社會契約論》）講起來，先有人民，漸漸合併遂成國家。因此國家如公司，國民如股東，皇帝如總辦，官員如司事。總辦、司事都要盡心為股東出力。司事有不是處，總辦應治他的罪。總辦有虧負公司的事，做司事的應告知股東，另換一個。倘與總辦聯手作弊，各股東有糾正總辦、司事的權力。如股東聽任他們胡為，是放棄了股東的責任，失了做股東的資格。

在清末，外人橫行，利權流失，國窮民困，瓜分陰影日重的當口，這些比喻越深入人心，時人對清廷統治的質疑也就越大。像薩孟武看了洋人因叫賣影響午睡、就開槍射死小販的新聞後就說：「我該時痛恨洋人極了，因為痛恨洋人，漸能知道中國貧弱。因知中國貧弱，就贊成推倒滿清。」

郭沫若在自傳中則說：「中國的不富不強就因為清政府存在，只要把清政府一推翻了，中國便立地可以由第四等的弱國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一等的國家。這是支配著當時青年腦中的最有力的中心思想。」劉文典在1920年反思往事時也說當時曾天真地以為：「中國貧弱到這樣，全怪那些滿洲人作祟，若是把滿洲人殺盡了，國家自然而然就好起來了，政治自然也清明了，生計自然也充裕了，內憂外患自然都沒有了。」

正是有了清廷不適合於建設現代國家，所以要推而倒之的思想預設，滿人原已被淡忘於二百餘年綿長時光中的「嘉定三屠」、「揚州十日」等「血污原罪」才被重新提起和放大。也正是有了中國要順應時代潮流，進化為世界強國，不再落後挨打的迫切願望，清廷的「預備立憲」才顯得太過緩慢，不可等待，甚至因中央收權而被不少人指做徹底的騙局，其實很多時人不是不知道他們所艷羨的「由島夷而變強國」的日本，就是通過強力中央集權的方式來推進其現代化的。由此，富強思潮與排滿之聲在辛亥前幾年會合一處。共和、革命、民權、民主等概念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正當性而被接受。

與之相對照，帝王、奴隸、專制、韃子等字眼則變為一個又一個惡謚加諸於清廷，由此才有了辛亥年八月的「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在這「革命潮」中又一些「新」三字經應運而生：

民之初、性本善、漢相近、滿相遠、苟不服、民乃遷、服之道、法以專、昔滿奴、在京都、殺漢人、血流杵、洪秀全、有義方、交四柱、名俱揚、清不滅、曾彭過、漢不興、左李墮、喜功名、為奴隸、樂戰事、弒兄弟、觀同胞、欲起義、講革命、頗有理、徐錫麟、創首席、殺恩銘、好膽識、去演說、開會議、男與女、結團體、順乎天、應乎人、建吾旗、磨吾刀、毋退步、毋中立、排滿人、復漢民、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清朝者、滿洲人、中國者、大漢根、腐敗去、良善存、名至正、言至順、章炳麟、與鄒容、革命軍、起不窮、曰安徽、曰廣東、新運起、始輿中，曰欽廉、輿西土、屢起旗、不計數、曰云南、共信行、至文明、昭公論、曰精衛、字季薪、炸載灃、大偉人、被監禁、最傷心、我同志、少知音、曰覺羅、曰愛親、滿洲子、滿洲孫、竊神器、據北京、由順治、至康雍、乾嘉道、與咸同、光緒繼、宣統終、共十世、氣運窮、保皇黨、假名實、亂殺人、主搶奪、立憲者、必有初、奏皇帝、萬言書、講變政、好多篇、群弟子、亂糊言、榮輿端、正用事、康同梁、未曾死、可憐者、林旭等、斬於市、好傷心、累大僚、信蓮英、立傅儁、庇拳民、敲民膏、吸民髓、供玩好、養國蠹、償兵費、賠教案、用去錢、乃好算、做代表、乃憲子、求國會、真無恥、攝政王、名載灃、假立憲、稱得意、我漢人、須早計、民輿兵、共一體、曰中興、曰總匯、開筆戰、講文字、叢報亡、民報作、寓褒貶、別善惡、創排滿、有洪楊、石達開、與錢江、李秀成、好漢子、打江南、真本事、攻北京、林鳳翔、起廣東、陳金剛、好男兒、決敢死、復國讎、雪國恥、克南京、做皇帝、號太平、與漢世、改滿妝、復古制、北有韋、東有楊、封功臣、稱兩王、秀全歿、失華夏、十三載、遷下社、曾國藩、有才略、服滿奴、做功臣、若彭左、更累墜、殺同胞、扶異類、若李張、專制強、抑華國、實堪傷、昔秦民、興中土、築長城、驅胡虜、高祖興、漢業建、定中華、夷狄貶、至宋朝、遼金橫、運數蹇、神器焚、我大明、朱太祖、滅胡元、定中土、劉伯溫、賣靈符、中秋節、把漢扶、迨明季、國祚弱、諸漢奸、引賊達、吳三桂、和滿奴、盜中國、竊皇都、史可法、黃道周、稱忠烈、皆有由、鄭有功、有立志、守台灣、轟順治、嘉定城、殺三次、鬧揚州、十日事、孫逸仙、復漢仇、行革命、滅滿洲、武昌起、黎元洪、與黃興、湯化龍、此三士、真英雄、轉瞬間、天下從、民主立、大總統、共和國、運不窮、讀史者、考實錄、記國讎、分種族、刺伊藤、安重根、韋烈士、是韓人、彼小國、有英雄、我漢人、豈不同、據法國、黃提參、舉義師、起安南、彼弱國、尚有人、愧同胞、作滿民、蘇菲亞、炸俄皇、大名譽、萬年芳、彼女子、人稱奇、爾男子、愧鬚眉、拿破崙、華盛頓、革命成、真正順、我同胞、勉而致。

這篇《共和新三字經》中雖然也談到「共和國」與「民主立」，但其核心內容是「排滿」，而在「排滿」敘述中最凸顯的，是一套幾百乃至上千年「漢人不服滿人」的歷史記憶建構。

如果說孫中山在祭奠明孝陵時所宣讀的《大總統謁陵文》還只是以「昔宋政不綱，遼元乘運擾亂中夏」開篇的話，《共和新三字經》直接將歷史記憶的發生時刻定格在了「昔秦民、興中土、築長城、驅胡虜」上。此外反「胡虜」的諸多人物如明季忠烈、太平豪傑和革命烈士都在這三字經里榜上有名，形成了「振大漢之天聲」的連綿不絕的英雄譜系，而「漢奸」吳三桂、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李鴻章等，也作為「英雄」的對立面屢被提及，其目的顯而易見是要讓他們助紂為虐的「醜史」人神共憤之，天地共討之。

新舊雜糅的讀物

在「排滿」之外，《共和新三字經》基本是個新舊雜糅的讀物。它既會搬出「革命」舊義———「順乎天、應乎人」的古老說法，又會提及華盛頓、拿破崙、安重根、蘇菲亞等「革命黨」和「保皇派」都崇拜的泰西人物。更重要的是，它似乎沒有注意到其敘述中的一個邏輯缺環，即如從共和與專制的對立出發，所謂「秦民」、「漢業」、「宋朝」、「大明」等均是與「滿清」一樣的「專制王朝」。既同為「專制王朝」，何以在評價上厚此薄彼如斯？由此不少時人會提出下面的疑問：

「明祖專制之君也。今中山主共和之政體，祭之何為？」

「苟誠以共和為職志者，對於極端專制之帝王如明太祖者。方將痛惡之不暇。乃於民國初創之際。而施以重大之榮典。果何為乎？」

這些疑問揭示了「排滿」作為一種動員方式，在清王朝傾覆後已不再那麼有效，而建設強大的新國家卻是自清末而來的持續主題。因此更多「新」三字經的內容會跳出「排滿」的框架，更多地指向一個以民主、民權為核心，以五族聯合為基礎的「大共和」觀念。

如《繪圖中華國民必讀三字經》中，就有「我中華、民主國、黃龍旗、變五色、漢滿蒙、回藏人、大共和、氣象新、無貴賤、無親疏、大平等、階級除」等語。而在《繪圖增注中華民國共和唱歌詩》中，其開篇即為「堯舜官天下，求賢輯讓傳。四千年進化，今日重民權。」註解則說：「歷代相傳至前清為家天下，為君主國。四千年來至今日始成民主國，民權特重。」

上述「新」三字經從閱讀者的體驗來看文字簡明，朗朗上口，句短本薄，便於攜帶，因此傳播範圍相當廣泛。前述的《時務三字經》，僅筆者所見就已有三個版本。據王爾敏的研究，香港塾師翁仕朝就將「新」三字經納入其童蒙教育之中，而且他所採用的還是粵語改編版本。台灣民眾也回憶說，辛亥革命時上海出版的「新」三字經等出版物在當地非常暢銷。如我們將考察範圍擴展到「新」三字經外的通俗作品，更會發現在革命的外衣下，那些淺顯直白、通俗易懂、獵奇野史、占卜測算等符合大眾趣味的書才是當時市場上最受歡迎的商品。這提醒我們，其實辛亥前後民主、共和觀念的傳播普及，尚有不少隱蔽渠道有待進一步發掘。

新思想觀念的流行並不是一個與傳統節節斷裂的過程，與之相反，其經常要藉助傳統的、有民眾基礎的形式來獲得更強大的推動力。如能深入考察這些面相、思想觀念對辛亥革命的深刻影響，或許能找到更多貼近歷史情境的理解與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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