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並沒有那麼高尚
寫作並沒有那麼高尚
文李斌輝
「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樹人，三怕寫作文」，是中小學語文教學中的一個寫照。很多學生不喜歡甚至害怕作文，也寫不好作文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與我們對「作文」的錯誤理解和看法不無關係。張志公先生曾說:「語文教學在教育工作中恐怕算得上一個『老大難，。而作文教學是『老大難』的『老大難』。」他又說:「為什麼會有這麼『難』呢?我想這也許跟對待作文這件事有些不大對頭的看法有關係。不大對頭的看法必然會導致教學中不大合適的做法。」(《作文教學·序言》，新蕾出版社1984年版，第I頁)其中一個很不對頭的看法就是把寫作看得過於高尚、過於神聖，賦予寫作和作文太沉重的「重任」， 過分強調作文的「教化」、「載道」功能，甚至將學生的作文與做人畫上等號。
探尋中國語文教育史，甚至文學史，我們可發現作文先做人成為寫作教學（甚至自古以來一切寫作行為）中無需證明的一個鐵律。從作家到語文教師，從所謂的「寫作寶典」到課堂寫作指導，都不斷地諄諄教誨學生：寫作就是做人，學作文就先學做人。可是，從來沒人思考過寫作與做人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學寫作就一定得先做好人？做好人了就一定能夠寫出好作文？作文必先做人的觀點立論來源之一就是認為「文如其人」，認為作品必與人品先關聯，有什麼樣的人品就有人什麼樣的作品，通過作品可以考察出作者的性格、才情，以致道德品行。這其實是文論中人品與作品風格關係的範疇。所以要寫出好作品就必須做好人。在我國，許多著名的文論家都持這樣的觀點，如西漢的揚雄、漢末的曹丕和南朝的劉勰等。由於他們闡說，「文如其人」「作文先做人」之論便流布甚廣，深入人心。作文必先做人的觀點立論來源之二就是認為文章是承載道德教化的功能。受儒家思想影響，從古至今人們都把寫作看成是一項神聖的事業，舉世公認的偉業，如曹丕所說「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典論·論文》)。古代專門教小孩的神童詩也寫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因此，必須「文以載道」。對從事寫作活動的人，《樂記》曰:「作者之謂聖」，《文心雕龍》也說:「作者曰聖。」這樣，文章成為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寫作活動成為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作者就應是肩負思想政治教育任務的人。那麼，在用作品進行「德育」「教化」他人之前，作者自然必須「先做好人」。
無疑，寫作與做人是有著關聯的。但是，硬是說學寫作必先學做人，特別是強調「先」的時間要求，從理論和實踐上看都是站不住腳的。從詞源來探討，「寫」是「瀉」的本字，本含「輸瀉、傾吐」之義，轉引為「傾吐、抒發」。《詩經》中唱道:「駕言出遊，以寫我憂」(《邶風·泉水》)；「既見君子，我心寫兮」；(《小雅·蘿蕭》)漢代鄭玄箋雲:「我心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也。」皆言情意的傾吐就像水的傾瀉一樣。作，《說文解字》曰:「作，起也。從人，從乍。」據甲骨文，「作」本為「乍」。其字形為衣領之象，表示縫衣初作領口。《正字通》引《增韻》曰:「乍，初也。」《廣雅·釋詁》雲:「作，始也。」事物的初始興起，正是「作」的本義，後引申為「創造」，加「人」旁強化了人的創造意識，《周易》所謂「作八卦」、「作《易》」，包含前所未有的創造之義。我國幾代領導人都曾引用莊子「作始也簡，將畢也巨」的話，其中「作」也就是這個意思。可見寫作的本義就是如「寫水」一樣表露心意、抒發胸懷，以求信息的傳達或情感的宣洩和解脫，在很大程度上是屬於主體個人的事，是人具有創造性的精神活動。從心理學的角度看，鬱積在心中的情感一瀉而出，能使主體得到精神上的愉快，這也是寫作的內驅力之一。可見，寫作無非就是一種情感宣洩，一種人的生命本能的需要。
但一直以來，作文先做人之類的對文章、對寫作、對作者的傳統認識在今天的許多語文教師中依然根深蒂固。當然這種認識放在嚴肅的文學創作背景下觀照，自有其意義和合理性，但如果在中學作文教學中以此來指導教學和要求學生，過分地強調作文的「教化」、「載道」功能即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必然會帶來許多的弊病。比如1982年的高考作文題《先天下之憂而優，後天下之樂而樂》，命題者的意思非常明顯，就是要用這道作文題來宏揚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但大多數考生都感到棘手。上海考區曾做過一次抽樣檢查，150份市區試卷和50份郊縣試卷的作文平均分只有17. 5分(滿分40分)。從試卷的分析來看固然有語言文字運用能力不高的成分，但最主要的是學生思想上缺乏正確的「憂樂觀」。這能全怪學生嗎?要求大部分思想還未成熟、閱歷膚淺的青少年學生，身坐紀律森嚴之考場，心憂廣闊無垠之天下，限時立成，這終究有點強人所難。一概地要求所有考生都發表「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宣言，是不符合實際和人的認識發展規律的，得到的當然只能是言不由衷的空話。我記得我1990年參加高考的作文是看圖說話：一個媽媽帶著孩子到公園，有株玫瑰花開得旺盛，小女孩欣賞玫瑰花，卻被玫瑰刺刺了手，小女孩就不喜歡玫瑰花了。這年高考作文的分數都很低，原來出題者的立意是要大家去寫，國家和社會出現一些不和諧的現象（刺）是難免的，但主流（花）是好的，不能因瑕而掩瑜。我的乖乖，這樣的立意誰能想到啊，如果真有人想到了，我說他保準是天生的政客。還有比如某年的高考題目「戰勝脆弱」。你看首先你得有脆弱，沒有就得編，不僅要有脆弱，還得戰勝它，如果不能戰勝，那你就不是個「好人」。結果，全國考生出現了不知多少的孤兒、身殘志堅的人兒。
在這種作文等同於做人作文理念支配下，許多教師將「思想健康、立意深刻、中心突出、選材典型」作為評判學生作文的標準。比如寫「我最敬佩的一個人」，有學生寫「小燕子」趙薇，老師判為「格調不高」，而寫劉胡蘭、黃繼光等歷史人物的作文就受表揚。寫「我的集體觀」，有學生寫了「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大家」，老師評為「不及格」，批語「思想不健康」。而學生為了符合教師的標準只好用意識形態的思想代替自己活潑的思維。用成人化的認識代替自己對世界直覺的感悟；學會了「代他人立言」，用自己的嘴和手說寫別人的話，說寫書本、報刊、電台、電視上符合政治標準的話。只能寫光明、積極的一面，不能寫陰暗面、消極面;只能寫精神追求，不能寫物質追求；只能將小事升華為大道理，不能寫自己的真實感受，把自己當成了匡時濟世、安邦治國的「說教者」和「佈道者」。其後果必然是思想被嚴重鉗制，性靈被完全束縛，寫出來的作文只能是「假、大、空」。而學生在作文中感受不到「寫意」、「抒懷」的愉悅感和宣洩感，從而認識不到自己在寫作中的主體地位，最終導致不喜歡甚而厭惡作文。
其實，寫作沒那麼高尚，我們完全可以弱化寫作「教化」、「載道」的功能，而強化一些作文「自娛」、「宜泄」的作用。我們不能忽視一個這樣的事實，有些學生在網路上「灌水」、在日記中寫出來的東西比交給老師的作文精彩得多，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網上、日記中他們寫的東西無須承載太多的「健康」思想、「高尚」主題，在這裡他們真正可以「我手寫我心」，想什麼就寫什麼，真正實現了寫作的本義—如「寫水」一樣寫出心中情意。文學史上很多作家在開始從事寫作時也並不是抱著「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遠大理想的。如果對照某些老師的標準，很多作家的作品肯定「不及格」。比如屈原的《離騷》是為了抒發自己心中的苦悶，李白的詩篇多是他懷才不遇後發牢騷的結果，這不是「思想不健康」、「格調太低」了嗎? 莫言曾說，他小時候之所以想當一個作家，就是想一日三餐都吃上香噴噴的餃子，就是想娶石匠女兒當老婆。他說：「我的寫作動機一點也不高尚，當初就是想出名，想出人頭地，想給父母爭氣，想證實我的存在並不是一個虛幻。」就我的經驗，寫東西就是因為好玩，因為我想寫，因為我寫了就快樂。寫作就是一種宣洩工具，就是一種娛樂遊戲。
而從另一方面來說，並不是寫出了好文章的人，其做人就非常的高尚，其節氣就非常的硬朗。大家都讀過元稹的「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你看，詩句表達出了何等的忠貞愛情啊。其實，元稹對夫人未必就那麼忠貞，他在四川就與詩妓薛濤有染，回京後又劈腿藝妓劉采春。哪像他詩中表白的那樣，《鶯鶯傳》中張生就是他的寫照。還有如李商隱「蠟炬成灰淚始干」的愛情誓言，並不能保證他就是一個「情聖」。而比如周作人、胡蘭成之流，文章何等精妙，卻落得漢奸結局。而大漢奸汪精衛早年寫出氣干雲霄的詩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誰會想到，他後來會走一條不歸之路呢？這樣的例子古今中外，多得不計其數。李白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杜甫低吟「安得廣廈千萬間」，可是他們為了追求功名，也在京城不斷地去干謁權貴。所以說作文與做人是不能畫等號的。寫作就是一種宣洩，一種娛樂。李白正因為要宣洩心中不滿，所以才會留下那麼多瑰麗詩篇。而寫不出好文章的人，或者寫了「壞文章」 的人並非就是道德敗壞，就是一個不恥於世的人。這一點我們就無須贅述了。
當然，寫作不高尚，寫作與做人保持一定距離，弱化寫作的「教化」、「載道」功能，強化寫作的「自娛」與「宣洩」作用，並不是說讓學生放任自流，寫所欲寫，但為提高學生寫作興趣，治癒好作文「恐懼症」計，來點矯枉過正也未嘗不可。
※姚春玲：千秋才女的鞦韆少女時代——讀李清照《點絳唇·蹴罷鞦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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