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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17枚諾獎,日本為何如此「變態」?

17年17枚諾獎,日本為何如此「變態」?

撰文丨墨黑紙白

關於日本人17年間產出17枚自然科學諾獎的事,紙白君在過去幾年多有文字進行探討。去年,包括官方力捧的由傳媒轉型過來的新媒體,對這件事也進行了長文探討,標題也相當觸目驚心,日本人並沒有因此而歡呼雀躍,而是在對此進行不斷的反思。

並非華人不如日本人

17年拿17個諾獎,日本獲獎者及名古屋大學校長卻開始反思。這樣的標題對於一個藝人表白另一個藝人,都能讓微博宕機的全民狂熱狀態來說,我們口頭上對日本人的恨,卻在行動上追趕日本時,還不如對明星的追捧,差距只會越來越大,而不會在咒罵中咒死日本人,這不科學。

日本人在反思什麼?進入21世紀以後,自然科學三大獎項中,日本以「17年17人獲獎」的成績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這樣的成績還需要反思嗎?那篇文章中說,日本人在反思日本對科研經費的投入開始降溫,日本學者則反思需要追求更自由的的學風環境。

但這都不是重點,重點是一個國家對科研的重視,對科研人才的珍惜,以及對自由學風的支持和尊重,經費只是一方面,因為拋開經費來說,日本人被印在1000元鈔票上的野口英世,相比於中國被「不能說怎麼死」的湯飛凡來說,同為一個國家醫學史上的佼佼者,野口英世即便被湯飛凡推翻了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但依然被日本人印在鈔票上,為他們的後人所膜拜和學習。

而湯飛凡則只能是一個十三億人中鮮有人知的名字,經費只能解決一部分問題,而不解決人才問題,十來年前的那場疾病災難中,大陸醫學界有人悲鳴說:「如果湯飛凡在,何至如此?」一些人感到莫名其妙,一個連聽都沒聽過的名字,一個生活在70年代以前的人,能解決幾十年後的疾病災難?

這是一個態度問題,我們如何對待我們的飽學之士,我們也將因為如何對待他們,或幸福安康,或飽受苦痛。我們與日本的差距並不是十來個自然科學諾貝爾獎的距離,而是不違背人類發展規律的基本認知。即便到了現在,我們依然無法祛除那份陰霾所留下來的負面影響,一個科研研究團隊的垮塌,要比無數個豆腐渣工程更可怕。

國與民的關係,影響著在世界上的地位

那家新媒體在採訪中有意表示:「日本的17枚諾貝爾獎,大多都是20年前的研究,並不能證明日本2001年的50年30枚諾貝爾獎計劃是成功的。」紙白君是不能認可這種說法的,諾貝爾獎本身不是影帝獎、影后獎這些膚淺的獎項。

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價值是需要每一位科研人員用畢生的精力,為人類社會去貢獻出不菲的價值,也是每個國家需要給予這些研究人員,可持續輸出的研究動力大環境,從這個角度來說,日本明顯是成功的。

即便按照20年前的研究,我們中國也是有不少這類的人才,只是天妒英才。劫難中多數未能逃過,跑到美國得了獎後又回來的是不能作數的。拳拳愛國之心,碰上了不懂「鄭智」的心智,「鄭智」本身還是極不正常的狀態,這就很可悲了。

類似於湯飛凡這樣的醫學研究大家,只能落得悲慘的下場,而類似楊某人那種懂得這裡面門道的人,則混得都算風生水起,現在很多人在歌頌楊某人,實際上是根本不了解真正的國之大才們,在愛國中過早死亡的事實。

清朝滅亡的流行論中,有這樣一則:「國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國。」更不必說有才能的人,無法得到才能的完美釋放了,這樣的國家,在世界上自然是無立錐之地的。

日本人所崇拜的幾個中國人

日本人崇拜的中國人是比較有意思的,從王陽明到魏源,再到湯飛凡,莫不是一些被我們所遺棄的有識之士,王陽明只能在明朝做一個小官,魏源在清朝是完全被邊緣化,至於湯飛凡的悲劇更是數不勝數。

懂得近代中國與近代日本的人,多會發出這樣的疑問:「為什麼中國出不了福澤諭吉這樣的人物?為什麼中國出不了野口英世這樣的醫學家?」

實際上這些疑問都是很蠢笨的,魏源在對當時世界和當時中國研究,是被福澤諭吉吸取和進一步發揚的,但魏源卻只能被清朝邊緣化;湯飛凡在醫學界的研究也遠遠高於野口英世,但只能死於卑微,非我華人不行,實則腐朽的廟堂不行罷了。

日本人對中國文化最精髓的吸取,並非孔孟之道,而是對王陽明的心學中,完全背離孔孟之道的「知行合一」論,理論的實踐要遠遠高於崇王論、偽民論、中庸論的落後、停滯不前,但可惜的是,這些理論在我們國家直到現在,依然是被掩埋的思想寶藏。

以前有人對戰國時的魏國深表同情,認為魏國以前都是碾壓弱秦,最終卻因為自己國人中(包括附屬國衛國)出了公孫鞅、公孫衍、張儀等「叛國」之人,最終才導致弱秦一朝強大,魏國被滅了國。

其實這樣的見解是有局限性的,中原魏國人才濟濟,卻不能得到尊重和重用,最終被他國巧取,為他國所用,非人才之罪也,乃君王之罪也,這也是我們不需要權威國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也可以很好的解釋,為什麼近代日本可以崛起的那麼快,很大程度上也是吸取了我們中國先賢們的研究成果,並且引為己用,從王陽明的實踐取代中庸,到福澤諭吉對魏源的《海國圖志》,從該書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並提出脫亞入歐論,這也是福澤諭吉所說的:「有人主張尋求文明應先取其外形,但一旦遇到障礙,而又束手無策;我主張先求其精神,排除障礙,為汲取外形文明開闢道路。」

再到野口英世不如湯飛凡的情況下,卻比湯飛凡得到的社會重視要多得多,我們與日本的差距,是在里子里,而不是在表面,我們即便經濟總量超過了日本,我們依然沒有日本對其國其民應該在世界上該如何定位有著明確的了解和發展方向的規劃。有形無神,百年後還是如此。

比起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我們失去的更多

有內地人表示不服說:「拿中國跟日本比的人是有多狂妄?中國才發展了三十年就去跟明治維新後就沒掉過隊的日本比?比完後再一票否定我們現在所取得的一切?中國還在發展中,中國的技術在進步,教育在進步,只是現在還遠沒到達繁榮的時候。」

對於這麼說的人,紙白君這篇文字應該可以很好的對他打臉了,同在廢墟上起步,若干年後,差距依然甚大,我們並沒有吸取前人失敗的教訓去迎頭趕上,而是在咒怨日本的50年30枚諾獎計劃落空,但人家卻已經實現一大半了。

有些人還在為我們落下巨大的差距而自找借口,不是反思當年發生了什麼?未來如何預防這種民族悲劇的發生?又該如何對科研人才我們又該如何培養和重視?沒有這方面的反思,我們依然很容易重蹈覆轍。

我們經常嘲笑近二十年是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實際上他們卻又一次的偷偷的跑到了世界的前列,而我們失去的那三十年,則是真正失去的三十年,所以才會有人說我們才發展了三十年,那麼以前我們幹嘛去了呢?與其說我們應該研究日本,不如說我們是在對我們自己最深刻的反思,一手好牌打成了漿糊,還有臉沾沾自喜嗎?

結語:

假期間,朋友從外地歸來,我們聊到了日本車,朋友說:「日本車的技術是沒什麼可說的,省油還沒有小毛病,就是車皮太薄了。」紙白君接話說:「從實用的角度來說,日本人完全實踐了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包括在汽車上。至於車皮薄的問題,即便是一輛幾百萬的豪車,高速上開車不小心駕駛,依然會面臨車毀人亡的結局。」朋友表示很認同。

大道至簡,實踐至上,日本人如果僅僅靠崇拜武力,怕早已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了,這是我們需要警惕的,日本人這些年來由武入智的全民性改變。而他們還在反思他們這些年來取得的成就,而我們則依然在沾沾自喜……

2017—10—9落筆於墨辯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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