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到底是不是中國經濟的轉折點？

提起鴉片戰爭前的中國經濟，很多人腦子裡蹦出來的是四個字：

閉關鎖國。

這個詞，在不少人腦子裡，就等於「海禁」，海禁不就是「圍城」嘛，城裡的人出不去，城外的人進不來？

一、1840年，中國貿易的大門敞開著

事實上，此「海禁」非彼「海禁」。

清朝政府在順治十二年（1655）、十三年（1656）及康熙元年（1662）、四年（1665）、十四年（1675）5次頒布禁海令（見《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120、卷692、卷776）；順治十七年（1660年）及康熙元年（1662）、十七年（1678）3次下達「遷海令」（《東華錄》順治十七年九月癸亥條；康熙十七年閏三月丙辰條；《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776）

主要目的指向清晰，即遷移沿海居民，禁止出海經商、捕魚，以斷絕對孤懸台灣的鄭氏政權的人力、物力支持，是政治手段，而對於外國商船來華貿易，並不在禁止之列。

不禁止！不禁止！不禁止！

重要的事情說三遍，清朝初年的「禁海令」並不禁止外國商船來中國貿易。

當台灣鄭氏政權投降後，海禁的必要性已經喪失，清政府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式下令：

今海內一統，宇寧謐，滿漢人民相同一體，令出洋貿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開海貿易。（清文獻通考》卷33）

次年（1685年），清朝開四海關：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粵海關。

此後，中國沿海海貿迅速復甦，僅蘇州一地就有海船千艘出洋貿易，外國商船也紛紛到各口通商，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因往來洋船都攜帶炮械，存在國家安全隱患，下令對西方人關閉福建漳州、浙江寧波、江蘇雲台山（今連雲港）三處口岸，只留廣州一地。

需要注意的是，雲台山、寧波、漳州等處海關此後仍允許日本、朝鮮、東南亞各國商船進港貿易，中國商人更不在限令之列，僅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中國商人駛往東南亞的商船就有295艘。

2年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翻譯洪任輝（James Flint）因為浙海關的關稅（3%）比廣州（5%）便宜，不顧清朝禁令，到寧波貿易受阻，竟引船直航天津，通過行賄把狀紙遞到乾隆皇帝案頭，控告粵海關官員貪污、索賄、刁難洋商，希望中國改變外貿制度。

結果，乾隆皇帝大怒，將替洪任輝寫狀紙的中國人斬首，把他本人拘押澳門前山寨，刑滿後驅逐出境，又頒布《防夷五事》，要求沿海嚴格防範西方人活動。

哪怕這樣，洋商來華貿易其實也並未受到影響，禁令實施後次年（1758年）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80年間，來廣州洋船共5107艘，其中英國商船最多，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有58艘、道光六年（1826年）為85艘，道光十三年（1833年）為107艘，增加的趨勢非常明顯。

二、1840年，南洋貿易還在中國人手裡

同期，中國商人在東南亞的移民和商業活動也在如火如荼的進行。

非常有意思的是，當時中國商船最賺錢的業務還不是貿易，而是載運「非法移民」，也就是當「蛇頭」。

根據康雍時期的硃批諭旨，也就是朝廷查獲的非法移民案件可知，彼時的出洋商船，合規登記的舵水（船員）、客商人數不過七、八十人，少者為六、七十人，但私載的人數會達到二、三百，甚至四、五百人，每人船長會收取8-10兩銀子。

當然，各個地方的船票錢略有不同，從中國到婆羅洲為10元（西班牙銀元，約等於七錢二分銀子），從廈門到曼谷為8元，從廣東樟林到曼谷為6元，已知的一艘到曼谷的「偷渡船」甚至塞下了1200人……

《紐約港灣》塞繆爾·沃（1814-1885），描繪了1847年停泊於紐約港的耆英號（帆布水彩畫，作於1853-1855），藏於紐約市立博物館，耆英號在紐約停留了數月，每天迎接約4000名參觀者，門票25美分，在當時的美國是一大「東洋景」。

在貿易上，歐洲人擅長的是中遠途貿易，中國商人壟斷的是東南亞各個航線的短途貿易市場，其獲利也非常豐厚，比如：

1776年弗羅斯特（Forrest）記載，廈門商船的貨本為49,534元，航行至蘇祿（今菲律賓）的售價為81,732元，獲毛利32,198元。

嘉慶十一年（1806年），華僑商人徐茂受暹羅國王委託，以暹羅船隻「林泳發」來中國江浙地區貿易，該船貨本18,250元，獲毛利19,765元。（陳希育：《清代海外貿易的經營與利潤》，《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1期）

不過上文作者也在觀察研究中發現一個現象：

清代出洋商船的貿易額一直維持在二、三萬兩的水平上，經過一百多年的時間，貿易額沒有擴大，而是停滯不前。

這當然和中國商船的噸位有著直接的關係，康熙年間赴日本貿易的小船，甚至有貨值四、五十兩的，按照施琅的說法就是「只數煩多，資本有限」，遠航至新加坡貿易的中型船隻，也不過300多噸左右，貿易額約為2-4萬元。

限制船隻進步的，過往有很多解釋， 比如中國人的文化特質、技術上的困難等等，其實更可能是經濟考慮，即利潤，不過這就是另一個話題了，三解會專門開文章解說。

三、1830年，世界上做生意最方便的地方

伴隨著海上貿易的興盛，清朝海貿管理和相關產業都有非常大的提升。

海關徵收關稅的稅則越發詳儘是其一，在交易中起擔保、中介作用的「保載行」、「牙行」的發展是其二。

這些牙行有固定客房、貨棧提供服務，並代客納稅、過關登記、代雇船隻、介紹買主，甚至負責押送貨物，廣州十三行即為其中專營西洋貿易的翹楚。

西洋油畫上的清代十三行。

乾隆十八年（1753年），清廷將廣州貿易業務一分為二，專營外洋各國貿易的叫外洋行、經營出海貿易的叫海南行，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起外洋行不再兼營本港貿易，嘉慶五年（1800年）之後，廣州就只剩下外洋行（也稱洋貨行或十三行）和福潮行（原海南行）。

十三行並不只有十三家企業，而是一群官設的特許商，其中還有專門的「保商」，負責承保外國商船到廣州貿易和納稅等事，承銷進口洋貨，採辦出口絲茶，為外商提供倉庫住房，代雇通商工役。

保商對於承保的外國商船貨物享有優先購買的權利，在其他分銷貨物的行商交不出進口貨稅時，也必須先行墊付。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稟報的事，責令保商通事代為轉遞，並負責約束外商不法行為。

當然，最重要的是提供代行賄服務，這對於大清朝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規矩，對於同時代的英國、法國而言，也不是什麼稀奇事，只是多少的問題。

也正因為這些服務，在道光十年（1830年）英國下議院對在廣州進行貿易的英國商人進行調查後得出結論：

幾乎所有出席的證人都承認，廣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

在上述背景下，英國商人們唯一不爽的，可能就是他們不能「自由」地與中國商人貿易，而只能面對「買方市場」的盤剝，而這一道枷鎖在1840年用火炮打碎之後，他們卻發現，在中國的自由貿易並沒那麼輕鬆……

四、1840年，英國大炮沒能轟開市場

按照一般的說法，大英帝國用大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然後，先進的資本主義順理成章地碾壓了落後的封建主義，機器大生產以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摧毀了中國「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

1840年，中國經濟的轉折點來了。

然而，事實是這樣嗎？

在19世紀之前，歐美各國運往中國的商品結構非常單一，「所載貨物無幾，大半均屬番銀」，也就是銀元，其次是毛織品和棉花。18世紀中後期，英國、印度、美國流入中國的白銀年均45萬兩，最高達到過150萬兩，也是這個時期出現了鴉片貿易。

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工業革命開始，蒸汽機製造的棉布、棉紗產量大增，1780年英國棉布、棉紗出口總值不到36萬英鎊，1785年增加到100萬英鎊以上，1792年又翻了一番，到1802年已經達到780萬英鎊，短短20多年增長了20倍。

伴隨著出口總額的增長，是英國紡織品價格的降低。

英國曼徹斯特的科技與工業博物館藏工業革命時代紡織設備，該地是英國曾經的紡織中心，也是世界紡織工業中心。

1861年奧爾德曼·尼爾德先生在曼徹斯特英國委員會宣讀的一份文件表明：

印花布的價格從1815年的每匹28先令降到1830年的每匹8先令9便士，1848年更是低至4先令6便士。

學過政治經濟學的都知道，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導致生產成本的降低。

OK，作為當時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大英帝國紡織品的價格降低了，還用「大炮轟開」了國門，搞了五口通商，是不是出口爆發了？

答案是：沒有。

1845-1855年的10年間，英國輸出中國的棉紗由260萬鎊上升到290萬鎊，增幅不到10%，棉布則由310萬匹下降到了200萬匹，減少30%……（柯克，《中國》第166頁）

僅就上海一地：

1846年的（中國）進口貨值較前一年下降13%，1847年又減少了5.4%，1848年更大幅度地下降了20.1%，以後雖有回升，但極不穩定，一直到1854年還沒有恢復到1845年的水平。（黃葦，《上海開埠初期對外貿易研究》，第43頁）

現實是，在洋人自以為敲開中國的國門後，對於中國市場極度樂觀，英美等國充斥著想當然的言論：

所有英國蘭開夏紡織廠的出品都供應中國一省的制襪的需要，猶恐不足。（班思德，《中國對外貿易史》，第46頁）

美國總統泰勒向國會報告：

若能將數個連貫該帝國各部分的口岸為過去歐美人士所未曾進入者，予以開放，對美國產品的需求之擴大，必無疑義。（卿汝楫，《美國侵華史》卷1，第51頁）

在這種輿論氣氛下，1842-1845年間，運往中國的棉紡織品總值由70萬鎊增加到170萬鎊。

結果呢？

五、1840年，中國製造狙擊機器大生產

1850年美國駐廈門領事報告國內：

大批的美國床單、襯衣布、斜紋布發生積壓，賣不出合適的價錢。（達維斯：《美國公文彙編》第一輯，卷20，第20、21頁）

英國駐福州領事1847年給國內的貿易報告也同樣對前途表示出無可改變的悲觀。

慣常的說法，都說這是自然經濟的抵抗，換句話說，就是中國人男耕女織，商品化需求不足。

其實根本不是這麼回事，近年來對於江南區域經濟、手工業和消費能力的研究表明，起碼在江浙腹地和閩粵沿海地區以及城市居民之中，所謂的「自給自足」就是一群老文人的臆想。

明末清初松江人葉夢珠在《閱世編》中寫道：

棉花布，吾邑所產，已有三等，……上闊細者閱標布，……俱走秦晉，京邊諸路。……其較標布稍狹而長者曰中機，走湖廣，江西，兩廣諸路。……前朝標布盛行，……至本朝而標客鉅賈罕至。

這說的是明崇禎、清順治年間事，也就是說，至少在明代，松江布已經分品類銷售陝西、山西、河北等省，以及湖南、湖北、江西、廣東、廣西等地，松江棉布的商品化需求市場遍布大半個中國。

到清朝，吳承明先生估計清代松江一地每年進入長距離運輸的棉布就達4000萬匹，這些棉布自然是商品，而且是不同大眾消費的商品，而不是什麼「地主階級享受的奢侈品」，全中國的地主也消費不了這麼多。

國家博物館館藏明代松江棉布，當地在明朝就有「衣被天下」之稱

事實上，1830年左右，英國上流社會的貴族們還在流行用天然棕色的紫花「南京布」做褲子，用中國杭紡做襯衫，這裡的南京布就是松江布紫花棉布，因在南京集散，被外商訛傳為南京布。

這樣高度的商品化，是以非常嚴密的勞動分工、專業化生產帶來的較高勞動生產率為基礎的，紡紗者從供應商（花行）處購買原棉，將成品紗賣給中介（紗店），紗店再賣給織布者，織布者按照加工商（布號）的質量標準和布料送達時間來規劃生產，將成品送交各主要產布村落中的布號分號，再彙集棉布送交城市中的染色、踹壓工坊，由數以百計的技術工人完成最後的加工。

據李伯重先生計算，江南地區一個婦女每個工作日的收入大約相當於一個男子的70%，而與之對應的，是江南民眾較高的生活消費水平，在食物多樣性和肉食佔有上，並不亞於同時期英國的工廠工人，在生活質量和平均壽命上還要高於當時曼徹斯特平均不到40歲的水平。（見李伯重，《「鄉民們吃得不錯」——十九世紀初期松江食物消費水平研究》）

對了，在19世紀前期，江南地區的一夫一婦家庭平均收入，可以輕鬆供養兩個脫產的成年人，這在同時期的大英帝國工人階層里，還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呢。

真實的情況，正如一個英國人記錄的，土布的價格和質量在鴉片戰爭後數年間，仍然具有壓倒性的優勢：

遠在1844 年，我曾把這種土布的各種質地的樣品，標明每一種的價格送回英國。和我通信的人都說，按照所標的價格，他們在曼徹斯特也做不出來。而所標的價格比此地（中國福建省，引者注）的價格還壓低了很多。（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 卷，中華書局1962 年版，第504 頁。）

回頭再來看中外貿易，當時作為生產原料的棉花、棉紗的進口增長並不小，反而是工業製成品，棉布、床單、桌布存在嚴重的滯銷，這是進入一個陌生消費品市場很正常的反應。因為工業製成品的花色、質地，都需要新市場的推廣。

舉個簡單的例子就是，元明兩朝中國的瓷器出口，還有專門針對伊斯蘭世界花紋的「外銷瓷」，而不是直接拿什麼福祿壽三星給對方，這是對市場的判斷能力，不是什麼自然經濟的抵抗。

六、打垮中國經濟的罪魁禍首

另一方面，由於全球氣候的變化，在19世紀初，中國已經進入了「道光蕭條」的時代，水旱災害頻仍，農業生產下降，又有銀錢兌換價格的巨大波動，造成了整個市場購買力的萎縮，甚至瀕臨崩潰，換個詞就是：經濟危機。

寫於1834年的《浦泖農咨》中寫道：

往年農之不匱乏者多賴之。自近今十數年來，標布不消，布價遂賤，加以棉花地荒歉者及今四年矣。棉本既貴，紡織無贏，只好坐食，故今歲之荒，竟無生路也。

說明，松江布的滯銷，在1834年之前「十數年來」是持續的現象，而不是慣常作品中所引用的「鴉片戰爭之後」，而棉布、土布跌價的事實，其實是延續多年的結果，並不是某一天洋布來了，就突然造成的。

比如，教科書中引用的道光二十六年（1846）包世臣在《答族子孟開書》中說：

近日洋布大行，價才當梭布三之一。吾村專以紡織為業，近聞已無紗可紡，松江布市，消減大半。

這些被引用的材料，往往記錄者的身份就是鄉紳，他們對於外來侵略的警惕是本能反應，而對於價格的敏感，卻往往基於的是極端的情況，以前文所述的英國棉布價格為例，生產成本價已知，即便不算運費，定價為土布的1/3，也是吐血大甩賣的半自殺舉動，絕不是什麼「勞動生產率」帶來的競爭優勢。

正確的解釋則是英美商人運來了太多紡織品，在1845年左右形成了海量的積壓，除了揮淚割肉之外，還有什麼辦法減少損失嗎？

再來看一條常用的、說明通商口岸土布受進口商品打擊的材料：

教科書用法如下：

其質既美，其價復廉，民間之買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復暢銷，商人多不販運；而閩產之土布土棉，遂因之壅滯不能出口。（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卷）

其刪減的上下文如下：

今自夷人來廈開市，凡洋貨皆系夷商自行轉運，閩省並無赴粵之商，粵省亦鮮來閩之賈，且該夷除販運洋貨外，兼運洋布洋棉，其物充積於廈口，內地之商販，皆在廈運入各府銷變，其質既美，其價復廉，民間之買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復暢銷，商人多不販運；而閩產之土布土棉，遂因之壅滯不能出口……今閩省向銷之江浙棉布及洋貨等物，因被英夷所佔，不克暢銷，縱使竭力招徠，而全省之一隅之地，民間服用無多，又不克轉鬻他省。揆之事勢，斷不能使華夷兩貨，並用兼行，是即有願往江浙等省販貨之人，而銷既不多，勢必裹足；況現在商俱疲乏，更屬招之不前。

這裡重點說的什麼？說的是內貿商路路線的衰落，因為洋商直接到廈門，導致傳統從海上來廈門做洋貨轉口貿易的內商都不來了，結論也是「斷不能使華夷兩貨，並用兼行」，至於說民間「買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這個只能呵呵了，如果市場這麼樂觀，為什麼英、美列強的領事們急的嗷嗷叫呢？

綜上所述，鴉片戰爭後，中國土布等有競爭力的本土產品的真正危機，並非來自於外敵，而是內患：

其一是天災帶來的經濟蕭條對國內需求的摧毀；

其二是清朝政府無力控制銀錢比價上漲的無能；

其三是清朝政府搜刮帶給人民的負擔倍數加重。

下圖可見：

1821年-1850年中國農產品、手工業品零售物價指數變化表。（1821年=100）

在1835-1845年間，農產品和手工產品的價格在下跌或者不漲，而銀錢比例卻在瘋漲，15年間漲了快1倍，民間多用銅錢，而官府只要白銀，兌換之間，無疑就是負擔增加了不止一倍！

試想，如果今天，2017年的民營企業稅負再翻上一翻，企業還能有活路嗎？更何況清朝還有無數的稅外之捐，官吏腐敗的各種陋規、孝敬？

曾經擁有無限活力的小生產者們，除了破產還有什麼出路？哪怕如此，這些小生產者們還在通過不斷降低自己的生活質量，咬緊牙關抵抗著洋貨的侵襲，直到太平天國的狂飆席捲中國，將他們原本賴以生存的商業化社會網路砸得粉碎。

即便如此，洋貨，尤其是工業革命的象徵，機制布憑藉低廉的價格真正摧毀中國的土布運銷網路，也已經是1890年代在中國普遍建設新式工廠之後的事兒了。（見李鋼：《陝西商幫史》，西北大學出版社）

綜上所述，並不是先進的資本主義打垮了中國落後的「自然經濟」，而是愚蠢的清政府掐死了本有活力的中國經濟，無論他是自然的，還是市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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