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定與專註：在自己身上克服這個時代

靜定與專註

文 吳 靖

春秋時期，我國經歷了百家爭鳴的黃金時代，隨後儒、道二家脫穎而出，交替佔據中國思想文化的主流。至兩漢之際，佛教由古印度傳入我國，於魏晉南北朝時期趨於興盛。至隋唐時期，我國佛教已宗派林立，蔚為大觀。然而，唐代中後期的武宗滅佛運動（史稱「會昌法難」）卻給了佛教以致命性的打擊，在那次遍及全國的滅法運動中，中國佛教幾乎所有宗派都全軍覆沒。這些宗派——包括唯識、三論、天台、華嚴、律宗、密宗等等失去了寺廟、寺廟經濟和經典文化的支撐，從此便一蹶不振，有的甚至永遠地消失了。堪稱奇蹟的是，唯有由菩提達摩創始、由六祖慧能推向巔峰的禪宗一派，不僅安然度過這一劫難，之後更是如雨後春筍一般蓬勃發展，在滅法運動後的幾十年間遍布全國，進而一舉取得了中國佛教的主導地位。

諸宗消沉，禪宗獨盛。原因何在？答案或許就在禪宗的十六字箴言：「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在如今的移動互聯網時代，伴隨著功利主義和消費主義的熱潮，人類文明存在著空前的機遇，也面臨諸多嚴峻的挑戰，來自禪宗的古老智慧無疑為我們更好地克服時代的弊端提供了諸種法門，其中尤以靜定與專註最為切中時弊，正如一百多年前的西方哲人尼採的警語：在自己身上克服這個時代。

靜定：創造的源泉

在功利主義和消費主義盛行的現代社會，浮躁與不安成了現代人最常見的兩種心理狀態，這對於求學、創業乃至人生的種種追求都是不利的。對於這一點，禪宗一派無疑是喧囂擾攘的現代社會的一劑解藥，其所倡導的靜定修行之法——靜坐與禪定，是禪宗乃至整個佛教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它消融了二元論的壁壘，從而使主客合一，使人的生理和心理狀態達到中國文化所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按照現代心理學的解釋，這種主客泯滅的狀態乃意識功能尚存但沒有運用的心理狀態，佛教稱此境界為「空」。這種空的境界不間斷地繼續修行，就可以進入一種「言即不中」的意識狀態。佛教極為尊崇這種狀態，能修行達到此境界的人被稱之為「佛」。

不難發現，禪宗的靜定作為一種方法論，背後蘊含著典型的東方哲學思想，與儒家和道家的許多觀點不謀而合，這也是佛教尤其是禪宗思想得以在中華大地上蔓延生長的關鍵。如儒家經典《大學》有言：「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止生定，定生靜，靜生安，安生慮，慮生得，一切由「止」而生，由此構建了君子修身求道的總綱領，而佛教主張「因定生慧」，而定慧又稱作「止觀」。又如道家經典《道德經》有言：「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佛家言「空」，正如道家言「無」，「無中生有」，亦可視作「空不異色」的某種變形。道家學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莊子所推崇的「坐忘」和「心齋」亦包含著鮮明的定慧思想。

即便大多數人都無法在靜定的修行中體驗到上述的最高境界，但保有靜定的習慣對於現代人而言極為重要。這看似很難做到，其實也並非那麼難，只要讓自己從各種忙碌中停下來（亦即「知止」），獨自（盤腿）靜坐一會兒，將自我漸次放空，任由各種雜念在腦海中一閃而過，細細體味當下的瞬間與時間的流逝，慢慢進入一種物我兩忘的境界。漸漸地，我們從靜定中收穫到一種無中生有的力量，一種空寂之後的充盈，一種安寧之後的狂喜，一種靜觀之後的憬悟。深諳禪宗三昧的台灣散文大師林清玄先生在其名作《白鷺立雪》中有一首意味深長的禪詩，詩曰：「白鷺立雪，愚人看鷺，聰明見雪，智者觀白。」

世俗的人看見了雪中的白鷺，便會忘記雪的存在；看見了追逐，忘失了平靜；追求小的價值，忽略了純凈如雪的本質。聰明的人知道白鷺佇於雪中，只是一時的、短暫的，因此常常會提醒自己，不要丟失了可貴的純凈。有智慧的人，只是靜觀，不起分別。禪宗的智慧告訴我們，這種看似「不做任何事」的靜定修為是一種極為珍貴而重要的能力，對於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們尤其如此，而對於那些熱愛禪宗的天才及其所開創的偉大事業而言，靜定之法可視作他們的創造之源。

美國著名作家蘇珊·凱恩在其著作《安靜：內向性格的競爭力》中極富洞見地指出：「如果你在後院的一棵樹下坐著，而其他人在院子里舉杯暢飲，那你就更有可能成為被蘋果砸中的人。」為此，她舉了一個反例，即大名鼎鼎的「頭腦風暴法」，這種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興起的群體決策法一度風靡全球，但之後長達四十年的持續研究卻得出了一個令人吃驚的結論：以小組形式開展的頭腦風暴並不利於產生創造性想法。倫敦大學組織心理學家艾德里安·弗恩海姆坦言：「科學研究表明，商業人士採用頭腦風暴的方法是極其愚蠢的。」這種集體思維所固有的局限性，被埃默里大學神經科學家格雷戈里·伯恩斯稱為「群體工作缺陷」。對此，蘇珊·凱恩進一步指出：「當個人在群體中工作時，他很難意識到自己真正的想法。作為社交動物的我們總會無意識的效仿別人。而當我們有意反對這些意見時，我們會承擔精神上的不安。」

毫無疑問，靜定的前提是獨處，亦即保持孤獨的狀態。可以說，一個人安靜時所產生的孤獨場域是創新的催化劑。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曾經堅定地說：「我單槍匹馬，不成群也不結對……因為我知道，要達到既定的目標，必須要由一個人來思考、來指揮。」是的，許多真正意義上的創造——不是微小的改進，而是從0到1，從無到有的純創造，都是一個人在夜深人靜時想出來的，和那些所謂的「頭腦風暴」毫無關係，正如蘇珊·凱恩所指出的：「獨處是創造力的關鍵（也是被低估的）原料。」因此，對於個人創造力而言，那種可以隨時從紛繁糾纏的社會網路（包括虛擬空間網路）中抽身而出的能力，在當今的互聯網時代——一個基於移動終端將人們空前緊密地聯結在一起的時代——無疑顯得更加珍貴和重要，而禪宗的靜定之法給現代人的啟發是巨大的，無論是修身還是創造。

專註：人生的境界

中國思想文化在魏晉以前以儒家和道家作為主流，其中儒家偏於入世，道家偏於出世，佛教尤其是禪宗經過本土化之後，顯示出了強大的生命力，乃是由於其很好地融合了儒、道思想，禪宗作為中國佛教的精華，其精神可以概括為「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業」。可以說，禪宗早已成為中華文化一個獨特的精神標識，千百年來對社會、人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禪宗精神看似教人學會放下，實則教人專註當下，認真觀照和把握生命中的每時每刻，去創造嶄新的人生境界，這可以從著名的「禪宗三境界」說起。

宋代禪宗在總結了魏晉至隋唐的禪宗思想的基礎上，從浩如煙海的唐宋佳句名聯中選取三句，提出了「禪宗三境界」說。「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此第一境。句出唐代詩人韋應物名作《寄全椒山中道士》：「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荊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

詩人獨坐滁州郡齋，孤寂清冷，不由念及住在全椒縣深山中與世隔絕的道人，在這寒冷肅殺的深秋，想送一瓢暖酒給山中苦寂的友人，但又怕滿山落葉，尋不到他的蹤跡。「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是詩人的寂寞心靈尋不到慰藉的孤獨與彷徨。當然，此一境界雖離至境尚有距離，但畢竟已入禪宗境界，較之諸種無境界的人生依然高出不少。蘇軾晚年貶謫惠州，曾次韻作《寄鄧道士並引》，詩云：「一杯羅浮春，遠餉採薇客。遙知獨酌罷，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庵中人，空飛本無跡。」清代著名詩人、評論家施補華在《峴佣說詩》中將韋、蘇二詩作了比較：「《寄全椒山中道士》一作，東坡刻意學之而終不似。蓋東坡用力，韋公不用力；東坡尚意，韋公不尚意，微妙之旨也。」意、力二字，一語道破，堪為的評，蓋以東坡之才氣，亦有棋逢對手之時。

「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此第二境。句出蘇東坡《十八大阿羅漢頌》，其中讚頌第九尊者詩文：「飯食已畢，璞缽而坐。童子著供，吹禽發火。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東坡寥寥數語，已將尊者神遊世外、觀心自在的神態刻畫得惟妙惟肖。如前所述，佛家推崇「空」的境界，意即脫離七情六慾之苦，六根清凈。空山無人，便是指自身不再受人生的俗世苦難煎熬，得以解脫。水流花開是順承，意念皆空，一切當自在興現，心曠神怡。達到這個境界，大概要經受些磨難，才能達到真正的物我合一。

蘇東坡是學佛參禪之人，他在艱難困苦的險惡境遇中——從黃州到惠州再到儋州的一貶再貶——反而實現了人生境界的升華，創作出了中國文學史上最光輝燦爛的詩文，禪宗對他的幫助和影響不可謂不大。尤其是東坡詩詞中表現出的種種人生境界與禪宗的影響密不可分，如「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的隨遇而安，「因病得閑殊不惡，安心是葯更無方」的修心為上，「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的詩禪一味，「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的悲喜兩忘，「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的自嘲釋懷，「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的超邁放達，無不體現著將人生苦難蒸餾升華的禪意境界。

「萬古長空，一朝風月」，此第三境。語出《五燈會元》卷二之「天柱崇慧禪師」篇：

（僧）問：「達摩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且置，即今事作么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

某日，有僧人問崇慧禪師：「達摩祖師尚未來中國時，中國有沒有佛法？」禪師說：「尚未來時的事暫且不論，如今的事怎麼做？」僧人不解，又問：「我實在不領會，請大師指點。」禪師意味深長地說：「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一朝風月是當下的剎那，萬古長空是遙遠的未來。也可以說，一朝風月是短暫的，萬古長空則是虛幻的永恆。既然虛幻不真切，又何必牽掛，我們只需要做好眼前便可。無論以後怎麼樣，專註「當下」才是最重要的。把握眼下，摒棄虛無，這個境界應比什麼都拋卻和放下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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