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族文化對漢族的影響

文/劉中秀

（一）契丹飲食文化

影子：手把肉、水煮肉、火鍋、燒烤、肉乾、臘肉、乳酪、凍梨

契丹人以游牧漁獵為生，他們放牧羊、牛等家畜，獵獲野鹿、野兔、貔狸、野鴨、大雁等獸禽，在飲食上以「食肉飲酪」為主。契丹人食肉也經歷了一個由生食到熟食、由簡單宰割飽腹到製做各種肉食佳肴的過程。契丹人最常見的食肉方式是煮鮮肉，將宰殺的牲畜或獵獲的野獸放血、剝皮去掉內臟後，整個或砍成幾大塊，放入大鐵鍋內，加水烹煮。煮熟後，放大盤內，用刀切割成小薄片，再蘸以各種佐料，如蒜泥、蔥絲、韭沫及醬、鹽、醋等食用。近年出土的遼代契丹墓室壁畫，有不少都逼真、形象地反映了遼代契丹人煮肉、切肉、食肉的場面。徙居遼地的漢民，在與契丹人的雜居交往中，受契丹飲食文化的影響，飲食習慣也慢慢發生了變化，即改變了原來比較單一的主食糧谷的習慣，也開始了「食肉飲酪」。北宋人劉琦曾出使遼國，在廣平甸（內蒙古奈曼旗包古圖至葦蓮蘇一帶）親見與契丹人雜居的漢人已是「食腥飲膻」，民族雜居，無分契、漢，燕、代漢俗已不見，惟聞漢民食羊之腥膻。他在使遼詩《虜中作》中云：「人物分多種，遷流不見經。已無燕代色，但有犬羊腥。」

契丹人吃肉除煮食大塊鮮肉外，還發明了用火鍋涮食肉片。如內蒙古赤峰敖漢旗一座遼墓出土的壁畫上，就有契丹人用火鍋涮肉的場面：三個契丹人於穹廬之中，圍著火鍋，席地而坐，有的正用箸在沸騰的湯鍋中涮食肉片。火鍋的前邊放著一張方桌，桌上放著盛佐料的兩個簋，還有兩隻酒杯，桌的右側備有火酒瓶，左面有一特製的鐵筒，裡面盛滿了肉塊。契丹人的火鍋涮肉食俗，後來影響了遼地的漢人，今日東北人冬季所食之火鍋涮羊肉，仍可視為遼代契丹人「火鍋」的濫觴，也是契丹人飲食文化對漢族影響的一個例證。

在食肉方面，契丹人還有於九月初九日重陽節食生兔肝的習俗。如《燕北雜記》載：「遼俗，九月九日打圍，賭射虎，少者為負，輸重九一宴席。射罷，於地高處卓帳，飲菊花酒，出兔肝切生，以鹿舌醬拌食之。」契丹人重陽食兔的習俗也影響了遼地漢民，只不過是他們已改生食為熟食而已。《日下舊聞考》卷148引《陳琮詩注》云：明清時的燕京地區漢民於「重陽節前後設宴相邀，謂之迎霜宴。席間食兔，謂之迎霜兔。」《遼史》卷四九《禮志一》載有「燔胙」：「大臣、命婦以次燔胙，四拜。」「燔胙」，又稱燔肉，即燒烤祭祀用的肉。燔胙既然作為祭祀形式記錄下來，這也應是日常生活中加工肉類的方法。

契丹人除煮食、涮食和生食鮮肉外，還能把肉加工成不同形狀、不同品類及不同風味的肉食品，這樣，既調劑了肉食品的花樣，又可將一時吃不完的肉加工儲存，以備隨時食用。契丹人平時獵鹿最多，新鮮鹿肉一時吃不完，便將其製成「鹿脯」和「鹿臘」，即鹿肉乾。此外，其他類型的肉、乳風味食品契丹人也多有製做。

尚豪飲是契丹乃至北方人的一個共同特點，至今亦然。每逢宴飲，客人大碗喝酒，大塊吃肉，主人便十分高興，表現了契丹和許多北方人的豪爽性格。魏泰《東軒筆錄》卷一五云：「北番每宴使人，勸酒器不一，其間最大者，剖大瓠之半，范以金，受三升，前後使人無能飲者，惟方偕一舉而盡，戎主大喜，至今目為方家瓠，每宴南使，即出之。」所謂「剖大瓠之半」，就是至今在東北農村仍被廣泛使用的葫蘆瓢。路振《乘軺錄》記載他在遼國受到接伴使的款待，熊肪、羊豚、雉兔之肉為濡肉，牛鹿、雁鶩、熊駱之肉為臘肉，「割之令方正，雜置大盤中」，「二胡雛衣鮮潔衣，持蛻巾，執刀匕，遍割諸肉，以啖漢使」。這種飲食風尚固然說明其粗放原始，同時也體現了契丹人的豪爽性格。

契丹人的肉乳類風味小吃隨著遼宋聘使交往及邊貿往來，也傳到了中原地區，被宋地的漢人所接受。如契丹人的風味食品「乳酪」傳到宋都汴京後，深受廣大漢族市民的歡迎。不少商家紛紛仿效製做。如汴京有「乳酪張家」，臨安有「賀家酪面」。不僅一般漢族平民百姓喜愛契丹風味食品，就連貴為天子的宋朝皇帝也對它厚賞有加。北宋時期的汴京城內，契丹風味食品到處可見，如鹿脯、冬月盤兔、炒兔、蔥潑兔、奶房、野鴨肉等。尤其是羊肉，小的重五六十斤，大的竟及百斤。由於汴京有很多處契丹風味小吃，也為出使北宋的契丹使臣在飲食上創造了方便條件。如契丹使臣在汴京隨處可食契丹風味食品「羊、雞連骨肉」，「置於盤內，皆以小繩束之，又生蔥韭蒜醋各一碟」。

契丹人還喜歡吃各種干、鮮瓜果。根據文獻記載，契丹人食用的瓜果種類很多，主要有西瓜、合歡瓜、梨、海棠果、棗、杏、李、柿、櫻桃、石榴、葡萄、榛子、核桃、松籽等。契丹人食用瓜果多為鮮食。但他們為使某些瓜果能較長時間保存和易於攜帶，便根據遼地的自然條件，用不同的方法製成乾果、凍果和果脯等。如凍果，遼地冬季漫長而寒冷，契丹人便把一些晚秋收穫的水果，如梨、柿子等，冰凍起來，製成凍果保存，想吃時隨化隨食，非常方便。據龐元英《文昌雜誌》記載：「余奉使至遼，至松子嶺，互置酒，三行，有北京壓沙梨，冰凍不可食。伴使耶律筠取冷水浸良久，冰皆外結，已而敲去，冰皆融釋。自爾凡所攜柑桔之類均用此法，味即如故也。」冰凍水果吃起來汁液清冷，冰涼爽口，有如鮮果一般。遼亡之後，契丹人的食凍果之法，一直被東北地區的漢人所沿用。如《奉天通志》即載：「凍梨，出東邊諸山中，秋熟盛包，販運各地。經冬凍固，色變純黑。食時以涼水浸之，須臾結冰，去冰食之，其冷沁口。」

（二）契丹居室文化

影子：門戶東向、以左側為尊

史料記載，契丹人的屋室住所，不論是契丹皇帝的五京宮殿，還是一般平民的氈廬車帳，最為顯著的特色就是坐西朝東，「門戶東向」。如《舊五代史》即載：「其俗舊隨畜牧，素無邑屋，得燕人所教，乃為城郭宮室之制於漠北。邑屋門皆東向，如車帳之法。」北宋使臣至遼上京城，但見「昭德、宣政二殿，皆東向，其氈廬亦皆東向」（註：《契丹國志》卷24引《富鄭公行程錄》。）。這主要是契丹人為適應北方冬季寒冷氣候所搞的建築創造。因為門戶東向可以避免冬季寒冷的西北風吹進屋內，有利於居室的保暖。契丹人的這種「門戶東向」的居住文化也影響了遼地的漢人。如當時的燕京漢人修築的房屋等建築亦大多仿契丹建築習俗而坐西朝東，「門戶東向」。保留至今的北京大覺寺、雲居寺、戒台寺等都是遼代大寺院，現據其遺址，可以判定當年都是「門戶東向」的。即便今日，在遼西蒙東南地區的某些鄉村，農民蓋房仍多坐西朝東，「門戶東向」，這肯定也是契丹居室文化的一種遺存。

（三）契丹服飾文化

影子：胡服、窄袖服、套褲、氈帽

契丹屬於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其服裝佩飾及髮式均不同於中原漢族，有他們自己的民族特色。如服飾，契丹男子上身多穿圓領左衽窄袖長袍，衣長過膝，腰間系帶。契丹女子下衣多穿裙和褲。褲有長褲，其內還有貼身套褲，契丹人稱之為「吊敦」（或「釣墩」），只有兩條褲管，無襠無腰。契丹人的冠帽，除貴族、官員們戴的金、銀和紗冠外，契丹平民多戴無附飾的氈冠，又稱「氈笠」。契丹人的氈冠圓頂或方頂，無檐，緊罩頭上，有纓繫於頦下。禦寒時契丹人皮毛以衣，平時也穿絲織品。腰中外系蹀鞢帶，上掛金玉、水晶和琥珀等飾件以及火石、筷子、餐具、刀等。契丹人善飲酒，飲茶的風氣也很盛。契丹人都住在氈帳裡面，皇帝的御帳造得很豪華。遷徙時用車裝載物品，有牛車、鹿車，也有駝車等。契丹人的生活習俗體現在服飾上，非常具有特色。契丹人的衣服皆左衽，園領，腰系帶子，帶子或皮或絲，身份不同帶子也不同。從陳國公主與駙馬墓中出土的隨葬品中有6條腰帶，保存基本完好，是目前所見到的遼代最為完整的腰帶，而且形式多樣。腰帶可分為蹀躞帶和非蹀躞帶兩大類。蹀躞帶是我國古代北方各游牧民族根據其生活習俗和游牧生活方式、習慣而在腰上系的帶子，帶子上佩掛弓、箭、刀等狩獵用具以及日常生活中隨時備用的刀子、解錐、針筒、磨石等生活用具。

在敦煌壁畫中西夏進香者腰束之帶就是蹀躞帶，所以蹀躞帶是北方游牧民族普遍使用的傳統用品。唐初曾借鑒北方少數民族的服飾，將蹀躞帶定為文武百官必佩之物。蹀躞帶也是遼代契丹族的服飾之一。在（（契丹國志）二十三卷衣服制度一節中曾記載：「蕃官戴氈冠，上以金花為飾，系蹀躞帶，以黃紅色絛裹革為之，用金、玉、水晶、碧石綴飾。」陳國公主墓出土的玉銙絲鞓（tīng，帶子）蹀躞帶，就是用黃紅褐色絲織品為帶鞓，帶上綴玉飾，證實了史書上的記載不誤。遼史儀衛志二）也記載：五品以上武官蹀躞帶有七事：佩刀、刀子、磨石、契苾(bì)真、噦(huì)厥、針筒、火石袋，烏皮六合鞸(bì)。許多遼墓中也常發現和出土帶銙、帶扣、鉈尾、帶箍等蹀躞帶具殘。陳國公主與駙馬合葬墓出土的這幾條腰帶，保存完整，它為以往遼墓中出土的帶具、帶飾的復原和用途提供了依據.另外，在公主腰上還系有「圭」形金銙絲帶，絲鞓已朽，僅存金帶銙，論其形制應屬大帶——悍腰，鑲在悍腰上的金帶銙的正面都塹刻神氣活現的龍紋。陳國公主墓還出土了一條玉銙銀帶，這種形制的腰帶比較少見。這些腰帶形制完整，束系和使用方法明確，使我們對遼代契丹族的腰帶形制有了較為清楚的認識和了解。從腰帶的形制分析，可知有垂蹀躞帶的契丹式腰帶和無蹀躞的漢式腰帶。這些珍貴實物為研究契丹族的服飾史和生活習俗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資料。據《遼史儀衛志一》記載，「遼國自太宗入晉後，皇帝與南班漢官用漢服」。墓中出土漢式大帶，與史載相符。反映出各民族之間生活習俗方面的相互影響和融合。

契丹人的服飾文化首先是對生活在契丹遼地、與契丹人雜居混住的漢族人產生了影響，主要標誌是：不少漢人也開始穿戴起契丹民族服飾來。如近年在河北宣化發掘的遼代漢官墓葬中，其墓室壁畫中的人物，既有漢人裝束，又有契丹人裝束，「反映了遼代中晚期民族融合的情況」和漢人的「契丹化」。至遼代中後期，在遼朝為官的漢人，也開始摹仿契丹官員的服飾，於腰間繫上蹀躞帶。長期居於契丹遼地的漢人受契丹服飾文化影響，改穿契丹民族服裝，當時北宋出使契丹的使者們亦曾耳聞目睹。如北宋大文豪蘇轍於宋神宗元佑四年（遼道宗大安五年，1089年）出使遼國。蘇轍使遼過古北口，即見到與契丹人和奚人混居的漢人雖仍能講漢話，但服飾已經「契丹化」了。他在《出山》詩中即寫道：「燕疆不過古北關，連山漸少多平田。奚人自作草屋住，契丹駢車依水泉。橐駝羊馬散川穀，草枯水盡時一遷。漢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漸變存語言。力耕分獲世為客，賦役稀少聊偷安。漢奚單弱契丹橫，目視漢使心凄然。」契丹遼地的漢民多是從中原徙居的，因而，此時此刻儘管他們已改穿了契丹服裝，成為遼國的屬民，但當見到中原漢使，便自然勾起思鄉之情，難免心中「凄然」。

契丹人的服飾文化通過遼宋間的互使及邊境榷場貿易等途徑，對中原北宋王朝轄下的漢人也產生了較大影響。當時已有不少北宋漢民，特別是北宋京都汴梁城的漢人開始穿著契丹服飾。其中不僅有平民百姓，也有一些北宋朝廷和地方官員。此事曾引起北宋最高當局的極大關注，從宋仁宗朝始，幾代宋帝，多次頒詔「嚴禁」。如宋仁宗慶曆八年（遼興宗重熙十七年，1048年），「詔禁士庶效契丹服及乘騎鞍轡，婦人衣銅綠兔褐之類」。皇帝詔令雖下，但卻禁不能止，仍有不少漢民照穿不誤。至宋徽宗執政，不得不再次下詔：「敢為契丹服若氈笠、釣墩之類者，以違御筆論。」由此可見契丹服飾文化對中原漢族的影響之深。

契丹服飾文化不僅影響了當時遼、宋境內的漢人，在契丹民族消亡數百年後的今日，其服飾文化的蹤跡在契丹腹地的漢人身上仍可覓得。如氈笠，這昔日為契丹平民所常戴的冬帽，一直是近現代東北地區農村老年男子秋冬季常戴的帽式。1931年的《安東縣誌》即載：遼東漢民「帽則夏用細草，冬用皮與氈……農工勞力，衣服率用粗布，暑時則草笠赤足，寒時氈帽。」筆者幼年在家鄉遼西農村亦常見村中老人戴這種無邊無飾的氈帽頭。再如，當年契丹人常穿的套褲（吊敦），近現代東北地區的漢民亦有穿用者。如《奉天通志·生活民俗》即載：「又有褲截上半，僅余兩腿，名曰『套褲』，秋冬男婦均服之。」

（四）契丹髮式文化

契丹人的髮式也頗具北方民族特色。據大量歷史文獻及考古資料證實，契丹人不論男女，均髡髮。北宋沈括在其《熙寧使虜圖抄》中即云：「其人剪髮，妥其兩髦。」所謂剪髮，即指髡髮，也就是剃去頭上一定部位的頭髮，留下其他部位的頭髮。妥者，墮也，意思是兩鬢有垂髮。

契丹人獨特的髡髮髮式，對生活在契丹遼地的漢族人也產生了影響。考古資料表明，至遼代中後期，生活在燕雲地區的漢族已有不少人開始摹仿契丹人的髡髮髮式。最典型的資料是近年在河北宣化下八里村出土的遼代漢官張世卿家族墓中的壁畫上，均有髡髮人物出現，經分析，這些髡髮者應為漢族人。

契丹人的髡髮髮式對遼地漢人的髮式產生影響，於當時北宋使遼使者的詩詞中亦有所反映。如蘇頌曾於宋神宗熙寧元年（遼道宗咸雍四年，1068年）出使遼國，他在契丹遼地即親眼目睹了與契丹人雜居的漢人中有髡髮者。如他在《和晨發柳河館憩長源郵舍》詩中即云：「君逢嘉景思如泉，欲和慚無筆似椽。山谷水多流乳石，旃裘人鮮佩純綿。服章幾類南冠系，星土難分列宿纏。安得華風變殊俗，免教辛有嘆伊川。」蘇頌此詩記述了他在契丹遼地柳河館附近所見當地漢人衣冠服飾及髮式已漸「契丹化」的實況。「南冠系」，典出《左傳·成公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系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與之琴，操南音。」蘇頌在這裡是指滯留遼地的漢人仍稍有保留原來的漢族服飾，尚未完全契丹化。「辛有」，周朝大夫；「伊川」，指伊水，今伊河，在洛陽西南。《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發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蘇頌詩中是藉此典故慨嘆留居遼地的漢民大多已「戎化」，即被契丹文化所同化了。蘇頌於詩後還附有一「注」，更加明確地點明了契丹遼地漢民髮式上受契丹髡髮影響已「契丹化」。蘇「注」云：「敵中（指遼地）多掠燕、薊之人，雜居番界，皆削頂垂髮（即髡髮），以從其（契丹）俗。唯中衫稍異，以別番漢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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