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自由的鐘聲敲響時，我們心中不只有喜悅，還有痛苦的羞恥
整個國慶假期都在玩，今天終於開始重新規律閱讀。書架上取了普利莫·萊維的《再度覺醒》。這本書講的是1945年，普利莫·萊維與另一些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死裡逃生，重獲自由後返鄉的經歷。在返回義大利途中，他們經歷了種種不同尋常的事，又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
在開篇，作者描寫了一段蘇軍接手集中營後的反應：
他們不向我們打招呼，也不微笑。似乎不僅是同情，還有難以言表的局促，壓抑著他們的心靈，封閉著他們的雙唇，讓他們的眼睛久久不能離開這殯葬般的場景。這是我們所熟知的羞恥—每次篩選（指挑選送進毒氣室的犯人）之後，每次我們被迫目睹或屈服於某種暴行之後，這份羞恥就會吞沒我們。德國人並不了解這種羞恥，只有正義之人見證了他人的罪行時才體會得到。它是一種罪惡感—這樣的罪行竟然存在，這樣的罪行竟然無法挽回地發生在這個現實的世界中；而目睹了這樁罪行的人們，他們追求正義的意願被證明是如此軟弱或徒勞，他們面對這罪行卻束手無策。所以，即使當自由的鐘聲莊嚴而沉悶地敲響時，我們心中也不只是喜悅，還充滿了痛苦的羞恥。
原來正義的人，有良知的人，面對罪行是有一種羞恥感的，而這種羞恥感則來源於一種罪惡感。雖然他們沒有犯下殘忍的罪行，但因為良善在面對惡行時的軟弱和無力，他們會把無法阻止罪行的無助轉化成內心對自己的責備。所以，作者說，真正犯罪的人（德國人）不會有這種羞恥，反而見證他人罪行的正義之人才會有。
這讓我想到南非攝影家凱文·卡特。如果大家對這個名字感到陌生，那對下面這幅照片一定不會感到陌生。雖然卡特並沒有見證二戰中德國人對猶太人的罪行，但他卻見證了戰亂、飢餓對一個小女孩犯下的罪行。
1993年，卡特和同事一起前往當時遍地餓殍的蘇丹，拍攝當地由於叛亂造成的民不聊生的真實畫面。一天，卡特在灌木叢中聽到微弱的哭聲，順著聲音尋去，他看到一個小女孩正艱難地向救濟站爬行。出於攝影師的本能，卡特立刻蹲下來拍照片，然後從鏡頭中他看到一隻禿鷲就在小女孩的身後虎視眈眈地盯著小女孩。據說，拍下照片後，他趕走了禿鷲，坐在樹下，點起一支煙，念著上帝的名字放聲痛哭。
這張照片為卡特獲得了新聞獎的最高獎項—普利策獎，但卡特絲毫沒有獲獎的喜悅。當時照片一經發布，就引起軒然大波。人們紛紛指責卡特沒有向小女孩伸出援手，聲討他的冷漠。這讓卡特陷入深深的自責和痛苦中。1994年7月27日，他自殺身亡，留下的遺書中充滿夢魘式的囈語。
我認為，讓卡特最終走向絕路的，除了輿論的指責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內心的羞恥。這種羞恥來源於後悔、自責、無力和罪惡感。據報道，卡特生於種族隔離嚴重的南非，擁有中產階級家庭背景的他居住在只有白人的居住區。幼年時，他碰巧遇見警察強行逮捕非法居住於此的黑人，後來他就向基督徒出身的父母提出何為自由民主與反種族隔離的疑問。1984年他在《約翰內斯堡星報》工作，致力於揭示種族隔離的可怕。這樣的一個人，既然敢於用鏡頭對抗種族隔離制度，那他心中一定是有正義和良善的。選擇先拍攝照片，再趕走禿鷲，也許真的是他的職業本能和原則。但這一切都不足以讓他內心的罪惡感銷聲匿跡。他為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恥，為無法改變當地人遭受的生活感到無力，他越是回憶當時的場景，越是羞愧難當。可以說，是他的正義和良知殺死了他。
中國有句老話說：好人不長命，壞人活萬年，大概也是這個道理。好人會羞恥、自責、愧疚，雖身不在牢獄，但心早已陷入囹圄。而壞人，不知罪惡為何物，反而落得個「心安理得」。
Lee
2017/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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