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槍還是持槍？——個人權利與國家責任的博弈

文/朱迅垚

（作者朱迅垚，荔枝新聞特約評論員，資深媒體人；本文系荔枝網及旗下「荔枝新聞」手機客戶端獨家約稿，轉載請註明出處。）

不到一年半之前，2016年6月12日，美國加州奧蘭多一家同性戀夜總會發生槍擊事件，造成50人遇難，至少53人受傷。當時媒體普遍稱之為「美國史上最慘烈槍擊事件」。就在一年多之後，「史上最慘烈」就被刷新了紀錄。近日的拉斯維加斯槍擊慘案已經造成至少59死527傷。

新聞在重複，而議題呢？除了控訴、質疑和譴責之外，「美國為什麼不禁槍」這個老生常談又被拿出來再炒一遍。

坦白講，每當這種爭論發生時，把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關於槍支的規定拿出來說，固然沒有問題，但也容易讓討論就此僵局。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說得明明白白：「人民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可侵犯。」但如果討論只是在這個層面進行，那麼社會和媒體關於公共政策的討論就沒有太多必要了。實際上，即使在憲法範疇以內，公共政策仍有很大的空間。否則無法解釋，為什麼奧巴馬在任內一直推動控槍法案，也無法解釋，即使在美國有相當一部分人反對禁槍，但禁槍和控槍派的力量也在逐漸發展。

通過修改憲法而達到禁槍，這種可能性小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因為美國修改憲法的條件非常苛刻。但是，這不代表控槍在歷史上沒有取得過進步。1994年，美國國會就曾以微弱多數通過了柯林頓領導的民主黨政府支持的關於禁止19種攻擊性槍支的製造、銷售和進口的議案。

但尷尬的事實是，柯林頓的議案雖然通過了，但此案的有效期僅為10年。2004年在該法案即將到期之際，民主黨試圖延長該法案，但由於共和黨控制的國會拒絕進行討論，最終使該法案在2004年9月到期後自動失效。

根據研究槍支管控的斯坦福大學教授John J. Donohue的研究，事實上，雖然美國自建國起，民間持有槍支就是合法的，但美國槍支到泛濫的程度也就是最近三十年的事情。1986年，美國禁槍州（即不允許公民公開場合持槍）還有41個，控槍州（由執法機構選擇性批准或通過考試後即可在公開場合持槍）只有9個，而到2000年，禁槍州只有19個，控槍州已經達到31個。到2005年，經過著名的石城鎮岡薩雷斯案後，禁槍控槍力量更是節節敗退。目前在美國，私人擁有槍支數量創造了歷史最高紀錄。在奧巴馬執政的8年中，儘管奧巴馬本人多次提出控槍議案，但他推動禁槍法案始終不力，實際導致槍支在美國更加泛濫。

在任內的最後一年，也就是2016年初，奧巴馬曾經因為關於控槍的行政命令被駁回而淚灑新聞發布會現場。在當時，人們不太理解奧巴馬的眼淚。而在半年後的奧蘭多，一年半後的拉斯維加斯，美國人恐怕要重新思考控槍話題。

即使是古老的話題，也會因為時代的發展而產生新的因變數，或者，環境變化導致約束條件產生變化。這是公共政策需要適時而變的原因。根據研究，美國的槍擊案犯罪在國家政體犯罪中雖然比例偏低，但在公共聚會場合的大規模槍擊案的惡劣程度卻越來越嚴重，涉及的人群越來越多。

那麼，一個普通的美國人要怎樣保護自己？一般人會想到警察，但實際上，美國的警察力量相對薄弱，而且並不像中國這樣是一個完全責任警方。聯邦最高法院規定，美國警察對任何公民不具備直接保護責任。換句話說，當你遇到危險時，警察沒有對你進行保護的義務。此外，美國的整個治安體系缺少統一規劃和協調，各州縣的治安警察人數也往往不足，在土地廣袤的美國，經常出現治安真空區。

所以，如果以公民的個人和家庭安全為圓心畫個圈，進行自我防衛的話，它能夠仰賴的力量只有兩個，一個是自己，一個就是治安警察，但是，如果治安警察顧不上怎麼辦呢？

一個人和家庭的安全責任，是靠自己還是靠國家，這就是美國禁槍的終極問題。在建國後很長一段時間，乃至到今天，美國都是一個相對小政府、大社會的國家，因此，國家對公民的安全責任沒有辦法盡到完全責任，這就是持有槍支合理性的由來。

所以，關於槍支，美國事實上陷入了一個動態博弈：第一，要控槍或者禁槍，政府就要擴大警權，把美國公民的所有安全責任扛在身上，但這豈是一時半會能夠做到的？如果在這個過程中，公民的槍支少了，但治安體系補充還不夠，那麼犯罪率反而會更加大。第二，民眾如果不持槍，他們遇到危險不能自衛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但反過來，如果他們持槍，誰能保證他們自己就一定可控呢？他們中很有可能也會產生奧蘭多或者拉斯維加斯慘案中那樣的兇手。

在權力和義務或者說權力和責任的均衡中，美國形成了今天這樣的局面。從社會發展的趨勢來說，控槍是大勢所趨。但在美國的現實國情下，控槍的難度非常大，只能一步步來。禁槍與否，這麼大一個公共政策，不可能存在一個簡單明了的解決方案。美國槍支管理政策何去何從，依然要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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