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印在衣服上次數最多的他，身中9槍而死，死後還被砍下雙手

天下 10-10

下面這個頭像是地球上最著名的標誌之一，你們肯定都看過。

全世界的文藝青年都迷他，他的頭像如今已成為一種文化符號，被印在各種物品上面，T恤、底褲、紋身、書籍封面……

可是，也許你只是知道他叫切?格瓦拉(Che Guevara)，知道他代表著革命、理想主義和浪漫，但你並不知道他來自哪裡，他做過什麼。

50年前的今天，是切?格瓦拉犧牲的日子。

他拋棄了唾手可得的榮華富貴，選擇了躲進叢林打游擊、幹革命，直到被敵人抓住並處決。

他們甚至在他死後殘忍地把他的雙手砍了下來。

60年代的世界是什麼樣的？

為什麼還會有如此充滿血與火的事情？

他原名叫歐內斯特?格瓦拉?德?拉?厄納，在還沒有成為切?格瓦拉之前，他是一個高顏值富二代學霸。

他們家是阿根廷的名門望族。革命，本來是窮得過不下去的貧苦老百姓的事，與他無關。

他擅長運動，田徑、游泳、自行車、足球和橄欖球，沒有他不精通的。

他讀的是阿根廷的重點大學，學的是醫學。

如果不出意外，他會成為一名優秀的醫生。

但是，就在他即將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的時候，卻跟著好基友阿爾伯特?格蘭納多一起休學，進行了一次摩托車長途旅行。

用今天的話來說，這是他的「間隔年」。

這讓他的人生之路來了一次急轉彎。

無論什麼時代，年輕人任性的毛病都是一樣的，動不動就辭職休學，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

不同的是，大多數人回來之後繼續迷茫。

格瓦拉卻找到了自己為之奮鬥終身的方向。

1952年1月4日，23歲的格瓦拉和29歲的格蘭納多告別了親人朋友，開始了他們偉大的旅行。

兩個年輕人計劃開一輛破舊的39 Norton 500型號摩托車，用4個月時間走過8000公里，從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始，穿越整個拉丁美洲，到達委內瑞拉的瓜希拉半島。

拋下文明，親近大地。

旅行的經歷被格瓦拉寫進了他的《摩托日記》。

後來在2004年拍成了一部公路電影。

跟我們看過的公路片一樣，旅行是以輕鬆快活的節奏開始的。

可是越到後面，越是沉重。

那個年代，沒那麼多平坦寬闊的大路，他們打算沿著鄉間小路，順其自然，走到哪算到哪，只要不偏離大方向就行。

每到一個地方，格瓦拉那帥氣的臉總能吸引不少的妹子，浪漫和激情是必須發生的。

但是旅途也很苦逼。他們翻車過無數次。

破摩托車經不起摔，一個多月之後就壽終正寢了。「摩托日記」原來名不副實。

他們只能徒步上路。

對年輕人來說，這些經歷很刺激，是吹牛的最佳談資。

然而對格瓦拉來說，這次旅行卻對他的價值觀和人生觀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

格瓦拉是學醫的，一路上會給人看病。

在智利，他遇見一位貧窮的老人。等到他來到老人的病床前，發現老人的病已到晚期，只剩一個月壽命。

這個熱血青年為自己的無能為力感到深深的愧疚和自責。

正是在那裡，在那最後的時刻，在那些最遠只能看到明天的人身上，我們明白了籠罩在全世界無產階級生命中的極大悲劇。那一雙雙即將沉淪的眼睛裡透出的是那一絲對諒解的渴求，以及對那份失落於空虛之中的慰籍不顧一切的尋求。同樣，他們的身體也將消失於籠罩在我們四周的那種無窮無盡的謎團之中。我無法預知目前這種建立在荒唐的等級制度上的秩序還會持續多久，但是對於統治者來說，現在真應該少花些時間自吹自擂了，而應該多花些錢用於改善對社會有用的事業了。

3月之後，他們徒步進入一片荒漠。

在那裡，他們遇到一對被地主趕出來的夫婦。夫婦倆失去了土地，背井離鄉，只能去當礦工，前路茫茫，過著不知道哪一天會丟掉性命的日子。

他們還遇到一群群流民。他們同樣被地主奪去了土地和住所，明明在自己的土地上，卻沒有一個可以遮風避雨的地方。

看著這些不幸的人，格瓦拉既憤怒又悲傷。

我們必須摒棄我們的舊觀念，更親近、更真切地走到人民群眾中間。我所說的走近並不是以往意義上的走近，因為所有人都會說：「不對，我是人民的朋友。我樂於和工人農民交談。在周末，我到了這個或那個地方，看到這個或那個東西。」每個人都做過這樣的事。但以前這樣做的本質是施善，而今天我們需要做的是團結工農。我們走進人民的時候，不能說：「我們來啦！我們使用我們的到來施捨你們，用我們的科學教化你們，指出你們的錯誤，證明你們沒有教養，讓你們知道你們缺乏基本知識。「相反，我們應該懷著一股探究的熱忱，帶著一種謙遜的精神，向人民——這個偉大的智慧之源學習！

後來他們進入秘魯，山窮水盡時遇到一名善良的麻風病醫生烏戈·佩斯。

佩斯醫生帶他們走訪麻風病醫院的病人，還資助了他們兩張船票。

在聖巴勃羅的麻風村當義工時，友善的醫護人員和病人為格瓦拉辦了一場生日派對。

那些處在社會底層的人，與他毫不相干的人，紛紛為他送上最質樸的祝福。

一路上的見聞，讓格瓦拉看到拉丁美洲底層人們的疾苦和善良，中產階級的麻木和無趣，以及統治階級對群眾殘酷的剝削。

這一次旅行，為格瓦拉後來積極投身革命事業埋下了一顆種子。

他開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貧窮與苦難，他的國際主義思想也漸漸萌生。

他對人民的力量和自己的事業有了嶄新的想法：

未來屬於人民。無論歷經漫長歲月，抑或瞬息之間，有朝一日，我們國家，以及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終將奪取政權。問題是，人民需要接受教育。人民接受教育並不是在奪取政權之前，相反，是在奪取政權之後。他們只有付出代價後才會學習，而代價往往是慘痛的，甚至會奪走許多無辜的生命。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們的死也許並不無辜，因為他們犯了大忌，違背了自然法則。也就是說，他們缺乏適應環境的能力。所有那些不懂變通的人——比如你和我——生前為創建新的力量犧牲一切，臨死的時候會咒罵自己的所作所為。革命不帶個人色彩，它會耗盡人們的終生，甚至利用他們的記憶作為例證，去教化那些追隨他們的青年人。我更是罪大惡極，因為我更老道，閱歷更豐富，這個怎麼說都不為過。離開人世的時候我終將明白，我的犧牲源自我們頑固的，腐化的，崩潰中的文明。我還知道，走向死亡的那一刻你一定是緊握拳頭，較緊牙關，心裡積滿了仇恨和抗爭，因為你不是這個處於崩潰邊緣的社會的象徵（某種毫無生氣的榜樣），而是其中有血有肉的一員。儘管我所知道的這些並不能夠改變歷史的進程或是你對我的看法。你常念叨著蜜蜂築蜂房的團結精神，並以此作為激勵你的動機。你和我一樣有用，只是你不知道你對這個社會的貢獻多麼巨大，而這個社會卻無情的把你扼殺。

本來計劃4個月完成的旅行大大超出了他們的預期，用了9個月。

回到阿根廷之後，他在日記里寫道：

寫這些日記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時，就已經離我們而去了。我，重新整理和潤色這些日記的人，早已不再是當年那個我了。

他脫胎換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