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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想錄:北島的一句「我不相信」並不能解決問題

中國人反覆討論的「修養」這個詞語,屬於典型的偽善,因為強調的是自己培養自己,自己提升自己。我很誠實地對自己說,我就是一個無賴,我靠自己來提升自己,沒有任何可能性,因此只能祈求上帝的赦免與拯救。當我這麼思考,我和你們形成了生命的鴻溝:你們通向偽善,我通向自由。

「子不言怪力亂神」,孔子的這種思想方法,隱含思想史的巨大轉型。即儒家放棄對「巫」的追問,只關注「心」學。放棄對神的仰望,只關心人的建設。「巫」的本意是神和人之間的中介,類似於聖經語境中的先知或祭司。由此中國人放棄了形而上追問,前面看不見神,後面看不見人,只看見人的道德偽善。因此我們只能在人和人之間通過攀比尋找存在的意義,並且理所當然地把自己想像成君子,把別人想像成小人。

佛農·史密斯說,亞當斯密不是兩張面孔,而是在市場和道德之間發現了終極價值,這就是「人類社會交換系統先驗自發的和諧秩序」。而經濟史學家拉斐爾和馬克蒂論述過,斯密的思想來自他的基督信仰和斯多葛學派理論。前者相信人具有先驗的自私性,後者則認為,上帝的秩序下,每個人都是世界公民。

以我對西方哲學和西方神學的了解,加上我比較堅定的基督信仰,我對孔子的比較性定位,是孔子在中國文化流變之中,大致具有蘇格拉底的位置。蘇格拉底和孔子都是想認識神而不得,想認識自己而不得,他們賦予後人虛心,求索的姿態。區別在於,西方人不會跪拜蘇格拉底,中國人卻跪倒在孔子的偶像之前。事實可能就是如此,如果你去過希臘,你很難想像希臘的某個地方,會有一座專門跪拜蘇格拉底的殿堂。而在中國,跪拜孔子的人們比比皆是,並且把這種跪拜理解為對傳統的繼承。為什麼會出現這種集體性的跪拜傳統,值得再三辨析。有趣的是,當年保羅去希臘傳福音,很多人看見了保羅的能力,因此下跪敬拜,保羅趕緊撕開自己的衣服,跪在地上大喊,你們不要跪拜我,我和你們一樣,也不過是人。我的意思是想說,可能正是因為保羅的這種警惕自己的人性的智者行為,給希臘人(歐洲人)訓練出一種敬畏上帝的傳統:當作為真理的上帝與我們同在,我們有什麼理由跪拜一個此在的、肉體的人呢?

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相關的闡釋是,一個不信神的人,人性的種種缺陷,會像與生俱來的枷鎖,永遠捆住你,靠道德訓誡,知識參與,靠著覺悟,都無力獲得釋放。

耶穌說,清心的人有福了,泰戈爾說,你把我倒空,然後又把我充滿。這裡的清心,或者倒空,就是「去弊」,或者為懺悔,反思。一個人不去弊,相當於一瓶裝滿污水的瓶子,不僅毫無價值,還擠占生命的空間。想有所更新嗎,先倒空吧,先去弊吧。亞理斯多德說,真理是一個去弊的過程。這句話很有意思,問題是,這個去弊的力量是什麼呢,這個問題被人思考了很多年,後來,英國詩人彌爾頓說,真理具有自我修復的能力。彌爾頓所說的真理,就是基督。所以彌爾頓的話語,等於是耶穌話語的翻版,耶穌說過,真理讓你們得自由。

王陽明、熊十力、牟宗三、秋風的思想的錯誤,是同一種錯誤。即靠「良知」分析世界,但卻不願回答,良知來自哪裡。熊十力和牟宗三師徒二人花了一輩子的精力,論證良知的存在。這導致儒家和新儒家面對人性,一起遁入「自我為義」的陷阱中。或許這才是中國文化傳統的大問題,即始終不認識人的意義。我們的問題在於,到底應該怎樣才能認識到人的意義呢?方法論的意義上,其實是很簡單的,即我們必須立足於一個高於人性的認識論視角,逃離人與人的比較視角。怎樣建立這種高於人性的視角呢,答案就在於信仰。所謂信仰,就是我們相信一種高於我們,而我們依靠我們的人性無法理解的,終極的存在。如果用思想史的文獻來回答,就意味著上帝是人類生存和思想的一個必須假設的前提條件。沒有這個假設條件,人的意義和思想無法真正開始。所以亞當斯密分析市場的時候,必須假定有一雙看不上的手,分析道德情操的時候,必須假定有一個公正的旁觀者,康德分析理性,直接提出了基礎條件這個範式,分析人類道德的時候,必須假定上帝的絕對命令。所以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麼類似於斯密、康德這樣的學者,就擁有這種假設的能力呢,為什麼我們這些中國書生,就無法提出這樣的假設條件呢?從認識論的湧現秩序看,答案其實很簡單,斯密和康德從小就生活在以基督信仰為基礎的文化傳統中,也就是說,斯密和康德的認識論方式與基督信仰的心靈方式是同構的,而我們這些中國式的讀書人,從小就與基督信仰的心靈方式不同構,不僅不同構,我們的觀念秩序和心靈方式其實與基督信仰是相反的,衝突的。

北島的一句「我不相信」並不能解決問題,恰恰相反,一個人的意義恰好不在於我不相信,而是在於我必須相信一種終極的存在。至於李澤厚這種思想家的啟蒙,依然是人對人的啟蒙,方法上完全不成立,屬於對啟蒙的誤讀,啟蒙的準確定義,是人的解放。問題是,在個體意義上,一個人怎麼能解放自己呢,在公共意義上,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解放,由於人性的有限性,必然表現為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奴役。所以,幸運的人們終於意識到,只有上帝才能解放(拯救)我們。這句話簡單明了,相信上帝的人們一看就懂。麻煩在於,類似於李澤厚這樣的中國人,他們都不相信上帝,也就是說,他們在思考問題的時候,由於在觀念秩序的先驗條件上從來沒有上帝的位置,上帝從來沒有以一種主觀真理的形式參與到李澤厚們的觀念秩序中,所以他們思考任何問題,都不可能想到上帝的意義,他們只能在人與人之間翻滾,通過降低他人抬高自己的方法論,來為自己的所謂思想鋪設道路。

王國維早年接受西方學術訓練,認為哲學是最高學問,《靜安文集》專門講述哲學倫理學和教育學,1906年他甚至批評張之洞改學制沒有把哲學列入。中年之後他轉向研究中國傳統學問,不談西學,回到經史子集之中。錢鍾書和王國維大致相同。秋風似乎也在走這條路,離開了哈耶克,回到儒家。從觀念秩序的意義上,我的問題是,為什麼這些在我看來聰明有加的中國書生,無法持續開闊地向著更大的世界奔走呢,為什麼他們集體性回到儒家傳統呢?表面看起來,他們似乎是通過比較分析之後,堅定認為儒家傳統才是最偉大最深厚的傳統,但進一步追問,會發現他們其實是缺乏一種超越人類理性的、形而上的上帝意志的啟示與引導。而這種啟示與引導,文化流變是無法自我給予的,必須依賴於信仰的傳統。可是一旦討論信仰傳統,知識分子不僅不願意,還會理所當然地認定,這些所謂的信仰傳統,都是小兒科式樣的愚昧的遊戲,不值得他們下功夫。

每個人都是懷疑論者,區別在於,有人懷疑,然後被懷疑埋葬。有的人懷疑之後,背著十字架,朝著自由和真理,繼續前行。基督徒的確有一種天然的自我為義的習慣,可是聖經里明明寫著,一個義人都沒有。所有的人都是短視的、懷疑的,彼得是最大的懷疑論者,他的優點在於,哭過之後,繼續跟隨神。

中國人對陳舊事物的迷戀,有時候已經發展到拒絕任何新事物的程度。新文化運動時期,一個叫做黃侃的讀書人公開嘲笑胡適讀《詩經》連音都沒有讀對。胡適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後,收到一封感謝信,開頭的稱呼是「胡適你看」,是「胡適兄鑒」的意思。這是章太炎寫來的,以示對胡適白話文的不屑一顧。麻煩在於,當這些讀書人這麼做,你還不能嘲笑他,因為他會以傳統文化自居,並且認為人的認識論就應該朝著傳統回歸。這樣的表述,含有保守的趣味。所以真正的問題是,什麼樣的傳統才是終極的傳統呢?

按照黑格爾的說法,中國就沒有哲學這門學科,列文森甚至說,中國哲學剛剛開了個頭,就把思考的大門關上了。如果用海德格爾的話來看,只要沒有展開對死亡問題的深度思辨,哲學就不會開始。陳寅恪認為中國是有哲學的,只不過隱藏在經史子集里的子學之中,沒有形成一個清晰的學科。相比之下,陳寅恪的水平相當一般啊,但現在的書生把他捧到天上去了,為什麼,這就是中國書生的腹地意識,在我們自己的圈子裡,陳寅恪還是最好的,所以書生們就開始膜拜陳寅恪了。唉,真是一群沒有視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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