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與中國科學技術史
中國歷史文化原本是一個非常純粹化的中國學問，但自從中西交流之後，隨著大批傳教士不斷湧入中國，遂使這門純粹的中國學問日趨世界化，特別是隨著中國世界影響力的增強，人人以能談中國為自豪。而在這些西方人中，不遺餘力向世界宣講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奇蹟的英國人李約瑟無疑最具重量級。
李約瑟是英國人，早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時，就是英國劍橋大學一位具有相當成就的生物學家，那一年，他也不過三十多歲，前途無量，誰也想不到的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在幾位中國留學生的影響下，轉而皈依中國文明，將畢生精力貢獻給了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研究事業。這幾位中國留學生中有後來成為李約瑟太太的魯桂珍，還有魯桂珍的同學王應睞、沈詩章等人。這些成績優異、聰明機智的中國留學生使李約瑟發現東方文明可能並不像西方主流學術界所說的那樣毫無可取之處，而是在很多方面與西方近代文明比較接近，有許多共同的地方。所以，37歲的李約瑟決定學習中文，以便直接閱讀中國典籍。
在著名漢學家夏倫教授指導下，李約瑟從閱讀《管子》開始，邊學漢語，邊進行研究，通過幾年探索，李約瑟確實迷上了中國文明尤其是中國人在科學技術和醫學方面的成就。特別是魏特夫1931年發表的《為何中國沒有產生自然科學》一文，對李約瑟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直接激活了李約瑟研究中國文明史的興趣，使李約瑟更熱衷於探討科學史上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
1942年，李約瑟受英國政府任命，前往中國擔任英國駐華使館科學參贊，稍後又受英國皇家學會委託，援助中國戰時科學與教育機構，主要負責在陪都重慶籌建中英科學合作館，為中國科學界服務，包括提供文獻、儀器、化學試劑以及傳遞科學信息、溝通中外科學界的聯繫等。李約瑟由此機會得以結識一大批中國一流科學家，這些學者有數學、物理、化學、工程、醫學、天文、史學、考古、語言、經濟、思想史、社會學等方面的專家。他們同李約瑟討論了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科學發展和社會經濟等一系列學術問題，很自然地提示李約瑟如欲研究中國文明應該讀什麼書、買什麼書，並詳細講解每門學科史中的關鍵問題。在與中國學者的緊密交往中，李約瑟眼界大開，對中國文明的認識日趨加深，進一步堅定了研究中國文明的信心和決心，逐漸積累了足夠數量的中國典籍，為其日後撰寫《中國科學技術史》奠定了堅實基礎。
與很多中國學者不一樣的是，李約瑟不僅致力於文獻搜集、考訂與研讀，而且注重實地考察，在那短暫幾年間，他在中國學者幫助下，實地考察了大半個中國，東到福建，西至敦煌千佛洞等文化遺迹，直接感受中國文明遺迹帶來的震撼，獲得大量研究靈感和啟迪。
豐富多彩的在華經歷使李約瑟對中國文明有著一般西方人不曾有的直觀感受，他在那時就認為中國人一點也不亞於歐洲人，中國古代文明對人類歷史的貢獻可能比希臘、羅馬時代的歐洲人還要大。中國文明的許多成就後來傳到西方，成為世界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個認知並不是李約瑟當著中國科學家的恭維話或外交辭令，而是他後來拿出畢生精力致力於中國文明研究的理論基礎，李約瑟後來的一些重要學術觀點似乎都能夠從他當年在華經歷中找到蛛絲馬跡。
1946年春，李約瑟結束在華使命，前往巴黎出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然科學部主任。兩年後，返回劍橋，潛心學問，開始了七卷本《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寫作，1954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第一卷，轟動西方學術界，第一次系統理性地將中國文明成就告訴世界告訴歐洲。至李約瑟1995年逝世，嘔心瀝血50年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寫作基本完成，內容涉及哲學、歷史、科學思想、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地理、生物、農業、醫學及工程技術等諸多領域，皇皇巨著，震驚世界。
在李約瑟前後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研究生涯中，一直有中國學者為其提供幫助，先後協助他進行研究的中國助手主要有火藥史研究專家王鈴博士、研究生物化學的魯桂珍博士、對煉丹、火藥等專業領域都有深入研究的何丙郁教授、對中國圖書史有獨到研究的錢存訓、長期擔任李約瑟秘書的黃興宗以及著名史學家黃仁宇等。除了中國助手外，李約瑟還與西方國家著名學者通力合作，進行跨國跨專業研究。
在《中國科學技術史》這部劃時代巨著中，李約瑟第一次全面系統整理中國古代文明史料，用現代科學作為參照，闡明中國文明對世界文明的巨大貢獻，展示了中國文明在科學、技術、醫學、農學等各個領域中無與倫比的成就。1968年，李約瑟因這一成就在巴黎獲得第十二屆國際科學史和科學哲學聯合會授予的喬治·薩頓獎章。這可是國際科學史界的最高榮譽。1974年當選為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合會科學史分會主席。1949年後，李約瑟多次來華訪問，曾受到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的接見，被譽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中國科學界享有崇高聲譽。
李約瑟在寫作《中國科學技術史》的過程中，有幾個問題始終在他的腦海中閃現，既是困惑，也是真正的「問題意識」，促使他進一步思考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乃至人類文明整體之間的關係。李約瑟的這幾個問題也就是所謂的「李約瑟難題」。
李約瑟認為，西方人常說中國自古以來沒有科學，中國學人繼承了這一傳統，側重於人文科學與哲學探究。其實仔細考究中國文明的細節，就很容易發現中國古代哲學的許多命題及論證都很合乎科學的解釋，後世中國人遵照這些解釋在技術上有很多發明與創造，且深刻影響了世界文明的進程，至少在16世紀之前，中國人在科學上的進步遠遠領先於歐洲乃至世界。
李約瑟對中國古典文明在科學技術上的成就高度推崇，根據他的研究和解釋，歐洲人近代以來許多重要發明可能並不是「首創」，即便這些歐洲人沒有受到中國人的直接影響，也必須承認中國人在許多方面走在歐洲的前面。根據李約瑟的研究，西方關於幻日現象是在公元17世紀發現的，而中國天文學家至少比歐洲人早了整整1000年就已經觀察到這種複雜現象，並對每一個組成部分加以描述，給予定名。
當西方人爭論誰在1615年左右最先發現太陽黑子時，中國早在公元前18年以來便系統記錄了太陽黑子，這些記錄比歐洲人早了1500年。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1600年間，中國有九十項超新星記錄，其中「1054」超新星是近代射電天文學家感興趣的蟹狀星雲殘跡，而西方過去對此聞所未聞。中國早在公元前1361年就有日食記錄，公元前1600年至1600年581項彗星記載，公元前467年有哈雷彗星的記錄。
又如，自從瓦特以後所有的蒸汽機以及內燃機中奇妙的連接桿和活塞桿的結構，首先發明的不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工程師，而是14世紀中國人王禎，王禎在冶煉水力鼓風爐中首先使用了這種奇妙的連接桿和活塞桿，當然沒有歐洲人後來的發明精密，但道理是一致的。
解高次方程的霍納法是法國數學家霍納於1819年建立的，然而根據李約瑟的研究，宋代數學家秦九韶在1247年提出的方法實際上與霍納法一致，卻早於霍納572年。
近代科學革命的關鍵儀器就是時鐘，而其靈魂是擒縱裝置，過去認為是14世紀歐洲人發明的，而根據李約瑟的研究，公元723年唐朝僧人一行就已製造出這種裝置，1090年蘇頌在開封研製的水運儀象台構造中便有機械鐘。這種中國時鐘由英國人坎布里奇復原後，每小時誤差僅在二十秒以內。
根據李約瑟的研究，當西方人對磁極性一無所知時，中國人已在關心磁偏角及磁感應性了。在英國人尼坎姆於1190年在歐洲首次提到磁極性和磁感應之前，沈括已於1080年對磁針作了描述並指出磁偏角。歐洲人知道磁偏角是在15世紀，指南針知識是在12世紀經陸路傳到西方的。
李約瑟指出，西方人在13世紀以前還不知道硝石為何物，而中國公元850年的《真元妙道要略》就記載以硝石、硫黃和木炭製成火藥混合物，1044年的《武經總要》更給出最早的軍用火藥配方。
1380年前，歐洲人還無法製造出一小塊鑄鐵，而中國早在公元前4世紀已在工業規模上生產鑄鐵了，到公元1世紀中國人已是鑄鐵大師，歐洲人相比之下落後了1500年。李約瑟還根據考古資料，將中國古代的冶煉爐與後來西方的冶煉爐作了對比，認為中國古代在鋼鐵冶煉技術方面長期處於遙遙領先的地位。
在植物學方面，明代朱橚於1406年刊行的《救荒本草》列舉可供救荒食用的野生植物414種，對其生態特徵、地理分布和處理方法都作了說明，並附有精美的植物插圖。歐洲直到18世紀布雷安特才開始注意到野生植物的食用價值，比中國晚400年。西方第一部印刷的植物圖出現於1475年德國人康拉德的《自然志》中，但比《救荒本草》晚了69年。
西方認為尿為污穢之物，直到1917年阿什海姆和宗德克才從尿中獲得性激素。在中國，葉夢得在《雲水錄》中已描述了從尿液中提制性激素的方法。
免疫學是近代醫學科學中最偉大、最有益於人類的一個學科，特別是對天花的預防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根據李約瑟的研究，公元4世紀的葛洪最早記載了這種疾病，中國人在11世紀已發明天花預防接種，16世紀中醫已公開著書介紹這種療法。而歐洲人此時對此一無所知，許多患者因此失去生命。中國種痘法西傳後，18世紀經土耳其傳到英國。19世紀初，愛德華·真納發現了牛痘苗可安全預防天花。
李約瑟的研究解釋不僅有助於中國人重建科學上的信心，而且有助於克服歐洲人的傲慢與偏見，他明白無誤地告訴歐洲人，科學不是出於基督教傳教士的慷慨恩賜，並不是在中國文明裡毫無根基的。李約瑟之所以耗費畢生精力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要糾正人們「一個普遍的錯覺」，那就是「似乎中國的成就毫無例外地是在技術方面，而不是科學方面」。
（摘自《青梅煮酒論英雄：馬勇評近代史人物》，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10月版）
TAG:國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