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擁有全球最高平均智商，你敢信嗎？

圖：中文互聯網流傳多年的「全球平均智商分布圖」

文 | 諶旭彬

最近看到一些人又在興高采烈傳上面張圖「全球平均智商分布圖」。圖中，東亞人（包括中國人、日本人和朝鮮人等）擁有超過105的世界最高平均智商。

這是真的嗎？

一、此說之由來

這張圖（包括相似者）在中文互聯網已流傳至少十年之久，見過的人應該很多。圖中數據，出自英國阿爾斯特大學退休教授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2006年的著作《種族智力的差異：一種進化分析》（Race Differences in Intelligence:An Evolutionary Analysis）。

在這本書里，林恩「收集研究了130個國家的智商測試」，然後列出了一個「世界各大種族智商排行榜」。根據這個排行榜：

「東亞人（包括中國人、日本人、朝鮮人）擁有全世界最高的平均智商，平均值（筆者註：其實應該叫中位值）為105。而之後排位是歐洲人（100），愛斯基摩人（91），東南亞人（87），美洲本土印第安人（87），太平洋諸島土著居民（85），南亞及北非人（84），撒哈拉非洲人（67），澳大利亞原住民（62）。而人種智商最低地區是南非沙漠高原的叢林人和剛果雨林地區的俾格米人，平均智商為54。」

這個排行榜，在中文媒體及互聯網上，被冠以「英國研究者稱中國人是智商最高人種」之類的標題廣泛傳播——雖然在林恩的排行榜里，新加坡、朝鮮人和韓國人的智商數據，其實是高於中國人的。

圖：林恩在《種族智力的差異：一種進化分析》一書中所制的智商排行榜（該數據後來還有調整，新加坡被提升至首位；另外，林恩將香港、台灣歸入「Nations」是錯誤的，特此說明）

二、不誠實的研究者

雖然中國媒體一再熱炒林恩的上述論斷（誰不喜歡這種讚美呢？），但林恩的研究，在處理材料時，卻並不誠實。早已有人指出：

「林恩號稱在收集研究了130個國家的智商測試後加以統計而得出結論。但是他在收集別人的研究成果時，做了巧妙的取捨，只選用有利於自己的結論的數據，而捨去不利的數據。這在處理非洲黑人的數據時表現得最為明顯。例如，有一篇研究報告報道了兩項對非洲黑人的智力測試結果，一項低於白人，一項高於白人，林恩便只選取前一項。更有甚者，在6項有關非洲黑人的測試結果中，林恩只從中選符合自己的結論的1項。《科學美國人》在1995年2月發表的一篇書評曾尖銳地指出：『林恩對數據的歪曲構成了真正惡毒的種族主義行為，以及對科學客觀性的可恥蔑視。』」

這種結論先行、只選取對證實結論有利的材料的治學作風，貫穿了林恩的整個「智力研究」生涯。

2013年，林恩發布了一篇題為《中國三十一個地區的智力差異及其經濟、人口關係》的論文，試圖在「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東亞人智商全球最高」的基礎上，進一步證明「在中國境內漢族的智商最高」。為證成該結論，林恩引用了很多中國學術界80、90年代關於智力測驗的學術成果。據筆者觀察比對，其引用同樣非常地不誠實。

比如，林恩在論文中提到：

「有三份研究報告認為，漢族兒童平均智商高於蒙古族兒童。」

根據林恩的注釋，這三份中文「研究報告」分別是：娜岱、歐爾蘭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14歲蒙古族集體兒童瑞文測驗》（1994）、楊蘊萍、龔耀先的《5-6歲蒙古族和漢族兒童智力的比較研究》（1994）、玉山的《漢、蒙、達斡爾、鄂溫克等四個民族12～16歲青少年智力發展問題比較研究》（2008）。

圖：林恩的論文中關於漢族與蒙古族智商測試的中文學術成果的引用

下面簡略對照一下林恩論文的引用，和「研究報告」原始表述之間的區別。

對娜岱、歐爾蘭的研究，林恩的總結是：

「結果顯示，漢族孩子的平均智力，比蒙古族孩子高出5.3個IQ點。」

娜岱、歐爾蘭採用了非文字測驗「CRT」來研究孩子的智力，這種測驗被認為「可以較少受文化、經驗的影響」。論文寫道：

「5~14歲智商均值及標準差為96.32±11.08。與巴州同年調查的5~14歲3213例漢族兒童智商均值及標準差101.59±12.16比較，P﹤0.001，在統計學上有極顯著差異，但兩者均屬中等智力水平，無實際意義。」

林恩取用了論文所提供的兩個「智商均值」並將它們相減，但砍掉了原論文的後續結論：「兩者均屬中等智力水平，無實際意義。」

圖：娜岱、歐爾蘭論文的原始表述

對楊蘊萍、龔耀先的研究，林恩的總結是：

「兩組孩子一起住在內蒙古。漢族孩子測驗所得平均智商值為99.1，蒙古兒童所得平均智商值為94.9，漢族兒童高出4.2個智商點。」

楊蘊萍、龔耀先論文的原始表述，遠比林恩的總結複雜：

1、採用以漢文化為背景修訂的「中國-韋氏幼兒智力量表(C-WYCSI)」進行測驗時，漢族兒童具有優勢：

「蒙族兒童平均總智商(FIQ)和言語智商(VIQ)低於漢族兒童分別達4.2和10.2個IQ值，差異極顯著(P

2、採用「非文字智力測驗」時，兩族兒童的智商均值沒有了顯著差異，且換成了蒙古族兒童略具優勢（總平均成績，蒙古族兒童101.3，漢族兒童98.7）：

「（四個分測驗中）圖形補缺、圖形排列和數字填充三個分測成績蒙族兒童均高於漢族兒童，其中在圖形補缺的差異顯著(P

3、論文的最終結論是：「不能認為，在本研究中觀察到的蒙漢兒童的智商差異，就是他們的智力差異。」理由如下：

「C-WYCSI是以漢文化為背景來修訂的，用於蒙古兒童時，雖然譯成了蒙文，對其中一些明顯不適合蒙族兒童的項目作了適當修改，就整體來說，它仍然有利於漢族兒童不利於蒙族兒童。眾所周知，言語分測驗受文化背景的影響勝於對操作測驗的影響，在C-WYCSI言語量表中的知識、圖詞、圖片概括和領悟等測驗中的許多項目均反映一定的文化內容。在操作分量表中的一些分測驗，則反映文化內容的項目少，主要是反映視知覺，定向能力和手眼配合能力，它們受文化的影響相對為少。在本研究中，正好是在那些受文化影響多的測驗成績是蒙族兒童低於漢族兒童，而受文化影響少的測驗則二者無多差異。這裡再次說明，測驗工具的文化差異對結果產生了重要的作用。在我們採用以文化公平為宗旨的非文字智力測驗時，兩族兒童的成績無明顯差異，這也進一步說明，本研究出現的言語智商的民族差異是文化差異所致。」

顯而易見，林恩在這裡做了兩個手腳：

1、砍掉了原論文中的「非文字智力測驗」部分的內容。保留該部分內容，將威脅到他對娜岱、歐爾蘭論文數據的引用：二者同屬「非文字智力測驗」，但得出的結論卻南轅北轍，互相衝突——娜岱、歐爾蘭提供的數據顯示漢族兒童的平均智力高出蒙古族兒童5.3個IQ點，楊蘊萍、龔耀先的研究得出的數據，卻是蒙古族兒童的平均智力高出漢族兒童2.6個IQ點。

2、完全不提及「文字智力測驗」中的漢文化背景對測驗數據造成的影響——儘管楊、龔二人的論文對此有明確的分析。

略言之，迴避材料間的衝突，隱瞞關鍵要素，林恩捨棄了所有不利於證成其結論的材料。其對玉山的論文的使用，也存在著類似的情況，限於篇幅從略。

剩下的問題就簡單了：一個不誠實的研究者，給出了一項不靠譜的榮譽——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東亞人種，擁有全球最高的平均智商——中國人要不要接受？

圖：林恩在《種族智力的差異：一種進化分析》一書中所列舉的與中國人智商有關的學術論文

「智商測試+優生學」的血腥史

林恩拋出的這項不靠譜榮譽，是與他的帶有種族歧視的優生學理念捆綁在一起的。

人類百年智力測驗史，與優生學捆綁在一起，留下了很多教訓。

當代智力測驗的誕生，至晚可以追溯到英國紳士弗朗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1822-1911）。高爾頓認為，既然身體特徵可以代代相傳，那麼智力的高低也應該同樣可以。故此，他堅信遺傳能夠決定人的社會地位，進而主張應該只允許那些繼承了前人的高等智商和勤勞品質、且積累了相當數量財富的人生育後代。但高爾頓苦於沒有合適的工具，來篩選究竟哪些人有資格生育後代。1905年，法國人埃爾弗雷德·賓尼特（Alfred Binet）與希奧多·西蒙（Theodore Simon）設計出了當代第一套智力測試題。這種智力測驗，立刻與「優生學」結合在了一起，成為一場漫長的噩夢。

1912年，美國學者亨利·戈達德出版著作《卡里卡克家族：低能遺傳之研究》，曆數該家族的智力低下如何代代相傳以至於禍害上千人。該書風行一時。如何阻斷智力低下者生育，成了美國社會的熱議話題。戈達德主張把智力低下者「從每個角落找出來，把他們看管起來，以確保他們不再繁衍後代，不再使問題更加嚴重。」受此影響，美國移民局開始推行所謂的「智力測驗」，拒絕智力低下者入境；有至少超過6萬美國人在經過所謂的「智力測試」後——比如被問「水管結冰後為什麼會破？」——被強制施以「合法」的絕育手術（另有許多「非法手術」，很多被送入收容所做手術的姑娘，並不知道她們做的是絕育手術）。

1930年代，納粹掌握德國政權，智力測驗與強制絕育的結合達到巔峰。「從1934年到1936年間，提交到（德國遺傳病）法庭的個案有84%~92%被判定為執行強制絕育，導致強制絕育判決總數令人震驚地達到了38.8萬件。……法庭判決之快，令醫生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跟不上趟。……多數走上法庭的被告和三分之二被判強制絕育的人，被診斷為智力缺失。」診斷的辦法正是智力測驗——諸如「誰發現了美洲」這類問題，測的其實只是一個人的知識水平，答錯者卻會被定性為智力低下者。到二戰結束時，約有40萬德國人被強制絕育，大約100個生育人口（15~50歲）里，就有一個被強制絕育。

圖：1924年，Carrie Buck（左）與母親Emma Buck（右）在紐約合影。Carrie Buck父親早逝，母親沒有受過教育。在Carrie Buck很小的時候，母親被當局認定為智力低下者送進了收容所。3歲開始，Carrie Buck與養父母一同生活，上了五年小學後輟學。17歲時遭養父的侄子強姦，養父母遂指其智力低下，將其送進收容所。在收容所里，她被智商測驗鑒定為智力低下，強制施以絕育手術——事實上，輟學前，老師給她的評語是「品德和學習兩方面都非常好」。

百年智商測驗，仍測不出智力

尷尬的是，各式智力測驗將「智力低下者」不斷送往手術台乃至煉屍爐的同時，心理學家們百年來，對何謂「智力」仍在眾說紛紜，對自己的智力測驗究竟能測出什麼也難有定論。

比如，「韋氏智力測驗」的創製者大衛-韋克斯勒(David Wechsler）曾經說過：

「測出的肯定不是某種單一因素能夠表示清楚的東西，無論如何也不能用人們常說的辭彙進行定義，例如智能、演繹能力、智慧因素等等，更不用說常規智力指數了。智力可能是這個東西，也可能是其他東西。」

再比如，試題長期不變的「瑞文測評」，作為一種非文字測驗，避開了足夠多的後天習得的文化因素，被認為可以有效地測試先天智力水準，但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等人的研究卻證明：發達國家的瑞文測評分值一直在漲。1952年，荷蘭軍隊的入伍新兵，只有31%的人能在測試中及格，1962年提升至46%，1972年是63%，1982年達到了82%。如果「瑞文測評」測出來的真是所謂的先天智力水準，這種提升比例，恐怕只能用荷蘭人的遺傳基因發生了突變來解釋。

圖：瑞文測評，特點是極大地削弱了文字及文字所屬文化給測驗造成的影響

迄今為止，尚沒有任何智力測驗，可以測出人的先天智力。智力測驗更多的是在測人對知識的掌握（如韋氏測驗里的「誰發現了美洲」這類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如瑞文測評里的填補圖片），這只是人的「智力」的一小部分，且多屬於/能夠後天習得。林恩搜集的那些中國80、90年代的測驗數據，很多都提到了後天環境對測驗結果有著重要影響。只是林恩習慣性地沒有將這些結論和相關數據納入他的「研究」。

比如娜岱、歐爾蘭的統計顯示：在對1481例5~14歲蒙古族兒童的智商測驗中，「將其填寫家長職業、文化程度等清楚的1135份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其智商均值：科技家庭101.05±2.84、幹部家庭97.11±2.91、工人家庭93.73±2.80、牧民家庭88.35±3.21。」顯然，文化、物質條件更優越的家庭出生的孩子，在智商測驗中拿到的分數更高（並不能等同於智力更高）。

1989年唐彩虹等人利用韋氏測驗法調查上海郊縣兒童時，也發現「（郊縣）各組小兒的量表分和智商均低於上海市區樣組」。具體可參見下表：

圖：上海郊縣兒童所得智商測驗分值，全面低於上海市區兒童

這方面最著名的實驗，是1970年代由桑德拉·斯卡爾（Sandra Scarr）和理查德·溫伯格（Richard Weinberg）進行的一場跨種族收養研究。他們的研究對象是115名白人孩子與176名非裔孩子。實驗結果發現：由白人家庭撫養的非裔孩子所獲得的智商測驗分數（約110），高出了白人的平均智商（106）。斯卡爾和溫伯格據此作出解釋：智商測驗無法測出人的先天智力，智商分數的高低不等於智力高低。非裔兒童智商測驗分數提高，並不是白人或中產階級的環境讓非裔兒童變得更聰明，而是智商測驗本身偏向白人文化背景，被白人撫養的非裔兒童，獲得了回應智商測驗的更好的外部環境。

所以，「中國人的智商是不是全球最高？」，其實是一個在當下不會有答案的偽問題。敢於給出答案者，只有林恩這類不誠實的「學者」。

注釋

《專訪英國學者：中國人的智商全世界最高》，北京科技報，2006年4月6日。方舟子，《中國人是智商最高的人種？》，中國青年報，2006年4月14日。另可參見阿姆斯特丹大學的Jelte Wicherts、Conor Dolan以及加利福尼亞大學的Jerry Carlson等學者對林恩大規模「選擇性使用數據」的批評：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0/01/100121155220.htm Richard Lynn,Helen Cheng,《Differences in intelligence across thirty-one regions of China and their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correlates》,Intelligence 41 (2013) 553–559.下載地址：http://emilkirkegaard.dk/en/wp-content/uploads/Differences-in-intelligence-across-thirty-one-regions-of-China-and-their-economic-and-demographic-correlates.pdf。下文引自該論文者，不再贅注。娜岱、歐爾蘭，《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14歲蒙古族集體兒童瑞文測驗》，《內蒙古醫學雜誌》1994年第1期。楊蘊萍、龔耀先，《5-6歲蒙古族和漢族兒童智力的比較研究》，《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1994年第2卷第2期。玉山，《漢、蒙、達斡爾、鄂溫克等四個民族12～16歲青少年智力發展問題比較研究》，《內蒙古社會科學》2008年第29卷第6期。以上關於智力測驗史的表述，引自：（美）斯蒂芬·默多克/著、盧欣渝/譯，《智商測試：一段閃光的歷史，一個失色的點子》，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娜岱、歐爾蘭，《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14歲蒙古族集體兒童瑞文測驗》，《內蒙古醫學雜誌》1994年第1期。唐彩虹、錢冬梅、盧世英、朱月妹，《韋克斯勒學前兒童智力量表在上海郊縣的應用》，《心理科學通訊》1989年第12卷第1期。（美）威廉·賴特（William Wrights）/著、郭本禹等/譯，《基因的力量：人是天生的還是造就的》，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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