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誰該為清王朝的崩潰負責？
106年的今天，武昌起義一聲槍響，標誌著辛亥革命的全面爆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統治，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開了中國進步閘門。
「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歷史循環的定理再一次顯露了它的偉力：綿延了兩百餘年的大清王朝仍然是自己打敗了自己。
1911年10月（舊曆辛亥年），武昌一聲槍響。與精心謀劃但終告失敗的黃花崗起事等暴動相比，這一次，革命黨可謂倉猝而應，事前並無成算，但卻取得了如孫中山事後所承認的「意外的成功」。
從黃花崗到武昌，革命黨的力量並未得到實質性改觀，但相形之下，厭棄大清王朝的陣營卻是明顯擴大了，否則無法解釋作為孤城的武昌一聲號召，居然引來了全國各地的響應，而且在這些響應的地方，出面主持獨立的多數並不是革命黨人。
「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歷史循環的定理再一次顯露了它的偉力：綿延了兩百餘年的大清王朝仍然是自己打敗了自己。
「舉鼎絕臏」的攝政王
誰最該為清王朝的覆亡負責？
對這個莫衷一是的問題，身為清廷顯宦之後的近代掌故名家徐凌霄徐一士兄弟的回答也許最為公允，他們的結論是：「清運之促，西後自為罪魁，然當國時，群小尚有畏憚之心，至載灃攝政，奕劻之流，爭權攘利，元首儼成贅疣，綱紀乃蕩然矣。」
慈禧光緒死後，作為最高掌權者的攝政王載灃實在有點力小而任重。
載灃身份頗為特殊，他既是光緒之弟，又是慈禧最寵愛的大臣榮祿之婿，故當慈禧不愜於首席軍機奕劻之際，乃命載灃入軍機以分其勢。這就是載灃進用之因。
載灃此人其實也沒有多少明顯的缺點，但能力平庸卻是不可諱言之事實。在其監國主政後，東三省發生鼠疫，直隸總督奏報本省防疫情形，載灃批令認真嚴防，其中特別說到「萬勿令其蔓延京津一帶」。批令傳出後頓時輿論嘩然，鼠疫危害於哪個地方的人民都是一樣的，按攝政王的意思，難道只要不令其威脅到皇城就萬事大吉了嗎？無法知道，載灃口出此不經之言，到底是因為一時疏忽還是真的心胸太窄，但無論哪種，攝政王的庸碌都已昭然暴露在了民眾面前。
能力平庸一點，如果謹慎小心，不亂變更，也許還可以維持守成的局面，但載灃卻想干成一件大事，以確保清皇室的萬世基業。清季革命黨以滿漢民族矛盾作為他們向清王朝攻擊的利器，如何防範？溥儀《我的前半生》中說載灃1901年到德國去了一趟之後，自以為取得一條真經，即「軍隊一定要放在皇室手裡，皇族子弟要當軍官。」派遣滿洲少年親貴們放洋學習軍事乃流行開來，年輕人當然都是有權力欲的，親貴們回國後在這一點上便很容易和載灃達成了共識。
不論是非，單純從統治效果上分析，讓所謂自己人抓兵權當然是不錯的，但也要看時機是否得當情勢是否許可。對於在種族革命風暴中飄搖的清王朝來說，在軍隊中排漢不是正好給革命黨提供了攻擊的炮彈嗎？而就當時的客觀情勢言，以袁世凱為代表的漢人在軍隊中
苦心經營多年，手下高級軍官均唯其馬首是瞻，又怎能通過換上一些並未打過仗的滿洲少年親貴統領，就令軍隊改心歸順？
載灃把袁世凱驅趕回鄉，逼使後者以息影山林的方式韜光養晦，這是其權力攀上頂峰的標誌，也是他決心要干一件大事的開端。開端似乎很成功很順利，袁世凱貓在鄉下裝作以垂釣賞雪打發光陰，北洋武人發了幾句牢騷但也沒有什麼大的嘩變，但成功的開端卻隱藏著失敗的結果。當武昌槍響，曾到德國學習軍事的旗人蔭昌奉命率軍前往鎮壓，而袁世凱的舊部均不聽其號令時，載灃還是得把袁世凱請回來。儘管時移勢異，這一次，再回來的袁世凱的要價比當初高出了許多，但又有什麼辦法呢？
才能平庸的人應該甘於平淡，如果自我期許太高，一心想干大事，往往只會上演「舉鼎絕臏」的笑話。
請人救命，來的是「催命郎中」
清廷前倨後恭地請回袁世凱，實為萬般無奈之舉。
袁世凱勢力在清末逐步發展，漸成尾大不掉之局，其實不僅被載灃等滿人視為大忌，另外一些忠於清廷的漢族大臣也對他充滿了疑慮。
曾為軍機大臣做秘書的高樹所撰《金鑾瑣記》錄有一詩，專門寫袁世凱當年進京的氣派，詩曰：「衛士持槍似虎熊，桓溫入覲氣何雄；玻璃窗內頻探望，暗暗心憂兩相公。」詩後自註：「項城在湖園入覲，衛士如虎如熊，有桓溫入覲之概，王、瞿兩相國在玻璃窗內觀之。觀後，憑几而坐，默然不言者良久。」
「王、瞿兩相國」，就是兩位軍機大臣王文韶和瞿鴻禨。當時慈禧猶在，袁世凱會不會像東晉權臣桓溫一樣威脅皇室，已經是有眼光的人們揮之難去的陰影。現在，袁世凱劉郎重到，而且所攫取的權力更大，皇室所能制衡的牌更少，當年的這個問題顯然是更加尖銳更為緊迫了。
在清廷被迫解散讓漢人憤懣的「皇族內閣」，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授其組閣之權的時候，中外朝野都在嚴重關切袁世凱下一步的動作。但袁世凱卻還在發揮他的演員天賦，若無其事一般。《凌霄一士隨筆》記載，袁世凱入京組閣，一位日本外交人員與其有舊，第一個請見，密詢袁意，「袁氏力言『靖亂報國，之死靡他』，忠誠溢於言表，某氏曰：『信乎』？袁益指天日為誓。」
「忠誠溢於言表」的袁世凱看來不會辜負「救命」的重託了，但實際上，他做的卻是「催命郎中」的工作。就在他發誓的同時，套向大清王朝的繩索也越收越緊。
袁世凱將權力集中於自己手中的第一步，就是要求停止入對奏事。內閣一成立，袁氏開單列舉的事項大要為：
除照內閣官制召見國務大臣外，其餘召見官員，均應暫停止；總理大臣不必每日入對，遇有事件奉召入對，並得隨時自請入對。除照內閣官製得由內閣國務大臣具奏外，其餘各衙門應奏事件，均暫停止。所有從前應行請旨事件，均咨行內閣核辦，其必應具奏者，暫由內閣代遞，凡無須必請上裁事件，均以閣令行之。
清廷無可奈何，一一從其請，並下詔：此後奏事人員，於章程未定以前，關於國務有所陳述者，均暫呈由內閣核辦，毋須再遞封奏，以明責任，而符憲政。
袁世凱這一步棋的要害在於，將入對奏事之權，都集中到了以他為首腦的內閣，各衙門對內閣負責，聽內閣號令，不再像過去那樣還要向皇帝「請旨」，而他自己什麼時候面見皇帝，可以隨心所欲，這意味著國家無論發生了什麼大事，總理大臣是否想讓皇帝知道，什麼時候想讓皇帝知道，都由總理大臣所掌控。
這樣一種政治格局，當然是虛君立憲之本義，否則袁世凱所組建的也不配稱為「完全責任內閣」了。遺憾的是，從結果上分析，袁世凱集權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實行真正的憲政。
袁世凱集權的第二步是逼攝政王辭位。隆裕太后也只能允之，下詔准攝政王退位，並再次強調「用人行政，均責成內閣總理大臣」。
經過政治上的集權，外靠嫡系的北洋武裝，這個時候，袁世凱取清廷而代之的條件可以說已完全成熟。難道中國歷史上篡位奪權的一幕又要上演了嗎？
中國人對這樣的一幕當然太熟悉了，而且誰都知道，只要以武力作後盾，幾乎沒有不成功的。然而這種做法也有一個缺點，儘管歷史多由勝利者書寫，但到底不是多麼光彩的事情，道德上的罵名有留存到身後的危險。
歷史上有人為了讓猶豫不決者狠下心來，大膽篡弒君上，勸其「勿慕虛名而遭實禍」，現在大權在握的袁世凱當然不想遭實禍，但也並不想拒絕虛名而背上惡名。
袁世凱到底是袁世凱，他要做權臣，要奪人之國，也會大不一樣。
袁世凱嚇唬隆裕：怕不怕法國大革命？
辛亥革命大幕揭開之後，一時形成革命黨在南、清王朝在北的對峙格局。而能夠打破這種格局的唯一力量，就是袁世凱。袁世凱倒向哪方，哪方就會取得勝利。
對峙雙方於此當然心知肚明。清廷一方，固然授袁世凱以重權乃至全權，只求保住皇位，革命黨一方，當日既把推翻清室、將國體由君主制變為共和制視為終極訴求，對袁世凱也極盡遊說、籠絡之能事。而袁世凱，當然樂得左右逢源，既以南制北，又以北制南，最後坐收漁翁之利。於是，表現在戰場上，袁世凱的北洋武裝和革命黨打打停停，使自己手中始終保持對南北雙方都帶有挾制性的籌碼，而私底下，卻是信使不斷，經過幾輪交易，終於達成一致，即袁世凱只要不維繫清王朝政權，則革命黨擁護袁世凱做共和國第一任總統。
《辛亥革命史料》中載有袁之心腹趙秉鈞對人說的一段話，「項城（袁世凱祖籍河南項城）雖重兵在握，卻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挾北方勢力，與南方接洽，一面借南方勢力，以脅制北方。在南方者，實力不夠，一般黨人，每思利用項城，以推翻清室，一時拉攏，尚有途徑可尋。惟北方以清室二百餘年之根柢，環境惡劣，進行頗不容易。……首先脅迫親貴王公，進而脅迫清帝，又進而恫嚇皇太后，並忖度其心理，誘之以優待條件，達到自行頒布退位，以全權組織臨時政府。如此，則袁政府系由清室遞嬗而來。」
這段話把袁世凱的心事和算盤揭示得清清楚楚。南北雙方對袁來說，既是需要震懾的對象，又都可以拿來利用。兩者比較，袁對南方革命黨施展手段相對容易，只要軍事上維持高壓態勢就行了，而北方到底是一個綿延了兩百餘年的政權，存有一定的根基。更重要的是，袁世凱無意施暴，不想留下用武力欺負孤兒寡婦的千載惡名。
不動武力，袁世凱也實現了自己的目標。他對清廷的手段無非兩個字，哄與嚇。
首先是以前線軍官催餉的電報為憑，脅迫親貴王公捐款接濟軍用。清廷下詔，諄諄教導王公大臣們，「當凜多藏厚亡之戒，效毀家紓難之忠」，然而應者寥寥。當過首席軍機的奕劻報效不過十萬兩，余者二三萬兩。在袁世凱這種恐嚇手段之下，重私蓄而輕國難的王公大臣們難免都要打自己的小九九了：這樣打下去，朝廷在不在尚是一未知數，而我們的私財恐怕早就打了水漂！於是自然不會站在堅決鎮壓革命的一方了。
其次是以所謂優待清室條件作誘餌，最後則是危言聳聽，對隆裕太后出之以恫嚇。這一哄一嚇的手腕，均在其要求清帝退位的密奏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密奏中，他先以國務總理大臣的身份，大嘆了一番苦經，「無餉可籌，兵不敷遣，度支艱難，計無所出，籌款之法，羅掘俱窮，大局岌岌，危逼已極，……臣等受命於危急之秋，誠不料國事敗壞一至於此也」，又抬出南方，「民軍之意，萬眾之心，堅持共和，別無可議」，接著安撫皇室，「民軍亦不欲以改民主，減皇室之尊榮」。
最妙的是最後一段，「讀法蘭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順輿情，何至路易之子孫，靡有劫遺也。民軍所爭者政體，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廟之震驚，何忍乘輿之出狩？必能俯鑒大勢，以順民心。」
法國大革命，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后是上了斷頭台的，此處分明是恐嚇隆裕太后：若不及早退位，清皇室將蹈法王之覆轍。有意思的是，主旨是恐嚇別人，但從字面上看，卻合情合理，而又哀惋動人，彷彿時時處處都在替別人著想。
罪己、解除黨禁，最後的救亡策失靈了
清王朝立國兩百餘年，其制度之成熟和完善已達傳統社會的頂點，在對內治理上，也常自誇其所謂迥異於前朝的深恩厚澤。這樣一個龐然大物，為什麼到了最後卻被一個袁世凱玩弄於股掌之中？眼看袁世凱的繩索越收越緊，它就全然沒有補救和反抗的辦法嗎？
清廷當然是不甘心覆亡的，它也採用了一些救亡策，只是形移勢變，均歸無效。
武昌起義後六日，江蘇巡撫程德全即請狀元實業家張謇草疏，與山東巡撫孫寶琦等聯銜入奏，請現任親貴內閣解職，處分釀亂禍首，提前宣布憲法。明眼人一看即知，這是挽救人心的辦法。可是清廷卻把這一道奏疏「淹」了，即既不公開也不批複，算是冷處理。不料，駐軍灤州（今河北灤縣）的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因受革命黨遊說，聯合其他軍人列舉速開國會、改定憲法、特赦黨人、組織責任內閣，皇族不得充任國務大臣等十二款，給清廷發了個電報。灤州就在京城的邊上，這份武人的電報等於就是兵諫。而這時又傳出離北京不遠的太原宣告獨立、巡撫被殺的消息，京城裡盛傳張軍即至，人心惶惶。在武人的威脅下，清廷下詔罪己：
「政地多用親貴，則顯戾憲章；路事朦於僉壬，則動違輿論。促行新治，而官紳或藉為網利之圖，更改舊制，而權豪或只為自便之計。民財之取已多，而未辦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詔屢下，而實無一守法之人。馴致怨積於下而朕不知，禍迫於前而朕不覺。……茲特布告天下，誓與我國軍民維新更始，實行憲政。凡法制之損益，利病之興革，皆博採輿論，定其從違。以前舊制舊法有不合於憲法者，悉皆除罷。」
對這份《罪己詔》有必要略作解說。所謂「政地多用親貴」，即指此前推出皇族內閣，現在清廷總算承認此舉與立憲之義明顯違背；「路事朦於僉壬」，「僉壬」者，小人也，當指推行鐵路國有政策的郵傳部大臣盛宣懷，清廷也終於意識到不該不顧輿情對鐵路國有政策的強烈反應而一意孤行了。
逼得清廷下罪己詔，可見張紹曾兵諫之威力。武人干政，動輒就要發一道通電，眾所周知此乃民國時期的奇特景觀。開此惡例的，就是張紹曾，然而關於近代史的書籍對此卻多要大加讚揚。
清廷罪己的同時，又下詔准組完全責任內閣，不再任用親貴。詔書中「懿親執政，與立憲各國通例不合」云云，本來是國人早就一再指出的，現在進入詔書真令人感慨。
更大的動作是下詔解除黨禁：
「黨禁之禍，自古垂為炯戒，不特戕賊人才，抑且消沮士氣，況時事日有變遷，政治隨之遞嬗，往往所持政見，在昔日為罪言，而在今日則為讜論者。雖或逋亡海外，放言肆論，不無微疵，究因熱心政治，以致逾越範圍，其情不無可原。茲特明白宣示，與民更始，所有戊戌以來，因政變獲咎，與先後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懼罪逃匿，以及此次亂事被脅自拔來歸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齒齊民。嗣後大清帝國臣民，苟不越法律範圍，均享國家保護之權利，非據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至此次被赦人等，尤當深自拔濯，抒發忠愛，同觀憲政之成，以示朝廷咸與維新之至意。」
罪己，實行責任內閣制度，解除黨禁推行政黨政治，清廷的這幾步都是為了喚回已經流失的民心，特別是對立憲派來說，現在清廷所允諾者就是他們一直以來所堅持的訴求——以和平的方式走憲政的道路，但為什麼即使是立憲派，對清廷拋出的最後的救亡策也無動於衷呢？
原因簡單得很，在速開國會請願活動中，清廷和立憲派的關係已趨緊張，不久清廷推出皇族內閣更如兜頭冷水，誰也沒有再耗下去的興緻了。
綿延了兩百餘年的大清帝國這時就像一棵大樹，蠹蟲在裡面刨其根本，外面有人推搡，還有一些人則冷眼旁觀，這樣一種局面，它哪有不倒的道理呢？
隆裕掩面而泣：務要保全我們母子二人性命
南北相持，最大的受益者將是袁世凱，這種趨勢已經明朗。而革命黨的激烈行動又加速了這種趨勢。
首先是潛伏於京城的革命黨激進一派暗殺袁世凱未中，倒幫了袁的大忙。隆裕太后倚袁世凱益專，清廷中對袁不利的利的話都不能入隆裕之耳了，而袁於案發後，更以休養為名不再入朝，以示要挾。其次，革命黨的炸彈幫助袁世凱消滅了一個有力的敵人，即滿洲貴族中的少壯派代表良弼。良弼抵制袁世凱，反對議和、清帝退位，正組織「宗社黨」與袁抗衡。良弼被炸死，親貴皆膽落，紛紛離京走天津、青島、大連等處，避居於租界，無人再敢反對議和。
反對的力量越來越弱，袁世凱的逼宮則步步為營。在袁世凱心腹、郵務大臣梁士詒的奔走策划下，駐外各國公使電請清帝退位。不久，更有所謂前敵四十二將領的聯名請退位的電報。在這封以北洋大將段祺瑞為首而簽發的電報中，武人們赤裸裸地威脅道：「雖祺瑞等公忠自勵，誓死可保無他，而餉源告匱，兵氣動搖，大勢所趨，將心不固，一旦決裂，何所恃以為戰？深恐喪師之後，宗社隨傾，彼時皇族尊榮，宗藩生計，必均難求滿志。即擬南北分立，勉強支持，而以人心論，則西北騷動，形既內潰，以地理論，則江海盡失，勢成坐亡。」
最後的崩潰終於來了。公元1912年1月間，《申報》的一篇報道赫然題為「清皇族的哭聲」，記述的是隆裕太后於清帝正式下詔退位前召集的御前會議的情形：
「（隆裕）詢及上海和議情形，及近日國家艱危之種種時，清太后大哭，各王公亦哭，乃紛紛退出。旋又召內閣總理及各國務大臣入對。清太后正坐，宣統旁坐，袁內閣總理力陳：『國民堅持共和政體，萬難轉圜，此事太過重大，非臣等所敢擔任，必須仰仗太后宸斷。』隆裕太后謂：『余系婦人，皇帝年幼，凡事皆靠汝等國務大臣主持，如將來辦得好，固汝等之功，即使無法轉圜，至於失國，有我為證，將來皇帝長大，亦不能怪汝等。』於是袁內閣總理言及唐紹儀（北方議和代表）來電請召國會，舉民主、君主問題付之公決一節上稟，清太后即命照此辦法施行，言畢又哭。」
私底下，隆裕的表現更為凄惶。《三水梁燕蓀先生年譜》中記錄了譜主梁士詒的一段話，「當國勢危時，清廷所以餌我者甚至。御賜物件前後十餘種，又賞紫禁城騎馬及賞紫韁等等。良弼被炸之日，京師風雲至急，入朝行禮後，隆裕太后掩面而泣云：『梁士詒啊！趙秉鈞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們回去好好對袁世凱說，務要保全我們母子二人性命。』趙秉鈞先大哭，誓言保駕，我亦不禁泫然。」梁士詒時任袁內閣的郵務大臣，趙秉鈞為民政大臣，而胡惟德則系外務大臣，都是袁系的重要人物，隆裕向這三位哀哀求告，當然是說給袁世凱聽的。
公元1912年（民國元年）2月12日，清廷正式發布皇帝退位詔書。從此，「皇帝」成為一個歷史的符號。幾乎所有關於近代史的書籍寫到這一重大事件時，都會宣告：這代表著君主專制在中國的終結。其實「君主」和「專制」之間的聯繫非常複雜，並不是國體先進，政體就會自然先進。有君主未必一定專制，君主立憲國的代表英國就是最好的例證，反過來，沒有君主，也未必就一定沒有了專制。君主國體的被埋藏，的確掀開了中國新的一頁，但這一頁對民眾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一紙皇帝退位詔書並不能給出斬釘截鐵的答案。
著名作家吳祖光的父親吳瀛一直服務於故宮，他的《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中記下了一件趣聞，清帝退位詔書發布後，起初「隆裕治事如常例，久之不見有奏國事者，乃問奏事處太監曰：今日何無國事？奏事處方告以國事已歸袁世凱，太后但請問家事可耳。乃爽然。」自己丟失了一件早已習慣使用的東西當然難免惆悵的，何況這件東西里包含家國之重呢？
吳瀛所著書中還存有袁世凱一個墨跡的書影，系袁在清皇室優待條件之末的一個親批，「先朝政權未能保全，僅留尊號，至今耿耿，所有優待各節，無論何時，斷乎不許變更，容當列入憲法」。
「至今耿耿」，一代梟雄也會有這種心理負擔嗎？也許這就是人性的真實。
本文摘自黃波著 《被打斷的近代化》 東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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