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炎培：建立中華第一職業教育機構，做人「取象於錢，里方外圓」

文 ｜ 佳音

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中國人建立起現代企業，普遍使用機器或新式改良工具時，有實踐能力的技術工人成為工業化的最大短板。當時中國的學校教育輕生活、重理論，輕實踐的現象十分嚴重，即便是實業學校，也是農無農場實踐，商無商品經營，只能從教科書上獲取經驗。

中國企業高薪聘請洋人，大批中國青年畢業後卻處於失業狀態。作為當時中國進步教育家之一的黃炎培，敏銳觀察到這一問題。他身體力行，在中國大力興辦能為企業提供管理人才和技工的職業教育機構。並以職教社為起點，進一步創立了中華職業教育學校。

抗日戰爭爆發後，黃炎培積极參加抗日救國活動，把職業教育與抗日救亡相結合。1937年八一三事件爆發後，上海軍民由此開始了為期3個月的浴血抗戰。中華職業學校被迫前往浦東大廈，租界當局懾於日本的囂張氣焰，不允許升旗。該校便規定每日上下午各搖鈴一次，象徵升國旗，一聽見鈴聲,全體學生起立致敬。這就是所謂的「精神升旗」。

黃炎培也帶領職教社投身救上海於水火的抗日救亡運動中。他發起成立上海抗敵後援會，任主席，發動上海工商界和職教社同仁四處募集錢款、收容難民、救護傷兵。上海開戰後不到半個月，後援會就募集到捐款100多萬元，到戰事結束，後援會先後救濟和收容難民10萬人，設立傷兵醫院30餘所，收容傷兵數萬人，為前線提供卡車300多輛。

黃炎培擔任國民政府國防參議會參議，公務繁忙，但在上海淪陷前短短三個月的時間裡，他冒著敵機轟炸的危險，先後9次前往南京參會，共商抗日大計。1937年底，上海失守，職教社主要負責人相繼離開上海，輾轉經南京赴漢口。

1938年，職教社撤到武漢，黃炎培等立即召集全社工作人員會議，決定以職教社全體工作人員為骨幹，以江蘇同鄉會的名義聯合江蘇旅居武漢的同鄉及當地流亡青年、愛國人士共同開展抗日救亡工作，並具體提出了「大量收容、迅速疏散、保持元氣、支持抗戰」的方針。在大家的努力下，職教社在武漢建立了十多個難民收容所，還派人到湖南等地建立難民疏散基地，數月之間共救濟難民10萬多人。武漢失守後，職教社又將留在收容所的八百多人疏散到湘西，成立江蘇失業青年工讀服務團和江蘇難民紡織廠，組織大家邊學習邊生產，為抗戰服務。

1939 年4 月，中華職業教育社在昆明舉行工作討論會。後排左六為黃炎培

黃炎培堅持自己的做人原則：取象於錢，里方外圓。在民族救亡的大是大非上有自己堅定的立場。武漢失守後，國民黨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為了壯大民主的力量，獲得真正的民主政治，1939年10月，職教社的黃炎培、江恆源、救國會的沈鈞儒、鄒韜奮，第三黨的章伯鈞、青年黨的左舜生、國社黨的羅隆基等人在重慶聯合發起成立「統一建國同志會」，為團結抗戰奔走出力。

中華職業教育社遷社重慶時，黃炎培積极參加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項活動，積極推動憲政運動的發展。一是創辦《憲政月刊》，該刊創辦於1944年1月1日，以「促進民主、憲政、抗戰、團結」為宗旨，便於充分反映社會各界對於憲政問題的真知灼見；二是聯合文教工商各界人士舉辦民主憲政座談會，由黃炎培主持，每月舉行一次，連續舉行了17次，提出「實行憲政、尊重人民自由、刷新政治、革除弊端、全民動員、武裝人民」等十項主張；三是利用合法陣地，爭取言論自由，先後促成了憲政實施協進會通過《倡導全國上下切實奉行訓政時期約法及現行一切重要法規以立憲政實施基礎案》《改善書報檢查辦法案》等決議,有效推動了民主憲政運動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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