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工商‖李美芹：文學虛構中的歷史本質-論莫里森《家》的歷史書寫
作者簡介：李美芹，山東青島人。教授，碩士生導師，浙江工商大學族裔研究所所長，浙江省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學會理事。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訪問學者，加拿大滑鐵盧大學和美國哈佛大學訪問教授。研究領域為英語國家文學、比較文學及文學翻譯。已在《外國文學評論》、《外國文學研究》、《國外文學》、《當代外國文學》等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30餘篇，出版專著一部，譯著兩部，參編教材三部，獲省優秀社科成果獎一項、省高校優秀成果獎2項，省社科聯優秀成果獎2項、市優秀科研成果獎一項、省級學會獎2項。曾主持或參與國家、省部級課題十餘項，現正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課題一項、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一項。本文首發於《當代外國文學》2013年第4期，本文為作者主持的浙 江 省 哲 學 社 會 科 學 規 劃 課 題「美國黑人作家作品中體現的多種族文化民主理念研究」(項目號：11JCWY19YB)和浙江工商大學科研項目「美國黑人作家研究」（項目號：1070XJ2312026）的階段性成果；由作者授權「文學文化研究」公眾號全文推送。
內容提要：莫里森新作《家》以二十世紀二十至五十年代的歷史事件和歷史語境作為前文本，再現了被人們看作「黃金時代」的美國20世紀50年代麥卡錫主義、紅色恐怖、朝鮮戰爭對黑人生存困境的影響及其之前三K黨種族主義暴行，在文學虛構中反映了歷史真相，實現了對美國歷史的文本化干預，體現了作家歷史意識中的現實關懷。本文從文本闡釋歷史的作用入手，著重分析小說如何將文本語境化、歷史具象化，從而實現用小寫、複數的「歷史」取代「宏大敘事」的單數「歷史」。
關鍵詞：莫里森 《家》 歷史書寫 文本語境化 歷史具象化
引言、
2012年5月初，莫里森新作《家》(Home, 2012)問世。緊接著，奧巴馬於5月29日頒發的「總統自由勳章」更使業已彪炳黑人文學史的莫里森再一次引人矚目。奧巴馬在授獎詞中盛讚「莫里森的散文帶給我們很少有人嘗試的道德與情感張力」。(Morrison,「Interview with Jeffrey Brown」)這是自1993年莫里森問鼎諾貝爾文學獎後在美國國內獲得的最高獎項。
莫里森是個有著濃厚歷史意識的作家。律動在莫里森作品中的文字不僅蘊含著作家對黑人生存困境的思考，更彰顯著美國「正史」中被忽視和埋藏的過去。莫里森試圖通過文本「重新闡釋歷史的過去並復原世界真相」,(Zhu Ying,11)使沒有載入史冊或被曲解、埋藏的歷史浮出歷史水面。在作家之前發表的小說中，《仁慈》（A Mercy, 2008）發掘了美國奴隸制啟動之初各色人種所遭受的苦難和奴隸販子、奴隸主們所犯的滔天罪行；《寵兒》（Beloved, 1987）以真實事件黑人婦女迦納弒嬰事件為前文本，把筆觸伸向奴隸制及其影響；《爵士樂》(Jazz, 1992)以20世紀20年代紐約哈萊姆區為背景，對整個黑人民族從黑奴制經南部重建、大遷移和城市化過程的苦難史進行重構和闡釋；《秀拉》（Sula, 1973）描述了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其之後的黑人民生；《樂園》（Paradise, 1998）直接對歷史編碼和裂縫加以拆解，以此揭示民權運動時期黑人種族主義可能帶來的危害。
《家》雖然突破了描寫在階級、性別、種族等多種壓迫下或沉淪泯滅或奮起抗爭的黑人女性的莫里森模式，代之以男主人公弗蘭克?莫尼（Frank Money）為主線，但是仍然在歷史和現實交織的萬花筒中再次實現了對「當代美國歷史編纂工作的小說化干預」（Widdowson 318）。《家》的主人公是從朝鮮戰爭中退伍的黑人老兵弗蘭克?莫尼。他從朝鮮戰爭退伍回國後從西北部的西雅圖跋山涉水回他童年時的家鄉南方喬治亞州解救據說已經奄奄一息的妹妹，在此過程中他也治癒了自己在戰爭中形成的心理創傷。小說再次涵蓋了莫里森作品中以前出現的關於記憶、愛和失落、失根和家園的主題，描述了掙扎在由於種族歧視和戰爭等困境而囿於心靈枷鎖中的各色人物；他們在內心創傷和追求心靈自由之間掙扎困頓，但最終通過回憶和社區的幫助重獲精神新生。莫里森融美國歷史於虛構小說中，展示了在精神困境中建構精神家園的黑人群生，描述了黑人心靈史。
文學虛構中德小寫歷史：充滿陰影的房屋
小說和歷史都是「以認知為目的，以模仿為手段」，( White 122)因此在反應現實的層面上有很大的相似性。莫里森善於運用歷史事件或歷史語境作為自己小說的前文本，發掘隱沒於個體經歷中的歷史真相、文化衝突與種族生存困境，還原被主流歷史觀改寫和邊緣化了的黑人歷史和黑人生存狀態。在作家的筆下，歷史不再是一種客觀的存在，而是一種「歷史敘述」或「歷史修纂」，原先大寫的、單數的「歷史」被小寫、複數的「歷史」取代。(盛寧254-256)《家》是這種歷史書寫的又一力作。小說的背景是20世紀50年代前民權時代的美國。那時的美國對於黑人而言就像一座沒有光明的房子，黑人雖然勉強被允許住在裡面，卻生活在陰影之中，不見天日。
小說的扉頁上，莫里森以詩化的語言描述了在美國這所大房子外面憧憬著進入房子里的黑人心情，「這是誰的房子？/誰的夜晚把這裡的光明/拒之門外？/那麼，誰擁有這座房子？/它不是我的。/我夢想著另一座，更甜蜜，更明亮/湖光畫舟輝映；/曠野長臂攬我。/這座房子離奇古怪。/房影幽幽。/那麼，告訴我，為什麼我的鑰匙能開它的鎖？」1由此拉開小說的序幕，為小說中人物尋找和修復家園的主題奠定了基調。莫里森用作家細膩的筆觸，再現了被人們看作「黃金時代」的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種種陰影；並通過主人公弗蘭克的意識流，追溯了二、三十年代白人主流社會對待黑人的種種暴行，重構了歷史真相中的黑人民生。
按照小說中事件發生的時間先後順序，小說中再現的歷史真實首先是三K黨2和其它暴力團伙對黑人實施的濫殺無辜和燒殺搶劫。主人公弗蘭克童年時3，家人和鄰居就被蒙面人逼迫在二十四小時內放棄土地、莊稼和財產逃離得克薩斯。鄰居中唯一拒絕離開的老人被剜出雙眼、活活打死並被懸掛在木蘭樹上示眾。雖然小說並沒有明確說明是三K黨所為，但從作者的描述（hooded men,戴面罩的人）和三K黨猖獗時的年代來推算，顯然是三K黨造孽4。弗蘭克一家到喬治亞州婁特斯（Lotus）的爺爺家避難後，弗蘭克和小他四歲的妹妹茜（Cee）親眼目睹了蒙面人活埋黑人的場景。而他們的後奶奶麗諾爾（Lenore)的前夫也是因為有人想奪他經營的利潤豐厚加油站而被槍擊打死，他的胸部放了一張上寫：「滾蛋，馬上！」（Morrison,Home, 86）的紙條。這三起事件讓我們窺見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黑人在嚴重種族歧視狀態下的生存困境。
於是弗蘭克一家只有到喬治亞州的婁特斯（Lotus)避難。對婁特斯的描述則揭露了黑人在種族歧視和壓迫下麻木窮苦的生活。姓莫尼（money，意為「錢」）卻沒有錢，莫尼一家睡在老莫尼的地板或屋檐下，開始了漫長而艱苦的歲月。在希臘神話《奧德賽》(Odysseus)中，「婁特斯」（Lotus，意為蓮花）是一種人們吃了就會昏睡並對未來失去希望的植物，弗蘭克一家和婁特斯的人們就像食用了蓮花的島上居民和奧德修斯的隨從5，沒有希望，也看不到未來。弗蘭克厭惡婁特斯，「只有和朋友們在一起時，那裡冷漠的居民、那裡的閉塞隔絕、特別是那裡對未來的漠不關心才可以忍受」，（Morrison,Home, 16）婁特斯成了「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比任何戰場都糟糕」，（Morrison,Home, 83）那裡「沒有未來，只是在漫長的歲月中消磨時光」。（Morrison,Home, 83）弗蘭克和幾個發小為了擺脫令人窒息的氛圍參加了朝鮮戰爭的一體化軍隊。
弗蘭克和女友莉莉（Lyly）遭遇的種族歧視和隔離是作者呈獻給讀者的小寫「歷史」的一部分。沙場征戰後傷痕纍纍歸來的弗蘭克並沒有感受到家的溫馨，也並沒有因為軍功章而得到國家的絲毫眷顧。即使在北方，種族隔離和歧視也絲毫未減，黑人的地位連狗不如。如同牧師洛克（Reverend Locke)所言，「一支一體化的軍隊就是一體化的痛苦。你們都去打仗，回來後他們象對狗一樣對你們。換言之，他們對狗要好許多」。（Morrison,Home, 18）複員後間歇性發作的精神疾患使他無法保持一份固定的工作，更使莉莉在聽說他要到南方解救妹妹時如釋重負。而莉莉一直以來就希望買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實現自己的「家園」夢想，卻由於種族隔離政策下因為是黑人而被拒絕。作品開始時，弗蘭克剛從一個精神病院逃出，這個精神病院經常把死去窮人的屍體賣給醫學學校以幫活著的富人繼續活下去。在返回婁特斯解救妹妹茜（Cee)的過程中，弗蘭克雖然遇到過樂善好施的好心人的幫助，從他們那裡得到火車票費，食物和衣物，但是也遭遇或目睹了種種種族歧視和虐待。莫里森用隱喻的形式把弗蘭克回國後不時失去知覺與種族問題聯繫起來。弗蘭克時時產生使「世界變成了黑白色的電影屏幕」(Morrison,Home, 23）的可怕色盲症，這喻示了他將要經歷的種族歧視事件。在回南方的途中，弗蘭克必須選擇格林旅行指南(專為非裔美國人製作)列出的賓館才能不被拒之門外；在火車上，一位旅客因為到白人店裡買咖啡被痛打流血；一個小男孩因為玩玩具手槍被警察開槍打斷了一條胳膊；弗蘭克自己在一家鞋店門口被警察搜身；黑人進白人家不得不選擇從後門進入；弗蘭克的妹妹茜為研究「優生學」的醫生工作，醫生把她當作黑人女性的範例做研究，為了改進窺器，醫生用儀器伸進她的子宮深處而且越伸越深，致使茜生命垂危，而白人醫生完全不顧她的死活；一對黑人父子為了滿足賭輸贏觀眾的慾望被迫象斗劍者一樣表演格鬥，最後以父親被殺兒子出走告終……。
加拿大後現代主義理論家哈欽（Hutcheon)認為「從經驗論上講，過去的事件存在著，但從實證論上來講，我們今天卻只能通過文本來知曉它。歷史再現只能給予過去的事件以意義，卻非存在。」（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81）的確，在莫里森的小說文本中，作家用歷史學家的筆觸為存在著的過去事件製造意義、闡釋歷史事件，雖然沒有單數、大寫「歷史(History)」的「宏大敘事」，卻使人們在這種小寫「歷史（history)」中窺見歷史一斑，更加接近(黑人)歷史。
歷史具象化：虛構文本中的真實歷史事件
在歷史和文學的關係問題上，莫里森與新歷史主義學家可謂殊途同歸。她拒絕人為區分歷史與虛構，認為藝術家是「最真實的歷史學家」(Morrison,「Behind the Making of The Black Book」, 88)。在其虛構文本中，歷史在一個個虛構和真實交織的事件中被具象化（representationalize)，小說中的前民權時代黎明前的黑暗便是具象化的歷史圖景。這段歷史包括種族歧視、朝鮮戰爭，也包括麥卡錫主義陰影下的排外和反共恐怖。 非但如此，莫里森把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並置於虛構文本中，用「虛實結合」的手法使抽象的歷史具象化，進一步實現了對美國歷史編撰的文本化干預，向人們展示了朝鮮戰爭的無人性和麥卡錫主義影響下的美國反共和排外問題。
麥卡錫主義是1950—1954年間肇因於美國參議員麥卡錫的美國國內反共、反民主、排外的典型代表，它惡意誹謗、肆意迫害民主進步人士和共產黨等異見人士，受其影響美國發生了全國性的反共「十字軍運動」，造成了美國歷史上著名的第二次「紅色恐慌」，麥卡錫主義也因此成為政治迫害的同義詞6。小說中弗蘭克參加的朝鮮戰爭，本質上就是美國打著「維和」旗號在外交上進行的一場反共產主義運動。在美國國內，反共和排外更是猖獗一時。當時，在電影、廣播電視和廣告業內，很多人屈從壓力同意將某些演員、作家、導演和製片人列入黑名單，只因有人檢舉他們跟共產主義有「某種關聯」。 許多著名演員和科學家如查理?卓別林（Charles Chaplin）和發明原子彈的科學家羅伯特?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等都受到迫害，被指控為向蘇聯透露機密的間諜。錢學森也是受迫害的科學家之一。這種情勢在《家》中可以窺見一斑。《家》中弗蘭克女朋友莉莉本來是天窗工作室劇團的化妝師，但在麥卡錫主義盛行的時代，天窗工作室因為上演的某些劇目被查封，劇組導演雷?斯通被逮捕，莉莉也因此失業。在此之前，他們曾經排練過的由當時好萊塢十大編劇阿爾伯特?馬爾茲(Albert Maltz)所作劇作《莫里森案件》被禁演。在美國歷史上，編劇馬爾茲確有其人，他支持美國共產黨保護工人和弱小農夫權利、反對壟斷資產階級、根除法西斯主義並建立民主人民文化的努力和主張。其作品倡導真正民主和社會進步，對其劇作的禁演表明了麥卡錫主義反民主的實質。歷史人物與虛構事件的並置增加了小寫「歷史」的真實性。
發生於1950年6月25至1953年7月27日的朝鮮戰爭是莫里森通過小說再現並給予意義的另一真實歷史事件。作者不僅描寫了美國稱為「朝鮮維和行為」的戰爭和戰爭的殘酷、揭露了戰爭對人性的摧殘和美國黑人青年參戰的心理動機，還揭示了朝鮮戰爭後美國白人對黑人一如既往的仇視和虐待。作者首先以弗蘭克為例揭穿了黑人參加一體化軍隊的原因。在婁特斯「除了在你沒有擁有，不能擁有，如果有其它任何選擇也不願擁有的土地上愚蠢地勞作別無它事可干」（Morrison,Home, 83-84）的情況下，弗蘭克和他的發小湯姆和斯塔夫長大後為了逃避婁特斯看不到未來的氛圍參加了朝鮮戰爭的美國一體化軍隊。在朝鮮戰場上，開始時弗蘭克只是按照指示行事，並沒有表現勇敢，而且在殺人後他會感到很緊張。但在目睹了兩個最要好的發小麥克和斯塔夫在戰爭中慘死後，弗蘭克不再有所顧忌，開始瘋狂殺人並嗜血成性。穿行在遍地屍身中，他瘋狂地射擊、聽不見受害人的呼救求告，甚至親自殺死了一個在垃圾堆中撿拾食物後來為了生存不惜向美國士兵投懷送抱的朝鮮小姑娘！戰爭使人們失去了內心深處的人性光輝，使人成為「非人」；戰爭充滿了無意義也無理性的殺戮和犧牲，血流成河，屍身遍野。戰友的慘死使弗蘭克甚至害怕回家鄉面對發小的父母，不知怎樣傳達戰友的死訊；殺死無辜的朝鮮小姑娘進一步加深了他內心深處的負罪感，使他精神呈片段感，患上了創傷後緊張症，在嗜酒成癮中試圖忘卻創傷。
作為非裔美國作家，莫里森以再現美國歷史為己任，她認為「我們生活的土地總是抹煞過去，移民們來到美國這個有著清白無辜未來的地方並重新開始生活，其歷史記錄總是清清爽爽的。過去已經不存在或被浪漫化處理。這種文化不鼓勵老是想著過去，更不會與過去妥協。」(Morrison,「Living Memory」, 11)。由此可見莫里森的創作動機明顯是反思美國歷史，用多聲部的表述來探索缺席的沒被記住的歷史，進而改寫被主流歷史觀所忽視與邊緣化的黑人歷史，還原歷史真相中的黑人生存狀態。再現歷史是為當下做準備。如作者所言，「如想使我的作品對人們起作用（對村莊，象以往一樣）它必須見證並從過去區分有用之物和應廢棄之物；它必須儘可能為當下做準備並身體力行。」（Morrison,「The Site of Memory」, 103)寫作本身是一種記憶行為。當過去被威壓性地邊緣化並留下印記，文學話語便會成為恢復記憶並顛覆、匡正「正史」的源泉。小說中對歷史事件的書寫雖然著墨不多，對麥卡錫主義、三K黨暴行的描述只是隻言片語或一帶而過，但前民權時代美國黑人的處境在作家的描述中被具象化。三K黨的猖獗使黑人被逐出家園、流離失所；種族歧視和隔離使黑人進一步感到疏離異化，他們雖然名義上居住在美國這所大房子里，卻沒有主人翁的本位意識，成了雖然有可以打開門的鑰匙卻只能生活在其陰影中沒有歸屬感的畸零人。沒有歸屬意味著精神孤兒般的心靈荒蕪與困頓，表現在《家》中，弗蘭克經常出現的精神片段感和其妹妹茜肉體的匱乏直至奄奄一息都是他們內心世界的寫照。
文本語境化：再現「他者」心靈史
據查爾德斯（Childers）總結，「再現」主要有三層含義：「1.看上去相似；2.代表某人或某物；3.再一次呈現。」（235） 但是，根據前述哈欽理論可知，敘事不是對歷史的簡單再現，而是明顯帶有意識形態取向的歷史學家用來對事件進行補苴調胹、製造意義的話語策略；歷史既非某種可以觸摸、還原的實體，也不僅僅是虛構，因而，不能被化簡為文本，然而文本卻是助人接近歷史的唯一途徑；歷史文本與歷史事實不同，不是單純描述過去，而是在各種現實因素影響下闡釋的結果。莫里森藉助《家》所再現的，雖然不是完全的歷史真實，卻是歷史的本質。莫里森認為「就歷史而言，沒有單數的、達成共識的這部分或任何部分歷史。歷史這個詞至少有兩層含義。一種是真實事件的對象，即現實，特別是從我們身邊溜走並退化為我們稱之為過去的簡單現實；另一層含義是對那些事件的再現。」（Morrison,「Living Memory」, 91）作者真正強調的不是某些黑人個體所經受的種種磨難，而是戰爭、殺戮和紅色恐怖的非人性及其反人類的本質，是白人主流文化一直閉目塞聽、不肯正視的真相。在再現黑人作為「他者」破繭成蝶、浴火重生的心靈史的同時，莫里森實踐了如哈欽所說的「將文本自身及其生產和接受的過程再度語境化，置入它們賴以存在的社會的、歷史的、審美的和意識形態的整個情境之中」（Hutcheon,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Fiction, 40）的後現代詩學思想。
在主人公弗蘭克和妹妹茜的遭遇中，莫里森將行為場域化，把文本置於種族歧視、麥卡錫主義和戰火洗禮的社會歷史語境中，探討黑人作為被排斥忽視的邊緣性社會成員怎樣才能生存，「不是為了生計，而是在一個從某種程度上講我們都是受害者的世界中如何完整地生存」；(Taylor-Guthrie40)從而質疑並揭露了以種族主義為出發點的主流意識形態衍生的歷史話語，體現了作家歷史意識中的現實關懷。通過歷史「再記憶」（rememory)對黑人的生活進行想像性重構，莫里森筆下的黑人從「失語」狀態重新步入歷史的話語空間，從「缺席」步入「在場」，重塑了自我，重構了文化身份和民族屬性。
弗蘭克的精神碎片感產生的社會歷史語境是三K黨猖獗、朝鮮戰爭和麥卡錫主義泛濫：因三K黨猖獗兒時遭遇了被從自己的土地趕走、目睹黑人被活埋、後奶奶的冷酷；成年後在朝鮮戰爭中經歷了兒時好友犧牲時的慘不忍睹畫面、自己親自殺死了向自己投懷送抱的無辜朝鮮小女孩；退伍後遭遇了種族歧視、目睹了絲毫未減的種族隔離。其中朝鮮戰場上的戰鬥經歷是對弗蘭克最致命的打擊。戰友犧牲後，他對「敵軍」殘忍地掃射，拚命想證明自己的男子氣概，但是，無人性的殺戮卻並不能證明他具有男子氣概，相反，對無辜者的殘忍無人性和戰友的慘死使他患上的創傷後緊張症恰恰標誌著他男子氣概的缺失。複員後，每當獨自一人清醒時，他眼前便會閃現一個男孩把自己的內臟放回去，象拿著預示著不幸的球體的占卜者把內臟拿在手裡；或者有時會聽到一個半面臉受傷的男孩叫著媽媽，而他則為了活命，為了不使自己的臉部受損或腸子脫落跨過他們。（Morrison,Home, 20）除此之外，他腦海中還總閃現他為了替好友麥克複仇而驅趕著領著孩子逃難的婦女、槍殺為了給別人讓路而在路邊拄著拐棍逃命的瘸腿老人和為了活命向他投懷送抱的朝鮮小女孩的情景。除非和女朋友莉莉在一起，否則這些血腥的畫面永遠都縈繞在他的腦海中。戰爭的夢魘折磨著他，他腦海中時時閃現狗或鳥吞食或啄食戰友屍體的幻覺，求生成了唯一的心理訴求。當女朋友問及他的未來打算，他唯一的回答便是「活著」（Morrison,Home, 76）。而當一個小女孩因為弗蘭克幫她拿到蛋糕而向他微笑道謝時，他的創傷後緊張症突發，竟然推開人群落荒而逃。微笑道謝的小女孩使弗蘭克回憶起那個向他微笑著遞過橘子並投懷送抱而被他打死的朝鮮小女孩從而觸發了他內心的負罪感，因而引發了他精神疾患的發作。此後還能偶爾和莉莉一起看電影的弗蘭克也因為在看完《他一路狂奔》（He Ran All the Way）後在好長時間的沉默中握緊雙拳而不再看電影。這種莫名其妙的「失語」狀態時時發作，折磨著弗蘭克和莉莉。即使在兩國交戰的狀態中，殺害無辜的老弱病殘婦幼也是不人道的，非但不能證明一個軍人的男子氣概，卻反證了他男子氣概的缺失。所以，他會時時為焦慮、憤怒和自我厭憎驅使而發作。弗蘭克後來的自愈過程也便是他在回憶和社區幫助下重新定義男子氣概、由「失語」和「缺席」到重獲話語權和「在場」的過程。
在失卻了歸屬感後，主人公弗蘭克踏上了尋找和建構精神家園的征程。這種心靈征程在小說中也被置於黑人在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社會歷史語境中頑強生存和互幫互助的小寫黑人「歷史」中。在「必須去但害怕去」（Morrison,Home, 84）的心理狀態下，弗蘭克決心回自己曾經厭惡的婁特斯拯救妹妹，標誌著弗蘭克恢復男子氣概的開始。婁特斯充滿著成長的陰影，而必須回去面對向戰友親人傳達戰友犧牲噩耗的事實更讓弗蘭克諱莫如深。選擇回婁特斯拯救唯一的親人本身需要飽受滄桑的弗蘭克極大的勇氣。在旅途中，牧師洛克等好心人的無私幫助則讓飽嘗人情冷暖的弗蘭克看到了人性的曙光，在火車上偶遇卻邀請他回家住宿吃飯的比利?沃森（Billy Watson）讓他體會到兄弟親情，而沃森的兒子托馬斯則首次為他定義了何為男子漢氣概。托馬斯因為玩玩具手槍而被警察開槍打斷了右胳膊，但他發奮圖強，成為小小的數學天才。他把自己的床讓給弗蘭克而自己睡沙發，當弗蘭克問他長大後想幹什麼時，他唯一的回答便是「男人」。（Morrison,Home, 33）托馬斯能正視自己的身體缺陷，身殘志堅，不屈不撓，小小年紀便讓弗蘭克領悟到真正的男子氣概。那天晚上，弗蘭克沒有像以往一樣產生戰友遺體被動物蠶食的幻覺，而是再一次看到了一個穿阻特裝的小人（他第一次在火車上出現穿阻特裝小男人的幻覺），弗蘭克認為這是男子漢氣的標誌。
霍米·巴巴（Homi Bhabha）在《文化定位論》（The Location of Culture）的第二部分「審視身份」中闡述了回憶對身份建構的重要性。「銘記絕不是反省或回顧的靜態動作，它是痛苦的再次銘記，把忘記的歷史整合，以理解當前的精神創傷」（63）。在弗蘭克修復精神創傷和定義男子氣概的過程中，象徵著黑人歷史「再記憶」的創傷回憶起到了關鍵的作用。「通過探討對痛苦的抑制與對過去的重新佔有之間的關係……莫里森的小說突出了對抗歷史、重索歷史和改造歷史的重要性，而且她的小說直指記憶的潛在療救功能」(Parker 1)。回顧歷史和反思既往是塑造自我身份必不可少的環節。主人公弗蘭克便是靠反思既往實現了身份塑造和建構。在旅途中，通過在腦海中不斷回憶童年的創傷記憶和朝鮮戰場上自己的所作所為，覺醒中的弗蘭克得以反思自我並正視歷史的重負，在直面內心的過程中修復了自己的精神創傷，走出了過去的陰影，學會了勇敢面對過去和現實，進而成為具有行動能力的主體自我。在去往亞特蘭大的火車上，他突然發現那些導致他發獃的兒時或戰時創傷記憶不再困擾他，他也無需再借酒澆愁來逃避傷痛記憶。在隨後回擊挑釁鬧事的高個子男人的過程中，弗蘭克感受到了不同於朝鮮戰爭中心不在焉地殺害無辜時的快意，再一次用行動定義了男子氣概。借著這種快意，他在闖入醫生家解救妹妹時，冷靜、理智、安詳地面對醫生持槍恐嚇，在不著一槍一彈的情況下把妹妹抱出了醫生家，沒有暴力，沒有情緒的失控。至此，弗蘭克對男子氣概有了全新的詮釋。闖入白人醫生家的過程也象徵性地完成了黑人在白人主流社會中由「缺席」到「在場」、由「失語」到重獲「話語權」的儀式。在經歷了如此滄桑後，回到婁特斯的弗蘭克發現，婁特斯的太陽竟然很明亮，綠樹掩映著美麗的花朵，兒童嬉戲、女性歌聲甜美，男孩吹著口琴，男人則彈著班卓琴。沉浸在秀色寧靜和音樂中，弗蘭克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隨著妹妹逐漸康復，兄妹倆也在婁特斯找回了家園的感覺，以美麗地傲立著的樹的形象為黑人的心靈史畫上了完美的句號。
結語、
歷史書寫的核心並非「什麼才是真實的歷史」，而是「誰在向誰講述(或書寫)什麼，他們是如何講述(或書寫)的」。(Sale 41-49)作為生活在兩種歷史文化夾縫中的少數族裔，非裔美國人很長時間曾經處於被消音、滅跡的「無史」狀態或者歷史被扭曲、篡改的狀態，他們在美國的為奴史、屈辱史、奮鬥史和心靈史往往消弭在白人主流社會的宏大歷史話語之中，因而莫里森的歷史再現被賦予更加重要的意義，是少數族裔「身份政治」的重要環節之一。作為藝術家，莫里森在歷史想像中解構了單數、大寫的「歷史」，在文學敘事中融入了歷史敘事，從而再現了多元、複數的小寫「歷史」。「再現的事件總是隱含著我們說話或書寫的位置——發言的位置」。（Hall, 220）再現所體現的「位置的政治」對於歷史被損毀、扭曲和篡改的非裔美國人至關重要。重新找回被湮滅、消音的歷史，就是他們發言的位置，是他們賴以找回話語權不可或缺的憑藉，而莫里森也憑藉《家》的歷史書寫實現了這種「身份政治」和「位置的政治」。
《家》所質疑的並不僅僅是大寫歷史的「宏大敘事」所體現的美國主流意識形態，同時也質疑成因於西方文化意識形態的美國歷史編撰。2012年5月28日，莫里森在接受CBS主持人羅斯採訪時，解釋了讓弗蘭克回家鄉的原因：「他必須穿越美國回去，這對他來說就像另一場戰鬥。他或者說是我，正在撕開50年代那個我們現在認為是個偉大時代的面紗。我正在燦爛陽光的下面找出50年代實際上真正是什麼樣子」。（Morrison,「Interview with Charlie Rose」)在談到重寫歷史的作用時，莫里森認為：「回到過去是關注現在。過去並沒有結束……如果我們不澄清過去，又怎能處理現在正在發生的一切？」(Ibid.) 5月29日在接受美國公共廣播公司新聞時間（The PBS News Hour）主持人傑菲里?布朗採訪時，莫里森又提到這個被人們當做是「黃金時代」的50年代，並說，「我認為我們忘記了50年代真正發生了什麼」。(Morrison,「Interview with Jeffrey Brown」)實際上，莫里森想讓人們踏上的是一次次的文化苦旅，這種文化苦旅「促使我們去質疑西方的現實理念並發現現實觀念及闡釋方式，而非那些被主流文化強迫接受的闡述方式」。（Wilentz 61）「在有點信息和少許推測的地帶上，你到處走走便會看到現在所保留的是過去已逝去的東西，當下的人要重建那些遺留的東西所暗示的世界」(Morrison,「The Site of Memory,」112)。正如作者所言，在表面的繁榮背後，美國的50年代實際上是個充滿危機的時代，麥卡錫主義、紅色恐怖、朝鮮戰爭（美國稱為「朝鮮維和行為」）和非裔美國人的惡劣處境，這些是以「宏大敘事」為特徵的美國「歷史編纂」的大寫「歷史」所不能或不願反映的，而《家》則描寫了弗蘭克為代表的黑人在危機中尋求擺脫心靈困境的小寫「歷史」。由此，莫里森多元而複雜的歷史觀可見一斑：一方面，她質疑以「宏大敘事」為特徵的「歷史編撰」的真實性，在她具象化的小寫歷史（history)中，被認為存在於文學文本之外的真實、客觀「宏大敘事」，「不再是客觀的、透明的、統一的事實對象，而是有待意義填充的話語對象」。(王岳川196)另一方面，她力主在具體的社會歷史文化場域中重構並具象化黑人歷史，澄清歷史積澱，實現「逆寫帝國」的政治策略，以此展示歷史意識的現實關懷。
註解【Notes】
1此扉頁「題詩」的另一譯法為「這是誰家的房子？/誰的夜晚遮蔽了這裡的光亮？/哎，誰擁有這房子？/這不是我的房子。/我夢想另一處房子，甜蜜、亮堂/湖景燦燦、布滿畫舫/土地寬闊，擁我如雙臂。/這處房子很陌生。/屋影幽長。/哎，告訴我，為什麼這鎖與我的鑰匙合得上？」參見王守仁、吳新云：《國家·社區·房子——莫里森小說對美國黑人生存空間的想像》，《當代外國文學》2013年第1期，第111-119頁。
2三K黨（KKK，全稱Ku Klux Klan）由南北戰爭潰敗的南方聯邦退伍老兵組成，奉行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是美國最悠久、最龐大的恐怖主義民間組織；又稱白色聯盟或無形帝國。
3故事的發生年代是朝鮮戰爭後期和剛剛結束的1952和1953年，弗蘭克回憶被趕出時說20年前他四歲（Morrison,Home, 9），由此推斷時間發生在20年代末或30年代初。
4小說中的三K黨是第二次三K。第一次三K於1871年被格蘭特總統強行取締。第二次三K於1915年成立，宣揚種族主義，實施私刑和其它暴行，20年代達到極致。其「標誌」是白色長袍和只露出眼睛的尖頭罩。
5在荷馬史詩《奧德賽》中，奧德修斯及隨從回歸家園伊薩卡途中歷經磨難，經過食蓮者之島時，隨從們食蓮後遺忘故鄉、憂傷，喪失希望，倒地昏睡做起了白日夢。奧德修斯警覺後助其解除魔力駛離該島才得以脫險。
6麥卡錫主義泛濫於1950年初，到1954年底徹底破產的前後五年里，「紅色恐慌」的影響甚廣。「反共為美國唯一選擇」成為日後多年的美國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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