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時刻和民主的危機

撰文：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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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哈佛大學學者威爾茨（Cheryl B. Welch）指出的那樣，二十世紀思想最為驚奇的變化之一是對托克維爾著述的重新關注，並且這一現象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仍然沒有減退的跡象。 更為出人意料的是，向來在中國默默無聞的托克維爾竟然於2013年一夜成名，長期幾乎無人問津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因為高層領導的推介而成為暢銷書，學界媒體一時間競相談論托克維爾。今天，這股在商業和媒體炒作推動下形成的托克維爾熱顯然已經退潮，不過托克維爾此次中國之旅可能已經留下了深刻的印跡；很多中國人應該發現，這個法國人在一個半世紀之前關於法國革命和美國民主寫下的文字對於理解中國的歷史和當下竟然會有高度的相關性，能夠提供意想不到的啟示。歸根結底，今天西方和中國之所以同樣會被托克維爾吸引，那是因為包括西方和中國在內的整個世界仍然處在被托克維爾視為天定命運的民主的挑戰之中。對於今天已經非常成熟卻又困難重重的西方民主而言，他對其時代方興未艾的民主的觀察和預見依然切中要害，而即使把它們運用於初步成型的中國民主社會也有顯著的說服力。至於他對擁有漫長集權傳統的古老法國的艱難民主進程及其革命命運的剖析，背負著相近的歷史傳統和面臨類似的政治民主轉型挑戰的中國人更加心有戚戚。

托克維爾今天已享譽世界，然而他曾一度在西方包括在其祖國法國被忽視甚至幾乎遺忘。雖然《民主在美國》 （1835、1840）【本文採用的《民主在美國》版本為：Alexis de Tocqueville,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 ed. Edouardo Nolla.Paris :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1990. 2 volumes.以下簡稱DA，標明卷數和頁碼，在文中夾注。該版本包含了托克維爾的大量草稿，這些草稿對於理解其思想非常重要。】和《舊制度與大革命》（1856）出版後為托克維爾在美國、法國和英國贏得了廣泛的聲譽，但在其逝世後特別是在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上半期，儘管他的著作仍然在美國和法國斷續再版並且也不時被學者討論和引用，但他逐漸淡出了政界、思想界、學術界的視線。雷蒙·阿隆提到在五十年代之前的巴黎高師和巴黎大學很少有人會讀托克維爾，美國著名社會學學者尼斯貝特(Robert Nisbet)談到他三十年代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求學時從來沒有在課堂上聽說過托克維爾。 二戰以後，托克維爾的影響在美國繼而在法國不斷上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紛紛藉助其著述來闡釋現代社會和政治的方方面面，以至於阿隆在1979年發表論文宣告托克維爾「被重新發現」。 其後，這一「發現」加速進行，不斷有關於托克維爾的論著問世，2005年是托克維爾誕辰兩百周年，在法國、美國、比利時、德國、義大利、波蘭、加拿大、阿根廷、日本等地舉行的慶祝和研討見證了托克維爾思想的復興，而近幾年學者們也開始關注托克維爾的思想對於理解歐美之外的地區的民主進程的意義——托克維爾在其世界之旅中取道中國也就不足為奇了。 學者們對這一「重新發現」托克維爾的現象本身也感到好奇，探究其背後的原因和所折射出來的西方政治和思想的變遷。 今天，可以說，托克維爾已經在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哲學乃至文學等學科被追認為偉大作者乃至奠基人， 其作品也成被視為這些領域的經典之作。不僅如此，他也進入了公眾視野，不時出現於美國總統等政治人物的言談中。二十世紀後期和二十一世紀初期見證了一個托克維爾時刻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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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維爾聲譽的衰榮變遷本身就是一個半世紀以來西方歷史和民主發展的見證。在十九世紀後期和二十世紀上半期托克維爾在美國和法國遭到的冷落可以歸結於類似的原因。在美國，這一時期的特徵是城市化、中央集權和階級矛盾的發展，托克維爾所勾勒的鄉鎮氣息濃重，被身份平等、地方分權和公民政治生活所主導的美國似乎就要成為明日黃花。同一時期，法國則困擾於尖銳的社會問題和此起彼伏的工人運動，托克維爾在《民主在美國》中宣告的平等大勢與當時法國的嚴重的社會不平等看起來背道而馳。

人們可能認為，一戰以後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興起及其引發的世界戰爭對自由主義構成了生死攸關的挑戰，因此被視為自由主義者的托克維爾此時被忽視也就不足為奇了。不過，正是在這一挑戰中，自稱為「新自由派」的托克維爾的思想開始彰顯其意義。在希特勒挑起二次大戰前不久，流亡英國的德裔猶太學者邁耶（Jacob Peter Mayer）就已經敏銳地發現了托克維爾的思想有助於理解極權主義。他於1939年出版了題為《大眾時代的先知》的托克維爾傳記。在這本在托克維爾發現史中具有開拓意義的小書中，邁耶把托克維爾在《民主在美國》下卷中描繪的在平等時代可能出現的家長制國家視為二十世紀法西斯國家的原型。

托克維爾正是以極權主義先知的形象進入了冷戰時代。二戰之後美蘇兩極對立的冷戰格局形成，西方的自由民主籠罩在共產主義的陰影之下，前途未卜，這時候托克維爾的思想卻開始倍受青睞。人們發現托克維爾已經在一百年前「預言了」二戰的世界格局——曾經預言了1848年革命的托克維爾似乎是現代社會難得的先知。在《民主在美國》上卷末尾，他聳人聽聞地宣告美國和俄國有一天將會在天意的隱秘意圖的召喚下各自掌握半個世界的命運，前者以自由的行動為手段，後者訴諸奴役（DA,I,314）。在下卷的末尾，他以這句話結束全書：「我們今天的各民族不可能在其內部阻止身份變得平等，但是平等將它們帶向奴役還是自由，光明還是野蠻，繁榮還是不幸，這取決於它們自己。」（DA,II,282.）托克維爾在宣告了平等的必然性的同時指出平等既可能與自由結合又可能成為通往奴役之路，二戰後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對峙儼然呈現了平等的這兩種截然對立的命運。因此，托克維爾為戰後的冷戰自由主義提供了靈感。

伯林視托克維爾為消極自由思想的先驅之一，而哈耶克則把托克維爾闡釋為最早批判社會主義和福利國家的思想家之一。然而，伯林和哈耶克均沒有重視托克維爾對個體主義和現代個體自由的批評。他們很大程度上僅僅把托克維爾作為馬克思的對立面來理解。無疑，托克維爾在二戰後的被發現是西方政界和思想界反馬克思主義的一種需要。因此，托克維爾思想的復興確實打上了冷戰意識形態的痕迹，而1990年前後東歐及蘇聯的劇變也被解釋為托克維爾對於馬克思的徹底勝利。 然而，僅僅從意識形態或者僅僅以自由主義vs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理解托克維爾都是對其思想的一種化約和簡化，因而也是一種扭曲。如果只是把托克維爾視為個人自由和自由民主的提倡者，那就忽視了托克維爾對民主和現代性的內在張力和困難的深入思考，我們也因此無法理解近年來西方人在面臨「民主的危機」時何以依然從托克維爾那裡尋求思想資源。頗為弔詭的是，自西方人在1989年高唱民主凱歌和歷史終結後還不到二十年，他們又憂心忡忡地開始談論「民主的危機」， 而這時他們發現托克維爾早已預見和診斷了這一危機。 托克維爾指出，現代民主隱含某種內在的非政治傾向，它與平等的集權趨勢結合對自由構成了威脅。這一判斷切中了當下的西方民主所遭遇的困難。民主在其取得前所未有的勝利的時候也暴露了其脆弱之處，或者說正是由於其過於成功而有可能走向自我瓦解。在托克維爾看來，在法律當中缺乏絕對的善(DA,I,14)，那麼民主的政府和法律也不例外，並且「每個政府在其自身中蘊含了一個與其存在原則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自然缺陷。」（DA,I,108）因此，當下之所以是托克維爾時刻，並非因為他的預言和意識形態價值的相關性，也不在於他被冠以偉大的自由主義者或政治思想家等類似標籤而標示出某種時髦的學術意義，而是由於發展到今天的民主已經充分地呈現了他所考察過的、與民主原則交織在一起的力量和虛弱。我們仍需要和托克維爾一起思考民主的魅力和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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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首先在阿隆對托克維爾的發現特別是他對馬克思、孔德、托克維爾思想的比較中理解托克維爾時刻的內涵。在阿隆看來，相比於差不多同時代並且同樣對現代性進行了深入研究的孔德和馬克思，托克維爾的思想有三方面的原創性：首先他把民主或者說身份平等而不是工業社會和資本主義視為現代社會的主要特徵。其次，他反對社會和歷史決定論，認為歷史的發展具有不同的可能。最後，他強調政治具有自主性，並不從屬於經濟。

阿隆在把托克維爾解釋為社會學的奠基人的同時指出他和孟德斯鳩同樣屬於政治哲學傳統。二戰以後西歐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福利國家的建構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或至少是緩解了十九世紀工業化所帶來的嚴重的社會問題，西歐與美國社會日趨接近，被社會平等和資產者化的趨勢推動。 雖然社會不平等依然存在，但是馬克思宣告的資本主義的自我摧毀以及階級鬥爭與社會革命的必然性與二戰後的西方社會現實相去甚遠。

從阿隆的分析出發，我們可以認為，馬克思對現代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是錯誤的，而他對政治的貶低也使他拒絕認為政治干預可以緩解社會不平等甚至推動社會平等。冷戰的對壘尤其是共產主義體制的崩潰表明，現代社會的自由或者奴役取決於人們的政治努力，而非某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法則的後果——這正是托克維爾的政治關切的核心所在。冷戰結束後不久，有學者認為應當超越對峙了兩個世紀的馬克思與斯密的意識形態之爭，而超越的思想資源來自托克維爾。 馬克思和斯密試圖通過社會和經濟領域的變革和革命吸收乃至消解政治，而托克維爾自始至終都高揚政治在人類事務中的主導性，所以從馬克思、斯密向托克維爾的轉變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政治自身逐漸受到重視。無獨有偶，在法國大革命史研究領域也經歷了一場從馬克思到托克維爾的決定性的範式轉換，這場轉換是用革命的政治闡釋取代革命的社會解釋。 「政治」的托克維爾成為當代西方政治思想界和歷史學界關注的重要人物並非偶然。可以說，托克維爾時刻的首要內涵是現代社會中社會平等的強大動力以及政治民主的創造自由的價值。

在阿隆的闡釋里，托克維爾的主要貢獻在於揭示了民主在社會和政治層面所具有的積極意義。雖然他也批評托克維爾沒有注意到從現代科技和工業革命理解現代性的重要性，認為他並未充分關注民主社會中的不平等的消極後果，但他主要呈現的是托克維爾對民主的平等與政治的建構性意義的論述，而對於托克維爾所揭示的民主的消極面則較為忽視。阿隆尤其沒有認識到托克維爾對現代社會的個體主義趨勢和非政治化傾向的解釋的重要性，這可能是因為在阿隆所處的時代結構主義仍然很活躍，並且左右尖銳對立的法國社會依然高度政治化。 更重要的是，阿隆的政治科學的重心是社會和政體當中的結構性因素，較為忽視政治的超驗維度以及政治與心靈的關聯。 因此，《民主在美國》特別是其第二卷對民主時代的個體和心靈的剖析並沒有得到阿隆的重視，然而恰恰是這一剖析切中了當下民主問題的要害。事實上，在托克維爾的分析中，民主的最大問題和潛在危機在於民主心靈因為個體主義而造成的民主個人的內在封閉以及彼此間的孤立，以及由此引起的民主社會的非政治傾向和專制可能。這是托克維爾時刻的第二個重要內涵。

美國社會學學者大衛·里斯曼可能是戰後最早在戰後藉助托克維爾來考察現代心靈的學者。在其於1950年出版的名著《孤獨的人群：關於變化中的美國性格的考察》中，他參照托克維爾對十九世紀美國人性格特徵的觀察指出十九世紀以來美國人的性格經歷了重大的變化：從遵循內在價值、信念和目標的內在引導型（inner-directed）性格轉變為注重取悅他人、從眾性的他人引導型性格。後者以消費者立場審視評估政治而非以前者的道德化姿態積極介入，總體上而言對政治較為漠然。里斯曼認為他人引導性性格所體現的因循主義（conformism）會抑制美國人的自主性（autonomy），導致個體性格的軟弱和缺乏創造性以及政治活力的缺失。 里斯曼的學生桑內特則認為應該顛倒他的判斷，因為在他看來美國人和西方人事實上從某種他人引導型性格轉向了內在引導性性格，但在這種自我吸納（self-absoption）的過程中個體其實並不明白他的內在性究竟是什麼。 這種內在性表現為對親密關係的過於依戀，這一依戀本身會走向自我挫敗而難以得到滿足，並且以個人化態度理解公共事物，結果在混淆公共和私人領域的區分的同時導致了對公共生活的排斥，產生所謂「公共人的衰落」。桑內特同樣參照托克維爾對美國政治生活的刻畫來理解美國公共生活的萎縮。被社會學者關注的公共生活萎縮的問題近年來同樣成為美國政治學關注的重點，普特南的《獨自打保齡》是這一問題的最重要的著作。他對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美國政治和公民參與和社區生活的衰退進行了分析，提出了復興社區生活的途徑，其問題意識和解決方案仍然受到托克維爾的很大啟發，因為正是托克維爾在美國發現：結社是公民自由的學校。 桑德爾認為現代社會中自由主義式的「無負荷的個體」侵蝕了注重共同善的美國共和主義政治精神，社群的解體以及公民失去對自己的生活的控制均對民主構成了威脅。他試圖以托克維爾的「共和主義」克服自由主義對民主的腐蝕，在美國恢復當年托克維爾所欣賞的造就了強大公共精神的共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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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民主在美國》往往成為美國人思考其社會和政治演變歷程的起點之一，這不僅僅是因為托克維爾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對美國的社會學和政治學考察所具有的歷史價值，而是因為他對現代人的心靈與政治的密切關聯的剖析切中了民主的要害。這一點在七十年代末以來在法國思想界得到了顯著的回應。勒福爾（Claude Lefort）指出托克維爾對困擾民主心靈的不確定性（incertitude）的描述應該成為理解民主的重要出發點之一。不過他批評了托克維爾認為這一不確定性可能為專製做準備的看法，認為它雖然造成了民主社會的動蕩，但同樣使任何專制不可能獲得穩固的信念基礎。勒福爾似乎暗示不確定性可以成為民主活力的源泉。比勒福爾晚一輩的戈謝（Marcel Gauchet）和馬南（Pierre Manent）則不那麼肯定。他們在托克維爾那裡找到了思考當代法國和歐洲的民主危機的重要啟發。在戈謝看來，托克維爾認識到平等及其帶來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似性將深刻地改變了人際關係，這一改變將對現代社會產生重大影響——這是托克維爾的獨到之處。而托克維爾所描繪的摧毀一切阻礙的平等大潮在二戰特別是六八年以來正在加速發展，其力量和後果是托克維爾自己所未能想像的。個體在各方面對平等權利的訴求推動了人權話語在當代西方特別是歐洲獲得了支配性地位，成為某種民主信仰。托克維爾所揭示的民主的個體化傾向在當代歐洲得到了最充分地發展，而他所預見的這一個體化所帶來的私人化和非政治化傾向也是今天歐洲個體化的特點。戈謝認為自六十年代以來在歐洲展開了私人化的個體化進程，它「既是反權威和反制度的，也是利己主義的、心理性的和享樂主義的。它鼓吹的是在追求自我的獨特性的獨特實現的同時平靜地與建制之間發生了斷裂。」 在戈謝看來，民主的歷史就是民主的危機的歷史，但今天的民主的危機不同於以往民主從外部的反民主力量（如十九世紀的復辟舊制度的努力和二十世紀的極權主義）所遭遇到的危機，而是一種內部的危機：看起來89年以來民主的勝利意味著民主終於建立在了徹底的人權之上，但這一人權張揚的個體主權和拒絕他治的自治卻對民主所需要的集體自治和人民主權構成了挑戰；在使個體權利神聖化的同時，民主有可能失去把這些個體轉化為集體力量的能力。所以，民主的問題是「民主反對自己」（la démocratie contre elle-même）：「其法律基礎與其政治表達對立，其發生原則與其有效的自我治理對立」。 因此，當下民主的危機源於人權充分張揚之後所彰顯的民主的非政治性。 戈謝對當代民主危機的闡釋可以說揭示了托克維爾所指出的與民主當中與其自身的原則相聯繫的內在缺陷。不過，戈謝雖然指出了人權的最近發展是民主危機的根源，但他認為人權獲得的進展是不可逆的，因此他並不打算批評人權和個體主義，而是要在人權的基礎上使個體認識到，只有在共同體的集體力量和自治中自由才有意義。 在這一點上，他和托克維爾分道揚鑣了，因為托克維爾的民主思想的核心之一就是對個體主義的批評。

馬南同樣注意到當代人權的非政治性。他注意到，與近代人權宣言所表達的人權觀念相比，當代人權學說體現出明顯的非政治性，也就是人權以普世道德的姿態和普遍性的法律和規則要求成為社會組織原則，對民主政治和民族國家均構成了挑戰。與這一人權超越政治的現象並行的是個體脫離政治的傾向。隨著民主的推進，托克維爾所揭示的「相似者感受」被不斷強化。平等製造了獨立、分離、相似的個體，強化了人的自我意識，甚至使他們產生自足的幻想和自我的封閉，結果相似者的觀念並不能把他者作為他者來對待並向他者開放自我。這樣一種個體主義使個體傾向於退縮到自我的世界中，侵蝕了公共和政治生活，淡化人的公民身份，或者說，它使人並不覺得公民的政治生活對構成其作為人的存在是必不可少或至關重要的。平等在打破了等級和團體的約束後使人更為接近，但其過度發展卻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分離，同時在個人身上製造了人與公民的分離。這雙重分離隨著當代人權話語的發展而強化，這是當代歐洲的危險。

在歐洲，這一危險部分出於歐盟的建構對民族國家的侵蝕，部分源於民族共同體本身所能激發的凝聚和認同正在被削弱。這種削弱同樣發生在民族國家框架並未受到外部衝擊的美國，其原因則是查爾斯·泰勒所指出的共同體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泰勒同樣受到了托克維爾的啟發。他指出雖然托克維爾所恐懼的柔性的民主專制並未在西方成形，但他所揭示的導致這一專制的個體主義或者說個體的原子化卻仍然是當代西方應該恐懼的威脅：「危險的東西不是現實的專制控制，而是碎片化——那就是，人民愈來愈不能形成一個共同目標並落實它。碎片化發生在人們越來越原子主義地看待自己之時，換句話講，人們越來越少地認為自己與其同胞公民結合在共同的事業和忠誠里。他們可能實際上感到與別的一些人結合在共同事業中，但這些事業更多地是小群體而不是整個社會：例如，一個局部共同體，一個少數族裔，某個宗教或意識形態的信徒們，某個特俗利益的促進者們」 托克維爾曾指出平等會自然地把人們分成眾多的個別團體，它們也會形成他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批判的集體個體主義。泰勒擔憂的是這一碎片化的「自我滋養」（self-feeding）：民族共同體的凝聚力的下降將強化團體認同，而這一認同反過來進一步侵蝕民族凝聚力，由此形成惡性循環，導致人們無法通過共同的政治商議和行動形成共識，於是繞開民主政治和代議制訴諸司法和利益運動來實現其訴求，結果民眾進一步喪失對民族共同體的認同，進而強化其原子化的態度。泰勒呼籲重新對民主進行強化（empowerment）來抵制這一危險的碎片化傾向。他坦言這一強化頗為困難，談到托克維爾提倡的分權和權力自主原則（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有助於這一強化。

從上面的討論來看，當下所謂的民主危機實質上是民主政治和政治本身的危機，根本上是由於民眾忽視甚至拒斥政治生活所造成。這一危機暴露了托克維爾致力於剖析的民主的脆弱之處：注重個體權利和私人生活的民主的社會狀態與以民眾自治和政治自由為正當性來源和組織原則的民主政體之間存在著巨大張力。

由此我們可以回到中國思考：在中國是否存在托克維爾時刻？托克維爾熱已經煙消雲散，這似乎表明托克維爾的思想對於中國並無持久性意義。並且，在中國並不存在西方的民主政治，談何民主的危機？然而，如果依據托克維爾的民主理論審視中國，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同樣存在某種民主社會的危機。

在托克維爾那裡，民主首先是以身份平等為特徵的社會狀態。根據這一理解，中國無疑已經是民主社會。晚清以來中國歷史的顯著發展趨勢是平等特別是平等意識的不斷推進，49年共產主義革命的勝利及隨後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發展強化了這一平等觀念。文革結束以來，這種平等意識開始以一種個體主義的形式發展，中國社會經歷了一個顯著的個體化進程。今天的中國社會雖然仍然在很多方面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以及對個體權利的束縛，但是在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的社會想像里，平等與個體意識已經牢固確立。 也正是因為這種平等和個體意識，當下的嚴重不平等才被很多人視為難以忍受。但是，這種平等和個體化進程雖然與1949年以來中國的國家建構和國家功能的轉化和變遷密切相關，但均體現出顯著的非政治化色彩。在經歷了長期的貧窮和封閉之後，大多數中國人首先追求的是個體生活特別是物質生活的改善和職業上的個人發展，由此強化了現代個體的私人化傾向，結果大多數中國個體對社區和公共生活缺乏興趣，甚至漠不關心。這種對政治和公共生活的漠視心態一方面繼承了傳統政治文化，一方面被1949年以來中國獨特的政治發展所強化。

由於中國歷史上從未形成士人精英之外的民眾參與政治生活的傳統，一般民眾普遍認為政治並非民眾之事。在1949年到1976年期間，國家通過大規模的意識形態運動和階級鬥爭等政治運動把政治滲透私人生活的每個角落，可以說形成了一種過度的政治化。它在激發短暫的民眾政治狂熱之後，很快導致很多民眾厭惡甚至恐懼政治，進而強化了民眾的非政治化傾向，視政治為個人生活的負擔乃至威脅。七十年代以來的經濟改革迅速把整個社會拋入到對物質財富的追逐中。同時，出於控制乃至壟斷政治和公共生活的需要，政府也引導民眾關注個人生活特別是經濟利益的追求甚於公共事業，而公民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的不發達及其受到的種種限制也進一步消解了民眾參與公共生活的熱情和慾望。可以說，七十年代末以來中國社會從前面三十年的過度政治化突然轉變為非政治化，中國人由於普遍缺乏立足於公民參與之上的政治生活而不知政治為何物。伴隨著這一非政治化，當下中國的個體化進程中湧現的是高度以自我為中心而漠視公共、社會甚至家庭責任的個體，他們不僅僅是閻雲翔所描述的「無公德的個體」， 而且可以說是「無私德的個體」。公德的喪失往往強化了私德的敗壞，反之亦然。由於個體之間缺乏紐帶，也缺乏聯合的意識和條件，這些個體普遍是虛弱的。

與這種製造平等的、原子化的軟弱個體的個體化進程並行的是國家力量在近年來的不斷強化和集中。托克維爾在《民主在美國》下卷所勾勒的家長制國家與當下中國的情形高度契合。他在《民主在美國》與《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所論述的國家集權與平等和個體化進程相互強化的現代進程正是晚晴以來中國歷史的道路。

在2013年托克維爾熱中，他的思想中尤其在中國讀者中引起共鳴的地方，是他對具有古老集權傳統的法國的現代民主轉型中的革命命運的思考。可以說，中國同樣在經歷托克維爾時刻，而這個時刻也見證了正在民主化的中國社會的危機。

本文選自《東方歷史評論》第8輯，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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