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槍支不危險，病人才危險？

作者，丁學良，哈佛大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回顧：當地時間2017年10月1日晚10時，美國拉斯維加斯的音樂節發生槍擊事件。64歲的白人槍手史蒂芬·帕多克從對面曼德勒海灣賓館的32層向樓下觀看演唱會的觀眾開槍掃射，當時有多名鄉村音樂歌手和約3萬名觀眾在現場，據最新消息顯示，拉斯維加斯槍擊事件迄今已導致59人遇難，500多人受傷。這場美國歷史上最慘重的槍案也在美國國內再次引發對槍支管控問題的激烈爭論。

在中國內地民眾度長假的這些日子裡，全世界被美國的拉斯維加斯大屠殺震翻了好幾輪。各國的評論連篇累牘，美國國內的評論更是沒完沒了。中國大陸多半是因為大家正在度假，評論較少，捨棄了一個國際事務公共教育的重要話題，挺可惜的，因為裡面有幾多恐懼，幾多偽善，幾多荒唐，幾多悲哀，幾多憤懣，幾多無奈。

當地時間2017年10月7日，美國拉斯維加斯，美國副總統彭斯偕妻現身當地，發表講話悼念槍擊案遇難者，圖片來源：東方IC。

豎比加橫比才最具有啟發性

筆者最關注的，不是國際上如洪水般的評論文字，而是夾雜在這些洪水般評論裡面的各色各樣的統計數據。筆者不太關注那些評論文字，倒不是對這場大屠殺造成的慘痛人道後果沒有惻隱之心，而是類似的評論過去讀得太多了。稍微瀏覽了眼下西方几大主流媒體上的言論，目前新發表的文章也沒有石破天驚的新見解。筆者把33年前在美國上「美國社會結構」課程時的閱讀資料翻出來，其中一本老教材的開場白就是：「本書基於詳細的經驗調查和歷史案例，旨在挖掘美國社會的暴力根源，力圖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這個全球暴力程度最高的國家，竟然變成了一個世界超級大國？」（David Abrahamsen, Our Violent

Society,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front flap, 1970）。

言下之意，是美國竟然沒有被自身內部持續多年的頻發暴力給拖爛搞垮，還發展成了一個綜合國力超過所有競爭對手的世界強權大國。筆者當年作學生時就覺得這個問題提得具有自我批判的反思力度，如今看來，半個世紀前提出來的這個問題繼續具有激發讀者獨立思考的高水平。

在眼下各色各樣的關於美國暴力後果的統計數據裡面，有幾組特別能把非美國人的讀者震翻幾個跟頭，因為它們是豎比（拿不同時期的美國對比）加橫比（拿其它國家尤其是發展程度大體相同的西方國家和美國對比），是最能揭示真相的比較方法。一組是：美國民間有多少支槍？美國全國公共電台（NPR）去年初引用國會研究處（CRS）的統計，美國民間有將近3億支槍。紐約《今日美國》日報引述，全世界的民間武器總數是6.5億件，美國佔了42%，而其人口只佔全球的4.27%，遙遙領先他國。第二名是葉門，民間平均持槍率是美國的一半稍多（61%）。然而葉門正處於血腥的內戰之中，是阿拉伯世界最貧困的國家，是幼兒染病率最高的國家，是被美國界定為「失敗國家」的人間地獄。如果我們把不滿15歲的年幼者和超過80歲的年邁者以及嚴重殘障者除外，平均每個美國人擁有兩支槍，這是1968年時的兩倍。除了進口槍支外，十幾年來美國本土一直在製造更多的槍支。與2000年相比，2016年美國的槍支製造商產量增加了190%。

拉斯維加斯槍擊事件這場美國歷史上最慘重的槍案，在美國國內引發對槍支問題的激烈爭論。蓋洛普最新調查稱，55%的人說想要更嚴格的槍支法律，僅10%的人拒絕，三分之一的人更傾向於維持現行法律不變（圖表源於界面： 銷售槍支法律應該更嚴還是更松或保持現狀？）。

還有一組綜合統計數據：哈佛大學教授 David Hemenway 引用世界衛生組織WHO 的資料表明，美國和武器相關的兇殺死亡率超過其它高收入國家（奧地利、法國、芬蘭等）的25倍；在15-24歲年齡組，美國的兇殺死亡率比這些國家高49倍。阿拉巴馬大學教授Adam Lankford 比較171個國家的上規模（即每次受害者有四人以上）的槍擊案，發現從1966年到2012年，全球這類案件的至少三分之一爆發在美國。

偷天換月轉移焦點，把公共政策引至另一方向

從拉斯維加斯大屠殺剛一發生到今天，充斥美國國內政壇和媒體大辯論的，有兩條經典說詞又被搬出來為槍支泛濫作辯解。其一是：槍支本身並不是問題的要害，要害是什麼樣的人持槍用槍。所以，政界及公眾不應該呼籲和推動普遍限制私人持槍的立法，而是要找到有效辦法來防止「不應該持有槍支的人擁有槍」，比如那些有嚴重心理挫傷和精神病患的人、有犯罪前科的人。就在拉斯維加斯大屠殺引發美國國會最新一波有關槍支管控的爭論之際，參議院多數派共和黨領袖 Mitch McConnell 麥康尼爾表示：現在討論槍支管控的立法還為時過早，有關的調查尚未完成，時機還不成熟，「我們應該看看最後結果是什麼。」

筆者讀到這篇報道時很想問問這位老爺子：您已經跨越古稀之年了，見過此前大半個世紀里美國槍支泛濫導致的千百起大中型屠殺。到了此時還覺得為時過早，還說尚不成熟，您要等到閣下慶祝150歲誕辰時再著手這類解決方案？您真是眼看著別人被槍殺，眼不眨心不慌瀟洒話說起來不腰疼。看著這樣的資深政客表演，筆者覺得好萊塢得獎演員也算是業餘戲子了。

美國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尼爾Mitch McConnell （網頁截圖）。

麥老爺子要等什麼調查？他的同黨戰友、眾議院議長Paul Ryan瑞安的說詞基本上擺明了他們這個黨派的戰術：「我們從這些槍擊事件學到一件事，許多槍擊事件透露了精神疾病的問題……

我們能看到問題和看到隱藏在這些悲劇背後的問題很重要，心理健康改革是確保我們避免這些事情的重要部分。這就是我們國會能做的，確保我們能防患於未然「（以上引文均摘自 Capitol Hill Reporting, Guncontrol Debate, 3 Oct.2017）。

這個戰術就是把公眾關注的焦點從「槍械殺人」轉移到「精神病患者殺人」，從管控槍支轉移到治理精神病患者，而治理病人是很少引起爭議的。在美國納稅人大把大把的錢用於治理精神病人的同時，槍支製造、銷售、保養、用槍訓練、槍械進出口的龐大產業鏈繼續賺更多的錢，這些錢飽含著更多無辜者的血淚，這些錢的一部分更順暢地輸入到反對槍支管控的政客和團體的口袋裡，支持他們的成功競選和操作。

2012年12月14日，美國康州紐敦鎮的桑迪胡克小學發生槍擊案，年輕人Adam

Lanza蘭扎開槍殺害了26人，其中22名是學童。幾乎是在同一時段，地球的另一邊，名叫閔應軍的男子持刀在河南光山縣文殊鄉的一間小學門口，砍傷學生22人和民眾一人，幸好受傷學童均無生命危險。這兩個同時段襲擊事件引起美國媒體的極大關注。

筆者應約作分析對比，要點是：「這兩個暴力襲擊事件最大的區別，不在於襲擊者——二者都有精神病患的嫌疑，也不在於事態場景——二者都發生在小學校區，而在於襲擊的工具：一個有軍用槍械，一個只有8寸長的刀具」（Kevin Voigt, 「China Attack Illustrates US Gun Law Divide」, CNN,

18 Dec.2012）。假如閔應軍也像蘭扎那樣持有軍用槍械，後果完全可能是一般的可怖。美國法律界立刻有人以此為鮮活實例，突出「槍械確實殺人！」的簡單常識（Michael Shammmas, 「Guns Do Kill People」，HuffPost, 16 Feb.2013），力圖借鑒中國的槍械管控機制，來說服他們本國的反對槍支管控派。

美國的另類原教旨主義者

當然說服不了，因為這派人是持槍權原教旨主義者，和其它宗教團體里的原教旨主義者同樣地不可理喻。把美國槍支暴力的社會問題歸根於人群里有一些精神病人，是表面上講道理而實際上對抗科學事實的歪門邪說——在經濟社會發達條件基本相同的國家裡，精神病患者的平均比例應該是相差不大的，除非這個國家屬於大面積的近親繁殖型。美國當然不是，可是它的槍支暴力導致的死傷率比歐洲高出幾十倍，你怎麼能臉皮堅硬到聲稱「槍支不危險，精神病人才危險」？若是接受這種說詞，就等於是接受「美國被上帝懲罰，該國具有與全世界其它發達地區的精神病患者完全不同的另類患者」。

對於美國持槍權原教旨主義者說來很不方便的是，這次拉斯維加斯大屠殺的槍手所有的涉案信息表明，他是一個到肇事的最後時刻都顯示出具備精於算計、有謀有略、冷靜周到的專業素質，心智能力完全不在老練穩妥的工程技術師之下，只是運用在大肆屠殺平民的作業上了。

美國警方在拉斯維加斯槍擊案槍手帕多克的酒店房內起獲的紙條顯示，他在作案前計算過開槍的位置與子彈的彈道和射程，以求提高命中率，並造成最大死傷。圖為當地時間2017年10月4日，美國拉斯維加斯民眾在事發現場附近悼念槍擊案遇難者（圖片源於中新網）。

聲稱「槍支不危險」的美國黨派和團體，有時遭受鼓吹槍支管控人士（包括筆者這個外部鼓吹手）的譏諷駁斥，說他們的「至理名言」千萬不能讓試圖和正在試驗核武器及導彈的國家或恐怖主義組織聽到。如果「槍支不危險」，你美國政府幹嘛長年累月軟硬兼施地運用壓力、推動制裁、乃至揚言動武，極盡全力要阻止這些國家和組織生產或取得核武器及導彈？假如這些國家和組織的領導人提供一份醫生證明，說他們「不是精神病患者」，因此沒有危險，你美國政府就會解除壓力、放棄制裁、對他們的核武器導彈項目不聞不問了？這個譏諷駁斥真是絕妙之極！可見同樣是美國人，管控槍械派對持槍權原教旨主義者論調的虛偽荒謬，洞察得尤其透徹。畢竟，美國槍支泛濫的最主要受害者，還是美國居民自己。

美國持槍權原教旨主義者的第二條經典說詞，其虛偽荒謬和誤導的濃厚度，與以上的第一條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留待下回分解。（完）

（本文為丁學良教授專欄文章，版權歸屬本賬號，編輯：豆姑娘。圖片為編者所加，圖片源於網路，合作、轉載請留言。）

作者簡介

丁學良，出身於皖南農村，求學於上海高校，見習於北京中心，遊學於美國東北，就業於亞太美歐。1992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後，先後在哈佛本科生院、國立澳大利亞大學亞太研究院、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教學或研究。目前是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深圳大學中國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指導。他的英文和中文著作分別由劍橋大學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台灣聯經出版公司、韓國成均館大學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等出版發行。他的新近著作包括《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我讀天下無字書》《革命與反革命追憶》《中國的軟實力和周邊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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