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們很可能是今年最好的五部國產紀錄片
每年秋風一起，各大電影節的秀場開始讓位給歲末年初的頒獎季，盤點全年的時候快到了。這一年，中國電影在真人劇情長片這一電影產業的核心板塊表現不佳，反而是其他片種大有收穫：柏林主競賽中的一部動畫長片征服所有影評人，邱陽的《小城二月》摘下戛納短片金棕櫚，洛迦諾的最高榮譽金豹獎給了王兵的紀錄片《方綉英》。2017年可能是讓國人更加關注非劇情長片的絕佳契機。
《小城二月》劇照
正好，這一年不只有戛納的七十大壽，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IDFA）也到了第三十個年頭。國人可能還對這一全球最重要的紀錄片電影節比較陌生，但你一定知道今年的大熱門《搖搖晃晃的人間》和《中國梵高》：一部以詩人余秀華為主題，國內公映後引起轟動；另一部得以在荷蘭的商業影院公映，在中國紀錄片中十分罕見。而這兩部片子的全球首映都是在去年的IDFA上，《搖》一舉拿下主競賽評委會大獎，展映單元的《中國梵高》則是場場爆滿最後加映。還有一部在新晉紀錄片競賽單元獲獎的環保主題電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一個國家的環境和貿易政策走向。
《搖搖晃晃的人間》劇照
將於11月中旬開幕的第30屆IDFA於昨天公布了官方選片名單，競賽單元有五部中國電影。除了短片主競賽外，其他每個單元都有一部。筆者看了其中四部的粗剪版本，下面就在盡量不劇透的前提下，帶大家先睹為快。需要說明的是，參選影片必須是完成的版本，因此粗剪跟成片可能出入較大。而即便是紀錄片，敘事也是由創作者構建的，因此觀看不同的版本，感受有時會完全不同。
長片主競賽
（Competition for Feature-Length Documentary）
潘志琪《二十四號大街》
片長：88分鐘
《二十四號大街》海報
跟去年同一單元的《搖搖晃晃的人間》一樣，《二十四號大街》已經有了一個較短的電視版本，在日本廣播協會（NHK）電視台播出過。但IDFA上的版本更長，應該也會更注重藝術性，少一些新聞社會紀錄片的倉促。它的內容也與《搖》片導演范儉的前作《吾土》遙相呼應，在中國這塊飛速發展的土地上，關注那些工地和高樓間夾縫中的生命。
2010年的杭州，「二十四號大街」是全新城市開發項目的一部分，建設期間吸引了大量農民工及其家屬。他們居住在自己搭建的棚戶中，颳風漏風、下雨漏雨。影片主人公老蘇和女人琴在這條街上開了家棚戶飯館，自己就住在店裡。他們在附近的地里種菜，而顧客則是工地上的建築工人。開發建設熱火朝天的時候，沒有人來管這些「違章建築」，棚戶區居民與城管相安無事。但是一旦新樓竣工，工地的使命完成了，這些人和他們的棲身之所也就成了城市繁榮的絆腳石和官方的眼中釘。老蘇只能選擇繼續漂泊。
導演潘志琪北電碩士，現在浙江傳媒學院任教。中國在本屆IDFA上四部傳統競賽紀錄片中，他是經驗最為老道的作者。通常來說，要做到院線水平的紀錄片，拍攝團隊就算再精簡也需要兩個人，一個掌鏡一個錄音。《二十四號大街》中則有大量鏡頭僅由導演一人兼攝影師，靠機頭麥收取聲音。這樣的做法在影音質量上可以說是一種賭博，但顯然拉近了拍攝者和拍攝對象的距離，為長達六年的跟拍打下了基礎。
這樣的關係讓導演得以進入十分私密的空間拍攝一個特殊的家庭故事。這一段個人經歷賦予人物以個性，讓老蘇瞬間立體起來，而非單純地「代表」一個群體。這是一個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故事，但導演也在塑造人物上花了不少力氣。宏大敘事只有通過具體的故事，才能觸動人心。
在外闖蕩三十年後，老蘇嘗試回老家謀生，但中國的農村同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因為特殊的個人選擇，他不能跟其他農民工一樣通過家庭維繫與故土的關聯。於是這個城市發展的棄卒也錯過了農村發展的列車。
新晉紀錄片競賽
（Competition for First Appearance）
蕭瀟《團魚岩》
片長：101分鐘
《團魚岩》海報
畢業於中國美院攝影系的蕭瀟，把自己長片處女作的每一幀都拍得可以抽出來作靜像。他回到幼年生活過的湖南農村，那個他稱為「精神故鄉」的地方，拍自己的外婆、舅舅、表弟和鄰人。全片放棄色彩、僅用黑白，對光影和構圖提出很高的要求，而對於迂迴餘地很小的實拍紀錄片來說，這樣的要求近乎苛刻。
導演的理論功底看上去很不錯，在宣傳資料里把影評人要說的話都搶光了。在這資訊只需指尖輕點的時代，筆者就不做搬運工了。這種自覺的藝術意圖讓影片帶上了強烈的「抒情性」（lyrisme）。把一個與世隔絕的小山村拍出詩意來並不難，但要讓這種詩意是「人」的詩意而非山光雲影的詩意，靠得正是創作主體貫穿始終的存在。通過不合「常理」的鏡頭運用和考究的構圖及對動物和自然意象的使用，實驗電影用影像的藝術魅力將注意力拉回到生活瑣事上來，喚醒我們被影視工業產品催眠的眼睛。
導演蕭瀟
實驗性突出的同時，影片也有很強的社會意識。導演說那個山村「在文化和經濟上幾乎一無所有，在物理上也與世隔絕」，是一個「被遺忘的角落」。但與《二十四號大街》不同，《團魚岩》中的苦難是靜默的，沒有過多掙扎。艱辛被不疾不徐的詩意敘事分攤在每一個生活細節里，但卻沒有被稀釋，而是不緊不慢地勒緊了每個人物的咽喉。苦難就像生活一樣自然，因為苦難無非生老病死，生活亦然。
荷蘭紀錄片競賽
（Competition for Dutch Documentary）
王申《芳舟》
片長：95分鐘
第一次見到王申是在去年的柏林電影節上，他說自己在希臘拍攝難民題材的紀錄片。這在西方近幾年屬於熱門話題。但我當時並不理解一個年輕的中國電影人為什麼會去遙遠的北地中海拍難民，這與中國有什麼關係？原來，《芳舟》的主要拍攝對象是一群居住於希臘的華人，他們在大姐大陳雪艷的帶領下，組成了中國志願者隊伍，幫助乘船偷渡的難民。
團隊里相當一部分華人也是十幾年前偷渡到歐洲的，有些人入歐的路徑甚至跟敘利亞難民多有重合。如今，這些華人已在當地取得正式身份，做著自己的生意。因為難以融入當地社會，個體戶經營是西方華人移民普遍的謀生方式。導演敏銳地察覺到，經濟地位較低的中國移民往往對融入當地社會願望更加強烈。這片土地在他們絕望的時候給了他們希望，在他們無家可歸的時候給了他們庇護。片中陳雪艷對向志願者隊員說，希臘曾經給了他們機遇，而如今希臘有難，當地華人也應該儘力幫忙度過難關。
身份認同是《芳舟》真正的主題，也許導演回民的身份讓他對這個問題更為敏感，也許是這個主題吸引了旅居荷蘭的製片人趙佳（因為有荷蘭資金，片子才能進荷蘭競賽單元）。「身份」的多元性成就了人物的複雜性。前偷渡客、希臘居民、外來移民等多重身份讓這些希臘華人與被戲稱為「白左聖母」的西方誌願者有所不同，他們對難民的遭遇有著切身的體會，同病相憐的意義是憐憫不能比擬的。同時，陳雪艷也想通過參加志願者行動提高當地華人的地位，贏得主流社會的尊重。但因為缺乏官方合作等多種原因，他們的志願者行動困難重重。「融入」依然是一個問題，而「合作共處」是更大的問題。
合作共處與遷徙、歸化一樣是難民問題中常見的概念。導演在影片自述中說，「共生」是他為難民潮到的答案，而這也是整個多元文化社會的根基。他在寫給IDFA的文案中用的symbiosis這個詞恰巧來自古希臘語συμβ?ωσι?，介詞「和」與名詞「生活」組成的「共同-生活」。西塞羅在《致阿提庫斯》中把它看作是人與人之間友誼的最高境界，拉丁文也沒有詞語來形容，只好引了古希。然而兩千年以後，「共生」還是個遙不可及的境界，人們依然懷著身份的焦慮，彼此仇視、猜忌。
中片主競賽
（Competition for Mid-Length Documentary）
寧佳偉《驚蟄》
片長：63分鐘
《驚蟄》海報
如果說《團魚岩》的黑白影像是其風格的最明顯標誌，那麼《驚蟄》完全放棄對白的做法也讓這部作品顯得與眾不同。導演以家鄉遼寧的漁民為題，在冰封的海面上「探索人與自然的微妙關係」。它的敘事性比《團魚岩》更弱，幾乎無法總結劇情，但也是一部喚醒雙眼的實驗紀錄片。從一開始的主觀視角到後來鏡頭、音樂、音效的運用，創作者放棄了電影工業閃轉騰挪的障眼法，並不試圖刺激感官，而是邀請觀眾睜開眼睛細讀影像的魅力。
《驚蟄》劇照
兩部淡化敘事的實驗影像同時入圍IDFA，意味著中國紀錄片不再僅充當提供異國情調和有趣故事的說書人角色。作家成為文學家的標誌是我們不在問他「寫了什麼」，而是問他「怎麼寫的」。同理，只有當世界從對影片內容的執念轉向到對技藝的關注，電影人才成為藝術家。
紀錄片實驗室·擬真非虛構作品競賽
（IDFA DocLab Competition for Immersive Non-Fiction）
趙琦《洞》（The Cave）
片長：13分鐘
《洞》宣傳片段
實驗性的凸顯對中國紀錄片生態來說是件好事兒。而這最後一部參賽片把這種實驗性推得更深，直接加入對媒介的革新。導演趙琦算是本屆IDFA「中國隊」里最大的「角兒」了。他擔任製片的《歸途列車》拿下2009年IDFA的最高獎項，導演作品《殤城》（2011）關注08年四川地震災民，入選聖丹斯紀錄片主競賽。他製作的《大同》（2015）更為國人熟識，是當年中國電影的一個大事件。去年趙琦應邀出任IDFA荷蘭紀錄片競賽單元評委，已然是主辦方的座上賓。但這次回阿姆斯特丹，他帶來的卻是一部「短小」的作品。
《歸途列車》劇照
《洞》（暫譯名）用VR技術展示敦煌石窟，筆者實在沒法兒給出更多信息，因為VR作品只有到場才能見分曉。但從宣傳片段來看，這並不是一次簡單的視覺旅行，它的藝術性應該在於對敦煌壁畫的重現和重新表達。但就目前而言，VR創作的意義本身就足夠證明《洞》入選的重要性。比起國際上對新技術的探索，中國電影人普遍對VR缺乏關注。就筆者所知，這是中國第一個參加國際競賽的VR作品。
不過這已經不是趙琦第一次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了：如果《歸途列車》的成功讓更多中國紀錄片人參與到國際頂級電影節中，他希望《洞》的入圍也能讓更多的創作者進入這個新的體系。趙琦說：「用新的科技手段探索新的敘事，我們並沒有落後多少，這讓我挺高興的。」之後他還有另一個VR作品要參加釜山電影節的展映，而且兩部作品的製作手段完全不同。「釜山的影片是拍攝而成的，IDFA的影片是通過建模完成的，」趙琦說，「所以難度也不能同日而語。」
《洞》宣傳片段
雖然近年來各大電影節都推出了VR體驗，但正兒八經搞競賽的頂級節會也只有占風氣之先的IDFA。能夠入圍阿姆斯特丹，還一年拿出兩部製作方法迥異的作品，中國紀錄片人又一次走在了中國電影創新探索的最前沿。實驗精神、獨立精神、創新探索，紀錄片也許不是電影產業的印鈔機，但它絕對是中國電影最鮮活的部分。
（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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