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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雩清風17-22:標準答案與流俗之誤2

靈魂的最高建構:論電影110

舞雩清風17-22:

標準答案與流俗之誤2

毛峰

【續昨《清風廬·舞雩清風13-16》】

中國自宋元明清近代以來,由於古典憲政的長期廢弛、社會治理的長期不善,遠古中國人至大至剛、活潑熱烈的生命精神與民族個性,被四處瞎混、隨聲附和、凡事不加深究、凡事不敢堅持道義真理與學術真理的卑鄙習慣逐漸取代;民國初年,熊十力曾經致信胡適,懇切批評其在興辦刊物、操縱輿論、開展學術活動時一直存在的淺薄草率之病,希望其改進學風,糾正中國近代以來「終古淺嘗、終古盲從與混亂」之痼疾、油滑學風世風之流弊;

1,中國人當力戒「終古淺嘗、盲從、混亂」之流弊

胡適本其一貫油滑作風,一邊將熊十力來信加署《要從根本處注意》標題予以公開發表,一邊卻對信件內容、懇摯批評不予置評,表面上顯示其「包容」、開放、虛懷若谷的風度,實則巧妙掩飾其拒絕規勸之真意,真乃文過飾非、「貌似平和、實則奸佞」之小人伎倆也!

美國堪薩斯納爾遜博物館收藏中國文物。

2,朱熹妄斷古文尚書為偽書,開疑古惡潮

朱熹妄斷《古文尚書》為「偽書」,對《尚書》不予「集注」,命門人蔡沈遵其意撰《書經集傳》,悍然妄作,將中國政教之淵藪、中國歷史文化之大本大源、中國典章制度、輝煌文明之第一次集結薈萃、孔子首度撰集而授儒門諸生、子思孟子憑其立論、曾子有子憑其淑世、帝王將相藏之官府、命世官守之、遭秦火而由孔子嫡系後裔孔鮒藏於孔宅牆壁、西漢初由晁錯以隸書筆錄於濟南伏勝、西漢末由孔安國發故宅牆壁而得晚周篆書之古文上奏朝廷、作為中國群經之首、歷代受尊為「書中之書」的偉大經典《尚書》,憑空被劈為兩截:每篇《尚書》正文之前,必標記「今文(隸書)有,古文(篆書)無」或「今文無,古文有」或「今古文俱有」,明示「古文偽造」,肢解聖典、改竄古意,其罪何如?

3,朱注四書重窮理修身,嚴重忽視經世致用

元明清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科舉取士,中國固有憲政制度、孔孟真意、堯舜以來中國道德文章之精髓,被羼雜佛理而肢解、歪曲,其禍與秦火無異:中國年輕人根本不知中國政教所由來,譬如《尚書》最重要部分之一《大禹謨》,記載著大禹在堯舜二帝創建的中國古典憲政制度的弘規偉模下,以「百揆」(宰相)職權,推行「六府」(金木水火土谷)之治(猶今之經濟建設者)與「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之教化(猶今之法治、道德、文化建設者)、降服苗蠻等等重大燦爛史跡的《舜典》,被朱熹、蔡沈宣判為「今文無,古文有」而遭嚴重懷疑,則六七百年間,中國士子之心之力,全在「修身養性」而不務儒家政教之正宗——「經世致用」,中國晚周漢唐那種開疆拓土、奮然進取、獵獵生風的男兒豪氣,瞬間消失在宋明「偽儒學」之畏葸不前、斤斤計較於「天理人慾之大防」而束手令國家社稷橫遭閹宦專制與中國周邊諸蠻夷(譬如滿清、倭寇之類)的欺侮,終至亡國!

4,元明清廢弛古典憲政,以疑古為蒙蔽伎倆

明末清初,尊《朱注》取士而侮毀《尚書》等聖典之大禍,已灼然昭彰;有心者言之憤慨,聞言者無不唏噓也:

崇禎十六年,國子助教鄒鏞疏請分今古文尚書

而以今文取士為言。會京師戒嚴,不及報。曲水社

修契事,山陰張杉謂眾曰:「毀經之禍萌矣!國家取

士,三百年專用朱子之書以立學,謂可以衛經,而

經學大壞。……原其意,則以朱子改《大學》公然

取士,遂相率更篡,以各行其說,所謂踵其事而效

尤焉者……今《尚書》又見告(急)矣!」坐客皆

咨嗟……福建漳浦縣學生蔡衍恍,以所刻奏稿……

康熙三十六年,今上北狩還,上疏於昌平郊外……

請立《孝經》於學官,廢《禮記》,分今古文《尚

書》而征《尚書》于海外,以定真偽。……毀經之

機,至此已決。[1]

毛奇齡以巨匠名儒之言,洞穿朱熹以來元明清朝廷與主流文人刻意製造的「近古中國經籍文獻與思想文化史上的三大冤案」——1,朱熹及其門人妄斷《古文尚書》為「偽書」;2,朱熹肆意改竄《大學》古本;3,朱熹等人違背孔子儒門詩教、《詩大序》有關《詩·國風》為「君臣聖意、后妃之德」宗旨而污衊《國風》「多淫奔之詞」——

在《古文尚書冤詞》卷一開篇總敘其命意曰:

夫儒者釋經,原欲衛經。今乃以誤釋之,故意並

古經而廢之,所謂衛經者安在?且《大學》言『格物』

矣,格物者原不必窮致事理。而改《大學》者(朱熹)

必謂天下事物莫不有理,一理不格於知即有礙今物。

有理而不識事,有冤而不知經尚如此,何況他物?然

則改《大學》何為矣?吾懼《大學》之錯、《國風》之

淫、《古文尚書》之偽(乃朱熹之三大妄斷,峰按),後

人必有藉帝王之勢而毀其書者。[2]

偉哉,奇哉!

西河先生(毛奇齡)真獨具「乾坤隻眼」,看穿「後人必有藉帝王之勢而毀書者」之玄機所在:

古文尚書被宣判為「偽書」,則中華古典憲政體制之本源、精髓必晦暗不明,梁啟超、譚嗣同、陳獨秀、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之流,藉此可信口雌黃地荒謬宣稱「中國自古為封建專制政體」而將歷代經籍所載、利瑪竇、宇野哲人之切近觀察、伏爾泰、萊布尼茨、約翰遜、哥德斯密、卡萊爾諸近代賢哲之論中國政體者盡皆置之度外,以便利其攘奪政權與黨派利益,以便利其愚弄大眾而為其效命;

改竄《大學》古本,強行加入程朱理學羼雜佛教觀念而妄造之昏亂概念「理」,且以《朱注》取士,則天下士子皓首窮經亦難以「窮盡其理」,又迫於生計與功名利祿之心,只能匍匐在元明清三朝廢止中國古典憲政制度的核心——宰相制而以「內閣制」即「皇家辦事機構」而為榮、對專制皇權亦步亦趨之,天下之糜爛,由此註定(錢穆《國史大綱》可參);

由《詩·國風》被悍然宣判為「多淫奔之詞」進而「遍疑群經」,大批針對中國古籍文獻製造的「冤假錯案」(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語)的罪惡用意,在於形成「中國事事不如人,乃野蠻蒙昧國家,必待全盤西化分子施以『啟蒙』和拯救」的固執偏見,再借近代垃圾大學(蔡元培「全國大中小學一律廢止讀經」有以導引之)和垃圾傳媒(從《論語心得》鼓吹盲從盲信到王財貴等人鼓吹數百千遍背誦《弟子規》之偽國學泛濫),將民族文化復興的偉大機運,再次嚴重誤導而不復生人之理!

5,明末清初學者大多反對疑古之說

明末清初著名學者、偉大思想家、「顏元學派」的中堅人物李塨(1659-1733,字剛主,號恕谷)在自著書以駁斥朱熹「古文尚書為偽書」諸謬論、與明末清初著名學者萬斯同、方苞、李光地、陸隴其等各自撰述著作、批駁朱熹之說荒謬的大批學人彼此呼應、挽救聖學於萬一之外,更慨然為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作序《古文尚書冤詞卷首》,其辭曰:

向使宋人始疑,而元後儒者稍能起而辨正之,

則不致以投杼之嫌頓成冤獄。而乃一吠百吠、互相

煽亂,一曰偽,眾人皆曰偽。(此段尤活畫出近古以

來大多數中國人、淺薄文人之嘴臉,因漸次喪失吾儒

家立國之根本精神,無知而愚昧,淺薄而盲從,正熊

十力所謂「終古淺嘗、終古混亂」者,峰按)……勢

不至滅一經以及群經不止。其為世道人心之患害,當

何如者?(李恕谷以「實踐之學」著稱儒門,允恰孔

子儒家「經世致用」一貫宗旨,自明末清初即洞悉政

學兩界屑小之徒,必以「遍毀群經」為夷清以野蠻復

狡詐手段軍事佔領、奴役中國張目,所謂為虎作倀;

與近代西化頑賊胡適、疑古窮寇顧頡剛等一味盪滅

中國人固有精神與典籍之作為,同一卑鄙淺陋用意,

峰按)……(毛奇齡該著)挽落日而障狂瀾,衛聖

匡經,先生功不在禹下矣![3]

孟子以「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孔子著《春秋》」為晚周「三大事」;今時易世變、中國漸次步入正軌,則當代中國之「三大事」,為(1)掃除全盤西化之歷史文化虛無主義;(2)蕩滌啟蒙獨斷主義之照搬西方;(3)重振中華民族至大至剛的生命精神。

人慾之滿足,即為天理。近代全球之繁榮,以此。

6,廢除疑古、弘揚正學,乃為中國文藝復興

1953-1955年,有「現代新儒家」之稱的學者、社會活動家張君勱(1887-1969)在美國多次探訪現代詩歌與現代思想的巨匠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1885-1972),兩人年齡相仿卻學力、才力相差懸殊,且「議論不合」:張君勱堅持程朱理學所謂「心性之學」乃「中國文化精髓」,立即遭到長期深入研究儒家思想、曾以英文、義大利文翻譯《四書五經》重要篇章的龐德的堅決反對,龐德以睿智的全球視野,預見到近代啟蒙獨斷主義誤導下的西方文明正處於窮途末路之中,而必以中國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原始儒家之偉大生命精神為起死回生之途,而朱熹代表的宋代「新儒家」絕非突破當代東西方共同面臨的「啟蒙理性」下深重文明困境與生態危機之良藥;張君勱則與「現代新儒家的第二代、第三代」譬如牟宗三、唐君毅、杜維明之流同一短淺之見,仍然困守「啟蒙獨斷主義」諸多窠臼,與龐德不乏偏激但洞悉幽隱、指示未來之「還儒歸孔」即重返孔子儒家開拓進取、融貫西方近代工商科技而另闢天人合德、精英主導社會的儒家治理模式(非一人一票的普選制西方民主,余謂之古典憲政),從而為全球文明步入長治久安、自由繁榮,覓得一根本途徑;張君勱則因循近古朱熹之窠臼,仍不免「終古淺嘗、盲從、混亂」之弊。[4]

山高水長,一以貫之。

中華文明正統——孔子儒家的憲政思想,尤其作為中國古典憲政制度與觀念的最大根源與寶庫的《今古文尚書》,以及中國本土智慧的另一大根源——諸子百家文獻,都將洗去沉冤,燦然重放光華,為當代中國彌足珍貴的治國理政鏡鑒;吾人當融貫西方文明的合理經驗,為此下具有全球意義的、極富根基性的文化重建,即余所謂「中國文藝復興」之起步,培植茁壯新芽。

[1]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附:古文尚書冤詞),747--75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上海。

[2]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附:古文尚書冤詞),75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上海。

[3]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附:古文尚書冤詞),74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上海。

[4]詳見錢兆明等:《中華才俊與龐德》,122-139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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