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中國文學史寫作與文學史研究新變——以《劍橋中國文學史》為例
【摘要】 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直至當下，國內外中國文學史研究已經出版了眾多著作。其中，作為中國傳統學術資源以及西方現代學術研究方法的辨正，這些著作都會涉及研究對象、問題意識、寫作框架、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斟酌選擇，這也在不同時期、不同文化語境下形成了中國文學史的不同面目和研究特色。《劍橋中國文學史》作為歐美漢學界最新出版的一部中國文學史，鮮明體現了西方當代學術理念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的運用，對之開展全面梳理和反思，也有助於打開中國學界自身的研究視野，確立更為合理的中國文學研究方式。本文選擇《劍橋中國文學史》兩個核心編纂理念——「文學文化史」和「史中有史」，結合西方當代學術語境展開深入分析，具體說明了《劍橋中國文學史》在「文學文化」本位分期、經典化與去經典化、重構中國女性文學史、關注物質文化影響以及文學接受史幾方面的研究特色，反思了其中存在的偏頗和不足，以希望對於中國學界自身的中國文學史研究提供有益借鑒。
【關鍵詞】劍橋中國文學史 文學文化史 史中有史 去經典化
一般認為，文學史研究作為一門從歷史角度把握文學淵源流變的學問，是從18世紀開端，以英國學者托馬斯·沃頓撰寫的《英國詩歌史》為標誌。此後，眾多學者紛紛參與推動，共同使這門學問取得長足發展。中國文學史研究的興起，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國門向世界打開之後的事情，1880年，俄國學者瓦西里耶夫出版《中國文學史》，1898年，日本學者笹川種郎出版《支那歷朝文學史》，1901年，英國學者翟理思發表了自稱為開山之作的《中國文學史》（因語種原因，影響也較大），自此之後，這類著作不斷湧現。在中國傳統學術中，原沒有文學史一門，根據錢基博的考察，古代「文史」之名，「始著於唐吳兢《西齋書目》，宋歐陽修《唐書·藝文志》因之；凡《文心雕龍》、《詩品》之屬，皆入焉。後世史家乃以詩話文評，別於總集後出一文史類。《中興書目》曰：『文史者，所以譏評文人之得失。』蓋重文學作品之譏評，而不重文學作業之記載者也，有史之名而亡其實也。」中國學者對中國文學史的編著，乃是20世紀初受國外影響才開始的。大致說來，林傳甲於光緒十三年（1904）為京師大學堂編寫講義《中國文學史》為其濫觴，20年代有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上海中華書局，1912年）、胡適《白話文學史》（上海新月書店，1928年）可為代表，30年代有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北平朴社出版部，1932年）可為代表，四五十年代有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中華書局1941年出版上卷，1949年出版下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重版）可為代表，60年代有中國科學院文學所編《中國文學史》（196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游國恩等編寫的《中國文學史》（196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為代表，新時期以來，文學史著述頗多，大約也可以章培恆、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199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為代表。中國文學史的編纂，以應用於教學為主，在現代學術意義上實承擔著經典建構、薪火相傳乃至辨明史實等重要功能。而為發揮功能故，中國文學史的編纂中又有種種史觀、識見、架構的變化。林本以笹川種郎著述為樣本，內容龐雜，文學史等於學術史；胡本始有「獨見」，著眼於白話正宗的「活文學」；鄭本著眼於「時代與民眾」及外來影響；劉本著眼於各時代主潮及各種外在影響；60年代版本有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新時期以來版本則承80年代以來「重寫文學史」的呼聲，或突出「文學即人學」的根本，或強調文學之多元因素聚合，體現出令人振奮的新色彩。迄至當下，西方學術話語依然佔據主導，不過在重振中國文化精神的氛圍中，已有不少學者開始重新審理中國文學、文化的固有品性，如林本當年看來蕪雜的「文」，回返歷史來看實有其特定的社會、生活、主體關聯，當年看來不類文學史的詩話文評、著作目錄、文集雜談中，可能反而體現了中國學術的固有特質，即使說到理論，有沒有理論是一回事，如何表述理論又是另外一回事……總起來看，中國文學史的講述，自20世紀初直至當下，其中涉及的研究對象、問題意識、寫作框架、研究方法等，始終都要面對中西古今的關係錯綜。在這個意義上，歐美漢學界的中國文學史撰著，雖說自有西方學術傳統的基礎、有面向西方讀者的特定需求，但就知識的共通性、現代學術與中國傳統的關係，還有在學術發展中對中國文學品質的深入發掘等方面，彼此之間還是有諸多可以相互借鑒和相互比較之處。值得注意的是，對那些在國內學界引起很大反響的歐美中國文學史著作，尤其需要得到學理層面上的細緻分析，這樣才能切實增益我們自身中國文學史的思考。
一、歐美中國文學史書寫概觀
自1901年英國著名學者翟理思發表《中國文學史》以來，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無論是作為描述史實的科學研究興趣、異域文化的搜奇獵勝，還是作為西方文學史研究體系的完善，乃至於服務於特定目的的信息整理，歐美學者從未中斷過中國文學史的撰著熱情。百餘年間，以「中國文學史」命名的通史研究，還有相關斷代研究、文類研究、問題研究等，層出不窮，頗為繁雜。要想在這樣繁雜的資料中清楚的梳理相關研究概況，確實存在著資料上、語言上、還有時間上的諸般困難。有鑒於此，本文只就文學通史類著作做重點關注，希望能以此起到以點帶面的論述效果。此外，這些「點」在歷史過程中，與歐美漢學的發展一道也呈現著階段性的分布，這也為以時間為軸來組織文字提供了方便。
（一）早期歐美漢學界的中國文學史著作（1900—1945）
從20世紀開始到二戰結束，為早期階段。時值「中國文學史」學科剛剛創立，相關著作較少，但也對中國文學的早期海外傳播及此後歐美漢學界的中國文學史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代表性著作有：[英]翟理思《中國文學史》（1901）；[德]顧路柏《中國文學史》（1902）；[德]葉乃度《中國文學史》（1922）；[德]衛理賢《中國文學》（1926）等。綜觀早期歐美漢學界中國文學史書寫，其主要特點有：
1、注意作為文學媒介的語言文字的變遷情況。在跨語際文化語境下，語言文字帶來的差異可能是最容易被關注到的事實，對語言文字的分析和描述也往往成為漢學研究的首要內容。如早在基督教漢學時期，美國傳教士衛三畏（1812~1884）就曾討論過「中國語言文字的結構」、「中國經典文獻」、「中國的雅文學」等內容，有些論述頗能代表漢學研究的一般意見。作為問題的延續，翟理思《中國文學史》也關注了相關內容，如在漢代討論了許慎《說文解字》對寫字規範化所起的作用，在宋代討論了韻書、辭書及相應文獻學發展情況，甚至談到了紙筆的發明和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對推動文學創作的意義。
2、文學觀念駁雜。造成問題的原因，一方面是英文「Literature」以及其他歐洲語言相似詞語本身就有「『著作』，或『書本知識』」的豐富含義，另一方面中國文化傳統中早期「文學」也有「文獻」含義，文史哲不分也是自身的傳統特色。這些因素自然會影響到歐美漢學界早期中國文學史書寫，因此在德國早期撰寫的中國文學史里，現代意義上的「文學」變成了經史子集中的一切著作。而翟理思的《中國文學史》里也「多雜有哲學和史學等典籍的評介，翟理思甚至把葯書也寫在了書內」。
3、譯介性的文字較多，在介紹作品時，能夠與本國讀者熟悉的作品相比較。與現代漢學作為一門專門的、學術性的學科相比，早期漢學家承擔著向本國讀者介紹他國文學的使命。由於語言文化的隔閡，在介紹中國文學史時，首要的任務便是翻譯和概述作品內容。比如在《中國文學史》中，翟理思「不惜用28頁的篇幅介紹《紅樓夢》的情節」。為了便於本國讀者接受，作者們還將中國文學的某些作品與本國讀者熟悉的作品相比，比如翟理思在介紹《西遊記》時與17世紀英國作家約翰·班揚的《天路歷程》相比，衛禮賢認為《紅樓夢》與瑞士小說《綠衣亨利》一樣是自傳小說。
（在歐美漢學界開始中國文學史寫作時，民國學界也留存了多種中國文學史著作。）
（二）二戰後至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學史書寫（1945—1980）
二戰給世界各國的漢學研究帶來重創，經過一段時間的恢復，歐美對中國文學的關注驟然升溫，80年代在德國甚至形成了「漢學熱」。此階段出現了多部中國文學史著作，通史類著作有代表性者如：[美]陳綬頤《中國文學史述》（1961）；[美]賴明《中國文學史》（1964）；[法]奧迪勒·卡爾騰馬克《中國文學》（1964）；[美]柳無忌《中國文學概論》（1966）等。此外德國漢學家還翻譯了法國、日本的中國文學史著作，美國漢學界也翻譯了中國學界的中國文學史著作。
從以上所引可知，歐美漢學界華裔學者開始嶄露頭角。與西方學者相比，華裔學者有著先天優勢，他們既深諳中國文化，又受過西方式的學術訓練，因此在中國文學史研究中往往比較深入，成就也較為顯著。與此同時，歐美漢學界經過了幾十年的學術積累，研究內容也進一步加深。與前期文學史著作中花很大篇幅去概述內容相比，此階段的文學史著作明顯地從「譯介」變成了「研究」。而且，「中國文學史」書寫中的跨國和跨文化學術交流，也預示了中國文學史研究新時代的即將到來。
（三）20世紀晚期以來的歐美漢學界中國文學史書寫（1980年至今）
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經濟的巨大發展，中國與歐美國家的聯繫日益緊密，中西之間的學術交流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漢學研究」也從某些國家的研究拓展到了「全球化漢學」時代。在此背景下，歐美漢學界出版了以下幾部中國文學史著作：[德]施寒微《中國文學史》（1990）；[美]梅維恆《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2001）；[德]顧彬《中國文學史》（2002）；[美]孫康宜、宇文所安《劍橋中國文學史》（2010）等。此階段中國文學史編寫的特點有：
1、編寫人數眾多，華裔學者佔有很大比重。劍橋版的主要召集人和第一主編孫康宜教授即是來自台灣的華裔學者，全書17位作者中，有「8位是移民自中國大陸、台灣及香港的華裔『漢學家』，另有一位則是土生土長的美國華人」。這在上一階段的文學史編寫中是無法想像的。而哥倫比亞版的作者也有四十多位，其中也有幾位來自中國大陸的作者。
2、多種體例，多種樣式。劍橋版是一部以年代劃分的中國文學通史，分上（1375年之前）、下（1375—1949）兩卷。哥倫比亞版主要以文體來分類，分「基礎」、「詩歌」、「散文」、「小說」、「戲劇」、「通俗和邊緣的呈現」幾部分來專論中國文學。顧彬版十卷本《中國文學史》蔚為壯觀，古代文學部分也是以文體劃分。
3、採用新的理念、角度書寫中國文學史。二十世紀被稱為「批評的世紀」，各種現代理論、後現代理論相繼產生。在此背景下，「20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文學史界提出了『新文學史學』的概念」，開始致力於新文學史的理論探討。文學史家們紛紛對傳統的「實在論」、「實證論」的歷史主義的文學史觀展開批判，「反本質主義」、「新歷史主義」成為文學史書寫的關鍵詞。受此影響，美國學界相繼產生了一些新的文學史，如《哥倫比亞美國文學史》、《劍橋美國文學史》等。《劍橋中國文學史》提出的「文學文化史」、「史中有史」的編寫理念很明顯受到了新歷史主義、解構主義影響，這與國內以及之前的漢學界中國文學史書寫來講，都是嶄新的、甚至富有衝擊力的編寫理念。而作為十卷本《中國文學史》的主編，顧彬在第一卷《中國詩歌史——從起始到皇朝的終結》中，別出新裁地將「迄今為止被人忽視的宗教觀點」、「探討『憂鬱』在中國思想史或者文化史上的地位」、「探討『個性』或者『個體』」作為寫作中國詩歌史的三條線索。在第七卷《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中，顧彬直言不諱地聲稱「借文學這個模型去寫一部20世紀思想史」。
總體上講，作為中國文學之「他者」，歐美學者在編纂中國文學史時，由於身處西方語境面對西方讀者，在語言文字、編寫體例、敘述方式等方面做相應轉化都實屬必然。與中國學者的中國文學史研究相比，也呈現出同異相伴的情況：所謂同，是說研究有共同的對象——中國文學史，所謂異，是說由於所處文化語境、文學傳統的關係，歐美學者看待問題的角度、研究問題的方法與中國學者有異，導致很多問題有不同的結論，論述上也顯示出不同的風格特徵。《劍橋中國文學史》作為歐美最新出版的一部中國文學史，最能代表歐美中國文學史寫作的動態與特色，以下即以這部著作為中心來對相關問題展開討論。
二、《劍橋中國文學史》的編纂及其理念
《劍橋中國文學史》（簡稱「劍橋版」）作為西方世界出版的最新一部中國文學史，已經引發了一些國內學者的關注和評論。大致而言，目前國內學界對劍橋版的認識主要還是集中在「文學文化史」之理念辨析或者論述細節的辨正上，這些工作極有必要但尚需要更深入系統的分析和說明，在互為關聯的意義上，「文學文化史」是作為西方學術思潮的投射還是研究上的中西結合的自然趨入？在文學的認識上是有利於我們視野的拓展還是進一步消解了文學具有的價值和功能？乃至於文學史寫作是否具有某種邊界等類似問題，都可以從對這本書的關注和討論中生髮出來，在這個意義上，劍橋版也可以說我們確立了一個新的探討中國文學史寫作的學術增長點。
（一）《劍橋中國文學史》內容簡介
《劍橋中國文學史》2010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簡體中文版2013年10月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該書以1375年為界，由哈佛大學宇文所安教授負責編輯上卷，耶魯大學孫康宜教授負責編輯下卷，共十七位英美中國文學研究專家集體參與編撰。上卷共七章，從商周時期的甲骨文和早期青銅器銘文入手追述中國文學的起源，一直到十四世紀末期高度發達的商業印刷文化，囊括了上古時的漢語作品、文言文寫作以及新興的城市白話文：第一章「早期中國文學：開端至西漢」；第二章「東漢至西晉（25—317）」；第三章「從東晉到初唐（317—649）」；第四章「文化唐朝（650—1020）」；第五章「北宋（1020—126）」；第六章「北與南：十二與十三世紀」；第七章「金末至明初文學（約1230—1375）」。下卷共七章，以1375年明代前中期文學開篇，貫穿清代，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此處只介紹古代部分。第一章「明代前中期文學（1375—1572）」；第二章「晚明文學文化（1573—1644）」；第三章「清初文學（1644—1723）」；第四章「文人的時代及其終結（1723—1840）」；第五章「說唱文學」。
從以上概述可知，這本中國文學史的寫作，無論分卷、分期還是對某些問題認識，多有新意，這自然也會帶來見仁見智的各種評論。作為對於一些評論的回應，孫康宜、宇文所安、田曉菲、艾朗諾等人或針對全書的編寫或針對自己寫作的部分都曾發表過相應的說明。如宇文所安在訪談中就曾指出：
文學史寫作中用朝代分期並不是絕對的做法。……柯馬丁撰寫第一章上古部分，就從春秋、戰國時期的金文一直寫到西漢。其中的道理在於，我們現在所謂的「上古」文本，都是西漢人編輯處理過的，中間雖然經過秦代，但是書寫系統並沒有改變，以簡帛為主，技術不太發達。紙出現在東漢時期，大大改變了文字的傳播途徑，因此上古時期的下限可以划到西漢結束。……
再如艾朗諾在談到與《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的比較時，劍橋版的特色所在：
1、結構合理。《劍橋中國文學史》的劃分標準是時間、是朝代。這樣的劃分可以保證寫作內容的全面性和合理性，比如可以保證這一時期的文章、書籍、題材都涉獵到。而《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的分類標準是文體，結果就顯得不夠系統，很凌亂。
2、作者。《劍橋中國文學史》的作者都是成熟的作者，而《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的作者則是參差不齊。
此外，孫康宜有段對作者的描述也值得關註：隨著時間的推移，時代的發展，以及中國國力的崛起，中西方的交流越來越多。與此同時，美國的中國文化歷史研究與兩岸三地的聯繫也越來越密切。這一密切關係也可以在美國各個大學東亞系的教師組成的來源上看出一些端倪，那就是華裔教授的人數越來越多。尤其是來自大陸的青年學者中的佼佼者，已經成為各個東亞系趨之若鶩的徵聘對象。要知道孫康宜教授在美國執教的時候，華裔教授在教授群中所佔的比例是少之又少的少數。而目前《劍橋中國文學史》的17位撰寫者中，華裔就佔到了8位，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除了對以上分期和寫作統籌安排的說明，其他意見還涉及到編寫緣起、寫作宗旨、目標讀者、編寫理念、全書體例、具體問題的處理方式等各個方面。僅以以上幾個問題的回應來看，幾個人的說法中難免帶有不同程度的敝帚自珍色彩，主要在他們看來，不同區域的漢學研究正日趨接近，自身寫作充分尊重了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實際情況，參與其中的學者都是各領域的專家，具備必要的權威性。不過即使面對所謂的事實性基礎，按照他們所依循的後現代學術觀念來看，都難免帶有某種主觀性的觀念選擇和組織的痕迹。在分析評價中，謹慎、辨證的學術立場和必要的反思意識不可或缺。
（二）《劍橋中國文學史》的文學史編撰理念
文學史觀念影響著文學史的編撰，如前所述，不同時期、不同編者往往就持有不同的文學史觀。大致而言，從20世紀50、60年代以來，西方關於文學史的認識就存在著三種觀念的更迭，分別為「歷史主義文學觀（認為歷史正確與否可以通過研究而確認，將文學作品放在歷史的語境中去考察）、關注作品內在審美價值的形式主義觀念以及激進的相對主義（接受解構主義以及新歷史主義的觀點，認為文學史是有歷史性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學史）」。那麼，劍橋版的寫作除了會受到西方學術觀念的影響，作為學緣的交叉以及中國文學固有的某些傳統內容，都可能會因緣聚合的體現在學者們的編撰中。結合劍橋版的編撰實際以及兩位主編的有關論述，以下不妨就「文學文化史」、「史中有史」兩個方面來對劍橋版的編撰理念進行具體分析說明。
1、文學文化史。「文學史是對以往文學文化的敘述」，這是宇文所安對於劍橋版的清晰定位。這種把文化學視角納入文學史編撰的觀念，在中國學界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並不鮮見，1999年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四卷本），就曾指出：「文學史是人類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學的歷史」，這既是對以往文藝從屬於政治的反駁，也是新時代下對文學新的認識。也就在當時，東方出版社出版了「日晷文庫·中國文學史研究系列」叢書，作者為數年來獲得博士學位的古典文學研究者，他們的研究不同程度上都體現出要從長時段對文學史做出整體把握以及重視「歷史—文化」綜合研究的特色。這些研究之間的相似性或曰相通性，一方面多少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文學研究從審美研究、形式研究重新轉向歷史文化研究有關，另一方面，美國的漢學研究已經和兩岸三地的聯繫越來越密切，也說明中外學者對於中國傳統學術的研究，日益有了更為深入、更為契合其應有面目的認識。
與以往文學史編寫過程中僅把文化作為文學呈現及演進的背景不同，劍橋版中的文化則被認為與文學之間具有某種共生的關係，文化本身即是文學史敘述的對象。用「文學文化史」取代「文學史」，相對也更為符合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的「駁雜」狀況。在這個意義上，以「文學文化」作為文學史敘述的中心，與審美意義上的「文學」相比，更具有現象的包容性和研究的適用性，「文學」於此也被擴大為一切具有文學性的事物。因此，柯馬丁撰寫「早期中國文學：開端至西漢」部分，從甲骨文、青銅器銘文談起，並將其稱為中國文學之肇源。而伊維德將木魚書、女書這些說唱形式作為文學來講述。同樣由於文化學視角的介入，劍橋版則打破中國與西方漢學界書寫中國文學史以詩、文等文學體裁分類的慣例，而「更偏重文學文化的概覽和綜述」。文化也不僅僅是文學得以存在的背景，而成了文學史敘述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文學文化史」觀念直接體現了近幾十年解構主義和新歷史主義思潮的影響。文學史不再被看成線性的，而是多元因素的共生聚合；不再是著名作家的集錦，而是作為文學現象的整體被多層面的發掘；不再是固有的經典格局，而是歷史中的讀者接受與新觀念下的新的發掘；不再是某種統一的歷史，而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也就是說，將「文學文化」作為文學史敘述的中心，實質上是將以往文學史中以作家作品為中心的敘述慣例轉向整個文學活動以及相關的歷史文化語境的綜合考察。特定時段的文學文化被置放在文學與經濟、政治的關係，文學與其他文化形式諸如哲學、宗教的關係，以及文學內部的各種因素，如以往的文學批評、文學社團、選集編撰等幾個層面進行考察，這就擺脫了以往文學史編撰過程中的社會歷史決定論，而體現出社會政治、文化語境以及文學內部變化的多元錯動關係。同時，劍橋版將文學作為動態的社會活動去考察，關注文本的形成過程、文本的傳播與接受過程等等，如宋代選集的編訂如何影響後世對唐詩的理解、13世紀南方對北方的文化建構、明代對元雜劇的改寫等等討論，這樣不僅能夠質疑長久以來文學史書寫的慣性，還能引導讀者思考文學文本的不確定性，以不同眼光去審視文學的發展。
2、史中有史。「文變染乎世情」，文學史編撰的變化同樣與時世有著密切的關係。戴燕在《文學史的權力》中為我們梳理了自1904年林傳甲編撰中國第一部文學史以來百餘年中國文學史編撰的歷史變遷，從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社會歷史語境以及同時代的史學觀念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乃至決定了當時的文學史的編撰，也可以看到出於特定的文學史觀念，實證主義者們是如何「運用想像、虛構來講述中國文學史」的。在這個意義上，戴燕將中國文學史稱為「歷史主義的神話」，這種認識也與近幾十年來西方文學史理論不謀而合。對於西方漢學家來講，由於身處西方學術語境，他們對中國文學史的「歷史想像」性質的認識，也集中體現在宇文所安所提出的「史中有史」這一編撰理念上。在宇文所安看來，文學史不是也不可能是我們對過去某個時期文學的「客觀敘述」，換言之，文學史的敘述往往被當時人們的意識所中介，因此我們只能對文學史做出一個「比較好」的敘述。我們不僅要關注現在擁有的文本，也要關注那些流失的文本，關注它們自誕生以來的整個接受史並且梳理出這些文本如何被後世的意識所改寫。因此新的文學史不僅僅是對以往文學的敘述，更是對歷史上文學史書寫的梳理，不同時期的文學闡釋也會成為新文學史敘事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以往我們所相信的真實的歷史。既然我們無法客觀地再現過去的文學史，那麼在編撰新的文學史時必須重新審視以往文學史中那些為人們所熟悉的甚至已經成為事實的敘事，必須關注現有的認識是如何被前人的意識所中介的。因此劍橋版關注文本得以流傳的物質條件、社會文化語境及其如何影響對文本的接受；關注選集編撰對於經典形成的影響等等。從文學接受的層面觀照作家作品，作品就不再是以往文學史那樣是固定不變的，而具有了動態性。文學史就要描繪出這樣動態的歷史演變，而在以往文學史敘事中，每個時代都有傑出的代表作家、作品，每個作家都有相應的歷史定位。在新文學史中，文學發展的複雜情形將得以呈現，不同時期價值觀念的變化為理解作品提供新的視角，作品也將得到新的闡釋。而這些新的闡釋都將成為劍橋版文學史敘事的一部分。
（宇文所安，孫康宜：《劍橋中國文學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
（三）文學文化史觀照下文學史書寫
在「文學文化史」「史中有史」編撰理念的指導下，劍橋版的編者們對中國文學史進行了新的書寫，具體體現在文學史的分期、經典化、女性文學、物質文化及其影響、文學的接受史幾個方面。
1、貫徹「文學文化」本位的分期。分期是把握歷史的切入點，與傳統按政治朝代分期的方法不同，劍橋版以不同時段的「文學文化」作為文學史分期的依據。這是因為，朝代更迭很明顯會深刻影響到文學的發展，但政治史與文學史有時候並不一致，劍橋版編者們依從文學文化自身的獨立性和延續性，確定相應的時段劃分。此外，「文學文化」概念涵攝廣泛，它不僅關注文學自身的演進，也充分考慮與文學發展密切相關的各文化因素的作用。如書寫載體、傳播方式等物質文化因素與文學發展關係密切，劍橋版也將此作為文學史分期的重要參照，如西漢以前的文字是用甲骨、青銅器以及竹簡等來「書寫」以及傳播的，東漢以後紙張成為文學書寫的載體，手抄本成為文學傳播的主要方式，以此為標識，劍橋版將西漢及以前的文學劃分為一時段，將東漢至西晉劃分為另一時段，這又體現了當代學術發展中對於「媒介」的重視。
2、經典的被經典化與「去經典化」。文學經典的「被經典化」是孫康宜、宇文所安等人一貫的主張。某一作家作品剛出現時並不是經典，而是在其接受過程中逐漸「被經典化」的。因此在討論某一經典作家作品時，劍橋版的編者們沒有像國內學者那樣僅將經典作家作品放置在其生活、誕生的的環境中進行敘述，而是梳理整個接受史，從中發掘經典是如何成為經典的。與「被經典化」相對應的則是「去經典化」問題，這也是為國內學者所詬病的地方。所謂「去經典化」是指劍橋版出於特定編寫目的而對文學史中的一些經典作家作品有意地略寫。以上卷第七章「金末至明初文學（約1230—約1375）」為例，論及元雜劇時竟沒有提及關漢卿及其《竇娥冤》、王實甫及其《西廂記》，僅在散曲部分提及關漢卿及其散曲《杭州景》。類似例子還有不少，這招致蔣寅、陳文新等國內學者的批評。《劍橋中國文學史》（英文版）序言中有這樣一種說法，中國學術界在寫作文學史時有一種模式，往往以一位作家為主展開寫作。以此類推，其它劍橋文學史的作品的寫作模式往往也是如此。同樣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也會探討各個時代具有代表性的偉大作家。但是一般情況下，大多數人比較注重作家的寫作方式和寫作的歷史語境，這種關注甚至超過了關注作家本身。元雜劇在明代被大規模地改寫，劍橋版編者們認為關漢卿、王實甫的生平並未與其代表作的接受融為一體，因此並沒有在元雜劇一節中予以論述，而是論述這一時期雜劇創作的整體風貌。
3、重構真實的女性文學史。在國內文學史著作中，女性作家基本被忽視，即使被收入也只是放在最後的一部分中，以致談到中國古代文學，我們只知道李清照、蔡琰等人，這其實與中國文學史的實際大不相符。針對目前文學史忽視女性文學這一現狀，劍橋版有意突出女性文學的價值，但這種突出並非意在強調性別問題，而是如孫康宜所說，「希望能夠重構一個比較真實的歷史」。具體工作包括重新發掘女性作家作品，評價女性寫作在當時語境中的意義，關注女性編選的選集，分析男性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以及返回具體的歷史語境中重新審視女性文學等。
4、關注物質文化對文學的影響。書寫載體與傳播媒介對文學發展的影響，早在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就有所涉及，比如宋代印刷術的普及對宋代文人以學問為詩的促進，近代報刊的興盛與小說的繁榮等，而劍橋版則更進一步強調口頭傳播、手抄本文化、印刷文化對整個文學發展的影響。如宇文所安指出，屈原的《懷沙》不可能是自沉前「寫」成的，而極有可能是屈原的口頭創作，畢竟，「寫出的文本」與「寫下來的口頭流傳的文本」之間，還是有著極大的區別的。再如呂立亭在「晚明文學文化（1573~1644）」中強調晚明時印刷術普及所帶來的影響，商業出版物的激增同時孕育了一大批城市讀者，這既影響了詩歌等傳統文學形式，也影響了白話短篇小說、南方戲曲等新興文學樣式。而這一時期也正是《封神演義》、《金瓶梅》等小說出版的時期。撰寫新的文學史，就必須注意要這些物質文化因素對於文學發展的影響。
5、注重對文學作接受史的梳理。迄今的文學史往往是將某位作家及作品單純地放置在其所處的特定社會歷史語境下探討其價值、地位，而劍橋版則縱向地關注其在整個文學史上的接受史。我們都知道，文學史上的許多經典作家作品往往是在後世被「經典化」的，因此文學史就要解釋這些作家、作品是在什麼樣的語境下以什麼標準被確認為經典的，而不應該僅僅在作家作品所處或誕生的時代下，在已然成為經典的預設下進行書寫。陶淵明就是一個很具代表性的例子。所有的文學史魏晉部分都十分推崇他，以至於我們已經接受他是魏晉文壇的重要作家。而實際卻並非如此。在其所處的六朝時期，陶淵明僅僅是作為一個隱士而存在，作為詩人的他在當時受關注度並不大。而幾乎在六百年後的宋朝，陶淵明的經典地位才得以確立。所以在劍橋版中陶淵明不僅會出現在六朝這一章中，也會出現在唐朝以及宋朝的章節中。
總起來看，劍橋版藉由如上工作，為廣大讀者帶來了一部面目一新的的中國文學史，堅持「文學文化」的獨立性與連續性，極大改變了固有政治朝代分期的格局；經典化與去經典化，極大挑戰著人們既有的或曰先前被賦予的文學史常識；對女性文學史的書寫，彰顯了以往文學史中被壓抑乃至被刻意忽視的部分；關注物質文化的影響，則為文學發展做出了文學之外的更多因素的說明；注重接受史，則使那些經典作家經典作品重新回到歷史接受的動態過程中。這樣說來，劍橋版要給予我們的並非以往文學史中的種種常識的增益，某些時候毋寧說它是對常識來源的分析甚至是對常識的拆解，在以上種種說明中，作為實存歷史的面目早已經模糊不清，所謂歷史只是不同歷史文化條件下文本流傳及文本改寫的持續過程。可以說，劍橋版為我們打開了新的視野，但這視野帶來的認識恐怕依然是動態的和需要不斷思考的。
三、遷變的觀念與遷變的文學史
新的文學史觀念帶來新的文學史景觀，這既有西方當代學術思潮的影響，也有跨文化交流的現實需要。那麼，文學史究竟為新觀念下的敘述之物還是具備必要的客觀性，學術研究應該講究專業色彩還是追求普及和通俗，便與「文化文學史」的觀念以及「講故事」的敘述方式一道，給劍橋版留下了諸多需要進一步探究的問題。
首先，體例上的雜亂仍然存在。比如上卷第二章「東漢至西晉」部分分有四節，分別為「東漢文學」、「建安時期」、「正始時期」、「西晉文學」，一方面延續了政治朝代之名，另一方面又要體現「文學文化」的獨立性，層次關係並不是非常協調。以往以文類作為書寫依據的做法容易導致讀者對中國文學發展歷史整體認識的缺乏，劍橋版側重對某一時期文學文化進行整體描述，也未能實現全部徹底的貫徹。
從某種意義上講，以上體例的雜亂恰恰是貫徹「文學文化史」的結果。因為以「文學文化史」這一理念撰寫文學史，自然會特別注重文學文化的演進，就要描述某一時期文學的整體狀況，必須多角度考察當時與文學發展相關的所有文化因素。這種整體性的敘述方式，正如陳文新所言，是以「放棄作家敘述和文體敘述的完整性」為代價的。或許在後現代的意義上，歷史的展開並沒有一個清晰的線索也沒有一個明確的目的，以往文學史中對於發展線索和發展邏輯的描述，只不過是在特定情境中依從特定立場而對歷史進行的某種敘述。如果說過於條理清晰的追求存在著對歷史「本來面目」的某種遮蔽，那麼劍橋版是否能在體例的混亂中就呈現了文學發展的複雜面目，似乎也缺乏必要的合理說明和解釋。
其次，劍橋版與其他版本中國文學史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其獨特的「講故事」的文學史敘述原則。宇文所安指出，文學史不能也不可能只是對過去某個特定時期的「客觀「敘述，他認為所有的文學史都是被後世的意識所中介的，因此我們無法對過去做「客觀」的敘述，只能根據自己的知識、立場對過去做出「比較好」的敘述。類似觀念實際上就是放棄了傳統的「歷史反映論」觀念，而歷史的「真實性」也變成了難以確定的問題。不可否認，「講故事」確實能增強文學史的可讀性，但把握地不好，也會給讀者帶來誤導。如宇文所安在上卷第四章「文化唐朝」中，介紹李白僅有兩頁，對李白詩的風格特徵、藝術價值等文學因素不做分析，反而著力敘述高力士為李白洗腳這些傳言，唯一提及的《將進酒》這首「社會應酬詩」也是用來證明李白作為「職業」詩人為尋求資助者資助，為了讓「主人」付錢而寫。這種講述經由宇文所安這樣蜚聲海內外的漢學家講出，確實難以讓人相信。我們更難以想像英語世界的普通讀者，尤其是東亞系的本科生閱讀後會做何感想。結尾處，宇文所安又做出下列學術論斷：「在後世形成的詩歌經典中，王維、孟浩然、李白毫無疑問地處於中心（我們把杜甫放在安史之亂以後的時期加以詳細討論），但是我們應該避免通過後世形成的詩歌經典來思考那個時代」。一方面是通俗化甚至是庸俗化的講述，另一方面卻給予李白以經典的地位，同時不忘記重申本書的撰寫理念，這樣雜亂的敘述也許正是「文學史故事」所帶來的。
最後，我們不妨就上面的各種問題做必要的分析和說明，或者說要從劍橋版所認可的某種「比較好的敘述」中確認其中的學理邏輯及問題所在。作為劍橋版主編的宇文所安，曾在《瓠落的文學史》一文中，把人文學科的研究和自然科學類比，認為人文學科目前也應該有一個從經典物理學向量子物理學的轉變過程，即要從直覺的清晰幻象走向對精確的複雜變化的把握。這個說法很能體現後現代語境下的學術動態。而且作為人文學者，宇文所安利用物理學的發展來為自身的文學思考提供支撐，這既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自然科學在現代人生活和意識中的權威地位，而且也部分道出了人文學科日益萎縮的事實。那麼，宇文所安的以量子物理學為自身證明的論說是否具備充分的合理性呢？從自然科學的發展看，人們的思維方式和日常觀念確實深受其影響，當年伽利略、牛頓等人以數學真理來探求自然現象的關係、探求自然規律，一度改變了上古直至中世紀以來人們對總體和本質的關注，人與世界的有機關聯也為主客二分的認識乃至改造所取代，古代的人們把宇宙視為活的有機體，現代以來，宇宙則被看成了按照力學規律運轉的一架大機器。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文學科研究中也有依據證據主義對客觀真實、規律目的的諸種探究。當然，也有學者敏銳的意識到了其中存在的問題，就像黑格爾仍然試圖用絕對精神的自我運動來解釋世界的統一，便與古典傳統中強調絕對實體的自我顯現有一致之處。20世紀以後，隨著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的興起，人們得以從更精微和更複雜的層面來看待世界，在打破了以往某些膠固狹隘的認識的同時，在新的意義上重新確立了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的關係。由個中關係來看待宇文所安的論述，他所建立的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的關係有幾點頗可注意。其一，相對於物理世界的精微和複雜，所謂文學世界中存在的種種具象、邊緣和疆界等都已不再是清晰的存在，這個說法的合理性在於指出了這些問題背後的觀念性存在以及歷史的發展過程，不過要是藉此就要完全消除類似概念在文學史寫作中的作用，不免有矯枉過正之嫌，這些概念的清晰也罷模糊也罷，都只是人們在特定階段依據特定因素所做的判斷，而這些判斷紛紛在通過新理論突出了某些要素和關係的同時，恰恰也對於更大範圍內概念之間的聯繫做了遮蔽。就像李白還有大量作者與其作品的流傳，恐怕就不僅僅是歷史中某些造勢活動以及後世選本作者的有意選擇所能說明。宇文所安在突出強調了現象和物質存在的同時，恐怕多少忽視了詩歌之成為詩歌的更為精微的緣由。其二，宇文所安「更好的敘述」中明顯存在著資料選擇的傾向性。從學術求新求變的訴求出發，對於文學史中古來共談的眾多內容，宇文所安在不少地方有意的加以忽略，就連他所強調的文學史作為歷史的形成過程，他也只是突出他所認為可靠的物質部分，而忽略其餘。在這個意義上，對待史料的辯證態度尤為重要。其三，由宇文所安論李白的例子，還可以看到目前某些文學研究中較為普遍的對於文學特性的有意遮蔽，文學的閱讀和評價如美國學者布魯姆所說，是一件極為私人的事情，主要就在於其中讀者和文本（以及文本背後的讀者）的交流是精神性的，對於這方面的討論顯然並非單純的物質現象所能說明。就像中國的古詩，跨越千百年後仍然能夠給我們帶來感動，甚至跨越異國後能吸引宇文所安這樣的學者從事研究，這種跨越時間、語言乃至物質媒介的傳播力量，主要就在於精神活動中有其獨到的意蘊和傳播方式。我們可以想像，唐代人對於李白詩歌的接受恐怕不是因為有高力士為李白脫靴所造成的轟動，也不是因為李白作為一個職業詩人善於酬答應對，最主要的還是因為他的優秀詩篇里具有一種讓人的精神飛騰的力量，這種力量能夠打動當時的上層和民眾，也能打動當下的讀者。所以說，文化文學史不能只是刻意揭櫫文學的物質性存在，而對文學文本及自身閱讀的精神性存在有所忽視。
圖為學者宇文所安
四、主體與他者：中國文學史研究反思
「文學史」這一術語本是西方經由日本的舶來品。可以說，中國文學史的編寫自誕生之日起就處在中西交匯的語境中。而近幾十年來，全球化語境下中西展開了空前活躍的學術交流，這也使歐美漢學界中國文學史研究越來越多的進入到國內學者的視野中。「他者」的研究自然能為作為「主體」的我們帶來新的視角，也可以藉此反思自身研究之不足，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西方漢學研究同樣有其難以擺脫的「缺失性癥候」。只有在充分理解、反思的基礎上的利用才能推動中國文學史研究新的發展。
（一）借他者之鏡反觀自身
與歐美漢學界中國文學史研究相比，在百餘年的歷史中，意識形態對中國文學史書的影響伴隨著始終。上世紀初林傳甲、黃人等編寫的最早一批中國文學史即是為教學而編寫，其中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藉助對中國文學歷史的講述來「動人愛國保種之感情」。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文學史」這門課程被納入到更為嚴格的教學制度中。用行政力量召集學者編寫教學大綱，再以此為指導編寫合適的文學史教材成為「文革」前通行的模式。意識形態對文學史書寫的影響在50年代後期達到了頂峰。在「大躍進」的影響下，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級學生集體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出版，這部獻給「親愛的黨和偉大的祖國」的文學史，其「前言」中有這樣的觀點，這部文學史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以馬列主義觀點分析，採用集體合作的方式，最終而得的結果。文學史書寫被「左」的思想及庸俗社會學所統治，以階級出身判定作家地位，用階級分析取代對文學作品的分析，中國文學的歷史因而變成了「階級鬥爭史」。這樣的時代烙印在游版中同樣明顯。「文革」結束後，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人們開始反省中國文學史。章培恆版以人性作為文學史書寫新線索的寫法，袁行霈版貫徹文學本位，強調從廣闊的文化背景上研究中國文學史的觀點，以及80年代末源自現當代文學領域繼而擴展至古代文學研究領域的「重寫文學史」思潮，這一切其實都是對以往文學史研究中庸俗社會學的反駁，是對當時思想解放呼聲的回應。
此外，大陸出版的眾多中國文學史著作中存在著嚴重的同質化現象，尤其是新時期以來各種類型的文學史教材更是千篇一律。其原因除了與教育制度、學術體制有關外，文學史書寫的「慣性」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從分期上講，雖然政治朝代分期的弊端已為大多數學者認識到，但是在書寫中仍然延續著這一習慣。袁版雖然依據文學本身的變化提出「三古、七段」說，意在打破傳統的朝代分期，但在實際的書寫中，仍然保留著朝代分期的方法，將文學史按朝代更替分為九段，分九編講述。章版文學史中，其「上古、中世、近世」的分法將社會的發展同文學的發展相結合起來，是一個新的嘗試。但是具體到每一階段，其劃分的節點仍然依據朝代的更替。在體例上，國內文學史也往往十分相似：單列一章為著名作家作品，單列一節為次要作家作品，普通作家作品只佔一段，這種安排的背後實際上是將作家作品視為文學史書寫的中心，與這種體例對應的是採用如下敘述框架：社會背景——作家生平、思想——作品內容、藝術特色——意義及影響。這種模式化的書寫方式在建構文學史的同時，也對文學史的理解構成某種限制，不僅不利於讀者從整體上把握某一時期文學史的全貌，而且也在放逐另外的作家作品。這樣以來，文學史研究就面臨著某種程度上的僵化危險。
（二）歐美漢學界的「缺失性癥候」
歐美漢學界中國文學史研究以其獨特的視角與方法為中國文學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漢學家們充分注意到中國文學、文化的獨特性，努力克服自身文化傳統的局限，以客觀、理性的態度展開研究，得出了令國內學者耳目一新的結論。然而，與國內學者相比，漢學家們畢竟是中國文學傳統之「他者」，缺乏國內學者所具備的文化意識結構，即使他們深受中國傳統文化之影響，但是在潛意識層面，仍然無法完全擺脫其西方的文化傳統及學術訓練對其研究理路的影響。他們對於中國文學史的研究呈現出一種「缺失性癥候」，缺乏對中國文化傳統的深入理解與繼承。
首先，雖然面對的是同一研究對象——中國文學史，但是歐美漢學家畢竟缺少國內學者先天具備的優勢，作為中國文化之「他者」，在對中國文學史的建構上，在對具體作家作品的評價上，在文學史的分期上，都難以擺脫其西方的文化傳統的影響。在對中國文學史的建構上，歐美漢學家基於其文化傳統來審視中國文學史的特點尤為明顯。顧彬《中國詩歌史》中提出的中國詩歌闡述的三條線索——宗教、個體、憂鬱，以及中國文學起源於宗教的觀點都是基於其西方的文化背景提出的。在具體寫法上，顧彬版、劍橋版都延用西方學術著作中以世紀、具體的年代為時間節點的慣例。在對具體作家作品的評價上，源於西方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也十分明顯。在田曉菲筆下，陶淵明的田園詩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歌頌田園之樂的寧靜和沉寂，或者宣揚天人一體的和諧相融，而幾乎變成了美國西部征服荒蠻自然的農場主。脫離中國文化傳統，以西方的價值觀念闡釋中國文學，這樣的闡釋實在難以讓國內學者滿意。同樣宇文所安拋開李白詩歌的內容與藝術成就不談，而對其做出的庸俗化解讀，也是由於宇文所安缺乏對中國傳統文化理解所致。從根本上講，在面對中國文學史時，西方漢學家在問題的提出、方法的選擇都難免從「他者」的視角來審視中國文學史。而對於作為「主體」的國內學者而言，必須清醒認識到這一點。
其次，身處西方的學術語境中，歐美漢學家中國文學史研究很難不受西方理論的影響。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後現代思潮佔據著西方學術研究的統治地位，作為理論派別的解構主義、新歷史主義等現在雖然難以像當時那樣稱雄於理論界，但其影響早已深入到西方的文學研究中。如關於文學經典問題，劍橋版過於側重對其做出接受史的梳理，反而忽視了經典本身之所以能成為經典的文學因素。「文學史是由讀者『寫成』的」，「經典當然存在，但經典是作為一個歷史現象而存在的」，這些觀點與書寫實踐放棄了文學本身的意義，只能會讓經典消失在對它無休止的闡釋中。再如劍橋版關注口頭傳播、手抄本、印刷文化這些物質文化因素對於文本流傳的影響，關注不同時期對於文學的改寫，研究文本得以流傳的文化語境，並在此語境下重新闡釋文學作品。這就鮮明地體現了新歷史主義的研究路向。同時劍橋版有意將這些為傳統文學史所忽視的東西放大到足以改變文學史進程的程度，這樣文學史就充滿了不確定性，因此撰寫新的文學史就必須考察文本流傳的社會條件及物質文化條件，對這些不確定性重新闡釋。漢學家的西方理論背景使得他們在建構中國文學史的同時，更是在解構著中國文學史。
（三）文學史寫作的借鑒與融通
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歐美漢學界中國文學與文論研究日益受到國內學者所關注。對於作為文化主體的國內學者而言，如何看待歐美漢學研究已成迫切的問題。對此，我們仍要倡導一種「雙向反觀」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我們要回到海外漢學乃至西方語境中去把握其研究的背景，在此基礎上對其研究路向展開學理上的分析，並對其研究特色、研究得失做出符合實際的評價；另一方面我們更要反觀我們自身的研究，藉此反思自身研究之不足。在此基礎上展開的交流、對話，才能克服所謂「西方中心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的種種局限，加深我們對於中國文學的認識，促進自身研究的發展。
在國內學者對劍橋版的分析評價中，因為沒有回到西方理論語境及漢學傳統中，有些評價不免存在偏差和簡化的情況，如指斥其為「解構主義的招數」等。同時在那些嚴肅認真的漢學家那裡，由於面對的是中國文學史，加之他們浸染中國文學、文化多年，因此在跨文化的研究中，漢學家在借用西方理論的同時，往往還是在從中國文學、文化的特殊性出發，選取合適的理論對中國文學進行新的闡釋。不僅如此，一些漢學家的漢學研究還起到了修正西方理論的不足的作用。如劍橋版對女性文學史的重構，並沒有簡單套用西方女性理論中男性對女性的壓迫一說，而是從中國文學、中國歷史的實際出發，注意到了中國文化傳統中對名媛、才女的重視，尤其是明清時期男性文人對女性詩集編篡的熱衷等。這就在重構中國文學史的同時，也可以幫助西方學者豐富對文學、歷史與女性理論的認識。
對於國內學者來講，在中國文學史研究上同樣要具有漢學家這種融匯中西的學術視野。近年來，海外漢學日益受到國內學者所重視，國內大學紛紛成立了漢學研究機構，一些學術著作也相繼出現。對於漢學研究成果，國內學者也從簡單地否定或推崇轉為較為理性的分析，並在此基礎上與之進行有效的對話。這無疑能夠推動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大發展。縱觀當今歐美漢學界中國文學史研究，幾乎把二十世紀以來各種新的批評理論都運演了一遍，諸種研究不斷帶來各種新材料、新方法和新觀點，大大增益了我們對中國文學乃至文化的認知，也極大促進了中國文學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然而，反觀國內中國文學史研究，其情形正如錢中文所言，很多學者囿於學科界限，很少接觸西方批評理論，對於西方理論與方法應用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效果，也自然缺乏感性的及學理的認識。其原因固然與中國文學史研究的特殊性導致其與西方理論的結合較之於其他研究困難有關之外，也與國內有些學者缺乏融匯中西的學術視野相關。由於語言的隔閡以及文化傳統的制約，國內有些學者在從事中國古典文學、文學史研究時，仍然囿於自身之研究，在合理運用西方理論上做得仍然不夠充分。這裡並不是倡導全盤接受西方理論的觀點，事實上，僵化地套用西方理論對中國文學展開研究早已被人所拋棄。而是強調在當今全球化的文化語境下，我們需要一種迥異於我們自身的視角來審視中國文學傳統並對之進行合理的闡釋，這樣的闡發不僅能豐富我們對中國文學史的認識，也能使這種認識具有更為普遍的意義。
（本文刊於《文化與詩學》2016年第一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7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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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參與討論的學者有蔣寅、陳文新、王敏、邵燕、劉毅青、張定浩等。
[16] 如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漢學家Paul W. Kroll（保羅·克羅爾）教授對本書所做的詳細評論，他認為就寫作分工而言，將上下卷分期定在北宋末更合適；就讀者接受來看，該書沒有實現可讀性的目標；與《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相比，該書結構也不夠嚴謹。除此之外，Paul W. Kroll還以漢學家的視角對本書每一章均進行評論，在某些問題上提出了與編者不同的觀點。Paul W. Kroll：After Long Years: Reading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Jul.2012, Vol.55, p295-316.
[17] 季進：《另一種聲音——海外漢學訪談錄》，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9頁。
[18] 季進：《另一種聲音——海外漢學訪談錄》，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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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孫康宜、宇文所安：《劍橋中國文學史（下卷）》，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第91頁。
[29] 陳文新：《〈劍橋中國文學史〉商兌》，《文藝研究》，2014年第1期。
[30] 孫康宜：《新的文學史可能嗎》，《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
[31] 宇文所安：《史中有史（下）——從編輯〈劍橋中國文學史談起〉》，《讀書雜誌》，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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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宇文所安：《瓠落的文學史》，見《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頁。
[34] 張汝倫：《海德格爾和現代哲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2頁。
[35] 轉引自戴燕：《文學史的權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82頁。
[36] 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門化55級集體編著：《中國文學史·前言》（上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9頁。
[37] 孫康宜、宇文所安：《劍橋中國文學史（上卷）》，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第255頁。
[38] 孫康宜：《重繪一部可讀的文學史——專訪〈劍橋中國文學史〉主編孫康宜》，《華夏時報》，2013年7月12日。
[39] 宇文所安：《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頁。
[40] 周發祥：《西方文論與中國文學·序》，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頁。
作者簡介：
韓軍，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現主要從事
海外漢學、文學批評理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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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編輯：耿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