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科學思想與「十二年科學規劃」
——以四項「緊急措施」與力學學科規劃為中心的探討
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在會上做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提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要求國家計委負責、會同有關部門，組織力量，制訂出《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以下簡稱「十二年科學規劃」）。［1］3月14日，國務院成立由陳毅副總理擔任主任的科學規劃委員會，領導科學規劃的編製工作。經過半年多的辛勤工作和反覆研討，於8月21日制訂出《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以下簡稱《規劃綱要》）和四個附件，即《國家重要科學任務說明書和中心問題說明書》、《基礎科學學科規劃說明書》、《任務和中心問題名稱一覽》、《一九五六年緊急措施和一九五七年研究計劃要點》，全文有600多萬字。這個國家層面發展科學技術的長期規劃，「對我國科學事業的發展畫出了輪廓，並作出了初步的安排」。它從經濟建設、國防安全、基礎科學等13個方面凝練出57項重要科學技術任務、616個中心問題，並提出12項帶有關鍵意義的重大任務。另外，還特別提出四項「緊急措施」，予以優先發展。［2］
歸國不久的錢學森參加了「十二年科學規劃」的制訂工作，並擔任綜合組組長。他及時將世界科學技術前沿信息介紹到國內，創造性地將技術科學思想與科學規劃「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總方針以及「以任務帶學科」的基本原則結合起來，讓發展技術科學的思想主張與國家科學任務緊密相連，使科學規劃的內容既體現為國家建設服務的宗旨又符合世界科學技術的發展趨勢。
迄今，關於「十二年科學規劃」的研究文獻已有不少，有學者先後做過綜述或專題研究，也有科學規劃親歷者發表過回憶文章，還有專門論及錢學森在科學規劃尤其是四項「緊急措施」制定過程中突出作用的文章。（參見武衡：《科技戰線五十年》，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馬惠娣：《科學技術宏觀管理的「規劃模式」——對中國第一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的評析》，《自然辯證法通訊》1995年第4期；張久春、張柏春：《20世紀50年代中國計算技術的規劃措施與蘇聯援助》，《中國科技史料》2003年第3期；胡維佳：《「十二科技規劃」的制定、作用及其啟示》，《中國科學院院刊》2006年第3期；孫洪慶、陳崇斌：《新中國物理學發展的早期規劃——〈物理學十二年遠景規劃草案（初稿）〉淺析》，《中國科技史雜誌》2010年第3期；孫洪慶、胡化凱：《「十二年規劃」與建國初期的磁學發展》、《自然辯證法通訊》2011年第4期；路甬祥：《向科學進軍—— 一段不能忘懷的歷史》，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劉振坤：《在科學院輝煌的背後——張勁夫訪談錄》，《百年潮》1999年第6期；等等。）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對錢學森技術科學思想在「十二年科學規劃」中的體現予以初步探析。
一、「十二年科學規劃」的指導方針、原則與技術科學思想
一個國家科技發展的方向取決於該國的實際需求，國防安全、經濟發展、穿衣吃飯等國計民生問題常常影響甚至決定科技優先發展的方向。新中國成立初期，科技工作的基本方針是密切配合國家建設需要，重點發展國家建設急需的應用科學研究。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中，周恩來提出：「必須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學的最先進的成就儘可能迅速地介紹到我國的科學部門、國防部門、生產部門和教育部門中來，把我國科學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國家建設所最急需的門類儘可能迅速地補足起來，使十二年後，我國這些門類的科學和技術水平可以接近蘇聯和其他世界大國。」［1］（p.39）這一要求成為制訂「十二年科學規劃」的指導思想和全國科技工作者的奮鬥目標。
然而，當時中國科學技術基礎極為薄弱，尤其是科技人才資源十分稀缺，發展科技事業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須分清輕重緩急，有所為有所不為，才能在不太長的時間裡取得顯著成績。換句話說，科學規劃採用什麼樣的指導方針才能使我國科技事業迅速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哪些科技部門是國防建設和經濟發展最為急需的？如何處理解決國家科技任務與發展學科理論的關係？等等。這些問題成為科學規劃制訂過程中爭論的主要問題，其中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兩大問題。
一個是發展中國科技事業的指導方針。有的意見認為，中國科技基礎很差，應瞄準世界先進水平，補齊缺門。有的意見主張，先發展「基礎」（即一般的工業技術與基礎科學理論），然後再發展「尖端」科學技術（原子彈、導彈等）。對此，科學規劃委員會秘書長張勁夫回憶說：「在規劃中，採用什麼方針來體現趕上世界先進科技水平的號召呢？經過科學家的反覆討論，大家贊成『迎頭趕上，重點發展』的方針，即起點要高，並要突出重點。當時在許多重要領域，我國還處於空白或者很薄弱的狀況。因此，有的同志對『重點發展』表示贊成，但對於『迎頭趕上』，則認為脫離了中國實際情況，是不現實的，他們主張從打基礎開始。」［3］
另一個是制訂科學規劃的基本原則，也就是從學科自身發展需要出發尋找研究課題，還是從經濟建設需要出發確定研究課題。一種意見認為，中國科技基礎太差，尤其是基礎科學更差，研究人員又少，應按照科學家的專長來開展研究工作，也就是按學科和專長制訂規劃。另一種意見認為，基礎科學固然要重視，但應用技術對經濟建設更有直接的影響，應從經濟建設任務出發制訂規劃。雙方各有高見，爭論激烈。
這兩大問題事關中國科技事業發展的道路與方向。為此，1956年4月科學規劃委員會召開專門會議，研究討論科學規劃制訂的意義、方針、基本內容和方法等問題。經過綜合考慮、權衡利弊，會議確定以「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為科學規劃的總方針，以「任務為經，學科為緯，以任務帶學科」為基本原則和方法，適當集中有限的力量，放到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科學發展最急需、最關鍵的方面上，大力開展研究，從而帶動有關科學技術部門的迅速發展，亦即「根據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對於科學技術所提出的任務進行規劃」，併兼顧科學自身的發展。［4］
指導方針與制訂原則屬於宏觀層面，要把它落實到科學規劃的具體內容中，就要求科學規劃的直接實施者熟悉世界科學技術前沿進展，特別是洞悉基礎科學與工程技術密切結合的發展趨勢，還得具有制訂科學規劃的相關經驗。也就是說，實施者必須是精通從基礎科學到工程技術整個轉化進程的科學家。剛剛歸國的錢學森是集應用力學家、火箭技術專家、自動控制專家於一身的技術科學家，還有曾為美國空軍起草前瞻性諮詢報告——《邁向新高度》的寶貴經驗。他帶回了當時西方最新、最先進的科學知識、方法、技術、信息以及科學組織管理經驗，特別是他大力宣傳的技術科學思想。技術科學是基礎科學與工程技術結合而產生的一類新的知識，它以基礎科學為基礎，從不斷發展的工程技術實踐中尋找急需解決的共性問題，從理論上進行研究分析，得出規律性的新知識，反過來指導工程技術的發展。應用力學是最早興起並發展成熟的技術科學學科之一，而導彈、原子彈、雷達等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誕生的新式武器與裝備是技術科學發展成就的典型代表，也是當時世界科學技術發展的最新成就。
由此可見，錢學森主張發展技術科學的學術思想與科學規劃所要求的「以任務帶學科」的原則不謀而合。科學規劃綜合組組長這個負責審查、綜合各學科任務的重要角色，讓錢學森在科學規劃制訂過程中擁有比較大的話語權，從而在重大科學技術任務確定過程中發揮了顯著影響。其中，最為鮮明地體現技術科學思想的是四項「緊急措施」和力學學科規劃。
二、四項「緊急措施」與技術科學
（一）四項「緊急措施」的提出
科學規劃委員會完成科學規劃方案初稿後，在向周恩來彙報規劃內容時，周恩來說：印出來的本子這麼厚一摞，國務院怎麼抓，你們要把最緊急的事情搞一個報告［5］。為此，張勁夫秘書長決定迅速起草一份關於緊急措施的報告。他在參加科學規劃的科學家中組織了一個專門小組，成員有錢學森、錢偉長、黃昆、羅沛霖、王大珩、馬大猷等。經過深入研究討論、綜合歸納，專門小組認為國家最為重要、最為緊急、最帶有關鍵意義的是原子能、導彈、無線電電子學、自動化、電子計算機、半導體這六項，原子能、導彈屬於嚴格保密的國防尖端技術，國家已做出專門的安排，由國防科研部門負責。其餘四項，在我國尚為空白，但又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必須放在其他重要科學任務之前優先支持。這樣，他們就提出這四項特別的科學任務作為優先發展的科學項目，對外公開時簡稱為四項「緊急措施」（實際為六項），由中科院負責落實和實施。四項「緊急措施」實施方案報到國務院後，周恩來親自過問，認為它們是符合「重點發展，迎頭趕上」指導方針的重大舉措，立即批准，並同意由中科院迅速集中科技力量，著手籌建有關的研究機構。［6］
為什麼選擇原子能、導彈、無線電電子學、自動化、電子計算機、半導體作為「緊急措施」？原因是這六大新技術是代表當時世界最新而又最重要的科學技術，也是「世界各國在科學技術方面展開競賽中的注意焦點。對於這些問題進行研究，會促進生產技術的根本革新，同時也會帶動很多方面的研究工作的發展」［7］。在這六大項目論證和確定過程中，錢學森展示出淵博的學識，提出了許多前瞻性見解及對世界科學技術發展趨勢的科學預測。張勁夫回憶說：錢學森擔任綜合組組長，「為科學規劃的制定出了許多好主意，特別是他親自起草和制定的關於火箭噴氣技術，實際就是導彈技術的發展計劃，我看了很受鼓舞。」［8］曾在科學規劃綜合組擔任過秘書工作的何祚庥也認為，錢學森在六項「緊急措施」確定過程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9］，做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
（二）四項「緊急措施」背後的技術科學
六大新技術是20世紀上半葉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展起來的，是基礎科學新發現迅速應用於工程技術而產生的尖端技術，是科學家與工程師緊密合作的最新成就，更「是現代科學技術的先鋒」。它們的誕生和發展，帶動了技術科學的突飛猛進。所以，要在這六大新技術領域取得實質性突破，必須掌握相應的理論科學作為支撐。更為重要的是，這六大新技術涉及的科學技術領域十分廣泛，具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影響。
其中，錢學森主持制訂的第37項任務《噴氣和火箭技術的建立》，為我國導彈火箭技術發展勾勒出初步藍圖。《規劃綱要》寫道：「噴氣飛機和火箭是現代飛行器械技術中的最高成就。這種技術的掌握和發展對於增強我國國防有很大的意義」。「這兩種超高速度的飛行器械在現代科學技術發展中是突出的高峰之一，掌握它、運用它和繼續發展它必須要付出很大努力。」建立這項新技術任務的工作內容，包括「掌握噴氣飛機和火箭的設計和製造方法，同時研究其有關的理論，並建立必需的研究設備，從事高速氣體動力學、機身結構、各種噴氣動力、控制方法以及飛行技術的研究，使在最短期間能獨立設計民用的噴氣飛機和國防所需的噴氣飛機和火箭」。［10］可以看出，建立與發展噴氣飛機和火箭技術可以帶動氣體動力學、固體力學、工程式控制制論等技術科學的成長和發展。
關於第38項無線電電子學，任務說明書要求：「掌握無線電電子學主要方面的先進知識，使能自行設計各種符合國際水平的現代化無線電元件、電子管和儀器，並解決材料和工藝上的主要問題。此外還要通過自己的研究工作為工業生產開闢新道路，為應用開闢新領域」。［11］
關於第39項自動化科學技術，《規劃綱要》要求：「以總結先進國家在這方面的成就為開始，然後發展調節理論和它的工程計算方法，研究生產過程綜合自動化的理論，建立自動電力拖動和遠動學的理論和方法，以及自動、遠動技術工具的科學基礎。」［10］在該項任務說明書中，進一步要求以「工業生產過程自動化的提高和改進的實踐，與基本理論的提高和發展應有步驟地相互提攜前進」為方針，今後12年內「預期將在非線性的、複合的和隨動的自動調節系統方面，建立起更完整的理論及其工程計算方法；擴展控制論和訊息論在自動學和遠動學中的應用；系統地分析技術經濟效果，以解決生產過程綜合自動化的次序和規模；建立更經濟、可靠、準確和動作迅速的自動電力拖動系統；以及在新技術的基礎上，使自動檢查、計量、控制和調節的方法及其技術工具得到更大的發展」。［12］
以上分析可知，這六大新技術的確定是從國家建設需要出發、貫徹「以任務帶學科」原則的範例。為了更鮮明地體現這一原則，《規劃綱要》還特地就發展原子能、無線電、噴氣技術、自動化等新技術對技術科學發展的促進作用做了進一步的介紹：「由於原子能事業的發展，就會對稀有金屬如鈾、釷、鋯、鉑等的冶煉和新型動力機械的製造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的研究任務；由於放射性元素的廣泛應用，也將為許多科學部門和生產技術開闢新的局面。無線電電子學新技術對於國家的廣播和通訊事業，無線電定位、反定位，電力系統裝備的建立，實驗室和生產過程中的測量、控制，特別是遠距離操縱方面以及整個儀錶工業的發展，都有極其重大的推動作用，並且會把新的技術原理引入這些部門。噴氣技術（包括噴氣飛機和火箭）的建立會要求把我國高空氣體動力學、燃燒學、熱力學、傳熱學、材料強度學方面的研究大大加強，會大大提高我國在遙遠控制和複雜自動控制系統方面的水平。生產過程自動化是關係整個工業技術的改造的一個共同性問題，是近代生產技術發展的一項綜合結果。但是現在有關自動化，特別是綜合自動化的一系列理論基礎尚未成熟，有關不同生產部門的遙遠控制與調節的理論和方法等均極需要研究。」［7］可見，這些新技術與技術科學息息相關，它們的建立和發展須以相應的技術科學作為直接的理論基礎。鑒於此，《規劃綱要》提出：「我們必須學習和掌握這些新技術」，「加快地建立作為這些新技術的基礎的理論學科」，包括原子核物理學、基本粒子物理、力學、控制論、統計數學、計算數學、電子學、無線電物理、半導體物理等。［10］
與此同時，基礎科學學科規劃在許多地方也體現了技術科學思想。如《規劃綱要》在介紹物理學的發展方向時，要求「以原子核物理與基本粒子物理、無線電物理與電子學、半導體物理三門學科作為今後十二年內物理學發展的重點」。這三門學科的服務對象分別為「緊急措施」中的原子能、無線電、半導體這三項。另外，還要求「在金屬物理學方面應著重解決原子能利用、噴氣飛機和高速機械零件的製造所提出的強度原理與金屬在特殊條件下的性能與結構等問題」。［13］
科學規劃貫徹「以任務帶學科」原則，要求科研部門發展與重要科學任務密切相關的科學理論，一方面指導科學任務的完成，另一方面帶動相關學科理論的發展。從這個角度看，技術科學思想與「以任務帶學科」原則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這也是科學規劃能夠吸納技術科學思想的內在原因。如果我們把六大新技術與錢學森1957年在《論技術科學》［14］一文中所提出的「技術科學新的發展領域」進行對比，就會發現他所提出的技術科學新方向基本上涵蓋了科學規劃的六項「緊急措施」，既闡明新的研究方向與國家建設的密切關係，又指出需要研究的新課題，與科學規劃所要求的「以任務帶學科」原則十分契合。因此，科學規劃提出六項「緊急措施」，實際上也是推動技術科學在中國建立和發展的六項重大舉措，有助於推進科學理論與工程技術結合，建立和發展相關的技術科學理論。
三、力學學科規劃：最直接地體現技術科學思想
列入科學規劃的絕大多數是與經濟建設、國防建設關係密切的應用科學問題，而許多基礎性理論問題由於無法為具體的建設任務所帶動而未被列入，遂引起一些科學家的不滿。為了化解這部分科學家的擔憂，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科學規劃委員會決定增加1項任務［15］，即「現代自然科學中若干基本科學理論問題的研究」，作為科學規劃第56項任務，並列為12項科學研究重點問題之一。中國科學院根據這一要求制定出專門的基礎科學學科規劃，作為《規劃綱要》的一個附件，包括數學、力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質學及地理學8個基礎學科。
當時，我國力學教研力量非常薄弱，全國從事力學工作的約有750多人，其中僅有120位高級力學教學與研究人員，而能夠獨立開展力學研究的約有60人，能夠指導研究生的僅有30人。［16］專門的力學研究機構只有剛剛成立的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專門的力學人才培養機構僅有北京大學力學專業。力學學科規劃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制訂的，錢學森、錢偉長、周培源、沈元、吳仲華、陸士嘉等近20位力學家參加了力學學科規劃的調研和制訂工作。
科學規劃關於力學的發展規劃主要體現在兩處：一處是在《規劃綱要》第四節「基礎科學的發展方向」部分；另一處便是基礎科學學科規劃中的力學學科規劃，包括「力學學科規劃總論」與「力學學科規劃說明書」兩個部分。力學學科規劃既體現了國家對力學發展的要求，也反映了我國力學界對力學學科性質的認知以及發展力學的學術旨趣。
（一）將力學定位為技術科學
力學是自然科學的基礎，也是近代科學中最早興起並實現系統化的科學。20世紀初以來，源於經典力學但直接服務於工程技術的應用力學異軍突起，成為力學領域最活躍的部分。由於這個重要變化，就學科性質而言，力學既屬於基礎科學又屬於技術科學。不過在科學規劃之前，力學在我國屬於物理學的分支學科，也就是物理學的組成部分之一［17］。
《規劃綱要》關於力學的內容比較簡單，只是從應用力學角度介紹力學的發展方向。《國家科學規劃委員會關於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基礎科學學科規劃（力學學科）》（以下簡稱力學學科規劃）在論及力學的學科性質時，認為：「力學是研究物質的宏觀機械運動以及與之有關的各種現象的科學」，肯定了它的基礎科學屬性。不過，又指出：「力學是一切工程技術的必要基礎之一，它的發展對於各種工程技術的進一步提高有著重大的作用」。基於應用力學對工程技術發展的巨大推動這一事實，力學學科規劃指出：「力學是介乎基本科學和工程技術之間的一門學問」［16］。可以斷定，這個學科性質定位吸收了錢學森、錢偉長等應用力學家的學術觀點。他們認為，力學主要是應用力學，是獨立於其他科學領域之外的一個成熟研究領域，屬於技術科學。此後，力學屬於技術科學的學科性質定位一直在中國力學界佔據主導地位，並直接影響了力學在中國的發展方向。這與世界力學發展的主流方向是一致的。
（二）從技術科學角度提出力學的重點發展方向
基於技術科學的學科性質定位，力學學科規劃主要從應用力學角度提出力學的重點發展方向。力學學科規劃說明書分別對流體力學、固體力學、化學流體力學、物理力學、一般力學5大分支學科的研究內容、研究意義以及國際、國內的研究狀況做了詳細介紹和分析總結，並結合國防建設與工業發展需要提出今後12年內的重要發展方向。流體力學、固體力學和一般力學屬於力學領域已經發展定型的學科，但不斷湧現出新的生長點。而化學流體力學、物理力學是正在成長的新興學科，力學學科規劃對它們給予了特別的關注。
流體力學是關於液體和氣體運動規律的科學，與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有著密切的聯繫。關於它的發展方向，《規劃綱要》指出：「主要是結合高速高空飛行的發展研究高速飛機空氣動力學問題、亞音速飛行和超音速飛行中的邊界層理論，並進一步結合火箭的研究發展高速超音速空氣動力學和稀薄氣體力學的研究。結合航海事業開展關於船舶造波理論和推進理論以及水翼理論的研究。發展旋轉機械中流體力學的研究，以提高渦輪機和壓氣機的效率。此外應該著重發展和水利建設、石油工業等有密切關係的含顆粒流體力學、滲流理論和多相流體動力學。繼續發展流體力學中基本理論問題之一——湍流理論。」［18］針對這門學科的發展狀況與趨勢，力學學科規劃提出20個重要研究方向，其中氣體動力學佔7項，反映出將空氣動力學作為流體力學的重點發展方向，以為我國航空與火箭技術發展服務的用意。
化學流體力學「是力學的一個新的部門，研究同時有化學變化、物態變化、傳熱、傳質的多相介質運動的規律。它是研究許多化工冶金過程、熱工過程的科學基礎的一部分」。它對於化學工業、石油工業、冶金工業、燃燒現象、噴氣技術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在12項重要科學技術任務中涉及化學流體力學的項目很多。另外，「過去化學工程和冶金工程界對於力學的方法及其成就的應用是很不夠的」，而力學界「對於化工和冶金方面出現的根本性問題也還沒有作出應有的貢獻」，所以這門新興學科的發展前景十分廣闊。由此，力學學科規劃提出12項重點研究課題。［16］化學流體力學本是流體力學一個「新的生長點」，力學學科規劃把它列為與流體力學、固體力學等成熟學科地位同等的學科，足見對它的重視和期待程度。
物理力學是錢學森首先提出並創立的新興學科，它主要研究宏觀力學現象的微觀理論，是介於力學和物理學之間的一門邊緣學科。關於物理力學的意義，力學學科規劃指出：「物理力學是為工程技術服務的，它供給工程師以從理論上計算工程用材料和物質性能的方法，以減少耗時費錢的實驗，更好地利用已有的實驗結果，而更重要的是：懂得了物理力學的原理，選擇工程用的材料和物質就可以快而且不盲目」。［16］在科學規劃制訂過程中，把「物理力學的建立」列為《規劃綱要》第56項任務「現代自然科學中若干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的12項中心問題之一，指出其研究的目的是：「進一步闡明自然界的基本運動規律，從而為人類控制和利用自然界開闢新的途徑」。［19］這裡將物理力學視為基礎科學，強調的是其發現自然規律的功能。而在力學學科規劃中，又將物理力學作為力學的一個新興分支學科。當時，物理力學是一門正在形成的新興學科，國內外都處於萌芽階段，力學學科規劃只是根據當時的研究水平提出了8個重要研究方向。
綜合以上分析，力學學科規劃提出建立化學流體力學、物理力學等新興學科，改變了我國力學研究力量過於集中在彈性力學、結構力學等少數傳統學科的局面。至於各個具體的分支學科，力學學科規劃結合經濟建設、國防建設的當前和長遠需要提出許多重點發展方向，為我國隨後數十年內的力學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這些發展方向都是源於實際需要，它們從工程應用和工業生產中選擇帶有一般性或普遍性的問題進行研究，形成新的科學理論，反過來指導工程設計及工業生產。可以說，力學學科規劃雖是從學科出發，但以服務國家重要科學任務的完成為目標，堪稱貫徹「以任務帶學科」原則的典範。究其原因，主要是力學學科規劃充分貫徹了錢學森的技術科學思想，曾在科學規劃力學組擔任秘書工作的鄭哲敏說：「力學規劃這一塊，其指導思想就是錢學森從40年代形成的系統的技術科學思想，他認為這個學科的性質應該是一個為國防建設、工程技術服務的，是基礎科學與工程技術的橋樑，應該用科學的觀點、科學的發明，來幫助解決工程中的問題，應該能夠以創新的科研成果引導工程技術的發展」［20］。
不僅如此，當時的錢學森還希望把發展技術科學的觀點推廣到各個工業領域，以至於《規劃綱要》在多處提出採用技術科學對傳統工業進行改造的設想和建議。如在機械製造領域，發展長江水力發電需要30萬千瓦~50萬千瓦的水力發電機組，提出結合流體力學進行水輪機模型試驗，以確定葉片的最好形狀，並進行其他結構問題以及若干製造工藝問題的研究。在礦業領域，提出研究金屬、熔渣、氣體、熔鹽等的熱力學性質與反應動力學，為尋找新的冶金方法開闢途徑。［21］從這個角度看，科學規劃主張將技術科學引入工業領域，希望藉此為工業發展開闢新途徑，也就為技術科學在中國的建立和發展開闢了廣闊空間。
四、結 語
為國家建設服務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科技工作的基本方針，所以密切結合國家建設需要的科技項目在科學規劃中佔據主導地位。在這種背景下，錢學森努力將技術科學思想與科學規劃的總要求結合起來，使科學規劃內容既體現國家科技工作的意志又符合科學技術發展的趨勢，出色地完成了科學規劃的制訂任務。對此，何祚庥評價說：「在錢學森同志的主持下，當時的綜合規劃組曾逐項地討論過56項重大科研任務。在討論過程中，錢學森同志除了從國家經濟建設、國防建設的需要的角度來審定這些項目的指導思想以外，他總是從現代科學可能有的發展的前景的角度，向這些項目的倡議者或草擬者提請他們注意現代物理和化學的成就對解決這些重大科研任務的作用和影響。這就使得這些科學研究項目的制訂能看到科學技術發展的未來。」正是「有了這樣一位科技決策的大戰略家來主持，這使得這一《綱要》的制定，既符合了我國的國情，又突出了時代精神」。［9］
這份趕超型科學規劃成為當時我國向現代科學技術進軍的行動指南。甫一結束，國家就根據《規劃綱要》迅速貫徹落實四項「緊急措施」，著手籌建電子學、計算機、半導體和自動化等方面的研究機構。同時，舉辦工程力學研究班、自動化進修班、計算技術訓練班等，大量而快速地培養技術科學人才。許多高校還依據《規劃綱要》設立相關的專業，建設新興科學技術人才培養基地。實踐證明，《規劃綱要》的實施對我國科技事業發展起到了顯著的推動作用，一大批國家急需的新興學科先後建立起來，填補了我國科學技術布局中的大片空白，發展了與原子能、導彈、無線電電子學、半導體、計算機、自動化等新技術緊密關聯的技術科學，突破了一大批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技術問題，尤其是以「兩彈」為代表的大科學工程的順利突破，極大地提升了國防實力，也使我國科學技術整體水平實現了跨越式提升，並打下了自力更生髮展現代科學技術的堅實 基礎。
隨著《規劃綱要》的實施，我國也逐漸形成緊盯國家建設需求、任務推動型的科技發展模式，即以應用為先導，通過具體任務的實施帶動科技創新。這種科技發展模式的長處是使科研活動具有明確的針對性，比較容易在規定的時間內取得顯著效果，但也會誘發急功近利的弊病，讓科技工作管理者滿足於應用性科研成果，對基礎研究重視不夠，最終導致原始創新乏善可陳。換言之，「以任務帶學科」的科技發展模式，適合科學原理基本清楚、具有明確發展目標的工程性科研項目。
［ 參 引 文 獻 ］
［1］《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39~40頁。
［2］《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436~540頁。
［3］張勁夫：《深切懷念老院長郭沫若同志》，《人民日報》1992年11月15日。
［4］聶榮臻：《在科學技術戰線上》，《回顧與展望——新中國的國防科技工業（1949~1989）》，國防工業出版社1989年版，第49~73頁。
［5］李真真：《吳明喻訪談錄》，《院史資料與研究》1996年第2期。
［6］樊洪業：《中國科學院編年史（1949~1999）》，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頁。
［7］《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中央檔案館：41-42。
［8］張勁夫：《中國科學院與「兩彈一星」》，科學時報社編：《請歷史記住他們——中國科學家與「兩彈一星」》，暨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8頁。
［9］何祚庥：《錢學森教授與發展科學技術的十二年規劃》，《院史資料與研究》1992年第3期。
［10］《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中央檔案館：29-30。
［11］《國家重要科學技術任務說明書第38項（無線電電子學的研究和新的應用）》，上海市檔案館：A52-2-781。
［12］《國家重要科學技術任務說明書第39項（生產過程的機械化和自動化）》，上海市檔案館：A52-2-782。
［13］《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中央檔案館：46。
［14］錢學森：《論技術科學》，《科學通報》1957年第4期。
［15］武衡：《科技戰線五十年》，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60~165頁。
［16］《國家科學規劃委員會關於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基礎科學學科規劃（力學學科）》，上海市檔案館：A52-2-742。
［17］周培源：《力學是和國家建設有密切聯繫的科學》，《人民日報》1954年7月22日。
［18］《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中央檔案館：45。
［19］《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中央檔案館：39。
［20］鄭哲敏：《力學研究所訪談》，胡亞東等主編：《中關村科學城的興起（1953~1966）》，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129頁。
［21］《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中央檔案館：13、18。
［責任編輯：楊文利］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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