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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風韻的最後一家——關於王獻之及其書藝的考察

魏晉風韻的最後一家

——關於王獻之及其書藝的考察

題記:本文從《中國書法全集。王羲之王獻之卷》中《王羲之與王獻之》一文摘出關於王獻之的部份,稍加編纂而成,所用圖版亦是摘自該書。

魏晉時期的書法家以及他們創製的風格樣式,一千多年來一直是中國古典書法藝術的主流。無論後人怎麼以「法」、「意」、「態」、「勢」來概括和區分唐、宋、元、明、清朝書藝的時代特徵,其風規依然是以魏晉風韻作底蘊,為歸宿,從而形成了中國書法史上的「魏晉現象」。

魏晉時期,按歷史學的劃分,自魏文帝曹丕建國(220),至東晉恭帝遜位禪讓(420),前後達二個世紀。其間,有文獻可征的書法家,近二百人。真正能影響規約後世書風的大家,當推鍾繇與王羲之。其他如擅長古文篆書的衛覬、邯鄲淳,精通行書的胡昭,以題額榜書見稱的韋誕、梁鵠,章草聖手的皇象,今草名家的衛,索靖,由於名跡罕有或者不傳,雖然聲望彪炳書史,對後世的書藝發展並沒有實在而深遠的影響,即使在去其未遠的東晉,因為鐘王蓋世,朝野爭相效法,影響力已經十分微弱,至多只是強弩之末的余勢,一線單傳的孑遺而已。形勢比人強,誰能奈何得了身後的世風和趨勢。

就在鐘王披靡東晉之際,意想不到的是王獻之異軍突起,咄咄逼人。在東晉末年至南朝宋、齊之際的一百年間,居然迅猛地形成了推邁鐘王而獨尊王獻之的局面。這種局面,南朝梁陶宏景在《與梁武帝論書啟》中說得最為透徹具體:

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鍾繇)繼以齊名,貴斯式略,海內唯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

王獻之作為魏晉書家群體中的一員,論行輩,他是殿軍之位。論影響力,卻遠在眾家之上,僅次於鐘王。儘管梁武帝、唐太宗貶抑王獻之,唐朝李嗣真卻將王獻之與鍾繇、王羲之以「逸品」同列。王獻之以他流美輕盈的書法,為「魏晉風韻」增添了不可或缺的一筆,這是最後的又是最新妍的一筆。

家世、經歷及書法師承

王獻之出身於東晉門閥士家的琅邪王氏。其先祖可追溯到周靈王太子晉。太子晉之子敬宗為司徒,時人號曰「王家」、於是以「王為姓氏」。秦末天下大亂,王氏遷至琅邪。西漢時,王吉這一支始家皋虞,後遷徙到臨沂都鄉南仕里。①魏晉時期,琅邪王氏宗族強盛起來,不乏清談名士、廊廟權要、書畫奕棋高手,多出自王吉這一支脈。

王獻之生於晉康帝建元二年(344),字子敬。是王吉十一世孫,曾祖王正,祖王曠,父王羲之。他最幼,有六兄一姊。王獻之信奉道教,「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關於他風充倜儻的故事很多,史書上有不少的記載。例如:「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有一天,「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盜驚走。」②王獻之不象乃父王羲之訥於言,但他寡言,言談則不涉俗事。性格峻整,意趣不投和,或者門第相異的人,他絕不與之交往。還善寫丹青,擅長書法,秉性作派修養,既合乎士族子弟的規範,又滲透著魏晉風度。所以,倍受王羲之的寵愛。東晉後期的名相謝安,當時正隱居會稽,王氏兄弟中,他最賞識的是王獻之。

在東晉,儘管士族恥於俗務,出仕仍然是門閥士族子弟光宗耀祖的唯一門徑,同時也是那個等級社會賦予的特權,琅邪王氏在東晉初年是炙手可熱的權門,但在王獻之出生之前,由於從祖王敦的叛逆,王導的逝世,王氏宗族在朝廷握有的權柄已經相繼轉移到庾氏、桓氏手中,但這並不影響他的出仕,以他出身門閥和資格及其既有的威名,起家為州主簿,後為秘書郎、丞。王獻之在仕途上的發展,卻與謝安有著至為密切的關係。謝安與王羲之是至交,謝、王二氏又是姻親,太元元年(376),當謝安以中書監總攬朝政,便提攜王獻之為長史。長史位在三公輔佐,職任甚重,身千石。太元五年(380),謝安為衛將軍、開府,復請獻之為長史。次年,王獻之外任吳興太守,軍號為建威將軍。太元九年(384)三月,謝安為太保,未久,拔擢王獻之任中書令,掌中樞機要(王獻之病,代中書令一職的是獻之族弟王珉,二人向來齊名,所以世稱王獻之為「太令」,王珉為「小令」)。

太元十一年(386),王獻之去世,時年四十三。有一女,名神愛。無子,以兄子王靜之為嗣。在他逝世十一年後的隆安元年(397)二月,王神新安公主所出愛立為安僖皇后。為此,追贈王獻之待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謚曰憲法。所愛贈禮遠遠超過乃父王羲之了。

書法家的王獻之,自幼便得到父親王羲之的直接指導傳授。他在書法方面的訓練,據記載,七歲左右即永和六年(350)便開始。

王羲之擅長各體書,王獻之也是如此,那麼王獻之基本技法能力的訓練,特別是各種體勢及其筆法的學習,都是在他父親的親授下完成的。在王獻之學書階段即十八歲以前(王羲之逝世那一年,獻之正十八歲),王羲之以他遒勁雄逸的書法卓然自立,並已經成為時風所追隨的宗師。在筆法私相傳授視為珍秘的當時,王獻之能得到父親的教授,王羲之書藝的機樞旨趣,自當比常人有深刻得多的領悟,功力自然堅實,從而為他在父親身後迅速地脫穎而出奠定了他人所不可企及的基礎。

王羲之的風格是在借鑒、超越張芝、鍾繇的基礎之上卓然自立的。鍾張的書跡,在當時雖然已是鳳毛麟觸般的罕見,在人們的心目中依然具有崇高的地位。師法前賢,借鑒鍾張,轉益多師,是王羲之自立的經歷和經驗,王羲之當然不會對王獻之有什麼保留。如此,王獻之除了向父親師承書世之外,鍾張理應也是他師承的對象。

王獻之書藝的評估

流傳至今的王獻之書作,數量遠遠沒有王羲之那麼豐富。王獻之書作的鳩集,始於東晉末年的桓玄,桓玄敗亡,盡毀。南朝宋、齊之際,羊欣、薄紹之皆嗣承王獻之書法,劉宋內府所藏「二王」書共計一百二十七卷。⑤梁武帝雖然褒鍾繇貶王獻之,內府所藏「二王」書作達「七百六十七卷」,「凡一萬五千紙」,⑥數量如此巨大,顯然有臨摹本、偽跡充斥其間。後來,一部分毀於江陵,一部分運達北周。倖存的這一部分,有的在隋煬帝南下江都途中隨船沉沒。留在東都的那一部分後來收納於唐內府,其中,王獻之書作微乎其微。唐朝初年大量購求王羲之書,又得「二千二百九十紙」,⑦因太宗貶獻之而不購求其書作,內府的王獻之書跡「僅有存焉」。唐朝晚期成書的《法書要錄》所錄「大令書語」,僅有十七帖。北宋初年,刊刻《淳化閣帖》,標目王獻之法帖的有七十三件,經後人考證為偽作或他人所書者達二十餘件,北宋末年的宣和年間(1119-1125),賴宋徽宗的雅好,內府所收的王獻之書跡增至八十餘件。這已是登峰造極的數量了。但這些墨跡本絕大多數沒有保存下來,僅存的墨跡本,不逾七件,而且都是摹本,有的能見其書影而原件已不知下落。好在歷代刻帖還保留著一些下真跡一等而有餘的刻本,給我們學習和考察王獻之書藝留下了又一線希望。

在論敘評估王獻之書藝成就之前,我們不妨先擇取王獻之的著名作品作一番初步的考察。

流傳至今的王獻之作品主要有:《洛神賦》。小楷書,刻本。《廿九日帖》行書,摹本。《舍內帖》行書,摹本。《地黃湯帖》,行書,摹本。《鴨頭丸帖》,行草書,摹本。《十二月帖》,行草,刻本。《中秋帖》,行草書,臨本。《鵝群帖》,行草書,臨本。《衛軍帖》,行草書。《授衣帖》,行草書,刻本。《諸舍帖》草書。《歲盡帖》,行草書。

王獻之傳世的作品,不管是墨跡還是刻本,基本上不出楷書、行書、行草書、草書等體勢。就文獻的記載而言,他所擅長的書體並非僅此而已。南朝宋虞龠禾《論書表》有王獻之善飛白書的記載。《晉書》本傳稱「工草隸」。唐張懷《書斷》記載得更為全面:

子敬隸(楷)、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入神,八分入能。

王獻之的八分書、飛白書、章草書,我們已經無緣睹其風采。關於飛白書,王羲之曾經嘆發過「子敬飛白大有意」的感慨。梁武帝評價王獻之飛白書說:「頃見王獻之書,白而不飛。」至於章草書,南朝宋明帝《文章志》中說:「其章草疏弱,殊不及父。」但是,宋明帝時的中書侍郎虞龠禾在《論書表》中則稱賞道:王獻之「絕筆章草,殊相擬類,筆跡流懌,宛轉妍媚,乃欲過之(羲之)。」飛白書與章草書的風範,還能在文獻中留下鴻爪之跡供人推想,而八分則杳然無跡,只能依據《書斷》留下一個入能品的空泛印象。

王獻之對後世產生重要的長遠影響的作品,以書體論,主要是楷書和行草書。

他的楷書,唐張懷《書斷》曰:

能極小真書,可謂窮微入聖,筋骨緊密,不減於父。

王獻之的楷書作品,碩果僅存者乃小楷《洛神賦》。雖然僅餘十三行,宋朝以來,是書家爭相稱頌效法的名作。宋董《廣川書跋》說:子敬《洛神賦》,字法端勁,是書家所難。偏旁自見,不相映帶;分有主客,趣向嚴整。與王羲之《黃庭經》、《樂毅論》相比,一反遒緊縝之態,神化為勁直疏秀。這一風格特徵,又與他行草書的規模吻合。

行草書是王獻之書藝的建樹所在。在王獻之的心目中,行草書是自創風格的新體勢。道理何在?唐張懷《書斷》中有一段耐人尋味的記載:

獻之常(嘗)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頗異諸體。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體。」

文中所謂「藁」,張懷的解釋是「藁亦草也,因草呼藁。」藁「行之間」的書體,即指行草書。在王獻之看來,這種體勢既能「窮偽略之理」,又能「極草縱之」,之而且與「往法固殊」。

那麼,王獻之提出的「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正是他創製自家風格的藝術綱領。「草縱之致」,是對張芝今草「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血脈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而隔行」特徵而言,他洞察到氣與勢的貫通是書藝的精髓所在。「窮偽略之理」,偽者,不拘六書規範;略者,省並點畫屈折。⑾既然是快速的一筆書,為著順應筆勢的流暢,勢必省並點畫,改易點畫的形態和位置,當然要「破」六書的規範了。「草縱」和「偽略」裨上是章草衍化為今草的旨要。王獻之以藝術家特有的敏感和洞察力,準確地把握到古人變法自新的機樞,無怪乎唐朝人說,張芝今草的一筆書,「唯子敬明其深指。」這也是他超越其父王羲之的所在。

是藝術家而非理論家的王獻之,其書藝對後人之所以產生了開源決堤般的誘導力,過人之處在於:合「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於「藁行之間」的行草書創作中。這在書法體勢上就可以區別於張芝一筆書的今草了。既取彼精華而異於彼。然而,王羲之所寫的大量尺牘書作,也是行草書體,即用草書的筆法和字法作行書。王獻之欲創製自家風格,也規避王羲之,所以,王獻之又充分汲收張芝一筆書的草縱樣式,以別於王羲之字字獨立的行草書。於是,王獻之馳騁藝術才能的天地便豁然展現出來。

代表著王獻之行草書中獨創風格的典型作品是《十二月帖》。此帖開筆的「十二月」三字作行楷書,第四字便轉為行草書,筆勢連屬。第二行共七字,前六字一筆貫通而下,優遊疏爽。其後連多斷少,形勢宏逸。現在所能見到的《十二月帖》是刻本,筆畫映帶的細微變化,墨色泣燥的質感,已損失良多。如果是毫髮畢見的墨跡本,草縱之致,宏逸之勢當更顯神駿。最得王獻之筆法、筆意並發揚光大,卓然成為大家的米芾認為《十二月帖》「運筆如火筋畫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

米芾從筆法的角度肯定了此帖的價值和成就。王獻之書藝的魅力,不僅在於多所偽略,務求簡易的外觀體態上,其創意核心是筆法上的,而他的筆法,是外拓而不是內扌厭。外拓筆法是解散隸體以後產生的,是筆法發展的必然趨勢。南朝時,人們曾討論過「古質今妍」的問題,裨上是個筆法上問題。魏晉書家,以「鐘王」而論,王羲之的筆法比鍾繇外拓,所以鐘王之間呈現出威信之別;以「二王」而論,王獻之的筆法又比王羲之外拓,所以二王之間又有古今之別。王獻之的貢獻不在於開創了外拓的筆法,追根溯源,這種筆法(古人在漢代簡牘的草書中就已經運用著)而在於將這種筆法作了淋離盡致的發揮。並且超越了魏晉名家,達到那個時代的極致。筆法是直接作用於書法風格的,只有當運用這種筆法創製出新的格調,造出新的書法樣式,才具有實在的意義。王獻之運用外拓筆法創造的典型風格樣式,是逸氣縱橫,優遊神駿的行草新體,唐朝時,張懷在《書議》中的對他的新體作了高度概括的評價,他說:

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於行,草又處其中間,無藉因循,寧拘制則;挺然秀出,務於簡易,情馳神縱,超逸優遊;臨事制宜,從意適便。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

與王羲之相比,王獻之「執行草之權」,風格「神俊」,他的書法流美、詭譎、誼逸,從而為魏晉風韻開拓出新的書法樣式和境界。

王獻之是魏晉書家群體中的一位巨子。由於他是魏晉名家中晚出的一位,客觀上為他提供了博採眾家之長、兼善諸體之美的機遇;父親王羲之的悉心的傳授和指導,使他奠定了堅實的筆法基礎,並催其早熟。所以,王獻之本人就是魏晉風韻最典型最集中的受益者。而他創製的書法形象出現於魏晉末年,則是魏晉時期書法風格樣式嬗變過程中最後一次成功的推陳出親。從而贏得了與王羲之並列的藝術地位和聲望。 (劉濤)

注釋:

①一九六五年一月出土於南京新民門外的《王興之夫婦墓誌》記載王興之籍貫為「琅耶(邪)臨沂都鄉南仁里」,與《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記載的王氏郡望正相合。王興之,王獻之從叔。

②《晉書》卷八O 《王獻之傳》。

③南朝宋虞龠禾《論書表》、《晉書》卷八O 《王獻之傳》、唐張懷《書斷》中均有記載。

④唐張懷《二王等書錄》「(「」錄玄愛重二王,不能釋手,乃選縑素及紙書正行之成美者,各為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將敗,並投於江。」《晉書》卷八O 《王獻之傳》所記略異,曰:「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為一帙,置左右以玩之。「未及投毀於江」。

⑤南朝宋虞龠禾《論書表》

⑥唐張懷《二王等書錄》

⑦唐張懷《二王等書錄》

⑧清楊守敬《激素飛清閣平帖記》。

⑨南朝宋虞龠禾《論書表》:「子敬齣戲,見北館新泥壁白凈,子敬取帚沾泥汗書方太一字,觀者如市,羲之見嘆美,問所作,答云:「七郎」。羲之作書與親故云:「子敬飛白大有意。」是因此壁也。」

⑩唐張懷《書斷》(上)「飛白」條。

⑾沈尹默《二王法書管窺》(見《沈尹默論書叢稿》第67頁)。


東晉王獻之《鄱陽歸鄉帖》拓本五種

魏晉風韻的最後一家——關於王獻之及其書藝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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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陽歸鄉帖》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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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陽歸鄉帖》寶晉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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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陽歸鄉帖》故宮博物院藏本(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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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陽歸鄉帖》淳化閣肅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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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陽歸鄉帖》神州社石印本

《鄱陽歸鄉帖》,8行,57字,行草書。入刻《淳化》(10)、《大觀》、《寶賢堂》、《絳帖》、《玉煙堂》、《寶晉齋》。

釋文:

鄱陽歸鄉,承脩東轉有理,吾賢畢欲事,必俟勝歡慰於懷耶。吾終權宜,至承今年飢饉,仰惟年支都乏絕,不謂乖又至於此耶。吾腳尚未差,極憂也。

王獻之(344-386),字子敬,漢族,東晉琅琊臨沂人,書法家、詩人,祖籍山東臨沂,生於會稽(今浙江紹興),王羲之第七子。死時四十三歲。以行書和草書聞名後世。王獻之幼年隨父羲之學書法,兼學張芝。書法眾體皆精,尤以行草著名,敢於創新,不為其父所囿,為魏晉以來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貢獻,在書法史上被譽為「小聖」,與其父並稱為「二王」。

王獻之曾經擔任過州主簿、秘書郎、秘書丞、長史、吳興太守等官職;成為簡文帝駙馬後,又升任中書令(相當於宰相)。但政績一般,遠不如他的書名顯赫。故人稱「大令」。

他一生最大的貢獻是如何教養後代成長。他自已一生為後代著出了榜樣!這是王獻之一生政治生涯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他最偉大的業績。

王獻之一生的藝術不守舊,而是與父不同,且字身喜帶長形,這就是他的成就、也是有別於他的父親。

他家學淵源、學習勤奮是不可少的。其詩文書法、為東晉後起之秀、他的成功實在是不偶然。

他的發展有他的輝煌!他寫的草下筆熟練、潤秀、飛舞風流、不亞於他的父親父子稱二王。

王獻之自小跟隨父親練習書法,胸有大志,後期兼取張芝,別為一體。他以行書和草書聞名,但是楷書和隸書亦有深厚功底。由於唐太宗並不十分欣賞其作品,使得他的作品未像其父作品那樣有大量留存。傳世名作《洛神賦十三行》又稱「玉版十三行」。

王獻之的書法藝術,主要是繼承家法,但又不墨守成規,而是另有所突破。在他的傳世書法作品中,不難看出他對家學的承傳及自己另闢蹊徑的蹤跡。前人評論王獻之的書法為「丹穴凰舞,清泉龍躍。精密淵巧,出於神智」。他的用筆,從「內拓」轉為「外拓」。

他的草書,更是為人稱道。俞焯曾說:「草書自漢張芝而下,妙人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他的傳世草書墨寶有《鴨頭丸帖》、《中秋帖》等,皆為唐摹本,他的《鴨頭丸帖》,行草,共十五字,絹本。清代吳其貞在《書畫記》里對此帖推崇備至,認為:「(此帖)書法雅正,雄秀驚人,得天然妙趣,為無上神品也。」他的《中秋帖》行草,共二十二字,神采如新,片羽吉光,世所罕見。清朝乾隆皇帝將它收入《三希帖》,視為「國寶」。他還創造了「一筆書」,變其父上下不相連之草為相連之草,往往一筆連貫數字,由於其書法豪邁氣勢宏偉,故為世人所重。

王獻之學書和他的父親一樣,不局限於學一門一體,而是窮通各家。所以能在「兼眾家之長,集諸體之美」的基礎上,創造出自己獨特的風格。終於取得了與王羲之並列的藝術地位。書跡有宋米芾臨的《中秋帖》等。

王獻之是魏晉書家群體中的一位巨子。父親王羲之的悉心的傳授和指導,使他奠定了堅實的筆法基礎。由於他是魏晉名家中晚出的一位,客觀上為他提供了博採眾家之長、兼善諸體之美的機遇,贏得了與王羲之並列的藝術地位和聲望。

王獻之的遺墨保存很少,數量遠遠沒有王羲之那麼豐富。因唐太宗貶獻之而不購求其書作,內府的王獻之書跡「僅有存焉」。宋初的書法,並舉「二王」,宋太宗趙光義留意翰墨,購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跡,命侍書王著摹刻十卷,這就是著名的《淳化閣帖》。「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賜焉。」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單著錄王獻之書帖的有七十三件,經後人考證為偽作或他人所書者達二十餘件,北宋宣和年間,宋徽宗雅好王獻之書法,《宣和書譜》所收的王獻之書跡增至八十餘件。但這些墨跡本絕大多數沒有保存下來,僅存的墨跡本,不逾七件,而且都是摹本。好在歷代刻帖還保留著一些真跡刻本,給我們學習了解王獻之書法留下寶貴資料。

魏晉風韻的最後一家——關於王獻之及其書藝的考察

王獻之《阿姨帖》

魏晉風韻的最後一家——關於王獻之及其書藝的考察

魏晉風韻的最後一家——關於王獻之及其書藝的考察

魏晉風韻的最後一家——關於王獻之及其書藝的考察

王獻之《患膿帖》

《患膿帖》,4行,24字。行草。入刻《淳化閣帖》、《大觀帖》、《寶晉堂》、《絳帖》、《玉煙堂》。

釋文:

患不能潰,意甚無賴,君有好葯、必時復與,府中多少,極濟事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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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高名士的自由追求王獻之書法故事

唐《述書賦》記述晉代書壇之盛況,說是「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謝之盛,八王之奇」。但是,藝術的持久力和它的永恆性是要接受歷史的檢驗的,隨著時間的過濾和汰選,有些人湮沒無聞了,有些人卻經久不衰,並且越來越顯示出他的卓越與不朽。中國書法藝術史上以「二王」並稱,而且視為至今難以超越的典範。「二王」之一,便是在中國書法史上被稱為「小聖」的王獻之。

孤高傲世寵辱不驚

王獻之堪稱中國書法史上第一等的可愛人物,如果說王羲之以「骨鯁」而著稱,王獻之則以「孤高」而聞世。有一天,王獻之隨兄長們去看望謝安,王徽之、王操之議論世事,滔滔不絕。不知道是他厭惡這種不著邊際的清談,還是什麼原因,他竟一言不發。一次,王獻之路經湖州,游一名園,其時湖州當地的一批名士正在宴集。王獻之卻旁若無人,視而不見。有人就當面指責他「非禮非道」,還貶損他是北方傖奴。王獻之輕蔑地連眼珠也沒有翻轉過去,走了。由於他在書法上的盛名,當時請他題字寫字的人很多。有一次謝安也找上門了,讓他為太極殿題榜,以百世流芳。誰也沒有想到,他也不給面子推辭了。這樣一種寵辱不驚的人生風範,可以銜遠山,吞長江,送夕陽,迎素月,直與洞庭同其廣,日月同其新。

對王獻之來說,真正把自由的個性發揮到淋漓盡致的程度,並形成自己獨特風格的還是他的書法。「偶其興會,則觸遇造筆,皆發於衷。」在王獻之那裡,寫字不是機械化的生產,待價而沽的商品,而是精神訴求的釋放——從心靈中流出。有一天,他漫無目的地在會稽城的小巷裡閑逛,卻見一堵剛剛粉刷的牆壁又白又凈兀立在前邊,好一張剛剛鋪就的白宣紙啊!他忽然來了靈感和激情,便以掃帚為筆,用泥汁作墨,徑自在那粉牆上橫掃。我不知道,天下還有沒有人這樣寫字的?有沒有人看過這樣寫字的?一時轟動得滿城風雨,古之會稽人也算是大飽眼福了。

還有一次,王獻之到烏程縣去看望他的弟子羊欣。當時羊欣穿著新絹裙正在睡午覺。不知是潔白的新絹裙觸動了他的書興,還是羊欣午睡的酣態引發了他的情思,他不聲不響地在桌上抓過筆來,飽蘸濃墨在羊欣的絹裙和衣帶上寫滿了字。在王獻之那一方,無非是興之所至極其隨便地信手塗抹,完全不是為了讓人珍藏。可是在羊欣那一方,醒後一見,瞳仁卻放出喜不自禁的光芒,那可是一件精品。書法藝術這東西說起來也很有點神乎其神的,你很想把這幅字寫好,有時可能就怎麼也寫不好;有時隨心所欲地寫去,卻出了意外的精品。拿蘇東坡的話來說,這叫「書初無意於佳乃佳耳」。羊欣是有眼力的,他午睡醒後,喜不自禁,連忙脫下絹裙和衣帶,把它們珍藏起來。「偶其興會」的激情發揮,「皆發於衷」的創作狀態,把一個卓越的書法家王獻之概括完整了。

勇於創新敢於超越

中國書法史上不乏子承父業的傳統。但是,藝術是最怕重複的。王獻之的高明處在於:他決不僅僅是王羲之書法的忠實步武者,而是大膽地尋求自我的突破,追求「我自為我」、「自有我在」的境界。王獻之為謝安幕府時,書名已經很盛,也就自然有人拿他與王羲之來比較。一次,謝安問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你道王獻之怎麼回答?他說:「固當不同!」(本來就是各有千秋),謝安又說:「物論殊不爾!」(外界的議論並不這樣看啊),王獻之接著又說「世人那得知!」(世上的人哪裡真正懂得)。

好一個「固當不同!」

好一個「世人那得知!」

置公眾輿論於一邊,連「書聖」的父親都可以不放在眼裡,問古今天下還有第二人否?根據筆者分析,「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固然與晉人張狂的個性,大膽的反聖賢排禮法否定束縛,回歸真實自由的人生境界有關,但又分明折射出王獻之反對盲目崇拜,敢於超越前人的不凡氣度。不過,它的前提也是嚴酷有加的:必得以一生的磨礪和心血的澆灌為代價。俗傳:王獻之洗硯曾經染黑了家裡貯水的十幾口大缸;他七八歲時染翰,無間臨池,全身心地投入到苦學苦練中,其父曾經想從背後抽他手中的毛筆,竟然紋絲不動。除了筆成冢,墨成池,循序漸進地掌握數不清的筆法、章法、墨法等技巧,還需有感悟「錐畫沙」、「印印泥」等妙理的靈氣,時不時地還要小心不被名利之索絆倒了自己。放棄塵俗而不斷品味冷清、孤寂和蒼涼,然後才能超然神會,推陳出新,進入到融會百家而自成一家的境界。後人評論王獻之「行草之外,更開一門」,其書則「有若行風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對王獻之來說,衝破先父的樊籬,更開一門,展示自己有別於王羲之風格的新的氣度,無異於在一座高峰面前重新聳立起另一座高峰,其所經歷的路程可謂十倍艱難於他人。可是,王獻之成功了,書壇冉冉升騰起一顆耀眼的新星!

從此,「書至子敬,尚奇之門開矣。」——這段歷史是被後人肯定了的。

王獻之為王羲之最小的兒子,字子敬。當年謝安品評王家兄弟,曾有過「小者最勝」的讚譽。謝安畢竟是謝安,他的眼界確乎高人一籌。 (劉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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