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魏晉南北朝——王獻之

東晉大書家王獻之（３４４－３８６），字子敬，山東臨沂人。他是王羲之的第七子，書史上一直把他父子二人並稱為「二王」。王羲之一家數子均諳書法，唯獨王獻之最具秉賦，敢於創新，不為其父所囿，從而也為魏晉以來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貢獻。他的字在筆勢與氣韻上要超過其父，米芾稱他「運筆如火箸畫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即是指在草書上的「一筆書」狂草。他還勸其父「改其體」，足見其書藝創造上的膽略，不愧被後世褒稱「小聖」。誕生於「書聖」之家 王獻之（３４４－３８６），字子敬，小字官奴，東晉琅琊臨沂（今山東臨沂）人。他是王羲之第七子，做過州主簿、秘書郎、長史，累遷建武將軍、吳興太守，征拜中書令，故人稱「大令」。在書法史上被譽為「小聖」，與其父並稱為「二王」。

王獻之的小楷書以《洛神賦十三行》為代表，用筆外拓，結體勻稱嚴整，如大家閨秀，姿態嫵媚雍容。

從幼年起，王羲之便向獻之傳授書藝。據說，羲之曾經從背後掣拔其筆，試測他的筆力，嘆云：「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可見王羲之很早就對他寄予厚望。傳為王羲之所撰的《筆勢論》云：「告汝子敬，吾察汝書性過人，仍未閑規矩」，「今述《筆勢論》一篇，開汝之悟」，並「今書《樂毅論》一本」，「貽爾藏之」。獻之確實書性穎悟，不僅於技法上如些。而且能將意趣滲入書法中。相傳有一次獻之外出，見北館新塗的白色牆壁很乾凈，便取帚沾泥汁寫了方丈大的字，觀者如堵。羲之見而嘆美，問是誰作的，眾人答云：「七郎。」

王獻之《地黃湯帖》

王獻之書學思想高超，有遠見。他勸父親改體，不過十五六歲，他的書學見解之深似乎與年齡不相稱，卻是事實。唐張懷瓘《書議》記載王獻之對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真體，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體。」獻之認為事貴變通，章草的字字獨立以及波磔的生髮，不能表現出更宏大的氣勢、奔逸的律動：在深入研究之後，他認為藁草與行書之間可找到突破「往法」的途徑，建議父親應當「改體」。王獻之對於傳統書體的深刻研究，對於創新路數的用心探索，確有過人之處。

創新變體的書學是靈魂主宰並導引著這位書聖的後代c他要突破往法，另闢一新天地，而且也想超越其父，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別樹新幟。虞和《論書表》載，謝安嘗問王獻之：「君書何如右軍（指王羲之）？」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王獻之並非是不知天高地厚之輩，他的自我評價亦非無稽之談。孫過庭《書譜》載，羲之往京都，臨行題壁。獻之偷偷地把它抹掉，另外寫過，自以為寫得不錯。羲之回家看見了，嘆曰：「我去時真大醉也。」獻之內心感到慚愧c這傳聞足見獻之雖有志與父爭勝，卻亦有自知之明。獻之學父書，又轉學張芝，他不僅勸父「宜改體」，而自己也在實踐另創新法。王羲之書法是中國書法由「古質」審美範式轉向「今妍」的重要里程碑。王羲之對當時的楷書和草書下過很大的功夫，在前人的基礎上融會貫通，在楷、行、草、隸、八分、飛白、章草等方面皆入神妙之境。「時議者以為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王獻之不滿意於魏晉書法用筆過於滯重，結體古拙厚朴的形態，獨闢蹊徑，精研書勢，以堅實的傳統技法和戛戛獨造的守正創新姿態，將漢魏以來的質樸書風轉型為自然洒脫、典雅流便的大草書風，推進了中國書法文化的自覺時代到來。

王獻之《集會帖》

王獻之本性瀟洒，超然於世俗禮法之外，「風流為一時之冠」。《書斷》曾載：晉太康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使子敬題榜，以為萬世寶，而難言之，乃說韋仲將題凌雲台事。子敬知其指，乃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長。」謝安也就不再相逼。有時別人向他求書，也罕能得到；即使權貴逼他，亦不為所動。王獻之的書法發自內心，故「偶其興會，則觸遇造筆」。因此至今留卜他在羊欣白新絹裙上寫字、在好事少年精白紗衫上揮灑等「書練裙」和「裂紗械衣」的傳說。王獻之而對門然，像其父一樣高潔的胸襟、玄學的意味去體會自然。王羲之云：「從山陰道上行，如在鏡中游！」王獻之也說：「從山剛道上行，山川白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當代美學家宗白華認為，晉人藝術境界造詣的高，不僅基於他們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個性，生機活潑，更主要的還是他們的「一往情深」！無論對於自然，對探求哲理，對於友誼，都有可述。（《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在藝術素養方面，王獻之像其父，亦擅丹青。桓溫嘗清他畫扇而，獻之一時失手，誤落了一點墨，索性順勢畫成「烏駁牸牛」圖，尤為妙絕，義在扇面上寫《駁牛賦》，可謂機敏過人。王獻之最初娶郗曇之女、他的表姐為妻。後來獻之被逼離婚，作新安公主的駙馬，終身引以為憾。獻之無子，只有一女，後立為安僖皇后，其女亦善書。他一生中所嘗到的許多人生滋味，化成了或明或暗的色彩，也塗抹在他書藝光譜中了。今人侯鏡昶說過：《洛神賦》屢經傳摹，但至今仍存其神采=將它和《蘭亭序》比較，兩者書風相去甚遠。王獻之書曹植《洛神賦》，用筆挺秀直書，顯然他改革了其父圓轉善曲的書風，吸取西漢古隸的筆意。讓隸方整多用直筆，獻之正是以直筆人真書，才使得真書而貌又有新意。另外，《洛神賦》的筆法的淵源還可探測，如果把它和《淳化閣帖》中的郗鑒《災禍帖》相比較，兩若神似；由此可見，獻之改革父書也得力於岳家筆法。這為研究書藝發展留下一份，可貴資料。「二王」父子書藝之比較 王羲之與王獻之的書法藝術的比較，書學史上眾說紛紜，褒貶不一，這裡略作介紹。

王獻之《奉對帖》

王獻之在繼承父輩書風之上又能創新。他在十四、五歲時，就曾對父親說：「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他已經感到時風尚務簡求變求美，必須將民間書法的「偽略」與章草的縱放結合起來，追求一種姿媚婉轉，暢達宏闊的新體。在父親書法的巨大影子中，王獻之勇敢地走出來，自創神駿妍美的「大令體」，即處於楷草之間的行草和大草。

王獻之性情較其父更為疏曠不羈，書法更具有一種遒峻奔放的氣勢，行筆更快捷，情感在線條運動中發揮著主導作用，開啟了把氣勢和節奏放在法度和韻味之上的浪漫主義風格。

獻之的「一筆書」還在張芝「一筆書」之上更為完善，其代表作《十二月帖》，由行楷而始，迅即轉為行草氣勢不凡，一瀉千里，毫無蘊藉中和之態，而是充滿張力的痛快淋漓的運筆和剛健有力的情緒宣洩，具有與大王不同的全新美感。

王獻之《不謂帖》

王獻之對自己獨創的「大令體」、「一筆書」非常自信。有一次謝安問王獻之：「你的書法與你的父親比較，你覺得怎樣？」答曰：「當然勝過他！」謝安卻說：「大家的議論可不是這樣。」獻之又答道：「一般人哪裡知道呢！」（《晉書?王羲之傳》）當然，王獻之的話不免年輕自負，對自己與父親書法之不同，頗有己見，於自負中也可以看到他創新的自信心。王獻之既深受其父影響，又不墨守成規，不迎合他人，而保持充沛的創新精神和獨立的人格，使自己的書法達到晉代的另一座高峰，與其父並稱為「二王」，並對後代書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仔細比較羲獻用筆，可以看到：王羲之多用內擫筆法，並加以旋鋒使轉，方圓兼濟，骨法森嚴；王獻之則多用外拓轉筆，大開大合，蒼勁矯健。羲之內擫筆法重骨力而收斂含蓄，其書法具有中庸蘊藉的優雅之美；而獻之外拓恣肆汪洋，拓張不羈，書法重筋力善絞鋒使轉而下，具有明朗寬博的豪宕之美。明代豐坊《書訣》中說：「右軍用筆內擫、正鋒居多，故法度森嚴而入神；子敬用筆外拓，側鋒居半，故精神散朗而入妙。」

早年獻之通過學習父親《樂毅論》而悟得筆法，寫下了繼承王羲之書法風格的小楷《洛神賦》（「玉版十三行」），該書剛柔相濟，虛和簡靜、挺直勁朗、寬綽靈秀，成為獻之青少年時代的代表作。前人評論王獻之的「玉版十三行」為「丹穴凰舞，清泉龍躍。精密淵巧，出於神智。」用筆外拓，結體勻稱嚴整。

王獻之《廿九日帖》

行楷代表作有《廿九日帖》（唐鉤摹本），全幅舒展大方，在方正中加入欹側、縱斂、高低、長短的體勢、增加字的動感，楷草相雜，書寫自由，顯示出獻之寄情翰墨，自由抒懷的風格。

王獻之《鴨頭丸帖》

行草代表作品為《鴨頭丸帖》，寥寥兩行，非行非草，個性鮮明，為傳世真跡：「鴨頭丸，故不佳。明當必集，當與君相見。」共十五字。此作品充分展示了王獻之所創「稿行之草」的美學觀，在兩次蘸墨的自然書寫中，墨色由濃潤而枯淡，節奏起伏和氣韻變化極為自然空靈。俞焯曾說：「草書自漢張芝而下，妙人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清代吳其貞在《書畫記》里對此帖推崇備至，認為：「（此帖）書法雅正，雄秀驚人，得天然妙趣，為無上神品也。」

王獻之《中秋帖》

下面欣賞王獻之傳世國寶《中秋帖》來感受下王獻之的高超技法

【名帖簡介】

《中秋帖》，傳為晉王獻之書（又傳宋朝畫家米芾所臨摹）紙本，手卷，27x11.9cm，行書3行，共22字，現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中秋帖》,又名《十二月帖》，草書，傳為東晉王獻之的傳世真跡，原為五行三十二字，後被割去二行，現僅存三行二十二字，清乾隆時被收入內府，與《快雪時晴帖》、《伯遠帖》號為「三稀」，乾隆遂以「三希堂」為御書房名。

《中秋帖》是《寶晉齋法帖》、《十二月割帖》的不完全臨本，原帖在「中秋」之前還有「十二月割至不」六字。帖用竹料紙書寫，這種紙東晉時尚製造不出，約到北宋時方出現。從行筆中可知，所用毛筆是柔軟的無心筆，而晉朝使用的是有心硬筆，吸水性較差，筆的提、按、轉折往往不能靈活自如，常出賊毫，如此帖那種豐潤圓熟、線條連貫、行氣貫通、瀟灑飄逸的效果是寫不出來的。清吳升《大觀錄》云：「此跡書法古厚，黑采氣韻鮮潤，但大似肥婢，雖非鉤填，恐是宋人臨仿。」據當代書畫鑒定家研究，大多認為是宋米芾所臨，故同樣寶貴。

卷前引首清高宗弘歷行書題「至寶」兩字。

前隔水乾隆禦題一段。

帖正文右上乾隆禦題簽「晉王獻之中秋帖」一行。

卷後有明董其昌、項元汴，清乾隆題跋，其中附乾隆帝、丁觀鵬繪畫各一段。

卷前後及隔水鈐有宋北京「宣和」內府、南宋內府，明項元汴、吳廷，清內府等鑑藏印。

此帖曾經宋代宣和、紹興內府，明項元汴，清內府收藏。民國時溥儀將其攜出宮外，流散民間。建國前和王珣《伯遠帖》一起被典當於香港一家外國銀行。1951年底，典當期將滿時，國外有人意圖購獲，周恩來總理聞訊，當即指示有關部門購回，入藏故宮博物院。

帖用竹料紙書寫，這種紙東晉時尚製造不出，約到北宋時方出現。從行筆中可知，所用毛筆是柔軟的無心筆，而晉朝使用的是有心硬筆，吸水性較差，筆的提、按、轉折往往不能靈活自如，常出賊毫，如此帖那種豐潤圓熟、線條連貫、行氣貫通、瀟洒飄逸的效果是寫不出來的。

王獻之《中秋帖》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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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獻之《中秋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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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書法史上，曾經出現了「小王勝大王」的奇觀——由晉末至梁代的一個半世紀，王獻之的影響超過了王羲之。梁書畫家袁昂在《古今書評》中說：「張芝驚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將四賢並稱。而宋齊之間將王獻之推上了中國書法最高地位，聲譽壓倒其父羲之。梁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云：「比世皆尚子敬書」，「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一直到了唐代，唐太宗褒羲而貶獻，書法史才重新將王羲之推倒書聖的位置。

平心而論，羲獻父子，在中國書法史上皆達到極高的境界，在筆法和美學風格上各有千秋——羲以真行為最，獻則以行草為能。而二王的真跡都已一字無存，傳世書法全是複製品，王羲之流傳較廣大約有二百五十餘件。由於對書法創新的巨大貢獻，王羲之、王獻之父子被譽為「二王」，變古趨今，獨步書壇。以「二王」為代表的晉代書法，代表了中國書法的覺醒和書法個性的空前張揚，從而超越漢魏書法，成為中國書法史上的並峙的雙峰。

王羲之的書法風格和書法理論首先影響到他的後代子孫。長子玄之善草書，次子凝之工草隸，三子煥之善行草書，五子徽之善正草書，六子操之善正行書，七子獻之善草書。黃伯思《東觀徐論》說：「王氏凝、操、徽、渙之四子書，與子敬書俱傳，皆得家范，而體各不同。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煥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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