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第一完人——曾國藩
說到曾國藩，大家對他的評價往往兩級化！有人認為他是滿清的走狗，鎮壓太平天國的元兇，殺人如麻的曾剃頭!敬仰他的人認為他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兩個半聖人中的那半個聖人（孔子，王陽明為兩大聖人），是儒家學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最完美代言人！就連毛澤東，蔣介石都對他評價甚高！當然小編也將其視為人生偶像！
那小編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下曾國藩的人生魅力！大家都懂的就不多說了！直接進入正題！
曾國藩的老家是湖南省湘鄉縣大界白楊坪。地處離縣城一百三十里的群山之中，雖山清水秀，風景不惡，但交通不便，消息閉塞。曾國藩在詩中說這裡「世事痴聾百不識，笑置詩書如埃塵。」在晚清時代，這裡的閉塞程度更可想而知。在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之前，幾百年間，這裡連個秀才也沒出過。不但「無以學業發明者」，也沒有出現過大富大貴之族，可以說是一處被世界所遺忘的角落。
傳統時代，農民們想要擺脫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困窘生活，幾乎只有供子弟讀書一途。曾國藩祖父曾玉屏中年之後的全部期望就是子孫們靠讀書走出這片天地。他不惜血本，供長子曾麟書讀書，「窮年磨礪，期於有成」。然而，曾麟書資質實在太差，雖然在父親的嚴厲督責下，兀日窮年，攻讀不懈，卻連考了十七次秀才都失敗了。
作為長孫，曾國藩身上背負著上兩代的希望。然而曾家的遺傳似乎確實不高明，曾國藩從十四歲起參加縣試，也是榜榜落第，接連七次都名落孫山(曾國藩的四個弟弟也沒有一個讀書成功)。曾家已經習慣了考試失敗後的沮喪氣氛，他們幾乎要認命了。然而，二十三歲那年，曾國藩的命運之路突然峰迴路轉。這一年他中了秀才，第二年又中了舉人。又五年之後的道光十八年，二十八歲的曾國藩中了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老曾家一下子老母雞變鳳凰，成了方圓幾十里的第一大戶。
雖然躍過了龍門，但此時的曾國藩整個眼眶裡只裝得下出人頭地，光宗耀祖。從氣質到觀念，與其他庸鄙的鄉下讀書人並無本質不同。在白楊坪這個小天地里成長起的曾國藩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朝夕過往是不過是些鄙儒，其中甚至還有「損友」。進京為官以前，曾國藩耳目所聽聞的，不過是鼓吹變跡發家的地方戲;頭腦中所想的，不過是當官發財，給家裡爭口氣。好友劉蓉說他當時「銳意功名」，他自己也說當時最大的心事不過是「急於科舉」。在道光二十三年的一封家書中他說：「余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庸鄙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
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因為人畢竟是被環境決定的。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國藩結束在家「把戲」，抵達北京，開始了漫長的官宦生涯。
剛過而立之年的曾國藩和每個普通人一樣，有著大大小小許多缺點。
一是心性浮躁，坐不住。曾國藩天生樂於交往、喜歡熱鬧，詼諧幽默。在北京頭兩年，他用於社交時間太多，每天都要「四齣徵逐」，走東家串西家，酒食宴飲，窮侃雄談，下棋聽戲。雖然他給自己訂了自修課程表，但執行得並不好，認真讀書時間太少，有時間讀書心也靜不下來。
道光二十年六月，曾國藩在日記中說，四月份「留館」之後，他「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覺過了四十餘天」。他總結自己四十多天內，除了給家裡寫過幾封信，給人作了一首壽文之外，「余皆怠忽，因循過日，故日日無可記錄」。
因此，他在日記中給自己立了日課，每天都要早起，寫大字一百，溫習經書，閱讀史籍，還要寫詩作文。
但這個日課並沒有嚴格執行，雖然比以前用功了些，但他還是經常「宴起」，喝酒，聊天，下棋，出門拜客。比如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日記載，早飯後，張書齋、曾心齋兩位朋友先後到他家來聊天。送走他們後，他寫了十行字，又出門「拜客數家」。然後又赴宴，與七個朋友一起飲酒吃飯。飯後又去小珊家，一直聊到深更半夜才回家。這一天所有的「成績」就是十行字。
翻開日記，責備自己「宴起」、「無恆」、「太愛出門」的記載到處都是，可以說孔夫子教導的吾日三省吾身在曾國藩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二是為人傲慢，修養不佳。雖然資質並不特別優異，但曾國藩在湖南鄉下朋友圈裡總算出類拔萃，並且少年科第，所以一度顧盼自雄。在離家到京服官之際，他那位識字不多卻深有識人之明的老祖父送給他這樣的臨別贈言：「爾的才是好的，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若不傲，更好全了。」
老祖父的一句箴言當然不足以掃平他身上的處處鋒芒。在北京的最初幾年，「高已卑人」，「凡事見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這最常見的人性缺陷在他身上體現得很明顯，他接人待物，不周到之處甚多。他的幾個至交都曾直言不諱地指出他的「傲慢」。他的好朋友陳源兗就告訴他：「第一要戒『慢』字，謂我無處不著怠慢之氣。」「又言我處事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須步步留心。」第二個是「自是」，聽不進不同意見，「謂看詩文多執己見也」。
因為修養不佳，脾氣火爆，曾國藩到北京頭幾年與朋友打過兩次大架。第一次是與同鄉、刑部主事鄭小珊因一言不合，惡言相向，「肆口謾罵，忿戾不顧，幾於忘身及親」。另一次是同年兼同鄉金藻因小故口角，「大發忿不可遏，……雖經友人理諭，猶復肆口謾罵，比時絕無忌憚」。這幾句描寫形象地描繪了曾國藩性格中暴烈衝動的一面。
普通人在社交中最容易犯的錯誤是言不由衷，語涉虛偽。比如在社交場合常順情說好話，習慣給人戴高帽子。比如自矜自誇，不懂裝懂，顯擺自己，夸夸其談。人性中這些常態在曾國藩身上一樣存在，甚至更突出。畏友邵懿辰指出他的第三個缺點就是「偽，謂對人能作幾副面孔也。」
在曾國藩日記中，他多次反省自己的這個缺點。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朋友黎吉雲來拜訪，「示以近作詩。讚歎有不由衷語，談詩妄作深語」。讚歎之辭並非發自內心。而且聊著聊著，自己就故意顯擺高深，夸夸其談起來。
對於一般人來說，這是無傷大雅的社交習態，如同喝湯時不小心會出聲一樣，幾乎人人不能避免。但對於聖人之徒來說，卻是相當嚴重的問題。因為儒家認為，修身之本在於「誠」。對自己真誠，對別人真誠，一是一，二是二，一絲不苟，才能使自己純粹堅定。適當的「善意謊言」是社交不必不可少的潤滑劑，但當言不由衷成為習慣時，「浮偽」也就隨之而生，人的面目也就因此變得庸俗可憎。
除了以上三點，曾國藩認為自己還有一大缺點，必須改過，那就是「好色」。
今天看來，這似乎有點可笑。血氣方剛、剛過而立的他，見到美女自然會多看幾眼。這是再正常不過的本能反應。然而用聖人標準一衡量，問題就嚴重了。曾國藩日記中多次記載自己犯這樣的錯誤：在朋友家看到主婦，「注視數次，大無禮」。在另一家見到了幾個漂亮姬妾，「目屢邪視」，並且批評自己「直不是人，恥心喪盡，更問其他?」
不但多看他人妻妾不能容忍，甚至對於自己的夫妻恩受，曾國藩也戰戰兢兢。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對「慾望」特別是對「色」的恐懼是一個特別的底色。中國人普遍認為，縱慾，特別是沉溺於「色」，是斫伐根本的危險之舉。曾國藩身體一直不太好，所以認為自己有必要厲行節慾。他說自己「明知體氣羸弱，而不知節制，不孝莫此為大」。當然，這種節制在某些年紀是很難的。所以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他為此大罵了自己一次。那一天他早起讀了讀書，沒有所得，而「午初，人慾橫熾，不復能制」，於是就趕緊和妻子上床啪啪啪，事後覺得自己大白天做了「不應該做」的事，遂罵自己「真禽獸矣!」
三十歲是曾國藩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嶺。
曾國藩之於後人的最大意義是，他以自己的實踐證明，一個常人，通過「陶冶變化」，可以成為聖人。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真誠地投入自我完善，他的本領可以增長十倍，見識可以高明十倍，心胸可以擴展十倍，氣質可以純凈十倍。愚鈍之人，通過自我磨礪，也可以看得透，立得定，說得出，辦得來。浮囂之人，也可以變得清風朗月般從容澄靜。偏執之人，亦可以做到心胸開闊，不矜不伐。
道光二十年入京為官，不僅是曾國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個重要起點。
作為全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聚集了當時最頂級的人才，而翰林院更是精英之淵藪。一入翰苑，曾國藩見到的多是氣質不俗之士，往來揖讓，每每領略到清風逸氣。他在寫給諸弟的信中興奮地介紹說：京師為人文淵藪，(朋友)不求則無之，愈求則愈出。
現在朋友愈多，講躬行心得者則有唐鏡海先生，倭仁前輩，以及吳竹如、竇蘭泉、馮樹堂數人;窮經學理者，則有吳子序、邵惠西;講習詩書、文字而藝通於道者，則有何子貞;才氣奔放，則有湯海秋;英氣逼人，志大神靜，則有黃子壽。又有王少鶴、朱廉甫、吳莘畲、龐作人。
曾國藩發現，這些人的精神氣質與以前的朋友們大有不同。他們都是理學信徒，有著清教徒般的道德熱情。他們自我要求嚴厲峻烈，對待他人真誠嚴肅，面對滾滾紅塵內心堅定。
這些朋友給了他極大的影響：
近日交得了一兩個良友，才知道學問有所謂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才始知范仲淹和韓琦這樣的名臣可學而至也，司馬遷、韓愈這樣的大學者亦可學而至也，程、朱這樣的理學聖賢亦可學而至也。
三十歲前的曾國藩人生目標只是功名富貴、光宗耀祖。結識了這些良友之後，檢討自己，不覺自慚形穢，因毅然立志自新：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污，以為更生之人，以為父母之肖子，以為諸弟之先導。
正是在三十年這一年，曾國藩立下了「學作聖人」之志。
「聖人」是儒學信徒的最高生命目標。
人類最基本的一種心理傾向就是使自己變得完美。中國儒、釋、道三家，對生命目標的設計都是極其超絕完美的。道家以為，人通過修鍊，可以不食五穀，吸風飲露，逍遙無恃，長生久視，與天地同，成為「至人」、「真人」、「神人」。佛教則以為人皆有佛性，通過自修，都可以達到不生不滅斷盡慾望的佛的境界。儒家自然也不例外。儒家的聖人理想，其完美與超絕不下於神仙或者佛陀。儒家經典說，所謂「聖人」，就是達到了完美境界的人。聖人通過自己的勤學苦修體悟了天理，掌握了天下萬物運行的規律。因此可以「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載」，「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他的一舉一動，無不合宜，對內可以問心無愧、不逾規矩，對外可以經邦治國，造福於民。這就是所謂「內聖外王」。
超自然的誇張固然過於虛幻，不過，除去這些飄渺的因素，儒家的「聖人」理論畢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具可操作性的人格理想，其中有著符合人類基本心理經驗的合理內核。
馬斯洛將人的需求分成四個層次。第一層是食色性也，第二層次是安全的生存環境，第三層次是人際交往的需要，第四個層次是功名榮耀、出人頭地。最後一個層次是自我實現。所謂自我實現，就是將自身的生命能量燃燒到最充分，把自己變成一個大寫的人。
儒學的聖人理想，基本上可以類比為馬斯洛所說的「自我實現」。確實，儒家的「聖人狀態」與馬斯洛所說的自我實現後的「高峰體驗」有許多不謀而合之處。
人的巨大潛力往往是人類所不自知的。所謂庸人，就是昏睡了一生的人，因為慾望纏繞，意志軟弱，智慧不明，普通人一生只能動用上天賦予的很少一部分潛能。而英雄偉人則是醒過來的人，他們天性剛強，頭腦有力，可以把自身潛能發揮得比較充分。而「聖人」，或者說達到「自我實現」狀態的人，則是通過刻苦努力，穿透重重慾望纏繞，戰勝種種困難，將自身潛能調動發揮到近乎極致。
儒家說，一個人修鍊到了聖人狀態，就會「無物，無我」，「與天地相感通」。就會「光明澄澈」，「從容中道」，達到一種極為自信、極為愉快的情感狀態。而馬斯洛也說，當一個人充分自我實現時，也會體驗到一種難言的愉悅，欣喜若狂、如醉如痴。人在這時最有信心，最能把握自己、支配世界，最能發揮全部智能。在高峰體驗中主客體合一，這是人的存在的最高、最完美、最和諧的狀態。
應該說，儒家的聖人理想遠比馬斯洛的「自我實現」高遠和超越。馬斯洛給人實現自己的自然本能以充分的空間，而儒學要求以抽象的由「天理」構成的人，取代具有庸常情感的自然人。因此，儒家的聖人理想有著非理性的、反人性的一面。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聖人學說」也不失為一個強大的心理武器。所謂「取法乎上」，它確實給傳統中國人提供了一個可以調動起全部潛能的奮鬥目標。只不過，儒家學說所設定的自我完善目標如此高遠和超越，幾乎不可操作。由於目標的高遠難及，手段便非同尋常。
三
從曾國藩身上，我們可以悟出自我完善的必經途徑。
首先是立堅定不拔之志。
立志對一個人人格發展的意義是決定性的。
人的巨大潛力往往是人類所不自知的。
心理學家費約做過這樣一個實驗。他要求三群學生舉起重物，看誰堅持的時間長。他對第一群人什麼都沒有說。對第二群人說的是，想看看你們誰最有耐力。對第三群人，他則說，你們舉起的這些東西關係重大，因為上面的導線連著一個電網。如果你們一放下手，這個城市就要斷電。為了朋友和家人們，你們一定要多舉一會兒。
結果，第一群人平均舉了十分鐘，第二群人竭盡全力，平均堅持了十五分鐘。第三群人，卻平均堅持了二十分鐘。
可見，人的能力發揮多少，與對自己的要求是密切相關的。或者說，精神力量直接決定著身體潛能的發揮程度。
因此，「立志」 或者說確立一個終身的奮鬥目標，對一個人的精神成長是至關重要的。曾國藩對這一點體認極深。他曾說過，立志譬如打地基。「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業。……如居室然，宏大則所宅者廣，託庇者眾。誠信則置址甚固，結構甚牢。」只有基礎廣闊，結實，才能在上面蓋起宏偉壯大的生命之殿。曾國藩人生第一個成功之處，就在於立了最高遠的志向。
馬斯洛將自我實現列為人的最後一重追求。越過從食色性也到出人頭地這些層次，才能達到自我實現。
而曾國藩直截把目標鎖定在了自我實現，也就是做「完人」。他認為，這一目標實現了，其他目標就自然而然地能達到。他在給諸弟的信中說，不必佔小便宜：「做個光明磊落、神欽鬼服之人，名聲既出，信義既著，隨便答言，無事不成，不必愛此小便宜也。」也就是說，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偉人，人生日用、建功立業自然也就不在話下。
道光二十二年，曾國藩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說，他已經立定了終身之志。他說：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至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於為天地之完人。
這就是他為自己立定的「終身大規模」。
以「完人」為人生目標，確實可以稱得上是「取法乎上」了。曾國藩一生成功的第一個要訣，就是立志高遠。這一志向，驅動他一生不在小誘惑、小目標面前止步。促使他在多大的困難面前都不苟且，不退縮。促使他「洗除舊日晻昧卑污之見，矯然直趨廣大光明之域，視人世之浮榮微利，若蠅蚋之觸於目而不留」。
有了志向，接下來需要的就是實行力。
古往今來，立志之人比比皆是，但是真正實行的人，卻是鳳毛麟角。曾國藩的真正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腳踏實地地實踐了自己的志向。
從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立志自新之日起，曾國藩開始了對自己全方位的改造。他的辦法是「日課」。他每天從起床到睡覺，吃喝拉撒睡，都進行自我監督。以聖人標準要求自己，時時刻刻監督檢查自己的一舉一動。他每天都要用工楷認真書寫日記，細細回憶檢索自己這一天的一切言行，發現其中哪一點不符合聖人要求，就要甄別出來，記載下來，深刻反省。
這個方法當然不是他的發明，而是理學家們常用的修身之方。比如當時京師著名的理學家蒙古人倭仁就以日課認真嚴肅聞名。曾國藩曾這樣描述倭仁的日課，「每日有日課冊，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筆之於書。書皆楷字，三月則訂一本，自乙未起，今三十本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起，曾國藩開始學著倭仁開始日課。他在給弟弟們的信中介紹說：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亦寫楷書。……余向來 有無恆之弊，自此次寫日課本子起，可保終身有恆矣……
上一節我們提到，青年曾國藩身上有三大缺點：性情浮躁，坐不住;傲慢自大，修養不佳;與人交往虛偽不實，容易言不由衷。他的自我改造，當然首先就從這三端入手。
既然自我完善，首先當然就要抓緊時間，不能再「閒遊荒業」，「閑談荒功」，「溺情於奕」。從十月二日起，曾國藩給自己規定了以下基本學習日程：每日楷書寫日記，每日讀史十頁，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這是必須完成的課程下限，除此之外，他還每日讀《易》，練習作文，整個學習的效率大為提高。
但是，一個人想一下子改個久已養成的生活習慣當然不是那麼容易的。曾國藩為人交遊廣闊，又十分享受社交生活，因此雖然立下志向，也難免有因為交遊影響學習的事發生。比如當年十月十七日，曾國藩早起讀完《易經》，出門拜客，又到杜蘭溪家參加了他兒子的婚禮。參加完婚禮後，下午本想回家用功，但想到今天是朋友何子敬的生日，於是又順便到何家慶生，飯後又在何子敬的熱情挽留下聽了崑曲，到了「初更時分」才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家中。當天晚上，他在日記中對自己下午沒能回家用功而是浪費了這麼多時間進行如下反省：何子敬的生日其實可以不去，但還是去了。這就說明自己立志不堅，行動不能斬釘截鐵。「明知(何子敬生日)盡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隨流的意思。總是立志不堅，不能斬斷葛根，截然由義，故一引便放逸了」，決心「戒之」。
及至十一月初九日，他上午到陳岱雲處給陳母拜壽。飯後本打算回家學習，結果在朋友的勸說下一起到何子貞家去玩，在那裡和人下了一局圍棋，接著又旁觀了一局。在看別人下棋時，他內心進行著激烈的「天人交戰」。一方面是想放縱自己一次，痛痛快快玩一天算了，另一方面卻是不斷想起自己對自己許下的種種諾言。終於，一盤觀戰未了，他戰勝了自己，「急抽身回家，仍讀兌卦」。
曾國藩在日記曾經深入分析過自己為什麼如此熱衷於交遊往來。他發現，有一些社交活動當然是必需的。但是另一些，則是可去可不去。問題就出在這些可去可不去的活動他多半都參加了。這裡面有兩個原因，一是自己因為想建立「為人周到」、「好交好為」的名聲，也就是「好名」，「希別人說自己好」。另一個，則是因為自己性好熱鬧，在家裡坐不住。
分析之後，他下決心縮小社交圈子，改變在朋友中的形象，以節約社交時間用於學習和自修。但因為以前交遊太廣，不可能一下子切斷許多社會關係，所以必須採取漸進方式：「凡往日遊戲隨和之處，不能遽立崖岸，唯當往還漸稀，相見必敬，漸改徵逐之習。」
徵逐之習可漸改，意氣之過則須立克。曾國藩修身之始，另一個著力點是改掉自己的暴脾氣。
和大多數初入社會的青年一樣，剛到北京的曾國藩待人天真，一片直拙。一旦成為朋友，就掏心輸肝，同時也要求對方對他毫無保留，缺乏人我相交必需的距離感和分寸感。曾國藩既然以「聖人」自期，也不自覺地以聖人標準要求朋友，經常說話過於直接，不留餘地，不分你我，因此很容易與朋友發生衝突。這個缺點，他的一些朋友知之甚深。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日記：「岱雲……言予於朋友，每相恃過深，不知量而後入，隨處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齟齬，大者凶隙，不可不慎。」
陳岱雲的這番話，顯然是針對他與鄭小珊打架一事而發。鄭小珊是曾氏的湖南老鄉，同為京官，年長曾國藩近十歲。他精通醫術，常為曾國藩家人診病，與此與曾國藩往來十分密切，因為一件小事，鄭小珊對曾國藩口出「慢言」。曾國藩與這樣一個同鄉而兼前輩口角起來，破口大罵，並且用語極臟，這無論如何都有應反省之處。
儒學要求一個人在與他人發生衝突時，首先從自己身上找根源。十月初九日，曾國藩在日記中條分縷析地自省：
小珊前與予有隙，細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見信?苟我素能禮人以敬，何至人有 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謾罵，忿戾不顧，幾於忘身及親若此!此事余有三大過：平日不信不 敬，相恃太深，一也;此時一語不合，忿恨無禮，二也;齟齬之後，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 也。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此之不知，遑問其他?謹記於此，以為切戒。
儒家說改過要勇，更要速。反省到了這一點，曾國藩馬上上門認錯。在給弟弟的信中他說：
余自十月一日起記日課，念念欲改過自新。思從前與小珊有隙，實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門謝 罪。恰好初九日小珊來拜壽，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談。十三日與岱雲合夥請小珊吃飯，從此歡笑如故， 前嫌盡釋矣!
對於自己最愛犯的「言不由衷」、「虛偽」、「浮誇」，他也是高度警惕，時時自我監督，一犯就自我痛責，絕不輕輕放過。
有一次他到陳岱雲處，「與之談詩，傾筐倒篋，言無不盡，至子初方歸。」當天晚上他這樣批評自己：「比時自謂與人甚忠，殊不知已認賊做子矣。日日耽著詩文，不從戒懼謹獨上切實用功，已自誤矣，更以之誤人乎?」
另一次，他在日記中這樣反省：「客來，示以時藝，讚歎語不由衷。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謂巧令，孟子之所謂餂，其我之謂乎?一為人情好譽，非是不足以悅其心，試思此求悅於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結論是：「我誠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語，積久人自知之。不贊，人亦不怪。……苟有試而譽人，人且引以為重。若日日譽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滅忠信，喪廉恥，皆在於此。切戒!切戒!」
日記中關於這樣的反省實在筆筆皆是。
至於戒「色」，他也確實動用了大量心理能量。一旦自己動了色心，多看了哪個美婦人一眼，他回家就 立刻記下來，痛切自責一番。對於夫妻恩愛，他也要求自己能省則省，能免就免。他下定決心「日日自 苦」，通過每日勤學苦思，把精力耗盡，「如種樹，斧斤縱尋之後，牛羊無從而牧之;如燃燈，膏油欲 盡之時，無使微風乘之。」以求「不至佚而生淫」。
聖人標準實在是太超絕了。它要求人每一分鐘都展開對自然本性的搏殺，那真是針針見血，刀刀剜心。作為一個禁欲主義者，他損失了許多做人的樂趣。
五
讀曾國藩的這些日記，想必讀者都會覺得過於苛刻、瑣碎、拘泥。一天二十四小時中每分每秒都是戰戰兢兢、提心弔膽，處於戰鬥狀態，未免活得太「事兒」了，太板了，太累了吧!這種自我完善之法，確實有點可怕。
然而，除掉那「過猶不及」的部分，這種修身方式，也自有其合理之處。康熙皇帝說，學貴初有決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進之心，未有堅貞永固之力。朱熹也說：「為學譬如熬肉，先須用猛火煮，然後用慢火溫。」
做事也是這樣。做至大至艱之事，開頭一定要提起全力，有股衝勁，「猛火」痛燒一段，否則絕難成功。
古往今來，絕大多數人的一生都處於昏睡或者賴床狀態。有的人，一生被物慾所禁錮，如同被困在圈中的豬，終生沒能清醒。有的人，意識到了醒來的必要，但終生處於一種「勤奮地懶惰著」的狀態，一生想用力力不足，想振刷刷不清，在關鍵處突破不了。其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根本原因是對自己下不了狠心，不能毅然橫起，掃絕一切羅網。
人從昏怠狀態中掙扎出來，就如同青年人賴床一樣，開頭最容易反覆。最好的辦法不是在一邊輕聲催促，而是上去直接扯開被子，在他臉上潑上一盆涼水。
朱熹對這點體會極深。他對弟子說：
須是策勵此心，勇猛奮發，拔出心肝與他去做!如兩邊擂起戰鼓，莫問前頭如何，只認卷將去!如此，方 做得工夫。若半上落下，半沉半浮，濟得甚事!
曾國藩對朱熹這句話極為贊同。人要成長，必須有一個吃大苦的過程。忽忽悠悠、舒舒服服是永遠完不成脫胎換骨的。寫日課修身，就是曾國藩一生的「猛火煮」階段。
通過寫日課，曾國藩練就了過人的「研幾」功夫，並受用終身。
幾，就是「細節」，研幾，就是嚴肅鄭重地對待細節。「知」與「行」孰重孰輕，歷來爭論不斷。事實上，問題的根本在於這個「行」是否真的到位，也就是說，一個人的行動力是否真的能擔當起他的認識。只有從細節抓起，在細節中貫徹自己的認識，才叫「實行」。 「從小事做起」，「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這些我們耳朵都聽出繭子的話，其實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事實上，只有從細節抓起，才叫真正的「實行」。大部分人的一生正是因為從太多細節上輕鬆愉快地滑過去，到了大節之處，也就沒有了斬釘截鐵的力量。
而曾國藩正是通過這種自修方式，逐一檢出自己身上近乎所有的缺點毛病，在幾乎所有細節中貫徹了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因此他的進德修業，才迅速而有力。
六
在曾國藩的修身經驗中，還有一條值得後人借鑒的是藉助外力來監督自己。
歸根結底，人是被決定物。所以從根本上說，外力遠遠大於內力。連如此信奉內心力量的曾國藩都屢屢說，事必有所激有所逼才能有成。
一個人，自制力再強，也肯定有被自己打敗的時候。但是，如果有人監督著自己，戰鬥力可能就大不相同。這正如一個基因不佳的竹子，生長在根根筆直的竹林中，為了與他們爭奪陽光，自然也會長得筆直。這就是「夾持」的功效。
所以，曾國藩的第二個入手處是「師友夾持」。
進京之初，曾國藩住在城外，他的朋友「竹如(指吳廷棟)必要予搬進城住」，曾國藩欣然同意。一個重要原因是城內有許多益友，可以「夾持」他成長。「蓋城內鏡海先生可以師事，倭艮峰先生、竇蘭泉可以友事。師友夾持，雖懦夫亦有立志。」「蓋明師益友，重重夾持，能進不能退也。」
為了得到夾持，曾國藩還將自己的日記送給朋友們閱讀評點，以此交流修身的心得體會。「余向來有無恆之弊，自此次寫日課本子起，可保終身有恆矣。蓋明師益友，重重挾持，能進不能退也。」現存的曾國藩日記上，還赫然有當時朋友們的批語。這些話當然大多是鼓勵、勸諫之言。比如倭仁的批語：
我輩既如此學，便須努力向前，完養精神，將一切閑思維、閑應酬、閑言語掃除凈盡，專心一意，鑽進裡面，安身立命，務要另換一個人出來，方是功夫進步。願共勉之。
曾國藩看到批複後，為之悚然汗出，感嘆「安得此藥石之言」。
在此後的漫長一生里，寫日記並公之於親人朋友，一直是曾國藩最重要的自修方式。即使戎馬倥傯中，他仍日記不輟，並且抄成副本，定期寄回家中，讓自己的兄弟、兒子們閱看。
七
曾國藩在學做聖人的道路上，取得的第一項成功是戒煙。
曾國藩的煙齡很長。湘中草煙的味道既惱、又辣，勁頭十足。曾國藩讀書之時，曾經是成天煙筒不離手的。三十歲以前他也曾試著戒過兩次煙，不過都沒有成功。
在立志自新，開始寫日課之後的第二十一天，也就是十月二十一日，曾國藩發誓戒煙：「客去後，念每日昏錮，由於多吃煙，因立毀折煙袋，誓永不再吃煙，如再食煙，明神殛之!」
戒除多年的煙癮，對任何人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戒煙第二天，曾國藩就開始彷徨無主，寢食不安。
即宜守規敬事，乃閑談荒功，溺情於弈。歸後數時，不一振刷，讀書悠忽，自棄至矣。乃以初戒吃煙，如失乳彷徨，存一番自恕底意思。此一恕，天下無可為之事矣。急宜猛省。
把戒煙喻為嬰兒斷乳，可謂相當準確。
但是就像曾國藩一生中的其他事一樣，一旦下定決心，他就沒有退讓一步過。不論多麼痛苦難熬，他就是不再碰煙具。到快一個月頭上，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他在日記中記到：「吾自戒吃煙，將一月矣。今定差矣!」
戒煙過程給了他很大啟發，他領悟到，破除舊習，必須有悍然之力。「遏欲之難，類如此矣!不挾破釜沉舟之勢，諾有濟哉!」 如果沒有一點「截斷眾流」的悍然，一個人不可能走得實、走得遠。
對於自己戒煙成功，曾國藩終生引以為自豪，並且以此為例，教育子弟。他在給弟弟的信中說：
「十月二十一日立誓永戒吃水煙，洎今已兩月不吃煙，已習慣成自然矣。」
多年之後，他還對弟弟提到此事，作為「無事不可變」的例證：「即經余平生言之，三十歲以前，最好吃煙，片刻不離。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煙，至今不再吃。四十六歲以前做事無恆，近五年深以為戒，現在大小事均尚有恆，即此二端，可見無事不可變也。」
曾寶慈說：
看來文正這一生的學問事業，與此日戒水煙有莫大關係，因為戒水煙表示了莫大的決心，……要在緊要關頭撐得住，挺得起。……文正的毅力與決心，在戒煙上表現出來，證明在咸豐元年上恭陳聖德疏的冒不測之威，在靖港失敗與在湖口要以死殉職，在祁門堅持不動，……在金陵克複前夕，……每覺有整個崩潰之感，最後終能渡過難關，遂成大功。其後天津教案處理困難，……毅然忍受……。
這個推論相當有道理。
八
曾國藩在立志自新之始，是相當急於求成的。戒煙成功，極大增強了他「學做聖人」的信心。他自以為通過記日課，可以迅速使改掉所有缺占，成為煥然一新的聖賢之徒。但過了數月之後，他發現，戒煙乃是「脫胎換骨」事業中最容易做的事情。要改掉其他缺點，則遠不如戒煙那麼容易。
雖然立誓「夜不出門」，曾國藩還是經常僕僕於道。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二十五兩天，京城颳起大風，曾國藩仍然「無事出門」，回來後在日記中痛徹反省自己「如此大風，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當年十二月十六日，菜市口要殺人，別人邀他去熱鬧，他「欣然樂從」。走在路上，曾國藩覺得連這樣的熱鬧都要看，實在是「仁心喪盡」，還談什麼做聖人?但當著眾多朋友的面又不好斷然折返，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徘徊良久」，他還是最終停下了腳步，自己一個人回家了。
他立誓不再與人吵架。然而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三，他卻又與人爆發了一場大衝突。對象是同鄉兼同年金藻。曾國藩與此人氣質不合，素來就對他心存厭惡，正月初三，金氏和幾個朋友來曾國藩家拜年，如前一章所述，因為一言參差，勾起曾國藩心中的前仇舊怨，兩人又大吵一架。過後曾國藩又自省道：
「本年立志重新換一個人，才過兩天，便決裂至此，雖痛哭而悔，豈有及乎!真所謂與禽獸奚擇者矣。」
至於妄言、名心，更是幾乎每天都犯。日記中這樣的記載不絕於筆。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二日：
「午正，金竹虔來長談。平日游言、巧言，一一未改，自新之意安在?」
初八日：「果然據德依仁，即使游心於詩字雜藝，亦無在不可靜心養氣。無奈我作詩之時，只是要壓倒 他人，要取名譽，此豈復有為己之志?未正詩成。何丹溪來，久談，語多不誠。午正，會客一次，語失 之佞。酉正客散。是日，與人辦公送禮，俗冗瑣雜可厭，心亦逐之紛亂，尤可恥也。燈後，何子貞來， 急欲談詩，聞譽，心忡忡，幾不自持，何可鄙一至於是!」
十一月初九日：「今早，名心大動，忽思構一巨篇以震炫舉世之耳目，盜賊心術，可丑!」
二十七日：「……又說話太多，且議人短。細思日日過惡，總是多言，都從毀譽心起。欲另換一個人， 怕人說我假道學，此好名之根株也。」
二十九日「予內有矜氣，而語復浮，仍爾自是器小，可鄙。」
……
經過不斷的失敗，曾國藩領悟到，這些性格深處的缺陷，並不像戒除一項單純的嗜好，或者割去一個良性腫瘤那麼簡單。吸煙有形有跡，戒煙只需要做到一條，手不碰煙具即可。而更多的性格弱點是深植於人的本性之中的。它是多年形成的，與人的其他部分血肉交融成一個整體，遠比煙癮複雜、堅韌和隱蔽，並非可以用解剖刀單獨挑出來割掉的。
因此，自我完善不可能一帆風順，更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在自我完善的過程中，一個人肯定會經受無數次的反覆、失敗、挫折甚至倒退。曾國藩體悟到，所有人都是在失敗挫折中不斷修正，不斷成長的，聖人也不例外：「從古聖賢未有不由勉強以幾自然，由閱歷悔悟以幾成熟者也。」
領悟了這些道理，曾國藩不再急於求成，也漸漸修正了自己的聖人觀。他體悟到，天下沒有毫無瑕疵、絕不犯錯的超人。孔子自己都說：「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也可」。也就是說，大節不錯就很好了，小節誰也難免會有出入的。孔子高徒顏回也被尊為聖人，因為他是孔門子弟中惟一一個做到了「三個月不違仁」的人。也就是說，連續三個月，堅持了高度自制，不犯錯誤。他說：聖人和普通人一樣，也會有缺點。「『忿』、『欲』二字，聖賢亦有之，特能少忍須臾，便不傷生，可謂名言至論。」
曾國藩知道了，「學做聖人」是終生的事業。許多根深葉茂的缺點毛病，通過一時半會的「猛火熬」，不會徹底改掉，只有用一生的時間去「溫火煮」，才有可能慢慢化解。同樣，許多優點，也不是通過一句誓言，一段苦練，就能在自己身上紮根，只有長時間的堅持，才能溶入自己的血肉之中。在修身起始階段，重要的是猛。在進行階段，更重要的是韌。
曾國藩後來曾以培養「恕」德，來說明如何通過堅韌不屈的努力，將一項外在的美德變成自己內在的品性。他說，人的本性是爭強好勝，不願意寬恕體諒別人：「凡有血氣，必有爭心，人之好勝，誰不如我。」但是只有善於恕人，才能為自己創造一個順遂的人際環境。所以即使不願意，也要耐著性子強迫自己這樣做。「施諸己而不願，亦匆施於人，此強恕之事也。」
「一日強恕，日日強恕;一事強恕，事事強恕。久之，則漸近自然。以之修身，則順而安;以之涉世，則諸而詳。」一開始是勉強自己去做，天長日久，就變成了自己性格的一部分。
如果一個人不能勉強自己，則一事無成。「若不能勉強而聽其自至，以頑鈍之質而希生安之效，見人之氣類與已不合，則隔膜棄置，甚或加之以不能堪，不復能勉強自抑，舍已從人，傲惰彰於身，乖戾著於外，鮮不及矣。」
九
普通人自我完善過程中最容易出現的是停頓和倒退。我們往往努力一段時間，就精疲力竭，廢然放棄。過了許久，始能積起心理能量重新開始。如此反覆多次，進步始終不多。而曾國藩則終生堅持毫不退步。他一生最推崇的品質是就「有恆」。曾國藩一生不斷強調恆之重要性，他說：「有恆為作聖之基。」他在寫給幾位弟弟的信中說：
凡人做一事，便須全副精神往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而無恆，終身一無所成。
曾國藩終生對「恆」最為用力。舉讀書一例，他推崇「讀書不二」：「一書未讀完，斷不看他書，東翻西閱，都是徇外為人。」
他讀書有愚公精神，強調「耐」字訣，「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不弄明白絕不罷休，一點一滴的積累，不可速求。「求速效必助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積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終久必有豁然貫通之候。」
其實從生理學和心理學角度看，曾國藩的這種學習方式是很不科學的。人的本性是好逸惡勞，見異思遷。這是因為本我是受「快樂原則」支配的。逃避痛苦、緊張，不斷追求新的刺激，是人類最根深蒂固的本能。如果對這種本能因勢利導，則可以事倍功半。英國著名作家毛姆說：「一個人不可能每一天都具有不變的心情，即使在一天內，也不見得對一本書具有同樣的熱情。」因此，他讀書是隨自己的興趣，不一定讀完一本再讀另一本。馬克思也是這樣。他鑽研哲學或政治經濟學久而疲勞時，便演算起數學題，或躺在沙發上讀小說、詩歌，而且間或兩三本小說同時打開，輪流閱讀。由於各種不同信息刺激的是大腦皮層的不同部位，讀這一類書使這一部位的大腦皮層勞累了，而換讀另一本書時，這一部分大腦皮層就獲得了休息。這樣輪換使用大腦皮層的不同部位，就減少了大腦的勞累。
曾國藩卻不懂這個道理。正如同打仗以「結硬寨，打呆仗」聞名，他讀書行事，也以呆而硬聞名。翻開他的日記，經常會看到他數月只讀一種書，而且每天讀的數量都一樣。他這樣做自有他的道理：「譬若掘井。以其多掘數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不僅讀書如此，做其他事，他也以恆字為最高準則。他要求自己每天都堅持固定的日程，在家書中說：
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恆為主。兄往年極無恆，近年略好，而猶未純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則無一 日間斷，每日臨貼百字，抄書百字，看書少亦須滿二十頁，多則不論。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不以 昨日耽誤而今日補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做。
這樣求恆，當然是極為痛苦的。絕大多數普通人都不可能熬下去。熬不下去，怎麼辦?
曾國藩的辦法，一如他一生處理所有事物的辦法一樣簡單而高妙：熬不下去，也要熬，以強悍的蠻勁打通此關。他以練習書法為喻，說明人在困難、倦怠、麻木面前應該如何做：「(寫字寫到)手愈拙，字愈丑，意興愈低，所謂『困』也。困時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小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不特習字，凡事皆有極困極難只時，打的通的，便是好漢。」
這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每當極倦怠疲乏之時，曾國藩都要調動起「剛猛」精神與自己的本我「血戰」：「因作字，思用功所以無恆者，皆助長之念害之也。本日因聞竹如言，知此事萬非疲軟人所能勝，須是剛猛，用血戰功夫，斷不可弱。二者，不易之理也。時時謹記，《朱子語類》『雞伏卵』及『猛火煮』二條，刻刻莫忘。」
這樣當然極苦。然而曾國藩說：「極耐得苦，方得為一代之偉人。」事實上，曾國藩一生就是這樣苦過來的。做事從無恆到有恆，他經歷了無數心靈磨難。
曾國藩認為，磨練自己要有如雞孵蛋般的耐心和韌性。他的一生，就是不斷自我攻伐、自我砥礪的一生。因此也是不斷脫胎換骨、變化氣質、增長本領的一生。
曾國藩以「求闕」命名自己的書房，從青年到老年，曾國藩都生活在不停的自責中，不斷尋求、針砭自己的缺點。比如對無恆這一缺點，他就終生攻伐不懈。道光二十二年，曾國藩在日記中曾寫道：
余病根在無恆，今日立條，明日仍散慢，無常規可循，將來蒞眾必不能信，作事必不成，戒之!
咸豐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四十六歲的他寫信給弟弟說：
我平生坐犯無恆的弊病，實在受害不小。當翰林時，應留心詩字，則好涉獵他書，以紛其志;讀性理書 時，則雜以詩文各集，以歧其趨。在六部時，又不甚實力講求公事。在外帶兵，又不能竭力專治軍事， 或讀書寫字以亂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無一成，即水軍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當以為鑒戒。
咸豐九年，四十八歲的他寫信給兒子說：
餘生平坐無恆之弊，萬事無成。德無成，業無成，亦可深恥矣。逮辦理軍事，自矢靡他，中間本志變 化，尤無恆之大者，用為內恥。爾欲稍有成就，須從有恆二字下手。
他從生到死，都生活在「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戰戰兢兢」之中。讓我們讀幾段他晚年的日記吧：
同治八年(逝世前三年)八月二十日：
念平生所作事，錯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學問一無可取，後世將譏議交加，愧悔無極。
同治九年三月三十日：
二更四點睡。日內眼病日篤，老而無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鬱郁不暢者，總由名心未死之故，當痛懲 之，以養餘年。
同治十年十月初一日：
余前有信至筠仙雲，近世達官無如余之荒陋者。傾接筠仙信，力雪此語之誣。余自知甚明，豈有誣乎!
直到逝世前四天的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一日，他的日記中還有這樣的話：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應了結之件，久不能完;應收拾之件，久不能檢，如敗葉滿山，全無歸宿，通籍三 十餘年，官至極品，而學業一無所成，德行一無可許，老大徒傷，不勝惶悚慚郝!
這就叫做「幾十年如一日」。
在一次又一次的反覆磨練中，曾國藩的氣質性格漸漸發生著變化。他做事越來越有恆心有毅力，即使後來軍事生活中，每天只要有時間，仍然堅持讀書寫作。他接人待物越來越寬厚、周到、真誠，朋友一天比一天多。他的品質越來越純粹，站得越來越高，看得越來越遠。經過無數次反覆較量，到四十六歲後，他終於對自己的恆心比較滿意了，他總結說：
四十六歲以前作事無恆，近五年深以為戒，現在大小事均尚有恆。
梁啟超在盛讚曾國藩的「有恆」時說：
曾文正在軍中，每日必讀書數頁，填日記數條，習字一篇，圍棋一局，……終身以為常。自流俗人觀 之，豈不區區小節，無關大體乎?而不知制之有節，行之有恆，實為人生第一大事，善覘人者，每於此 覘道力焉。
普通人過了中年，性格已經固定，記憶力、學習能力下降，進取之心就逐漸懈弛，認為老狗學不會新把戲。而曾國藩卻終身處於學習、進步之中。他給弟弟寫信說：
弟之文筆，亦不宜過自菲薄，近於自棄。余自壬子(四十三歲)出京，至今十二年，自問於公牘、書函、 軍事、吏事、應酬、書法，無事不長進。弟今年四十，較我壬子之時，尚少三歲，而謂此後便無長進， 欺人乎?自棄乎?
晚年曾國藩總結自己的人生體會說，人的一生，就如同一個果子成熟的過程。不能著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與天的栽培，會讓一棵樹靜靜長高，也會讓一個人慢慢成熟：「毋揠毋助，看平地長得萬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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