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裡有什麼月亮：在中秋之後也談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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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按語

月亮在你的眼眸里，澄澈而明亮。

【加拿大樂活網lahoo.ca 專欄作家鄭悉近撰寫】在中秋節，溫哥華頭條刊登了這樣的一篇文章《寫在中秋：溫哥華的月亮是否真的比中國圓》。在一個被大眾文化所統治的「棉花糖世界裡」，能夠有這樣深刻的思考，的確令我耳目一新，甚至有些感動。在文中，作者回顧了「留學」在不同歷史語境下的發展和變化，並且批判了如今「隨波逐流，追名逐利」的留學現狀。

批判並非不是一件好事，但也應該與對現實更鮮活而深刻地理解結合，在這篇文章里，我將再思留學作為一種教育實踐的意義，並且從我身邊同學的處境中，切入到對流散、逃離和歸去的探討。

其實，很多時候與其去思考「溫哥華與中國哪裡的月亮更圓」，不如接受這樣的現實：象徵著理想的月亮，或許從來沒有存在過。

留學的凡俗與普通

當近代的中國陷入「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時候，「師夷長技」自然成為救亡圖存的重要選擇，「留學」也成為中國學習西方先進的文化的途徑。不可否認，中國早期的留學生是充滿愛國情懷與理想主義色彩的。詹天佑、費孝通、錢學森，這些閃耀的名字，便代表著留學在社會進步中無可取代的意義。

然而，當留學成為一種群體化的現象的時候，也會無可避免地走向凡俗。即使在留學生群體精英化極強的民國時期，也當然免不了各種趨炎附勢的狀況——對於留學生乃至知識分子的本質蒼白的境況，錢鍾書在《圍城》中已經有深刻闡述：

「船上這幾們，有在法國留學的，有在英國、德國、比國等讀書，到巴黎去增長夜生活經險，因此也坐法國船的，他們天涯相遇，一見如故，談起外患內亂的祖國，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為它服務。」

而所謂「服務」又是如何呢，無非就是拿著野雞「克萊登大學」的文憑，去「三閭大學」混個教職，並在進退失據的婚姻中虛度光陰。

步入二十一世紀，伴隨著留學的「平民化」和「低齡化」趨勢，留學生群體也自然也褪去了昔日的光環，變得更加的普通了起來。對於這些大多出生在獨生子女家庭的普通學生而言，要讓他們懷揣理想，在國外學成歸來，從而為祖國服務，未免太不現實。

當馬同學批評如今留學中的「隨波逐流」的時候，是將自己的論斷標準建立在一種應然的表述之上。但是在現實中，尤其伴隨著留學生群體的低齡化和規模的龐大化，他們已然成為了一群無法更普通的人。凡俗、從眾和迷惘，乃是人類的本性，那為何要把批評的矛頭偏偏指向這一群同樣普通的群體呢？

我這樣的論述，絕非是為了給留學生群體中出現的各種盲目、低劣洗地，只是想表明：我們的審視和批判，許多時候得建立在對現實境況的分析之上。

我依然願意相信，在留學群體中依然有滿懷著動力和夢想的人，就像是馬同學一樣，但是這些人的光環，都被留學生群體不可避免地普通化所稀釋了。

那些歸去的年輕人

我周圍選擇出國的同學並不少，因此我有時候也會想去問問他們對「留學」的看法——原本還想讓他們分享在異國他鄉的美妙經歷呢，但是我收穫的卻只是他們沮喪而堅決的回答：「留學並沒有什麼意義，我想馬上回國。」

當馬同學所觀察到的是「人們紛紛逃離中國」的時候，我卻看到了另一種境況「年輕人在短暫地離開之後，卻又紛紛選擇歸去。」

這樣兩種矛盾的境況，其實折射出這樣的現實，那就是中國和西方在許多時候是根本難以比較的。

西方有著更加法制的社會，更加完善的制度，以及個體表達的更多自由，也給了那些對中國失望恐懼的人一個避風港。

然而當代的中國卻又是飛速發展而充滿機遇的，在這個假期的北京之旅中，我看到的是共享經濟的狂飆突進，移動支付全面鋪開，而人們雖然疲憊，卻也充滿著對新的生活的期望。

所以不難理解為什麼我身邊的同學紛紛需要歸去，那是因為即使面對霧霾的侵襲、生存的壓力和尊嚴的缺失，他們依然希望能夠在一個他們能夠做點什麼的地方去確證自身，而非是偏居一隅並時長嘆息。

或許在窺見自由背後的平凡後，我也會給自己說一聲：「不如歸去」吧。

那月亮在哪裡呢

人們都會渴望光明。曾經的我也曾讀著《撒哈拉的故事》，憧憬著自由的流浪的生活，我也曾翻閱《自由在高處》，思索著一個更加寬容的社會，也在微涼的夜晚，望著中關村的高樓大廈，思索著人生的意義。但突然等我再成長一些，當我走過農民工的工地、踏上柬埔寨的貧民窟以及站在帝國大廈頂層的時候，卻在某一瞬間與這個世界和解——和解當然不是屈服，只是確信自己的渺小，尊重這個世界本身的複雜多元，與改變的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