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具有悲憫情懷的文人

最新 10-12

民國才女張充和的傳記文章《三姐夫沈二哥》里，記載了沈從文一件舊事：

「時常有困窮學生和文學青年來借貸。尤其到逢年過節，即使家中所剩無多餘，總是儘其所有去幫助人家。……記得有一次宗和大弟進城邀我同靳以去看戲，約定在達子營集中。正好有人來告急，沈二哥便向我們說：『四妹，大弟，戲莫看了，把錢借給我。等我得了稿費還你們。』我們面軟，便把口袋所有的錢都掏給他。」

這個片段寫得相當生動：有人向沈從文借錢，而他此刻卻拿不出來，於是轉頭向還沒有工作的小舅子小姨子要，讓他們把準備看戲的零花錢都上交了。這就是沈從文。

（沈從文和夫人張兆和）

我們都以為樂善好施是富人的專利，其實舉手之勞的善舉縱然也值得嘉許，但倘若已自顧不暇，尚且為別人打算的，才更顯難能可貴。

沈從文扶危濟困、樂善好施，在圈內是出了名的。他的學生汪曾祺回憶老師：

「他這輩子為學生寄稿的郵費，加起來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抗戰時期，通貨膨脹，郵費也不斷漲，往往寄一封信，信封正面反面都得貼滿郵票。為了省一點郵費，沈先生總是把稿紙的天頭地腳頁邊都裁去，只留一個稿芯，這樣分量輕一點。稿子發表了，稿費寄來，他必為親自送去。」

抗戰時期，有幾個正直忠良文人在經濟上不窘迫的呢？這樣的情勢之下，沈先生所作所為就相當令人動容了。

再來看看胡適的遺產，據羅家倫記載，胡適死後給他的家人共留下「台幣不到五萬，美金一百三十五元」，這位1917年在北京大學就拿260塊大洋的知名教授，這位民國時期曾拿著「民國第一高版稅」的作家，看來經濟也不甚寬裕。

那麼，錢都到哪裡去了呢？

原來，胡適待人寬厚，目光長遠，作為朋友，他十分講義氣。他資助朋友留學生向來出手大方，有求必應，且不求回報，以至於家中經常財務緊張，捉襟見肘，妻子江冬秀總是抱怨：「他幫助窮書生，開起支票來活像一個百萬富翁，待我，他就好像一個窮措大。」

一些頂級學者，如林語堂，吳晗、羅爾綱、周汝昌、李敖、沈從文、季羨林、千家駒……都曾一度接受過胡適經濟上的幫助。

（胡適與蔣介石）

在中國人的印象中，文人彷彿都離不開「窮酸」二字，孔乙己偷丁舉人家的書被打折了腿，范進抱著雞到集市換米下鍋，好像這才是落魄文人的典型形象。殊不知中國文人樂善好施、一擲千金素來是有傳統的，其人其事不勝枚舉。

唐詩泰斗李白就是個典型。他在開元十四年，「仗劍去國，辭親遠遊」，來到了當時的「銷金窟子」揚州，在揚州待了將近一年，真正是「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去換美酒。」當時揚州聚居著許多落魄詩人，年輕的李白不僅愛玩，而且樂施。他在《上安州裴長史書》稱：

「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

另一位被世人評為「樂善好施卻放浪不羈」的大文人，有著「安徽第一大文豪」美譽的清代小說家吳敬梓，本來有著祖上留下的雄厚家業，奈何他樂善好施、豪舉不斷，以致在南京生活期間，窮困到冬天要靠繞城牆小跑來取暖，時常需要靠賣書賣文以換銀錢穀米度日，甚至連家中珍貴的藏書也不得不送進當鋪維持生計，即使境遇如此不堪，卻仍喜愛呼朋喚友，叫上一幫文友小聚，依舊不時出錢接濟同樣清苦的文人。最終為了帶頭修建祖祠，不惜將最後的祖產全椒老屋全部變賣，變得一無所有。

女作家在輕財好義、慷慨救急這點上，完全不讓鬚眉，亦留下許多美談。三毛就是一個頗有善心的人，她自述在撒哈拉沙漠期間：

「每次旅行回來，全身便像被強盜搶過了似的空空如也。沙漠中窮苦的撒哈拉威人連我帳篷的釘都給我拔走，更不要說隨身所帶的東西了。」

「我總也會帶了白糖、尼龍魚線、葯、煙之類的東西送給一無所有的居民。」

「回到小鎮阿雍來之前，我將手邊所有的食物和葯都留下來，給了住帳篷的窮苦沙哈拉威人。」

其時三毛的經濟可算是相當拮据，丈夫荷西甚至「長褲磨亮了，襯衫領子都破了，襪子都是洞洞……穿鞋底有洞的皮鞋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