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曾經難以服眾：有兩位縱隊司令不服從命令

粟裕曾經難以服眾：有兩位縱隊司令不服從命令

我曾長期在粟裕身邊任秘書工作，從戰火紛飛的1948年，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後的1962年，前後共14年時間。剛去的時候，我才21歲，離開的時候已經35歲，可以說，我是在粟裕身邊成熟起來的。我與粟裕朝夕相處，結下了深厚的感情。分開後，我們之間的往來聯繫也一直未斷過。正因為如此，粟裕逝世後，我非常悲痛，有好多話要說，不說不快，現謹以此文紀念老首長的百年誕辰。

到粟裕身邊工作酌三步曲

我到粟裕身邊工作，大體上經歷了三步曲：第一步，聽說有粟裕這個名字；第二步，見到粟裕；第三步，調到粟裕身邊工作。

我是江蘇泰興人，家靠長江邊上，和泰興縣城、黃橋鎮正好成三角形。1940年夏天，我正在上小學，就聽說了新四軍的消息，說新四軍如何如何的好，打仗很勇敢，是為窮人鬧翻身、求解放的。聽到這個消息沒幾天，新四軍真的來了。他們身穿灰色軍裝，左臂戴了新四軍的臂章，臂章上面我記得還有一個「挺」字，腳穿草鞋，打了綁腿，很威武。此後不久，新四軍在黃橋打了大勝仗，粟裕的名字就在我的家鄉傳開了，《黃橋燒餅歌》老百姓也唱起來了。就是這個時候，我第一次聽說有粟裕這個名字。

5年後，我第一次見到了粟裕，那時我已經是一名新四軍戰士。根據《雙十協定》，粟裕率領蘇浙軍區機關和部隊撤到江北。蘇中軍區在興化城組織了一次歡迎大會，粟裕在會上作報告，講日本投降後的形勢和任務。他的聲音很洪亮，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跟他隔得很遠，看得不是很清楚，沒有看過癮，當時想如果能近距離見到他的面，那就好了。

這個願望很快就實現了。為了適應日本投降後的形勢，中央決定成立華中軍區，粟裕被任命為華中軍區副司令兼華中野戰軍司令，我被分配到華中軍區司令部機要科工作。粟裕對機要工作十分重視，由他直接管。他到哪裡，機要科就跟到哪裡。他曾對管理員周金才說：「別的科駐地分得離我遠一點沒有關係，唯有機要科的駐地分得不要離我太遠了。」粟裕對機要人員的工作、學習、思想、生活都很關心，有時到機要科看電報，有時找機要人員談心。我們同粟裕關係很密切，經常見面。

粟裕對機要人員要求很嚴格。他一再強調。機要人員組織上要純潔，政治上要堅定，紀律上要嚴格，真正經得起殘酷戰爭環境的考驗。在他的關心下，在新四軍一師和華東野戰軍時期，機要部門沒有發生一起動搖、投敵、叛黨叛軍的泄密事件。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1947年5月，孟良崮戰役結束前，陳毅、粟裕率領華野機關移到坦埠附近宿營，首長駐地、作戰科、機要科駐地都遭到敵機的輪番掃射轟炸。作戰科駐地落下好幾顆炸彈。機要科駐地落下的炸彈更多，房子倒塌起火，好多人被埋到土裡，幸好無一人傷亡。這引起粟裕的高度重視，他以為機要科的密碼出了問題，馬上找機要科長左金祥談話，要他把問題徹底查清楚，並布置情報部長朱誠基從空中偵察我軍的密碼情況。後來查明，機要科的密碼沒有被敵人破譯，而是一個俘虜跑到濟南，向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王耀武告了密，才使坦埠遭到意外空襲。這樣，情況查明了，他才放下了心。

因為戰役、戰鬥的頻繁，粟裕的來往電報很多，尤其是收報很多，有的重要電報還要抄存，機要秘書徐玉田一個人忙不過來，我就被選調到粟裕身邊工作。當時的情景我至今記憶猶新。那是1948年7月，剛剛打完豫東戰役不久，我們隨同粟裕輾轉到河南省永城縣的陳集休息。到達陳集之後的第三天，7月20日的上午，左金祥告訴我：「小鞠開，經我們研究，決定調你到4725那裡去工作。「4725」是電報明碼的「粟」字，當時粟裕代號是"502"，但我們機要科卻習慣稱他"4725"。這麼突然，我簡直不敢相信。吃過午飯，我就冒著烈日報到去了。我進屋時，粟裕正聚精會神地查看掛在牆壁上的軍用地圖。他聽到我的報告聲，便轉過身來，一邊把手中的一疊電報裝進他那鼓鼓囊囊的軍裝口袋裡，一邊笑嘻嘻地向我打招呼：「小胖子，你來啦，歡迎你！」然後他叫我坐下來，問我願不願意到他這裡工作。我實打實地說：「願意是願意，就怕工作做不好，增加首長的麻煩。」他說：「那沒有關係，好好學習嘛。」接著他便同我拉起家常來，知道我是泰興人後，很高興地勉勵我：「你是泰興人民的後代，來我這兒工作，一定要為泰興人民爭氣，不要丟臉。」

我在粟裕身邊工作的主要任務是管電報。電報在戰爭年代時間性很強，機密性也很強，不是「即刻到」就是「指人譯」。因此，粟裕有個規定，來了電報馬上送給他看，不許有一時半刻的耽誤。我開始是嚴格按照要求辦的，但時間久了，膽子大了起來，為了照顧他的休息，就自作主張，對有的自認為電報內容不那麼緊張的(多數是後勤方面的電報)，如果正碰上他吃飯和休息，就不立即送給他看。開始時粟裕不知道，有一次，為了查一件事，他發現一封電報已經來了，我因怕影響他的休息而壓了下來。他便嚴肅地對我說：「打仗，時間就是生命，不論哪方面的電報，都不要壓。孫子說，兵馬未到，糧草先行，可見後勤工作的重要。尤其是現在打大規模的運動戰，後勤更是戰爭勝利的保障，你怎麼可以小看呢！」粟裕給我敲了警鐘，打那以後，我對任何電報都做到隨收隨送，再也不耽誤了。

在誰海戰役的日子裡

1948年9月，濟南戰役即將結束時，粟裕徹夜未眠，我們陪了他一個通宵。這一夜，他不是看電報，就是看地圖，或者是接電話、打電話，其餘時間就是在房內、房外來迴轉，想問題。等到他把建議發動淮海戰役的電報起草好發給毛澤東，已經是第二天早晨7點多鐘。他進屋休息時，還叮囑工作人員不要考慮他的休息，有電報隨時叫他。毛澤東經慎重考慮，指出舉行淮海戰役甚為必要。

粟裕提出這個重要建議，反映了他的戰略眼光，這可以說是他作為一個軍事家的最不尋常之處，能夠從頻繁的軍事行動中脫身出來，冷靜思考具有戰略全局性的大問題。全國解放戰爭時期，粟裕提出的關係戰略全局的重要建議不下10次，如內線殲敵的建議、淮海戰役的建議、上海戰役的建議，均被毛澤東採納。根據和他較長時間的相處、觀察、體會，我覺得他之所以能提出這麼多重要的建議，是和他勤于思考、忘我工作分不開的。他想問題想得深，既想眼前，也想長遠；既想局部，也想全局；上上下下，方方面面，他都考慮。我經常看到他陷入沉思之中，一起散步時他也是很少說話。這種情況，在每次重大戰役發起之前，或者在考慮向中央提建議時，表現得更為明顯。他每天都看大量的電報，要看不知多少回的地圖，打多少次的電話，親自詢問各方面的情況，因此，他對整個敵情、我情、友情，了解得十分細緻、周詳。他為了進一步加深對團以上幹部的了解，除了要政治部門給他搞一本詳細的花名冊以外，還要我告訴政治部給他搞了一本團職以上幹部相冊，以供他經常翻閱、查看。

1948年10月31日，粟裕又提出一個重大建議。他認為，淮海戰役是中野和華野聯合作戰，這種大規模的戰役，兩大野戰軍不能很好地協調統一是不行的。為了統一行動，保證淮海戰役的勝利，他向毛澤東建議，華野歸陳毅、鄧小平統一指揮。他的這個建議11月1日就得到毛澤東的同意。在此基礎上，毛澤東經過半個月的醞釀，決定成立淮海戰役總前委。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粟裕不僅有戰略全局觀點，而且思想境界是很高的，作為16個縱隊36萬大軍的統帥，如果有私心雜念，是不會主動提出這個建議的。

擔子揀重的挑，這是粟裕的一貫思想，也是這樣去做的。在他的戎馬一生中，要算挑淮海戰役這副擔子最重。淮海戰役是分三階段進行的。第一階段殲滅黃伯韜兵團5個軍12萬人的任務交華野承擔了。第二階段殲滅黃維兵團的任務雖然交給中野承擔，但華野還派了5個縱隊參戰。到了第三階段，杜聿明集團30萬人被華野包圍了，其擔子沉重可想而知。

有人認為，淮海戰役到了第二階段華野的擔子輕了，中野的擔子重了。從形式上看是這樣，而實質上並不是如此，淮海戰役第二階段可以說是粟裕戰爭生涯中最緊張的時期之一。粟裕自己說，淮海戰役的第二階段，它起一個承上啟下的作用，如果不把黃維兵團解決，讓他和杜聿明集團靠攏，再讓李延年兵團和劉汝明兵團同杜聿明集團靠攏，形成一個大坨坨，這個事情就不好辦了。華野5個縱隊鉗制、阻擊了敵人一個「剿總」指揮部、5個兵團，兵力約40餘萬人，距主攻戰場最近只有五六十公里，其對全局的影響是可以想見的。再加上華野在幾個方向作戰，情況複雜多變，特別是徐州的敵人全力突圍，作戰方式立即由鉗制、阻擊轉換為追擊、合圍，這些都大大加重了指揮員臨機處置的難度。因此他感到緊張，為此曾七天七夜都沒有睡覺，躺在行軍床上指揮戰鬥。直到把黃維兵團解決了，他才鬆了一口氣。

為了保證淮海戰役的勝利，在60多個日日夜夜裡，粟裕沒有好好地休息過。尤其是在戰役最緊張的第二階段，他日夜守候在電話機旁，注視著戰場敵情的隨時變化，設想著臨機處置的方案。電話鈴不斷地響，他一個接一個地同對方講話，聲音都嘶啞了。有時，快天明時，我們去送電報，他還在思考問題、起草電文。醫生給他買了一個簡陋的「健腦器」，是鋁製的，頭髮熱了，就把它戴在頭上可以幫助頭部散散熱，但這也解決不了什麼問題。當時，正值嚴冬，北風呼嘯，大雪紛飛，然而，他的頭部卻緊張得又燙又痛，他總是不言不語地一次又一次用冷水澆澆頭，有時，索性用冷水打濕毛巾把頭紮起來。身邊工作人員見他滿臉通紅，太陽穴的筋鼓了起來，知道他血壓高了，醫生過來一量，高壓已到260毫米汞柱，低壓已到150毫米汞柱了，從來沒有這麼高過，把大家嚇了一跳。在最緊張的第二階段，他的美尼爾氏綜合症複發，不得不帶病躺在床上指揮作戰，直到贏得整個戰役的最後勝利。戰役結束後，這個病大發作起來，他連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也沒有能夠參加。那時，我還不懂得這些病痛。有一次，我問他：「首長，你頭痛是個什麼感覺？」他說：「啊呀，不好受，頭昏目眩，噁心嘔吐，每根頭髮好像鋼針往裡扎，手碰都不敢碰。」

兩個司令

粟裕戰功赫赫，為黨為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卻異常謙虛謹慎，從不居功自傲。他對地位、名利、榮譽、權力一向不感興趣，看得淡如水。他曾對我們說：「我之所以能對革命作出貢獻，是毛主席、中央軍委正確領導的結果，是各野戰軍配合的結果，是廣大指戰員流血犧牲的結果，是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支援的結果，我個人就是"滄海之一粟"。」

粟裕「兩讓司令」(1945年，他堅持張鼎丞任華中軍區司令員，自己任副司令員；1948年，他堅持陳毅任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自己任代司令員兼代政委)，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在軍內、黨內、民間傳為佳話，成為美談。然而，在這個問題上，還有他深層次的考慮。為什麼這麼說呢？粟裕曾對夫人楚青說過：我讓司令是為了作戰指揮上的便利。粟裕認為，戰爭是要冒一定風險的，作為軍事指揮員，戰前一方面要做好充分的準備，不打無把握之仗；另一方面，又不能過於謹慎，不敢用奇兵，否則是打不了勝仗的。這就要求在指揮上一定要做到令行禁止。但是從客觀上來講，由於粟裕相對年輕、資歷淺，作戰指揮方面不便利的問題的確是有的。這裡舉兩個例子。

一個例子，華中野戰軍和山東野戰軍合併的時候，粟裕對山東部隊的情況不熟悉，對山東幹部的情況不熟悉，山東老區幹部中的老資格又多，戰役指揮中會不會遇到一些阻力，他是有想法的。在山東部隊中就出現過不服從命令的問題。有一位縱隊司令員，因為抗上，不堅決執行命令，仗沒有打好，造成部隊很大傷亡。打濟南戰役前，曲阜會議上，毛澤東來電報撤他的職，他痛哭流涕地檢討，請求給他一個將功贖罪的機會。饒漱石、粟裕、譚震林保了他，聯名發電報給毛澤東，請求給他一個機會，毛澤東採納了，才未撤他的職。這位縱隊司令員的書面檢討，粟裕批示長期保存，以作為教訓。當然，這位縱隊司令員檢討還是算數的，沒有開空頭支票，在濟南戰役、淮海戰役中表現很好，尤其在淮海戰役中，其所部擔任阻援任務，打得非常出色。

另一個例子，孟良崮戰役前，粟裕下令調整部隊的部署時，某縱隊司令員對部署有意見，就顯得不耐煩，在電話里同粟裕不服氣地爭辯，說什麼你們在上面只會動嘴皮子，不知道下面的苦楚。陳毅和譚震林當時正好在旁邊，陳毅聽到話筒里對方說話聲音很大，感到情況不妙，馬上從粟裕手中接過電話，同對方說：怎麼？粟裕的意見就是我的意見，我們是經過研究決定的，你們就不要再講什麼價錢了。經過陳毅電話中這麼幾句話一說，對方馬上就不吭聲了，發生的問題也就解決了。陳毅很了解粟裕工作中遇到的苦衷，非常理解他的心情，總是全力無保留地支持他。

隨著一個個戰役的不斷勝利，粟裕的威望也就越來越高了。儘管如此，粟裕的思想顧慮還是有的。他不是怕誰不聽他的指揮，有礙他面子上過不去，他是考慮到戰役指揮中會經常「卡殼」或打折扣的事情，對戰役勝利進程會有不利影響。因此。粟裕還是不願意和陳毅分開，「讓司令」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1955年授銜時，毛澤東說過「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授銜時」的話。近年來有的文章說，這是指粟裕，如此張冠李戴，在社會上流傳很廣，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根據毛澤東對粟裕評銜的態度，可以肯定他指的不是粟裕，而是指有些鬧軍銜的人。當時，確實有人鬧軍銜。有的評了大校不滿意，要少將；有的評了少將不滿意，要中將；有的嫌軍銜低，拒絕接受組織上授給他的軍銜，軍裝也不穿，軍銜也不戴。但是粟裕對評大將軍銜根本不存在不滿意，這是我明確知道的。記得當時有一天，我看到黨內的一份材料上，黨外高層民主人士邵力子說粟裕應該評元帥的信息後，當面報告了粟裕，並把材料指給他看。我原以為他會高興的，哪知他臉一沉，脫口而出說：「評我大將，就是夠高的了，要什麼元帥呢？我只嫌高，不嫌低。」然後他又進一步向我嚴肅指出：「今後不要議論這方面的問題了，議論這都是低級趣味，沒有什麼意思。」粟裕對他的軍銜問題，看得是多麼淡薄啊！這次談話，對我教育很深，震動不小。

三十六載蒙冤

粟裕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又是坎坷的一生。而對他的傷害，往往來自黨內。1958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對他的批判，是對他最大的一次傷害。他經歷這次坎坷的時候，我一直陪伴在他的身邊。

1958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總結新中國成立後的軍事工作，結果，會議與毛澤東的指示背道而馳，批起劉伯承、蕭克的「教條主義」，粟裕的「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來了。批粟裕，事前，粟裕一點不知道。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懷，也沒有找他個別談話，先打一個招呼。我接到開會通知報告他5月24日上午到中南海居仁堂開會，他還問我什麼內容。我說，沒有說。往常開會都要說內容，這次開會沒有講。這是一次有元帥們參加的50多人的小型會，他一到會，會上就集中火力，猛批他的什麼「反黨反領導」、「向黨爭權」、「有野心」等方面的問題。他哪裡想到會這樣向他襲擊呢？這當頭一棒打得他暈頭轉向，莫名其妙。不僅他本人感到突然，會後，他回來對我說，有的元帥也感到突然。

大會開始，由三張小字報引路，羅列粟裕罪名三條：一是所謂「將帥不和」；二是所謂「告洋狀」；三是所謂「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批完劉伯承、蕭克後，拉開架勢搞粟裕，就更加升溫了，有人說溫度37度不夠，應該提到38度到40度，扯開火線批。因此，會議決定擴大範圍，從軍以上擴大到師政委以上，人數從400多人增加到1000多人。會議還將軍委辦公廳三座門禮堂臨時改作貼大字報場所，號召到會同志貼粟裕的大字報，揭發批判；還組織地方幹部，參觀大字報。好多到會的同志大吃一驚，思想彎子轉不過來。轉不過來也得轉，會議主導輿論是轉不轉是態度問題。會議方向偏了，談不上分清是非、實事求是了。

誰也沒想到這無情的一棒會落到粟裕的頭上，很多人包括粟裕在內都想不通。粟裕對革命忠貞不二，執行毛澤東、黨中央指示非常堅決，要是有個人主義、爭權思想等方面的事，就不會兩次讓司令了，更不會在全國解放戰爭中冒很大風險三次向毛澤東「斗膽直呈」了。有件事最能說明粟裕的為人。1959年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被批判犯了「具有反黨、反人民、反社會性質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粟裕參加了這次會議，但他並沒有推波助瀾。當時，有人從關心粟裕出發，勸說粟裕聯繫自己的問題，在會議上提一提。可是粟裕沒有這樣做。他說，我不願利用政治風浪來為自己服務，我的歷史會證明我自己的。

粟裕挨批50多天後，被調到軍事科學院。在考慮誰跟他去軍事科學院時，他徵求我的意見，問我願不願意跟他去。我明白他的意思，我說：「首長，您放心，我絕不會因為您受到錯誤的批判，撤銷了總參謀長的職務，放到軍事科學院當個副院長，就另眼看您，就改變對您的敬仰的。您是我最欽佩的人，我不認為您是犯了錯誤，批判的那些問題，硬是強加您身上的。」我當即表態願意跟他去，就這樣最後確定我跟他到軍事科學院去。

到軍事科學院工作後，他當面向葉劍英表態：「葉帥，您放心，我不會倒下的。」粟裕說到做到，他工作不是馬馬虎虎，而是認認真真，一絲不苟。他的住處距上班的地方較遠，中午也不回家，在辦公室找個地方休息，從不遲到早退，早上班，晚下班，整天忙於開會，看文件，聽彙報，找幹部談話了解情況，或者下部隊搞調查研究，向中央軍委、國務院寫出很多有分量的報告，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讚賞、肯定、推廣。

在軍事科學院工作期間，葉劍英非常敬重粟裕，兩人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當時已經有人對粟裕另眼相看了，可葉劍英不是這樣。1958年9月，葉劍英在歡迎粟裕的軍事科學院常委會上，既不叫粟裕同志，也不叫粟副院長，而是叫粟裕為粟總。我是列席了這次常委會議的，這給我以強烈的印象。這樣的稱呼，出於葉劍英之口，非同尋常。以後，我多次陪同粟裕去看望葉劍英，葉劍英總是稱粟裕為粟總。在這次會議上，葉劍英還決定院的日常工作主要由粟裕主持。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全國開始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1979年8月的一天，粟裕去看望葉劍英，葉劍英對他說：你1958年的問題，也該解決一下了。這個問題我已同小平同志談過，他點了頭表示同意，你可向中央寫一個個人申訴報告。粟裕寫了報告以後，葉劍英在他的申請報告上作了批示，認為應該解決。轉到中央後，胡耀邦也批了要解決。但此後卻遲遲得不到解決，好多人想不通，粟裕本人也是心急如焚，內心十分痛苦。男兒有淚不輕彈，可是這一回，他流淚了。他有一個強烈願望，希望在他有生之年，問題得到解決。但沒有等到問題的解決，他就含冤去世了。這是一件多麼大的憾事呀！

粟裕逝世後，經過楚青15年的不懈努力，南京軍區原政治委員傅奎清等六位同志的呼籲，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領導的關心和過問下，1994年12月25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公開發表了劉華清、張震紀念粟裕的文章。文章緬懷了粟裕不平凡的一生，追念了他對革命和建設的偉大貢獻，還特別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受到錯誤的批判，並因此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這是歷史上的一個失誤。這個看法，也是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意見。」粟裕的冤案從此昭雪，雖然來得晚了，但終究得到解決，使九泉之下的粟裕得到告慰。

1962年，是我跟粟裕工作的第14個年頭，也是最後的一年。2月12日這一天，粟裕找我談話，他說：「決定你到政治學院學習，我是考慮很久了，雖然這裡工作需要你，但為了你的提高，還是讓你去學習一下好。」臨別前，除了照例請我吃飯外，他送我一個日記本，還親筆在扉頁上題了字：「學而後知不足。」這是他留給我的唯一親筆寫的手跡。我一直把他的這一教導記在心坎上，作為時時鞭策自己的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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