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脫卑怯，知識分子請睜眼看祖國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曹錦清】

近來，國內對與中國實力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弱勢現狀多有反思。中國人文科學知識分子因此遭到不少批評，挨了鞭子。這些批評是否合理？要想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釐清知識分子在中國近代以來的定義、形成與功能。如果不以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為背景，就很難對這個群體做出適當評價。

歷史淵源

近代中國積貧積弱，屢戰屢敗也屢改屢敗。甲午戰爭後，國內有識之士基本達成共識，就是必須學習西方。學習的內容則是逐漸深化，從最初的器物到後來的制度和文化觀念等。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一批人出於救國圖存的目的努力引入西方知識，如果與中國傳統知識發生衝突，他們就對後者進行批判，為引進西方知識鋪路。

這樣一來，致力於引入西方所謂先進知識理念、以引領中國現代化為己任的知識分子群體就出現了，並與中國原有的傳統士大夫階層逐漸脫離開來。

新生知識分子群體在推動學習西方的過程中要求改變中國傳統知識或制度觀念，這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驚恐。其中一派尋求回歸或堅持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秩序，即所謂保守派。但主張向西方學習的一派很快壓倒了保守派，以致到新文化運動時發展成了全盤西化，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幾乎全盤的批判和否定。

如何評價這個過程？放在整個近代中國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語境里，它無疑具有進步意義。當時的知識分子群體致力於從西方輸入學理來改造傳統中國，通過推動觀念上的現代化引導經濟基礎乃至制度變革。1905年廢除科舉建立新式學校是一個標誌性事件。過去以四書五經為基礎的儒家知識結構退場，西方化的知識分類、學科安排和教育體系登場，這些非中國所固有，而是西方化、確切地說是西方現代化的內容。若無這些內容，中國無法完成社會變革和現代化轉型。

1896年李鴻章訪美

就此而言，知識分子群體在中國近代發展歷程中的作用應獲得肯定，它是改造舊傳統、推動近代化和現代化的一種主導力量，這也是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知識分子的共性。

百年卑怯

但在肯定這種進步意義的同時，也不能迴避在此期間知識分子群體存在的問題。首先，在那個通過西方化實現現代化的歷史階段，知識分子基本上把西方化等同為現代化了，沒能對西方知識中作為純西方的東西與作為現代化的東西進行明確區分。1934年，當時上海《申報》發起有關西方化與現代化異同的討論。得益於那場大討論，這兩個不同概念才被更多中國人所了解，我們也開始去西方化而採用現代化這種表述，直到現在。

其次，探究「西方何以富強，中國何以貧弱」的時代命題時出現認知偏差。這是中國近代以來學術思考的核心問題。而彼時很多知識分子都從觀念、制度入手尋找答案，很少考慮到一個民族的經濟基礎和發展階段，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已經陷入一種面對西方時的卑怯。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以魏源為代表的那一批人認為中國器物不如人，那個判斷總的來說還算正確。但甲午戰爭後馬上上升到制度層面，認為中國制度不如人，於是要改變甚至徹底廢除原來的制度。但問題是，制度是否像衣服一樣可被隨意更換，它有無自己的歷史沿革？當時沒人嚴肅提出這個問題。

較之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這兩個當時的西方主要政體，中國制度被視為專制制度，要被拋棄。但中國引入所謂先進的民主共和制後，還是沒有起色。既然光動制度不行，就又有人主張引入西方觀念，即自由民主人權那套東西。如此一來，在回答「西方何以富強，中國何以貧弱」的命題時，中國知識分子就從最初的軍事層面，一下跳到制度、觀念甚至人種層面，而無視中國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

這個問題直到馬列主義進入中國、唯物史觀得以建立後才被逐漸意識到。觀念和制度都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經濟結構不變，怎麼可能改變制度和觀念？馬列主義引入之後，才開始研究經濟基礎以及其中的矛盾問題，隨後進一步延伸到大眾問題、農民問題、土地問題，戰略思路日益清晰起來。

公車上書

時代使命

總體而言，近代歷史的一個大背景是，工業革命以後的西方國家遙遙領先非西方國家。非西方國家要想自強，第一步是要實現民族獨立，第二步是以國家的力量推動以工業化為重心的現代化，以自身方式實現工業化的原始積累。這也正是我們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所走的路徑。

只是到了改革開放甫一開始，國門大開。當時的西方正經歷二戰後30年的發展黃金期，而我們還相對貧困落後，這種反差不比五四運動時小。這樣一來就又激起反思思潮，「西方何以富強，中國何以貧弱」的問題被再次提了出來。如同以往所犯錯誤一樣，一些知識分子又想從制度上找答案，有人甚至提出全盤引入西方那套民主制度。這批人仍以西方為標準，藉以批判當代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的方方面面。

所幸的是，隨著改革開放深入，中國新一輪現代化過程取得巨大成功。較之過去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建立民國等嘗試，這一輪以經濟和技術為中心的改革和學習取得超乎預想的成果。過去30多年的持續高速增長，放在世界歷史中也屬罕見。現在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世界中心舞台。從更大視角看，現在可能正處在幾百年來東西方關係變革的前夜。

可惜的是，仍有相當多的人文知識分子未覺察到這種變化。另外，現在我們整個知識分類和學科系統都源於西方，社會科學中的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等尤其如此，其中很多內容不適用於一個擁有14億人口並處在轉型期的東方大國。正因如此，西方政治學、經濟學對中國的預測屢屢出錯。在西方的狐疑中，中國變得愈發強大。

其實從治理的角度衡量，中國絕不亞於任何一個西方國家，歷史上和現在都是如此。只是西方政治學將治理問題粗暴地化繁為簡，通過民主或專制的政體優劣學說判斷一個國家的境況。近代以來直到現在，不少中國知識分子都在套用西方那套政治概念來分析中國的體制，其得出的結論往往是否定的。

白話文運動的主要陣地之一：《新青年》雜誌

另外，自近代白話文運動開始，大量源自西方的翻譯語詞進入中國現代漢語，哲學社科的關鍵術語幾乎都是源自翻譯而非本土。離開這些概念，我們無法分析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但使用這些概念，往往又變成無法切中要害的胡亂分析。

這就解釋了為何現在知識界「講好中國故事」如此困難。重建一套可以用來解釋自身的話語並藉以建立制度自信，這是現在中國知識界面臨的緊迫任務，也是個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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