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耀庭：回憶家大人陳蓮笙道長二三事

（陳蓮笙大師，圖片來源於網路）

我聽到現在已經有博士研究生在做陳蓮笙思想研究的論文。指導老師希望學生能夠揭示陳蓮笙著述背後的「微言大義」，但是學生卻苦於找不到陳蓮笙生前活動背後的思想變化的材料。於是，我想，我還是儘可能將我知道的陳蓮笙的思想軌跡記錄下來，特別是將改革開放以後陳蓮笙的思想發展變化記錄下來，留給年輕學子們作研究參考。

堅定不移地走愛國愛教之路

陳蓮笙道長羽化以後，海內外道教界公認他是愛國愛教的模範。這個結論是否公允呢？我想說幾件事情。

陳蓮笙是經歷過舊中國和新中國兩個時代的人，他的愛國愛教是發自內心的。前32年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陳蓮笙已經是上海灘上著名的高功法師和道教界的年輕的頭面人物，關心社會，關心時局。我小時候就經常看見他坐在客堂里埋頭讀報，閱讀各種小開本的綜合性雜誌。他沒有接觸過先進思想和先進組織，對於新舊社會的認識來自於他自己的觀察。

陳蓮笙出生在一個農民家庭，既無錢財，也無文化，對於貧苦人家一直懷有深情。有時候被叫去為亡魂「分路」（人死後舉行的為亡魂引路的一個小儀式），他看見亡人躺在草棚里，身上蓋著蘆席，心裡真是難受，做完「分路」小法事以後，真不想拿東家送上的微薄經資。

記得我11歲的時候，跟他去一個大戶人家做道場。做了道場以後，別墅東家開出的經資支票，連續多次在銀行里取不到錢款，害得祖母為出工的道友墊付。他連續到這戶人家去了幾次，最後都不願意去了，結果還是由我陪著爺爺去討錢，才勉強討來。陳蓮笙很鄙視這些富人。

他還跟我說過，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上海的道教組織恢復活動。他當時不到30歲，在道教界比較活躍，人稱新閘地界上的「小蓮笙」。當時上海市政府社會局很關注道教，也關注他。有一個科長親自跟他談，要他參加國民黨。他當即告訴這個科長，道士信道，不信別的，拒絕了要他參加國民黨的要求。每當他說起前半生的時候，他總會說，我對國民黨和舊社會從來不抱希望。

1949年上海解放後，一時間道教活動急劇減少，家庭生活很困難。但是他從不抱怨，而是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組織道教界人士參加建國遊行、抗美援朝遊行和捐獻飛機大炮的民族音樂義演等等，積极參与各項社會活動，靠攏黨和政府。雖然當時道教還沒有被承認，但是，他始終相信共產黨政府不會不承認道教，因為這是中國唯一的本土宗教。1955年，上海宗教局的姜尚文同志找他，邀請他出來組織籌備上海道教協會。我那時已經讀高二了，記得下午放學回家，看見他同一位陌生人在客堂里商談。事後，陳蓮笙高興地告訴大家，共產黨的幹部就是不一樣，平等待人，和藹可親，要他出來做組織道教界人士的工作，給他科員的薪資，享受相當於公費醫療的待遇，等等。從此，他就成為專職的道教協會工作人員，直到羽化。

1956年，我考進了北大中文系，到了北京。那時我才17歲，從父親的信函里得知中國道教協會準備成立。1957年，陳蓮笙當時只有40歲，他和上海道教界代表一起到新建的前門飯店參加中國道協成立大會，併當選為理事。我專門去飯店看他，他很高興，拉著上海虹廟當家張源琨叔叔和幾位道長一起到剛在北京開張的上海老正興吃飯。後來，他經常說，從辛亥革命起，道教界就想成立一個組織，但都沒有成功。從1957年起，道教終於有了跨宗派的全國統一組織，這隻有在共產黨政府領導下才能辦成。

1960年初，陳蓮笙又到了北京，住在西苑賓館。我去看他，說話時，他常常欲語又止，房間里還不斷有人來張望。我覺得氣氛不對，坐不多久就離開了。那時候，北大剛剛結束反右傾。我猜想道教界大概也在經歷這場運動。1961年，我因為得病回上海休養，才得知陳蓮笙在反右傾運動中也挨了批判。雖然他還留在協會，但只做上海道教的史料整理工作。對於這段運動經歷，陳蓮笙很少談及，也從沒有流露出怨恨的情緒，只是默默地做自己的史料整理工作。也正因為如此，才留下了他做的史料整理的內容，現在編入了《陳蓮笙文集》下冊。一些學術界的朋友都非常重視他編寫的有關上海道教界的史料和上海白雲觀的碑誌以及同官府往來文書的原始材料，認為極其珍貴。

當「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來臨的時候，陳蓮笙是想不通的。運動開始不久，紅衛兵和造反派就抄了我們家，他們甚至將我家的雕有蟾蜍的大硯台也當作四舊沒收。當時，陳蓮笙還是天天走到老西門的白雲觀，在道教協會籌備委員會辦公室里做史料工作。突然有一天，白雲觀里衝進來紅衛兵和宗教局的造反派。他們的掃「四舊」，就是毀文物和燒道書。眼睜睜看著白雲觀供奉的明代朝天宮銅像被拉走，陳蓮笙無能為力。面對紅衛兵將二部半的涵芬樓《道藏》一冊一冊扔進火海，他熬不住了，奮不顧身地衝上去阻止，嘴裡說那是國寶，那是歷史。可是，立即被造反派拉到一邊，紅衛兵對他拳打腳踢，批判他是保皇派、反革命，要準備復辟，勒令他低頭認罪。他站在火堆旁邊，眼角看到有機會，就以財務賬冊為名，將有的簿冊搶下來，留在身邊。其中被搶下來的，就有後來掛在老君堂里的吳道子畫老君像的巨幅拓片，以及他整理的文史資料和當時上海道教協會收藏道教書籍的目錄。

1967年，上海造反派「奪權」高潮時期，他和玉佛寺的大和尚真禪法師被一起關在西藏中路的慕恩堂里，隨時接受批鬥。一道一僧天天坐在一起學習毛主席著作，反省檢查。在房裡沒有人的時候，兩人又悄悄交換著路上看到的和聽到的各種馬路消息。他們都相信，眼前發生的一切都不是共產黨的本意，都是不正常的現象，要耐心地等待變化。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停發了陳蓮笙的工資，改發微薄的生活費。但是，陳蓮笙就是拒絕領取所謂的生活費。他說，我到道教協會的時候是政府要我來的，我是有級別的，有工資的，我不領什麼生活費。因此，我們家二老六小的生活，在這幾年裡就靠我的60元工資和弟弟妹妹寄來的一點錢維持著，直到陳蓮笙恢復工資發放為止。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為沒有工資，陳蓮笙從靜安區家裡到南市區勞動的工廠的路程，從來不坐公交車，每天來回都靠兩條腿走路。那時他年齡在50歲到59歲之間。「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時候，我碰到上海佛教協會的一位秘書長，他告訴我：他每天早晨從黃浦區走路到圓明講堂，你父親從新閘路走路到城隍廟，兩人每每在人民廣場碰到，都要親熱地打招呼。如果幾天碰不到，彼此都會挂念和擔心對方，相互默默祈禱平安。

「文化大革命」後期，陳蓮笙被安排到立新傘廠勞動。他同真禪大和尚一起每天製作傘柄，在勞動中相互關心和照顧，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上海佛教恢復的步伐要比道教快。後來，上海道教協會恢復和成立的時候，無論在輿論上、財力上還是人力上都曾經得到上海佛教協會的幫助。上海道教協會成立的當天，真禪大和尚還親自到白雲觀恭賀。陳蓮笙在生前不止一次地表露過他對真禪大和尚的懷念和感激之情。

那時，我已經搬遷到金陵東路居住，正是他每天走路經過的地方。每當周末前一天晚上，我家都要燒一點菜，請他來家小聚。有時候還請我岳父一起聚餐。當時，不論有多麼辛苦，我從來沒有聽他說過不滿和埋怨共產黨，或者埋怨自己出身道教的話。

「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時候，陳蓮笙已經過了花甲之年。我的家也從金陵東路搬到了江蘇路。看到北京的春節招待宴會有宗教領袖出席，他就多次走到我家來，跟我說要給市領導寫信，要求恢復道教的活動。記得當時我就曾經幫助他起草過給剛恢復工作的上海曹荻秋市長、胡立教書記等領導的信。當然，那時百廢待興，政府還顧不上道教的事情，也得不到回復。但是，陳蓮笙始終相信共產黨是不會忘記道教的。

在上海還沒有恢復一個道觀的時候，在人民政協工作剛恢復的時候，陳蓮笙就利用自己是靜安區政協委員、原道教協會籌備會工作人員的身份，在徵得靜安區政協同意後，在康定路靜安區政協所在地，借了一個辦公室，開始聯絡道教界人士的工作。他在這裡組織道士開展時事政治學習，舉辦道教講座，排練道教音樂，直到在市委和市政府支持下，白雲觀正式收回為止。當時，陳蓮笙已經六十五六歲了。

改革開放以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貫徹落實。陳蓮笙得到道教界的廣泛支持，也得到了黨和政府的信任。他從靜安區政協委員，變成了上海市政協委員和常委，從籌備會工作人員，變成了上海道教協會的秘書長、副會長、會長，還擔任了中國道教協會的副會長和顧問。但是，他一直認為自己不過是個「小道士」，只不過遇到了好日子、好政策，對於黨和政府始終抱著感恩的態度。他常常對我說，你能夠到北京大學讀書學習，且咱們家裡4個孩子都有大學學歷，這在舊社會的道士家庭是絕對供不起也做不到的。

雖然擔任了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精力和能力，只能夠在上海做些事情，發揮點作用。所以，他多次婉拒了要他去北京工作的呼聲。擔任上海政協常委以後，他自知只能為黨和國家在道教界里發揮一點作用，因此從來不擺常委架子，不做道教以外的事情。儘管到了90歲，他還是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小道士」，只是在上海城隍廟的崗位上為黨和政府工作、分憂。

可以說，陳蓮笙一生經過了新舊社會，也經歷了新中國成立以後的「左」傾思潮的折騰。但是，陳蓮笙始終保持著對於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信任和熱愛的態度，堅持走愛國愛教的道路，從來沒有動搖過，不論自己蒙受什麼樣的災難和屈辱。

艱苦的道觀恢復工作

實行改革開放以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漸落實。陳蓮笙積極配合黨和政府做恢復道教的工作。

恢復道教活動遇到的第一個困難就是恢復道觀。當時上海所有原來的道觀都被不同的工廠、企業或街道單位佔用著，而且都各有各的理由，不願還給道教。於是，恢復道教活動就從爭取收回道觀開始。

要將一座座被占的道觀收回，實在不容易，需要做大量細緻繁複的工作。那時我已經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工作。有一天，陳蓮笙要我隨他一起到浦東參加一個座談會，同去的還有道協的徐家進道長。在一個堆滿工具的閣樓上，十多位浦東地區著名的道長你一言我一語地發表著對於恢復浦東著名道觀欽賜仰殿的意見。我擔任會議記錄，然後根據記錄和《上海縣誌》中有關記載，整理了一份要求恢復欽賜仰殿的會議記錄。因為這樣的事情，在當時還不能被大多數人接受，所以會議是在半秘密狀態中舉行的。當然，會議記錄送給了浦東地方政府和上海市的有關部門。

對於恢復道觀的困難，陳蓮笙堅信，總有一天黨和政府會落實政策，道觀會得到歸還。他常常說只能不厭其煩地反映情況，等待時機，著急也沒有用。在佔據單位還不能歸還的時候，他只要求在原道觀里先歸還一間房，讓道教有個立足之地。他常常說，只要道教有個辦公室，就會讓所有人知道這裡原來是道觀，總有一天會還回來。上海白雲觀原來被友誼商店古董修理工場佔據著。該工場到處說每年為國家創匯幾十萬美元。道教開始只能在門房旁邊占著一小間屋子辦公。直到當時上海市委老領導、政協副主席楊士法視察了白雲觀，親自說出宗教政策不能落實的損失遠遠大於幾十萬美元的話，並指示工場儘快歸還道教以後，友誼商店的工場才撤離了白雲觀。

記得當時任上海宗教學會副會長的馬人斌阿訇經常跟我說，上海政協開會的時候，他見到陳蓮笙從來不稱呼名字或者陳道長，而是稱陳城隍。因為，每次開會或者提案陳蓮笙說的都是恢復上海城隍廟的事。當時，天主教金魯賢主教在政協也呼籲大家一起幫助道教實現收回城隍廟的目標。就這樣通過連續8年的努力，最後得到中央和上海市領導的關注，南市區領導的支持，上海市宗教局的關心和協調。在豫園商城的幫助下，坐落在寸金之地的上海城隍廟終於回到了上海道教界的懷抱。經過連續兩次工程維修，如今，城隍廟已成為名副其實的上海乃至中國道教的窗口。

恢復道觀工作，佔用了陳蓮笙晚年大約整整十年的時間。

在為恢復道觀四處奔走的同時，陳蓮笙常常問我道教應該怎麼恢復。他常常說，上海道教如果能夠恢復，應該與過去有所不同，要創新。同時，道教里一些優秀的東西可能會後繼無人，一定要儘可能保存下來。因此，他從最熟悉和最喜歡的道教音樂文化入手。在借地靜安區政協辦公的條件下，陳蓮笙就開始組織熟悉民族器樂的道士排練道教名曲。靜安區政協禮堂里每周都會響起悠揚的江南絲竹風味的傳統道曲。每當這時候，都會引來人們蜂擁圍觀，鼓掌歡迎。他還利用二子陳大燦在上海音樂學院從事民族音樂教學的條件，爭取到了學院領導和相關人士的支持。在既無資金、又無場所的條件下，開始錄製上海道教音樂名曲，出版了中國第一部《迎仙客》音帶，後來還拍攝了進表科儀等錄像。這一保存道教優秀文化的努力，在道觀逐漸恢復以後，在陳蓮笙身後的今天，上海道教界的青年道士們仍然在繼續努力進行著。

把道教恢復的希望放在青年道士培養上

在上海的道觀逐漸收回以後，陳蓮笙考慮最多的問題便轉到青年道士的培養上。他不止一次對我說，自己已經60多了，其他道士也有七八十的了。現在是過一年就少幾個。再過幾年，隨著道觀的大量恢復，道士就不夠用了。再說，老道士已經跪不下去了，即使能跪下去也站不起來了。如果出現這個情況後，道觀收回再多也沒有用。因為那時的道觀不是真正的道觀了，只不過是博物館或者旅遊點了。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陳蓮笙就特別注意來道觀的青年人，並熱情接待那些想要當道士的人。但在當時的上海，想進入道門的人並不多；即使有，也因遭到父母的反對而作罷。有一天，他興高采烈地告訴我，從海安來了一位張道長，他願意幫助組織一些青年來上海學道，其中還有不少是海安散居道士的後代，他們都有道教感情。陳蓮笙聽了非常高興，同我多次說起。接著，他就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下，籌劃在上海白雲觀里舉辦上海道學班。比如，安排十多名學生住一間房，在廚房旁邊清理出一間破舊房子做教室，沒有糧食計劃和購糧的錢，就要求學生自己帶米來學習。他之所以含辛茹苦地開展培養青年道士的工作，為的就是滿足陸續收回道觀的需要。

對於如何培養青年道士的問題，他也多有考慮。他跟我說的第一個要求，就是速度要快。我回答說，學道青年來了就馬上拜師，跟師父一年，基本上就可以念經拜懺做法事，頂上去了。他考慮了一下，說不行。他說，他了解現在還在的道士的水平。什麼樣的師父培養出什麼樣的徒弟。單靠師父教，水平就會越教越低，作風就會越教越差，難以培養出真正有新面貌的小道士來。何況用這一方法培養出來的青年道士，往往會形成一個個小團體、小幫派。所以，入學馬上就跟師父學，不是一個好辦法。於是，我就說，那就學習基督教和佛教的辦法，先在學院里學習兩年，然後再到宮觀里拜師學習1年。聽我介紹了在金陵神學院講課看到的情況後，他很高興地說，這個辦法好，既保持了道教的師徒傳統，又能夠讓小道士學到很多東西，並避免沾染拉幫結派等壞習氣。在談到青年道士培養的目標時，他說，不能要求過高。在小道士們畢業的時候，只要文化課及格，會寫字畫畫，能夠吹、拉、彈、唱、念、做，能夠靠自己的本事做一天道場，也就可以了。我當時一聽就明白，這些話其實表達的就是我爺爺陳榮慶說過的意思，即一個道士要兼通四書五經、琴棋書畫，既是一個儒生，又能夠做道場。陳蓮笙還說，30來個小道士不可能人人成才，能夠培養出幾個突出的就可以了。比如，一個能夠做高功，一個能夠管理道觀，一個能夠寫寫文章、講講課，這就很不錯了。他的這些話講得很實際，所以，當時我參與辦學，也就沒有很大壓力了。

陳蓮笙自己沒怎麼上過新學，他的閱讀和寫作能力都是靠做道士以後的自學培養起來的。因此，他非常重視教育，這從他重視對子女的教育就可見一斑。對於青年道士的培養，他不是追求短期效應，而是連續辦了第二屆、第三屆道學班。在得到中國道教學院的支持後，他又挑選了三屆學員中的優秀人才，舉辦大專程度的培訓班，以繼續提高青年道士的理論水平和實踐能力。

進入21世紀，80高齡的陳蓮笙儘管已經退出了領導崗位，但他還是不止一次地叮囑我要繼續做好道教人才的培養工作。他認為，道教在新世紀發展的關鍵在於人才。他說過，「道教人才的培養不能只靠書本，而主要應靠道教自己」。他知道，培養人才是一件「只有投入，卻看不到收入」的事情。但是他認為，沒有今天的投入，就不會有道教明天的發展。當時，上海道教協會在經濟上很困難。直到道學班開班以後，陳蓮笙還能感受到來自教內的某些同道的壓力。以至於後來，道學班甚至幾乎到了難以為繼的境地。這時候，香港圓玄學院的趙鎮東先生來上海參訪。得知情況後，他立即伸出援手。因此，陳蓮笙對於趙先生的恩情始終銘感於心。後來，當得知趙鎮東先生羽化先行一步時，陳蓮笙立即決定在上海城隍廟為趙先生做「獻七」道場，並邀請圓玄學院和趙先生家屬到上海。在趙鎮東先生靈前，陳蓮笙親自上香、斟茶，當年受恩的道學班學員集體為趙先生上香、誦經、行法，以表達他們的感恩心情。

陳蓮笙還說，趁這次恢復的機會，新培養的青年道士要能夠改掉老道士身上的一些陋習，這些陋習是今後道教恢復並生存的最大障礙。他說的陋習，首先是道士們在道學知識上的欠缺。例如，過去很多道士不讀《道德經》，不了解道教的歷史，弄不清什麼是全真派、什麼是正一派。這些問題在道學班的課程設置中都要給予解決。另外還有一些陋習是作風問題，也就是道風問題，如不穿道服、歪戴道冠、不講衛生、抽煙酗酒，甚至於賭博吸毒等等。他認為，在道教恢復過程中，要重點抓好道風建設，以便在社會和民眾中樹立道教良好的形象。於是，狠抓道風建設成了陳蓮笙在恢復道教工作中的第三件大事。他常常對我說，如果沒有道士，也就沒有道教。但是，如果有了道士，道士卻沒有個道士樣，那麼道觀還是沒有道士好。因為，如此一來，道教的形象就會被徹底破壞，道教也會隨之失去優秀傳統文化代表的資格。所以，在創辦《上海道教》雜誌的開始，他就決定要寫《道教徒修養講座》。

之所以用《道教徒修養講座》這個名稱，是受到劉少奇的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啟發。在「文化大革命」的風風雨雨中，無論大字報和文件怎樣批判劉少奇，陳蓮笙始終認為《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一本好書。他說，做人就是要有修養；道士應該有自己的修養標準；統一的修養才能夠顯示出道教徒統一的信仰和統一的組織力量。講座的八講內容，即：奉道行事、愛國愛教、學道為人、多行善功、我命在我、齋醮度人、眾術合修、適應時代，是陳蓮笙根據自己幾十年做道士的體會而確定命名的。因為他當時忙於恢復道教的工作，我也曾經幫助他寫作。但是，都是他口授，我記錄，然後他再費心斟酌，一字一句地修改。例如，在《奉道行事》中，有一段被許多人引用的話：

社會要發展，時代要變化，一代與一代的道士都不一樣。我們這一代的道士和我們的度師就不同了。我們同天師初創道教時代的道士就更不同了。將來的道士和我們這一代比肯定會有更大的變化。我相信更加進步，更加提高，更加有出息。但是，不論有多大的變化，道士總是道士，俗話說萬變不離其宗。作為道士，他有一些根本的東西是不能變的，變了就不是道士了。這就是一個道士對道教的信仰不能變。一個道士如果連信仰都沒有了，那他就不是道士了。即使他還留在道觀里，穿著道裝，他的心也不是道士了。

這段話中所表露出的一個老道士的滄桑經歷、學道體驗、世事洞明、寬闊視野及遠大胸懷，都是非常令人感動的。我當時聽到這些話，心裡非常激動。這樣深邃的思想、這樣平實的表述、這樣樸素的語句，我這個從北大中文系畢業的人是無論如何也編不出來、寫不出來、裝不出來的。

「活動，活動，動了才能活」

在道觀收回和修復工作初見成效、第一屆和第二屆道學班學員逐漸走上領導崗位的時候，陳蓮笙的年齡已經80了。1998年，他從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的位置上退下來，改任顧問，並且將常務理事的崗位讓給了上海的青年道長。1999年，他又從上海道教協會會長的位置上退下來，被尊為榮譽會長。此後，他的主要精力就集中在辦好上海城隍廟上了。

1994年，上海道教界收回了城隍廟的使用權，並且立刻邊修復邊開放。2000年，陳蓮笙升座為上海城隍廟住持。雖然身為住持，其實他並不過多介入廟務。除了必要的接待來訪外賓和港澳台客人以外，他放手讓由青年道士組成的城隍廟管理委員會工作，讓他們大膽管理，不怕做錯，只要求他們有錯就改，不斷改進、提高自己。他自己則只在幕後做些指導和把關的工作。從2000年到他羽化的8年時間裡，陳蓮笙對城隍廟的發展最為關心的事情有三件。

一件是把上海城隍廟的宗教活動搞活。對於剛恢復的廟觀來說，其宗教活動大多不正常。這其中有很多主客觀的原因。陳蓮笙就說，「活動活動，動起來才能活。不動的話，道教就只能死」。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在不到幾年的時間裡，上海城隍廟就把全年的活動都安排得井井有條，做到了每個月都組織為不同信眾服務的宗教活動。廟裡一直實行對老年信眾的免票進廟制度，對一般信眾則保持門票、素食的低價位，還特別規定，信眾參與宗教活動，經資隨緣。這些舉措使信 眾的信仰成本降到最低，從而向信眾徹底打開了城隍廟的大門。

一件是通過創新宗教活動以吸引青年信眾。當時進入道教宮觀祭拜的大多數都是老年信眾，其結果就是「過一次冬至少一批信徒」。這正是陳蓮笙一直擔心的問題。在出訪港台和新加坡的過程中，他受到啟發，立刻和香港蓬瀛仙館合作，編撰《太歲神傳略》。此後每年的正月和十月，廟裡都開展經資隨緣的拜太歲、謝太歲活動。隨之，祭拜人數開始逐年增加，而且大多是青年和中年信眾。同時，廟裡還增加了為商人信眾服務的接財神活動。通過這些活動的開展，使得進入上海城隍廟燒香的信眾開始出現年輕化的趨勢。陳蓮笙晚年已經認識到，欲解決信徒老齡化的問題，關鍵是我們要了解：中青年信眾需要什麼，我們道教又能夠為他們做些什麼。光著急是沒有用的，要心動加行動。

還有一件是提高青年道士的素養。陳蓮笙要我在退休以後，繼續在上海城隍廟為小道士講課，通過講授張宇初天師的《道門十規》以及《要修科儀戒律抄》、《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等典籍，繼續提高青年道士的素養。同時，他還關心城隍廟道樂團的建設，希望道教音樂後繼有人。從上世紀90年代起，由於上海的道教恢復工作全面展開，陳蓮笙沒有精力再兼顧道教音樂的事。而就在這十餘年的時間裡，一些從事道教音樂演奏的高手也陸續離開了人世。在他升座上海城隍廟住持後，在英國的二子陳大燦正巧回國探親。陳蓮笙支持上海城隍廟管理委員會，通過大燦邀請上海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系的老師，每周到廟裡上課，專門為城隍廟的小道士開設一對一的笛子、二胡、琵琶、嗩吶和鼓樂的專業課程。經過連續兩年多的培訓，小道士的音樂演奏水平獲得了很大的提高。上海城隍廟道樂團先後參加了江南絲竹匯演、道教音樂匯演，獲得了各方面的很高評價。陳蓮笙還讓曾任職文化館館長的三子陳大霖在退休後協助城隍廟道樂團的組織和排演工作。在親耳聆聽青年道士演奏的傳統道樂後，陳蓮笙欣慰地表示，道教音樂終於有了滿意的接班人。現在由上海城隍廟道樂團青年道士演奏的《迎仙客》音碟，不僅由中國的出版公司在國內出版發行，而且還由英國的ARC唱片公司發行到了全世界。

1997年80歲生日時，陳蓮笙正巧在北京開會。國家宗教局和中國道教協會的領導為他舉行了慶祝壽宴。回上海以後，上海市宗教局和上海市道教協會領導又為他舉行了慶祝壽宴。在多次答謝講話中，他都說自己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小道士」，感謝政府和道門領導的關心愛護。他把自己定位在一個普通的「小道士」上。這個「小」，其實並非是說自己年紀小，而是指自己永遠是一個在學道和修道道路上前行的人。相對於永恆的大道而言，自己永遠是「小」。這個「道士」，更是表明他的心跡：不論擔任過什麼領導職務，他始終認為自己不過是「奉道之士」中的一員。

陳蓮笙只是一個普通人。他也有慾望，也有私利，但是，他永遠都把慾望和私利限制在一個「度」之內，能夠做到先人後己、永不膨脹；他也會犯錯誤，但是，他一旦明白了就會立刻改正。

他不會把名譽、地位當成包袱。即使到了晚年，上京開會也同青年道士一樣坐火車、睡硬席。他不許子女參與道教內部的領導工作並享受特權，因為他只是把自己當作無名無利的「小道士」。

他愛護青年道士勝過愛護自己的子女。不論是何門何派，不論來自何山何廟，只要是青年道士來訪，他都會熱情接待。對於犯錯誤的青年道士，他總是一如既往地關心愛護，從來不對他們帶有成見，期望他們從哪裡跌倒就從哪裡爬起來，以後將功補過，為道教發展而奉獻終身。

他尊重一切理解道教、支持道教、幫助道教的人，願意毫無偏見地打開大門，接納他們加入到道教研究和弘揚的工作中來。逢年過節還親自上門慰問，儘可能給他們的辛勤勞動支付相應的報酬。

他從不認為自己是高道，因此，從不吹噓自己。他希望自己身後能安葬在茅山，能依傍在歷代祖師身邊；又希望在那裡能同比鄰的無錫道士華彥鈞（瞎子阿炳）相遇，在另一個世界裡一起切磋、欣賞和演習道教音樂。

他唯一牽掛的是自己身後的道教。他相信陳家的子孫一定會超過他這個來自吳家的嗣子。他也相信來自海安、茅山等地的小道士一定會超過他這個混跡道門80年的上海「小道士」。

他坦然而淡泊地面對人與己、親與疏、名與利、生與死。他挂念的不是家庭和子女，而是上海道教。他一生留下的最後8個字不是給自己子女的，而是給來自茅山和海安的兩位青年道教領袖的，這8個字就是「加強團結，大局為重」。

（本文作者陳耀庭，作者單位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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