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更加垂青於誰？盤點5年諾貝爾自然科學獎

■記者 李晨陽

自10月2日諾貝爾獎各大獎項陸續頒布以來，關於諾獎的方方面面就成了線上線下、各大媒體熱議的話題。記者盤點了近5年來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獲獎者和獲獎成果，看看諾獎究竟更加垂青於誰。

基礎還是應用

諾貝爾獎更青睞基礎研究還是應用研究？

梳理近5年的諾獎獲獎成果，可以看到生理學或醫學獎、物理學獎這兩大獎項，都是4屆頒給了基礎研究，1屆頒給應用研究。獲獎的應用研究分別是「青蒿素和雙氫青蒿素的療法」「蛔蟲感染新療法」（2015年生理學或醫學獎）、藍色LED管（2014年物理學獎）。

相比之下，化學獎對應用研究似乎更友好些——5年中有兩年頒給了不同類型的顯微鏡。

看來，近幾年諾獎似乎更偏愛給學科帶來深刻改變的基礎研究，特別是一系列微觀層面的機制研究格外受寵。而「顯微鏡們」頻頻獲獎，或許是因為它們有力推動了學科向更精深之處發展。

東方還是西方

在極具「諾獎特色」的黑、藍、黃三色人物畫像中，西方面孔仍然佔據壓倒性比例（約83.7%）。在為數不多的東方人中，除了2015年榮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中國女性屠呦呦，其餘幾乎都是日本科學家。

5年間，問鼎諾獎的日本學者多達6位（2014年物理學獎得主中村修二為日裔美籍學者），獲獎人數僅次於諾獎「超級大國」美國。

不過，在人們感嘆日本科學家的諾獎佳績時，2016年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日本分子細胞生物學家大隅良典卻指出，近年日本獲獎研究成果主要歸功於上一輩科學家，反映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的科研水平，日本的科研現狀不容樂觀。

陳年還是新鮮

引力波探測強勢奪得今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雖是意料之中，卻也令人振奮。因為從2015年9月LIGO宣布探測到引力波至今，也才僅僅過去了兩年。這樣的獲獎速度在諾獎中並不常見。

相比之下，獲得今年生理學或醫學獎的3位科學家分離出周期基因，已經是33年前的事情了；而獲得今年化學獎的冷凍電鏡，則經歷了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的漫長跋涉，在2013年實現了重大技術突破。

縱觀近5年諾貝爾獎獲獎成果，大多還是數十年「陳釀」。真正能稱得上「小鮮肉」的恐怕只有引力波。值得一提的是，獲得2013年物理學獎的成果——希格斯玻色子（上帝粒子）的理論預言，其實早在1964年就由獲獎科學家提出了，但是直到2012年才有實驗室發現了該粒子，證實了這個「年近半百」的理論。次年，這個成果就戴上了諾獎的桂冠。

作者手記

諾獎成果背後的中國身影

2015年，屠呦呦憑藉「青蒿素」斬獲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成為首位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中國科學家。

作為一名科技記者，除了注意到屠呦呦獲獎，還不難發現諾獎得主的課題組中正湧現出越來越多的中國身影。

本屆諾貝爾物理學獎，不出意外地頒給了引力波探測。在發現引力波的LIGO科學家團隊中，清華大學的3位中國科學家帶領學生們，設計出了一套用於引力波的數據分析、雜訊分析和信號搜尋的高速計算系統。

去年，科技部成立了引力波研究專家委員會，並得到了中科院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等部門的大力支持。目前，中國有些關於引力波探測的項目讓人耳熟能詳，比如利用衛星在外太空探測引力波的「天琴」和「太極」計劃，在西藏阿里探測原初引力波的「阿里」計劃等。

在今年的另外兩個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獲獎領域——「生物晝夜節律」和「冷凍電子顯微鏡」中，中國學者也並不落後。在霍爾—羅斯巴殊的研究團隊中，有不少中國研究生從早期便參與到生物鐘研究工作中；而在冷凍電子顯微鏡領域，國內大部分年輕學者都和3位獲獎者有一定的師承關係。

去年榮獲諾貝爾化學獎的美國科學家弗雷澤·斯托達特與中國有著很深的淵源，在他美國西北大學的課題組中，有一半是來自中國的學者。

一項科研成果能否被諾獎垂青，一名科學家能否問鼎桂冠，實力固然重要，但也有運氣的成分。比起執著於某一個獎項，我們更應關注國內科研人員整體研究水平的提升。當越來越多的諾獎級成果展現出中國元素時，我們應當欣慰，應當喝彩，同時也應思考：在這些改變世界的重要領域中，我們的角色如何從「參與」轉向「引領」、從「學習」轉為「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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