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做錯三件事，解縉從寵臣淪為棄臣！

膽大心直的解縉做了三件事，讓朱元璋對他大為不滿。

第一件事是語嫚兵部官員。

解縉的矮在朝中是出了名的，人們都親切地叫他「解縉矮子」。解縉剛到朝廷不久，有一次到兵部去要幾個差役，兵部的官員見解縉矮小，便口出污詞說：「你個子那麼矮還用得著保鏢嗎？」解縉聽了很不高興，雙方遂對罵起來。解縉的「世人笑我矮砣砣，我笑世人著衣多，倒吊起來冇點墨，身高一丈又如何」一詩應是這時的作品。

兵部尚書沈溍知道這件事後，大肆渲染，添油加醋地把此事報告給皇上朱元璋。朱元璋聽了沈溍的告狀，覺得解縉確實有點「冗散自恣」（性格散漫、狂傲），因為一點小事竟和同僚爭吵，不僅有失體統，也不懂官場潛規則。於是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調解縉到江西洪都做監察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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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是為李善長白冤。

李善長為明朝開國大臣、朱元璋的親家，官爵封為韓國公，享受自免二死、子免一死的特殊待遇。李善長的侄子是胡惟庸的侄女婿，胡惟庸做宰相又是李善長推薦。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謀反案事發，5年後有人告李善長為同黨，李被罷官，10年後有人再告，77歲的李善長被誅。

當時很多大臣想為李善長鳴冤，但又人人自危，沒有一個人敢出頭。這時，虞部郎中王國用想到了解縉。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即李善長死後一年，王國用找到解縉，請他代寫為李善長平反的奏疏。解縉血氣方剛，原本就認為李善長是冤死，於是應邀疾筆寫下《論韓國公冤事狀》，狀中闡述了幾條理由，如李善長被封為韓國公，已沒有謀反的功利動機；李善長年事已高，沒有去冒這個險的必要；李善長的兒子李祺是皇上的駙馬，謀反沒有外在動力等。

朱元璋看了《論韓國公冤死狀》後，大發雷霆，大罵解縉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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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事是彈劾御史袁泰。

解縉在江西洪都做監察御史時盡職盡責。監察御史是個九品官，官銜不高，但權力很大，有權對地方官員的行政、品行進行監視糾察，而且「御史糾彈，皆承密旨」，可將各級官員的情況直接面呈皇上。

解縉的上司、督察院左都御史袁泰是個奸黠小人，經常竊聽、告密、誣害與他意見相左的官吏。一次上朝，朱元璋問御史夏長文昨晚為何長嘆，有何不滿？夏長文大汗淋漓，只得將昨晚與妻子發生口角，獨坐飲酒嘆息之事照實稟告。朱元璋見他說的與告密的畫像相符，才未加罪。

御史夏長文將這件被袁泰陷害的事告知解縉後，解縉甚是生氣，對袁泰深惡痛絕，於是代夏長文草疏《論袁泰奸黠狀》彈劾袁泰。朱元璋見奏疏激昂，令有司核實後，把袁泰作了調職處罰。從此，袁泰對解縉懷恨在心。

朱元璋後來得知彈劾奏疏是解縉所為，覺得解縉過於鋒芒畢露，城府不深，容易被人利用，於是想讓他經受些挫折，讓他反思一下。

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在朝中辦了個千叟宴，解縉的父親解開也在邀請之列。談到解縉時，朱元璋對解開說：「解縉才學雖好，可性格太直，容易吃虧。不如你帶他回去，帶職進修。這孩子大器早成，十年後再來朝廷大用未晚。」

就這樣，一個朝氣勃勃的解縉，一個血氣方剛的解縉，一個充滿政治幻想的解縉，一個剛正不阿的解縉，一個敢想敢說敢做的解縉，隨老父回到了吉水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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