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曉蓉：傳播學何去何從？——基於時代變革的追問與思考

【內容提要】傳播學何去何從？這一問題由來已久，常議常新，難免屢屢落入掛一漏萬的境地，也仍將「集焦慮與希望於一身」地向未來開放。本文強調的是對於某些司空見慣的概念、現象和說法進行追問、潛入和思考，強調通過歷史的回溯來解釋當代的走向，以及當代的變革對於原有思維方式的衝擊。

【關 鍵 詞】科學基礎/跨學科/主動與被動

傳播學轉型、傳播學突破、傳播學重建——凡此種種，關涉這一學科的何去何從，也呼喚出此起彼伏的各種聲音。面對社會重大變化，幾乎所有學科都有著程度不同的焦慮，作為以信息的傳播規律、傳播以及關係和意義的構建等為研究對象的傳播學，在當今以新媒體為背景和推動力的巨大變革中，受到的考問和自責尤其慘烈。

傳播學誕生的歷史不長，充其量也不過大半個世紀。中國傳播學對之的接受，則只有區區二三十年。中國傳播學有關學科的反思，一直浸染在西方語境和本土消化、現實的衝擊和基礎的薄弱、安身立命和跨學科訴求等方面。可以說，短短時間，學科點、招生人數等風生水起，可學科建設——這裡多指所謂「內涵」——則走得磕磕絆絆，有時甚至是原地踏步。

一般情況下，有關學科轉向的思考常常會同時受制於現實的需要和學科本身的需要，傳播學尤其如此。它們都離不開學科自省，由內至外，推己及人，由人及己的比較和分析。孟子有言：仁者如射，發而不中，反求諸身。我們立於最新近的時代變革，去回溯那多重的歷史層面；我們也從那「層復一層」的歷史沉澱，返歸到對於學科前景的思考，使得傳播學的「喜」與「悲」、「漲」與「落」，乃至「革新」、「拓展」與「鞏固」，都能逐一逐步落於實處，獲得支撐。

一、主流傳播學的「科學基礎」：瀰漫與深遠

現有關於傳播學危機和轉向的討論，在許多場合下都會談到中國傳播學之受到美國主流傳播學的較大影響，因而缺失了多種方向和多重深度。實際上，自產生以來，作為主流學派，美國傳播學內部也不斷遭受著學科危機的打擊，其中有些是根本性的，有的則是在一定範圍內的修修補補。毋寧說，外在質疑和內部調整，也恰恰是傳播學這門學科的特色，其頻率和程度遠遠超出其他學科，並同時構成了學科之活力以及備受質疑的理由。對之有清楚的、條理分明的了解，應該能夠提供關於特定問題的具體境遇、或相關討論之不能缺失的內容，從而有助於「脫胎於此」的中國傳播學的發展。這裡圍繞二戰後美國傳播學尋找科學基礎的一個實例及其影響，對之進行簡要的剖析。

就源頭而言，美國主流傳播學的科學基礎與其他社會科學沒有大的區別。牛頓力學作為16、17世紀物理學的最高成就，確立了科學之能夠改變世界的本質。18世紀的啟蒙運動將牛頓力學原理視為理性和現象統一的基礎，相信藉助理性和事實便可理解錯綜複雜的世界。19世紀之所以被人冠之以「科學時代的開始」，是因為一個新的認識的出現和鞏固：「……人類與其周圍的世界，一樣服從相同的物理定律與過程，不能與世界分開來考慮，而觀察、歸納、演繹與實驗的科學方法，不但可應用於純科學原來的題材，而且在人類思想與行動的各種不同領域裡差不多都可應用。」這正是社會學作為一個新學科的產生時間。創始人孔德曾經更加傾向於將之命名為「社會物理學」而不是「社會學」，為的是強調它能夠體現科學時代和啟蒙運動的精髓。

現代科學技術是一個大家族。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其中的一個類別——傳播技術——不僅漸次脫穎而出，構築「技術壓縮時間」的常新範例，而且在發明探索的初期，便承受了社會革命的期望，或曰「傳播的宗教」，一如標誌通訊革命開端的電報問世時所傳送的那句著名電文：「上帝創造了什麼」一樣。美國主流傳播學從一個重要的方面——當然不是全部——體現了與這樣一種技術的獨特關聯，後者日益成為一個開放的大家族，成員越來越多。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後期以降，與社會科學的主流趨勢相符合，美國傳播學日益注重精緻的研究技術，體現經驗主義的精神特徵。它本身是一種新的多學科交叉領域的結果，一邊忙著應對大批層出不窮的、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一邊嘗試將多種尚在發展中的方法統一起來，探討現代傳播媒介的相關問題。

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契機而產生的傳播學戰後旋即陷入了危機。危機相當程度上直接來自學科的合理性，亦即就其現有發展方向而言，它應該有著怎樣獨特的科學支撐，才能夠「強大」得不至於「難堪」，不至於太多地落後於其他學科？或得到其他學科的「認可」？機緣巧合，也是順理成章，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正是資訊理論騰飛的年代。香農在戰爭時期所進行的密碼分析以及建立其上的資訊理論研究，屬於當時聯邦政府資助進行的各類傳播研究中的一種。它與其他一些重要的傳播學早期研究比肩而立，如：霍夫蘭等的軍事紀錄片的控制研究，拉斯韋爾的關於宣傳信息的內容分析，甚至有評價說資訊理論開創了「另一種內容分析」。

戰爭為傳播研究提供了緊迫性，但是對「傳播」問題的重視，以至於使之趨向於學科體制化和相對獨立性，是大戰結束以後的事。作為傳播學的發源地，美國率先就建立「傳播科學」的可能性進行了討論。「五十年代證明是模式建立的鼎盛時期，這被視為人們在傳播研究中尋求發展和統一的一個表現。……首先促使社會科學家按上述術語以模式形式來闡述他們關於傳播的思想的，是數學家克勞德?香農。」兩者的契合點是：當時的傳播學對於傳播效果與效率的興趣居高不下；「刺激-反應」和行為控制原理充當了行為主義傳播學的心理學基礎；以及組織和整理大眾傳播研究現有成果的日益迫切的需求。

資訊理論為傳播學提供的基本概念是：信源、信宿、訊息、噪音、信道、編碼、解碼等等。它們頻繁出現在主流傳播學關於「傳播」的定義中，如：「從最普遍的意義上說，傳播是一個系統(信源)，通過操縱可選擇的符號去影響另一系統(信宿)，這些符號能夠通過連接它們的信道得到傳播。」

20世紀50年代與尋找傳播學「科學基礎」的努力相伴隨的，是這一學科在大學中的建制嘗試。資訊理論對於傳播學這一新領域在大學的立足和擴散所產生的影響不容小看。資訊理論誕生於40年代末，這也正是早期傳播研究者「從中等職業學校的集散地中崛起」，並竭力爭取高等院校的同事們的學科認同之時，資訊理論似乎是獲得這種認同感的一個途徑，似乎能夠提供某種普遍的觀念，後者可以超越不同類型的傳播之間的差異，達到將傳播的術語、概念和模式加以標準化的目的。特別是方興未艾的大眾傳播，它在相當時期內以絕對「強勢」壓倒了其他方向的傳播研究；也構成了「美國傳播學」的核心部分。因此，不難理解的是：「大學中最早的傳播研究機構和最早的授予博士學位的課程，都始於香農的信息理論發表不久。」

主流傳播學不乏對於資訊理論的思維模式的修正或補充，如針對它的直線性和缺乏反饋，先後有奧斯古德-施拉姆的循環模式，丹斯的螺旋模式，而德福勒則嘗試在大眾傳播的有限範圍內尋找「反饋」的作用。儘管香農本人一開始就宣布他的模式限於通訊工程或技術傳播，但後者一旦納入包括傳播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的運用領域，這樣那樣的偏向終將不可避免。

自產生以來，作為主流學派，美國傳播學內部也不斷遭受著學科危機的打擊，其中有些是根本性的，有的則是在一定範圍內的修修補補。毋寧說，外在質疑和內部調整，也恰恰是傳播學這門學科的特色，其頻率和程度遠遠超出其他學科，並同時構成了學科之活力以及備受質疑的理由。

主流傳播學對於資訊理論的求助迎合了戰後公眾關於「科學能夠提供近乎任何問題的答案」的熱望，並完成了特定「技術」與特定「學科」的對接。與其他科學成果相比，這個理論具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和前瞻性，因而被稱為「影響最為深遠的科學突破」之一：「它是我們今天對於傳播的主要理解的基礎，特別是新的傳播技術的設計基礎。信息概念，作為信息的普遍測度標準的比特，以及從香農工作中衍生出來的傳播模式，使得我們能夠以一種在香農之前不可能存在的方式分析傳播系統。在傳播學中，信息是一個中心概念，而香農的資訊理論成為傳播學的根本範式。」

當資訊理論、信息傳播乃至「信息」真正成為時代的中心話語時，主流傳播學對於它的補充和修正就遠遠不夠了。或者說，它們類似於主流傳播學的實證方法：當對某個問題的解釋失效和力度減弱了，或原本想要證實的方法被證偽了，研究者便增加新的變數——一個一個地增加，但仍然限於一定時間和一定地點，仍是在微觀層面上考慮問題。在確定的「效度」之外，它們總體上缺乏或不介入宏觀的視野，歷史的維度和深思遠見，自然也缺乏批判的精神。

這裡不妨看一下曾獲人文學科研究基金的彼得斯的觀點，他在《交流的無奈》中說道，40年代後期「也許是20世紀面對communication的最偉大的時期。一個興奮之源是資訊理論，最初實際上叫通訊論(communication theory)。……它給科學家提供的，是它用傳統熱力學術語『熵』對信息進行的描述，這個描述令人神往；它給貝爾電話電報公司提供的，是它對信號冗餘所做的技術界定；這提供了一個『修正』頻率的菜譜，使一條電話線適應更多需求；它給美國精神生活提供的，則是一整套辭彙，這些辭彙很適合這個國家剛剛得到確認的地位：世界軍事強權和政治領袖的地位」。

「communication」之「通訊」與「傳播」的雙關語，並非只是一詞多用的結果，或是一種靜態的、不同學科背景的術語排列或轉換。從當年的「創新」來看，「大多數人總以為信息是發生在談話過程中談話者和受話者之間的交流，而出身於貝爾實驗室的香農則對連接談話雙方的電話線路中會發生什麼變化更感興趣」。如此一來，傳播內容之外的「渠道」本身，經過「渠道」的「信息包紮」和「繞道而行」，數據、圖像、聲音之藉助「比特」可統一表達的方式和標準，確定性、選擇性和或然性等現、當代重大問題躍然而出。

概而言之，彼得斯的上述三個「提供」之中，第一個彰顯現代「信息」概念的興起：它源於國家控制的政府項目，資金、方向及人員調配等都服從於特定時期的戰略戰術，最終卻產生了超越時空的世界性影響——這本身就具有耐人尋味的內涵；第二個預示著通訊革命的震蕩，它讓人想起那一條長長的鏈條：始於香農的資訊理論，「通向計算機，並最終抵達『萬維網』」；第三個則表明一個在世界上有著獨特地位的國家之所以是「這樣」，而不是「那樣」的決定性因素之一。難怪詹姆斯?凱瑞——他出版了《作為文化的傳播》一書——在討論美國主流傳播學的「傳播觀」時，將之概括為建立在資訊理論基礎上的「傳遞觀」，並一口氣連著把三個「最」給予了它：美國文化最常用的，可能也是所有工業文化最常用的，現代辭典中關於「傳播」一詞的最主要條目。換句話說，美國的文化精髓和民族精神，作為先後波及世界的工業革命之重要組成部分的工業文化，「傳播」一詞得以在現代辭典中呈現的可能性和主要路徑，如此等等，都與主流傳播學的這一科學基礎密不可分。

信息理論側重於信息的傳遞與接受，或「傳播規律」；它當然不是傳播學的「意義」理論，數學的和通訊的資訊理論思想向社會科學領域的全面滲透也完全不是數學家、工程技術學家香農的本意。可有誰能夠否認它在當今時代構建意義的獨特作用？誠如彼得斯所說：「『信息』成為一個實體詞，資訊理論成為描述意義的理論，又成為描述信道能力的理論。事實上，這個理論之所以令人激動，那是因為它把戰爭、官僚主義和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的東西變成了一門科學技術。信息再也不是什麼未經加工的數據、軍事後勤或電話號碼，它成了宇宙可以解讀的原理。」

作為二戰後傳播思想歡娛跳躍的主要場所之一，信息科學的理念和思維為傳播學的「落地」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也是所謂美國「主流傳播學」的重要根基，其結果遠遠超出了戰後傳播學出於一己之念「尋找靠山」的初衷。「我們今天很難體會這一發現引起的興奮和不可一世。那是自啟蒙運動以來我們得以享受的理性之夢，它不僅重整了高等教育，而且重整了當代生活的方方面面」，(11)於此，我們在試圖超越美國為代表的「主流傳播學」時，便需要輔以更多的理性思考，毋寧說這些思考亦是對於現有傳播學的豐富和發展。或者，有些具體案例、適合於特定時間與地點的結論、主要針對某類傳播(通常是大眾傳播)的範式、模型和思想，已經無法「框住」新時代的傳播現象，但在思想脈絡的深處，重要之源奔騰洶湧，或蓄勢待發，或靜靜流淌。

總之，在談到主流傳播學的控制與協調特色時，在因此而討論傳播學的學科轉向時，有些問題已經無法迴避：美國傳播學是否只是國別和國界的問題？在國內傳播學多年以特殊方式偏愛美國傳播學的同時，是否還存在未被耕耘(或關注遠遠不夠)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地塊」？即便是被提及最多的實證方法，我們與其質疑精神、同時向「證實」和「證偽」開放，以及真正的「科學性」要求等又有多少距離？有些尚未系統納入國內傳播學的方向(如通訊革命的意義，計算機文化，從互聯網到微博、微信等新一代媒體形態的理念發展，通訊、計算機、媒介融合的思維機制，等等)，是否牽連當今時代傳播與社會關聯的重要問題？等等。它們既是傳播學建立的「原點」，是「層復一層的累積物」，也是當代新媒體環境下認識「傳播」的重要性、發展傳播學的必經之路。

二、傳播學的「跨學科」：漂浮與落地

傳播學自誕生以來，「跨學科」的特點就一直伴隨其左右。它也是目前這個學科在一般層面上談論較多的字眼，甚至可以說是有關傳播學描述中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個詞，是介紹傳播學、論述學科建設或學科轉向常常一再強調的問題。

中國現有傳播學研究(如博士論文的寫作)中的一個並不少見的現象是：在對某個問題的探討中，常常以「跨學科」的名義，把許多領域都牽扯進來，而不管實際需要、整體結構、邏輯走向是怎樣的。比如有人在討論一個具體的理論或現實問題時，將「政治學、傳播學、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等盡收囊中，但常常流於表面；有的探索主題明顯的是實證研究，卻不合時宜地加入了文化研究或批判研究的視角，反之亦然。儘管各個學科可以殊途同歸，即便是相互對立的觀點也並非始終相互排斥、不能兼容，但正如凱瑞所說：「學術上的事往往起點決定終點，對傳播的基本立足點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隨之而來的分析路徑。」(12)跨學科本身是諸多學科的基本要求，社會越是發展，這一要求就越是具有普遍性。但實際上，現有傳播學在這方面的隨意性甚於其他學科，國內研究甚於國外研究，由此構成了傳播學經常遭到詬病的原因之一。

有時候，「跨學科」表現在不同方法之間的不那麼謹慎的移動，或者是學科內部不合時宜的「跨方法」。即將本不易兼容的「方法」置於同一主題中，甚至同一個章節的論述中，比如「內容分析」和「話語分析」。而就最基本的方面來說，「內容分析」作為實證傳播學方法之一，面對的是「此時此刻」的媒介文本，研究者外在於它，「文本」被視為「客觀對象」，不是處於流動之中，也不存在研究者與文本的互動，以及對於文本意義的建構，後者屬於話語分析的特點。話語分析是多學科使用的方法，近年來為傳播學所引用，主要針對媒介話語分析和人際傳播話語分析。

英國學者費爾克拉夫在致力於發展話語分析的方法時，提出了四個條件：必須是一種多向度的分析方法；必須是一種多功能的分析方法；必須是一種歷史的方法；必須是一種批判的方法。表面看來，傳播學中的內容分析和話語分析都可針對「媒介文本」或「媒介內容」，可實際立場、本質要素和運用規則完全風馬牛不相及，若要有相互支撐的話，不知要搭建多少座「橋樑」，而且還未見得能夠達到預期目的。

19世紀末，作為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也是實用主義的創始人，杜威曾對「傳播」(「交往」、「溝通」、「談論」等)這一用語產生了多少有些類似的困惑：這是一個太平常不過的詞，即便是在學科中——哲學、人種學、語言學和心理學圍繞著它，都「曾經談論得頭頭是道」，但傳播「本身卻很少被談論」。(13)鑒於此，杜威說，我們必須首先把這個詞「抽象」和「剝離」出來作為一個研究對象，去看看它的「本意」究竟是什麼？於是便有了一系列的經典論述：在一切事物中，傳播是最為奇妙的；傳播的果實應當被共享與參與；有了傳播，事物就得到了意義，因而也就有了代表、代理、記號和含義等等。遵循同樣的思路，當代傳播學研究者也屢屢將「傳播」這一司空見慣的現象予以「剝離」和「抽象」，單獨對其本身進行思考。傳播作為「我們的生活中最為普遍的活動——我們對之不以為然的事物——在我們試圖去了解它們時便成了巨大的謎」。(14)

杜威在傳播革命引起社會激烈震蕩之時，嘗試回到「原點」，從最底部涉及傳播問題。他給我們的啟示是：對於有關傳播學的一些至關重要的「語詞」，不能抱有不言而喻、信手拈來的態度，即便現實的緊迫性要求我們這樣做。傳播學的「跨學科」不該是一個標籤——最多在概括的時候可以，在使用的時候卻不可以，而「概括」則通常建立在底蘊、知識與洞見的基礎上。

自文、史、哲之後，現代社會科學就日益具有跨學科的特點。例如，「構造主義」是第一個離開哲學懷抱成為一門獨立的實驗科學的心理學派別；對傳播學影響巨大的社會學之必要條件建立在多學科的基礎上，「事實上，只有當所有其他的科學——首先是天文學，然後是物理學，接著是化學，最後是生物學——陸續地到達實證的階段以後，社會物理學產生的必要條件才能準備好」。(15)作為提出「社會物理學」名稱的孔德之後的經典理論家，齊美爾的貢獻之一是「把社會學思想的焦點從社會哲學轉移到交際(交往)的科學上來了」。(16)而芝加哥學派既是歐洲人文思想與美國實用主義的過渡，也是勾連社會學與傳播學的橋樑。

在人文社科中談論學科的分類，實在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當代網路社會，更是打破流動空間和固定空間、虛擬和現實、學科與學科之間壁壘分明的界限。不過，這裡還用得上福柯的一個觀點：他認為，正是因為18世紀城市人口猛增，才產生了對於大規模集中於工廠、學校、軍隊、醫院、監獄等空間的人群進行監督、規訓和管理的需要。在此意義上，「現代城市的規訓化過程就是現代人文學科的發生過程」。(17)這種學科分工的機制如今仍然明顯地見於大學機構和專業的設置之中，用中國傳播學的語詞來說，便是近年得到大發展的學科點、一級學科、二級學科、專業方向，等等。順便說一句，福柯本人的工作涉及好幾個領域：歷史、哲學，藝術、文學、心理學、社會學。

相比之下，傳播學的「跨學科」特點更加具有歷史與當代的意義。如上所述，戰爭時期從通訊信號的數學基礎上興發的傳播科學，在趨向控制與協調的過程中、在迎合時代「需要」的發展中，逐漸成為「顯學」。考慮到「此傳播」對深層文化意義的「彼傳播」的遮蔽，跨學科的研究便另有一番迫切性。以略微「中性」的角度，施拉姆曾用「綠洲」和「十字路口」來比擬傳播學；以人文學科的角度，小約翰說：「傳播這一領域是許多學科用各種方法進行調查研究的一個題目，也吸引了不同哲學觀點的學者的注意。其結果是，這就像一顆寶石在七彩燈光的照耀下慢慢轉動時更顯得光彩奪目一樣。」(18)

創建傳播學經驗主義方向的「四個奠基人」在其學術生涯中，不同程度地都有從其他學科跨入傳播學，又返回各自原有學科的經歷，因而成為傳播學跨學科的典型例子。但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這樣的「跨學科」很快引起關於傳播學「出路」的質疑。按照貝雷爾森上世紀50年代末的說法：傳播學正在「衰落」，主要原因之一是開創這一研究的四位先驅已經或正在脫離這個學科，一些所謂新領域只是重複它們多年前涉足、並且現在已經對之失望了的東西。撇開當時其他學者的回應和對傳播學學科的維護，這段歷史至少告訴我們：「跨學科」也是一個使傳播學容易受到責難的問題。一方面，既然有「學科」和「領域」之說，人們就要求它應該有屬於自己的東西：一直駐守的代表人，構成體系和經得起「追問」的理論與思想，得到普遍認可的方法，創新的源泉，體現概念和學說發展的歷史，等等。

另一方面，用不拘於門戶、不特別注重學科界限的拉扎斯菲爾德的話來說，在哥倫比亞大學，「我被認為是一個社會學家，這實際上什麼意義也沒有。我的意思是，我始終在做同樣的工作。在維也納，它被稱作心理學，而在這裡，它被稱為社會學」。(19)他為傳播學開闢了效果研究的方向——這在國內傳播學界差不多人皆知之；他把這個方向納入社會背景下的個人行為研究的總課題之中，其學術標籤也因此一直發生變化。這樣，從一個學科到另一個學科的遊歷，與其說是出於「跨學科」本身的推動，不如說是問題的引導：「跨學科」是問題引導的結果，而並非是前提。

加拿大人英尼斯被譽為是「以一種真正的跨學科的方式探索傳播問題」的學者，也是藉助「對歷史和細節的尊重」而「以誠懇的跨學科的方法研究傳播」(20)的學者。他的問題取向大致是：鑒於加拿大特殊的殖民地身份，研究加拿大的經濟史，以期探索一種適合這個國家的「經濟理論或經濟哲學」。他沿著皮貨、漁業、礦石等大宗商品貿易的足跡一路走來，著述甚豐。到了木材、紙張貿易之後，他發現了其背後衍生的印刷出版業、新聞業、大眾媒介以及公共輿論的力量。後者促使英尼斯開始深入思考整個西方社會的結構，思考人類文明與傳播形態變化的宏大敘事。結果便是從經濟學到傳播學的轉變，經由《現代國家的政治經濟》一書的過渡，他晚年幾本著作成為傳播學的經典：《帝國與傳播》和《傳播的偏向》等。如此「跨學科」的結果是使傳播學有了歷史的、經驗的、闡釋的和批判的維度，指出了一條使傳播學「擺脫對自然科學模式的依賴」的路徑。(21)

「傳播」具有複雜多變的向度和過程，必須藉助「跨學科」的視野才能夠予以洞察和認識。開放的視野和心態順理成章地帶來了對於傳播問題的參與和建構；而理論、方法或觀念的融合與交替，其內在要求之一是思維的合乎邏輯的運動，要求「能放得開收得攏，既能仰視又能俯瞰，方向能從平面的轉向垂直的，同時移動腳步從各個角度進行觀察」。(22)傳播學的「跨學科」既是靈動的，又是沉甸甸的，既是脫口而出的眼界和視野，又需要對之懷有「敬畏」與「誠懇」之心。它怎麼都不是標籤、逃遁與託詞，不是「思維經濟(或)省力原則」的表現。

三、傳播學的「接納」：被動與主動

傳播學中的「傳播」二字外延廣，內涵深遠豐饒，又緊隨時代變化而變化，尋根問底的要求和應對現實的要求同在，充滿活力。在談到以之為基本對象的「傳播學」的發展或轉型時，無論如何都並非只是自家的問題，或人們常說的「關起門來自娛自樂」。不管是以被動的形式，還是以主動的形式，它與其他學科的互相滲透和互相融合都已成為無法逆轉的事實與趨勢。

學科發展和轉向不是「自家的問題」—題中應有之義當是傳播學的走出去，即以開放的心態、嚴謹的態度、兼容並蓄地吸收人類文明一切成果。對此，學界內部早已達成共識，相關努力儘管不是十分順暢，但也五彩繽紛地處於行進過程之中。這裡主要強調的是其他學科對於傳播學的「接納」——同樣要麼主動，要麼被動，這種「接納」已經越來越明顯地成為不可避免。

相當程度上，傳播學與其他學科已經面臨了共同的問題，關注它們，既是促使傳播學成熟和強壯起來，也是其他學科無法迴避的使命，甚或是自身發展的必要與必然。也許，正是「問題」引導的思考會達成學科之間的真正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國其他學科對於傳播學的「接納」，常常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有其他學科背景的博士、碩士考生較多，其中一些完成學業之後，在高校任教，而成為來自其他學科的年輕的「傳播學人」。二是因為傳播學學科的組建，相關學科——如藝術、文學、出版、圖書館學等等——合併成為與傳播學有關的科系，因而完成了機構意義上的「接納」。前者有相當部分出於「就業」壓力，至少初衷是如此；後者在許多情況下則是傳播學在大學迅速「擴張」、「佔地」的結果。除此之外，在國家各級機構設定的「研究項目」方面，也不乏有其他學科加入的團隊，但整體上，仍是「各行其是」的機械組合，真正的思想方面的「融合」還不多見。目前國內在人文社會科學中卓有建樹的學者，很少有人直接討論傳播和傳播學的問題。而在交流的意義上，傳播學和其他學科之間缺少真正平等對話的論壇，也是不爭的事實。

傳播學之不為其他學科所待見，是有歷史緣由的。在最基本的方面，傳播學屬於現代學科，與傳統學科的磨合儘管在發達國家都經有時日，也仍然或多或少地處於「現實中的熱鬧」、「學科意義的薄弱」的矛盾之中；傳播學在其發源地和擴散地與政治宣傳、商業經營的關聯，與消費社會背景下的新聞傳媒「趨軟」狀況的關聯，加之特殊的產生和發展過程，都為其他學科對之的接納設置了「障礙」。

另一方面，社會的發展不斷把傳播和傳播學推向理論與現實的前沿，而不管人們是否以及如何想像與猜測。早在上個世紀初，就有人斷言：「如果我們不能感知現代傳播領域旨在為我們建立新世界這一富於創造性的革命方式，我們就根本不能理解現代。」(23)那是最早宣稱「媒介形式通過影響個體『感知』而影響社會」的麥克盧漢問世前的十多年。更早些時候，19世紀中葉的電報打開了諸多「新問題」奔涌而出的閘門，催促人們「去理解媒介如何直接干預我們的理性和感性的生活、我們的政治、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審美態度以及我們的集體記憶」。(24)它不僅被認為是傳播學「傳遞論」的始作俑者，而且「代表了思想-身體之二元論的神秘性，以及在思想領域這一非物質世界所蘊藏的生命活力」。(25)換句話說，它是源於古代的身體與靈魂、此岸與彼岸、真實與幻象等問題的現代延續，或以電子為中介詮釋哲學家柏拉圖的「洞中寓言」的最早版本。

中國現有傳播學研究(如博士論文的寫作)中的一個並不少見的現象是：在對某個問題的探討中，常常以「跨學科」的名義，把許多領域都牽扯進來，而不管實際需要、整體結構、邏輯走向是怎樣的。

世紀之交活躍於傳播領域的法國學者馬特拉曾自述：和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許多同學一樣，他「原來的研究與傳播毫無關係……我不知道傳播，我的博士論文是有關公法的」。(26)後來，他通過人口學和法學研究「遭遇」傳播學，以至於到了「傳播學研究的問題佔據了我的內心，我差不多為此失去我的生命」的地步。(27)馬特拉本人非常清楚傳播學的現狀與地位，「傳播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學術合法性長期以來還是不斷地受到質疑。這種尷尬地位迫使傳播學頻頻借用和改造自然科學的模式來發展自身」。(28)

從不知道「傳播學為何物」到「差不多為此失去了生命」，馬特拉不時停下疾走的腳步，思考已有傳播學本身的現狀和「毛病」。比如：傳播學的概念為什麼那麼多？各個學派為什麼難以統一？為什麼有關「傳播」的話語常常未經審慎的評估便被追捧為一種理論？為什麼傳播學的歷史難以呈現編年史的單純線索？為什麼有些陳腐的學說或曇花一現的語詞自我標榜為權威，可又在跨學科的發現和傳播學自身的積累中，最終銷聲匿跡？等等。若如庫利所言「他人是我的一面鏡子」，我們便可以從這一系列的質疑中，查看到自身的影子，思考那許許多多「為什麼」及其緣由，會有豁然開朗的感覺，當然也會有超出限於「自我糾錯」之外的收穫。

但也正是這個馬特拉，並不因此迴避傳播學，或只是停留在對之「弱點」的簡單批評上，而是用對「傳播」問題的普遍性、現實性、遠未窮盡性的洞見作為「進入」的正當理由之一。他的原話是：「傳播是一個涵蓋廣泛的概念，當時間進入20世紀末，技術的進步和實踐的日益專業化，又為復調的傳播音樂增添了新的華彩樂章，從而使傳播成為第三個千年極具象徵性的社會現象。」(29)「沒有任何一個學術領域像傳播學這樣被很多人認為：這還是一片處女地，一切有待開創。」馬特拉本人要求「重新構築傳播空間的譜系」，他耕耘的土地是「傳播學說史」、「國際傳播」、「跨文化傳播」、「影視媒介研究」、「技術、文化與傳播」，等等。

傳播學位於多學科的交叉點上——這一事實由來已久。如果說過去的發展還不足以使其他學科對之投以真正關注的話，那麼方興未艾的網路社會則在用「大手筆」繼續譜寫著「大篇章」，以從未有過的力度和程度把「傳播」推向中心地位，由不得對它置之不理、不為所動。所謂人類三次傳播革命，最早是印刷業革命，那是信息生產的流水作業和機械化，使得讀、寫、算三者成為現代人的基本文化能力。第二次傳播革命貫穿於整個20世紀，從電報、電話、廣播一直延伸到電視。電視對社會和個人的重要作用迫使現代人重新思考傳播的性質，英國文化研究學者霍爾就是在此背景下界定了電視媒介的三種意識形態功能。

第三次傳播革命就發生在「眼前」，它將信息存儲和檢索與電話、電視、計算機、手機等連接在一起。在此之前，人們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斷言為「20世紀最大的發明是電視」，有誰曾經想到世紀末的那幾年，網路的全方位崛起使「20世紀最大的嬗變是傳播對人類社會的全面滲透」成為定論。「傳播的性質」再一次成為關注的焦點：它能否創造新型的人類社會？它能否創造社會福祉的新標準？它能否創造人民民主的新形式？或者，繼續「基本文化能力」的話題：不能識別數字語言和電子格式的人，不能利用網路信息以應對生活的人，不能對網路海量信息有基本判斷和選擇能力的人，也就是新的意義上的「文盲」。這樣，哪還容得什麼學科不介入和不接納？即便那是一種新的、創造中的「傳播學」。

有著社會學、城市學、城市規劃學等學科「歸屬」的卡斯特不愧為網路社會洞見「傳播的力量」的典範。他於上世紀90年代初，在互聯網從科研和軍事真正走向商業和民眾的前夜，在傳播學和相關學科的大部分人對「網路傳播將給社會建構怎樣的未來」的問題還不甚明了時，就開始把目光投向了傳播與傳播學，同時帶入的是自己20多年的研究問題、成果和視野。約十年之後，「這位出身社會學領域的大師，在學術地位如日中天之際，卻於2003年就教於南加州大學安娜堡傳播學院，進入了一些正統名校迄今不予認可的傳播學研究領域」。傳播學領域的人都知道「南加州大學安娜堡傳播學院」——那可是傳播學的「聖殿」啊，這裡竟仍然是「名不見經傳」的代表！可對於卡斯特來說，更重要的問題在於：學術問題的連續性，以及「傳播」在其當代社會研究中的不可迴避性。「在我的學術歷程中有一個貫穿始終的核心命題：對構成社會基石的權力關係的研究……如今，傳播領域——包括在新技術環境中的新媒體和傳播的橫向網路一是權力關係得以展開的場域。傳播是我們這個世界政治運作的中心，因此，在過去10年，我決心進入這個領域，這個決定反映了我一以貫之的思路。」(30)

在「傳播」的諸多「面向」中，卡斯特取的是信息、意義和關係之「脈」。如果傳播是通過信息交換而分享意義，如果限定傳播過程的要素既包括傳播技術、傳者和受者的特性，也包括傳播之參照和協商的文化符碼，如果正是在信息和傳播得以處理加工的社會關係中，意義才能夠得到理解，那麼卡斯特堅持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全球網路社會的背景下闡述和發展它們，闡述在信息時代的公共空間中，傳播如何日益處於核心地位。落到他「一以貫之」的中心問題，便是：我們時代的新傳播領域正在通過一種由衝突——這些衝突植根於構建社會的利益和價值的矛盾結構——所構成的多維變化過程而浮現；傳播變化的每一個構成部分都代表著社會關係的表現。(31)

傳播學何去何從？這一問題由來已久，常議常新，難免屢屢落入掛一漏萬的境地，也仍將「集焦慮與希望於一身」地向未來開放。這裡強調的是對於某些司空見慣的概念、現象和說法進行追問、潛入和思考，強調通過歷史的回溯來解釋當代的走向，以及當代的變革對於原有思維方式的衝擊。所謂傳播學的「現實土壤」不能缺少的含義是：在社會巨大而快速的結構性轉型中，學科本身不能仰仗「顯學」的身份一味追新逐異，而是需要理性的冷靜態度，以及建立在經驗、數據上的觀察；另一方面，以史為鑒，傳播學尤其應該避免不同角色的混淆。「當你在做研究時，你不應當擔心政策後果；與此相對應，當你在制定政策時，最重要的問題應在於政策會否產生正面的效果，而不在於它是否有研究的基礎……意識形態必須與科學相區別，儘管它們混雜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32)

注釋：

[英]W. C.丹皮爾：《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係》第283頁，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

丹尼斯.麥奎爾等：《大眾傳播模式論》第8、5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

E. M.羅傑斯：《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第388、365～384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J.D.彼得斯：《交流的無奈——傳播思想史》第19頁，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

T.羅斯扎克：《信息崇拜——計算機神話與真正的思維藝術》第9頁，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4年版

M.德圖佐斯：《未來的社會——信息新世界展望》第4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版

(12)(20)(21)(25)(26)(27)參見J.凱瑞：《作為文化的傳播》第4、19、10、117、118、164、279、283頁，華夏出版社2005年版

(11)潘忠黨：《解讀凱里(瑞)?跨文化嫁接?新聞與傳播之別》，《國際新聞界》2006年第4期

(13)J.杜威：《經驗與自然》第109頁，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14)(18)(22)S.小約翰：《傳播理論》中文版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15)J. H.特納等：《社會學理論的興起》第20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6)D. P.約翰遜：《社會學理論》第321頁，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17)參見於海主編：《城市社會學文選》代序言第2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19)E. M.羅傑斯：《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第218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23)參見A.馬特拉：《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第31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

(24)D.切特羅姆：《傳播媒介與美國人的思想——從莫爾斯到麥克盧漢》序第2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版

(28)(29)A.馬特拉等：《傳播學簡史》導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30)(32)參見《傳播與社會學刊》與卡斯特的學術對談：《中國、傳播與網路社會》，《傳播與社會學刊》創刊號，2006年

(31)參見M. Castells: Communication 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55-58.

文章來源：《新聞記者》(滬)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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