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驚魂記01：全無革命者自我意識的輕率，導致孫中山在倫敦被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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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先驅孫中山

說來比較恐怕很少有人能夠相信，革命先驅，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之父的孫中山，在打響反抗清朝廷的以第一槍，發動第一次廣州起義之後，整個海內外對孫逸仙的評論極為不利。當時有不少人對他在起義前就溜之大吉頗有嘖言；而日本的報紙則形容他為「廣東的暴徒」，甚至還有人直接對他嗤之以鼻，認為不過是「廣州灣一海賊也」。

廣州起義部分志士的合影

然而這個在1895年給人留下惡劣觀感的革命者，卻在1896年10月11日的倫敦綁架案後搖身一變，成為了理所當然的革命英雄和領袖，得到了廣大知識青年，尤其是日後留日學生普遍支持和崇拜，甚至到了「熱烈之志士時時有一中山先生印象……如醉如痴，甚至發狂」（湖北志士張難先語）的地步。這當中除了孫逸仙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以英國報刊為首的國外媒體讚譽之外，1896年10月11日他在倫敦差點被清政府秘密綁架，在英國好友的呼籲之下，才得以釋放的驚險蒙難的經歷，恰是在廣大大眾中樹立他革命者形象最為關鍵的因素。

孫中山倫敦蒙難發生地，時為清政府駐英國領事館

雖然1896年的倫敦已算得上是一座國際大都市，但要在這裡的大街上見到中國人——或者說東亞人——的面龐，還是比較困難的。所以，當孫中山以孫逸仙的名義踏上英倫三島之時，來自清政府的暗探幾乎不用吹灰之力就牢牢地盯上了這位有著典型黃種人外貌的「反賊頭目」。

在廣州起義之前，孫中山就在四處聯絡革命志士了

對清政府來說，這名化名孫逸仙的醫生就是在一年前的廣州策劃組織未遂「造反事件」的主犯之一，是一個必須早日拔除的眼中釘、肉中刺。因此，他們不僅大費周章地摸清了孫逸仙從廣州逃脫之後繞了半個地球來到歐洲的蹤跡，對他在英倫三島的行程更是了如指掌：暗探們不僅知道他是1896年9月30日中午抵達利物浦，甚至就連他原定搭乘2點50分開往倫敦的火車，但不知為何誤了車，只能改乘下午4點45分的火車，最終於晚上9點50分到達倫敦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孫中山可以說是有著革命的大無畏精神，但也可說是有點輕率

反觀事件的另一方的主角孫逸仙，就顯得就多少有點輕脫了。或許是對清政府對他必欲得之而後快的程度有所輕視，也或許是出自這位革命家天生大無畏的精神，讓這位勇敢的造反者對於來自清廷的威脅全都付諸一笑。在倫敦，孫逸仙曾與友人談及來自清政府威脅的話題，當朋友師長，特別是後來營救他的老師康德黎，告誡他別去清使館時，他笑著表示：「我倒不在乎。」

孫逸仙倫敦蒙難記最早版本

但事實證明這種威脅不能不在乎，就在抵達倫敦後11天的周日（10月11日），他就被清使館誘捕，並企圖將其押運回國。只是由於師友的全力援救和英政府的干涉，被囚禁了12天之久的他方才逃過一劫，最終平安獲得釋放。而這將近兩周的驚險經歷，也正是他革命生涯中重要的轉折點之一：「倫敦蒙難」。

孫中山在日本時的合影

如果單從技術角度來看的話，1895年10月孫逸仙和他的同志們組織的第一次廣州起義實在乏善可稱，甚至可以說是糟糕透頂。首先人員的安排調度就出了大簍子，作為主力「突擊隊」居然無法準時到達，使得在廣州組織者擔心走漏風聲，不得不取消起義；但沒想到在香港負責組織「突擊隊」和軍火的楊衢雲認為人和武裝都已經登船，匆忙取消反而更容易讓人懷疑，所以堅持要求廣州方面予以接應。

孫中山和宋慶齡

不僅是這些大環節出了問題，就連各種細節中也充滿了各種意想不到紕漏：最要緊的七大桶軍火，居然在運輸的時候被堆上許多貨箱，使得這些「突擊隊」就算到了廣州也無法順利取出進行突擊。如此大大小小的毛病簡直不一而足，由此也可見當時的這些革命黨人在武裝起義上缺乏經驗到了何種地步。所以，廣州起義被當局輕鬆地破獲並扼殺於搖籃之中，也就不足為怪了。

但即便是這樣一場策劃者缺乏經驗、組織得糟糕透頂，最終胎死腹中的起義，依然給予了清政府極大的震撼。這些革命黨人堅定的決心，以武力推翻其統治的政治立場和在鬥爭中表現出視死如歸的勇氣和氣概，都難免不讓他們心驚膽寒地想起30多年前那場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起義。

或許正是因此，所以一向顢頇遲鈍的清政府才表現出不同尋常高效，除了迅速處死落入他們手中的陸皓東、朱貴全、丘四、程奎光、程耀宸等烈士之外，更是對逃脫的策劃者孫逸仙發起了全球追捕：早在7月18日（1896年），清政府駐美國公使楊儒就給駐英公使龔照瑗轉發了清政府的指示，要求設法從英國將其引渡回國，並且還詳細給出了孫逸仙的各種外貌特徵。

而龔照瑗則在8月8日回復說，他將嚴密監視孫在英國的行動，並設法將其引渡回國。到了9月25日，楊儒電告龔照瑗孫逸仙已經在兩天前的25日周三搭乘白星輪船公司「雄偉」號輪船由紐約前往倫敦。在得知這一消息之後，龔照瑗立即派參贊馬格里前往英國外交部要求逮捕並引渡孫逸仙，不過很自然地遭到了英國外交部的拒絕。

從這些來往的電文看，孫逸仙在海外的行蹤幾乎完全被清政府掌握。對於清政府海外使館來說，掌握和監視一個活動範圍多在華人華僑圈子裡的革命家，顯然不是什麼太難的事情；另一方面，這還是1896年，在此時的大多數海外華人心目中，在北京坐龍椅的皇上才是正統，而孫逸仙不過只是一個亂臣賊子，將孫逸仙的一舉一動都報告給清使館，不僅不是出賣，反而是一種「見義勇為」的行為。因此，不管孫逸仙本人是否曾意識到，但他的逃亡之旅並沒有想像中的那樣安全和隱秘，要不是清政府顧忌到「友邦人士」的「莫名驚詫」，他早就被清政府暗中搞回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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