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的最大話題：高官跑路和功臣被殺

從參議院對段祺瑞的質詢、對黎元洪及袁世凱的責難可以看出，議員們不僅在意張、方犯了何罪，更在意他們的被殺為什麼沒有經過法律程序？張、方算不算軍人？該不該按軍法治罪？北京在捕殺張、方前突然發布戒嚴令，殺人後又撤消此令，有沒有合法的理由？

1912年的中國，最大的話題是什麼？或許是大借款（以及各國是否承認中華民國），或許是西藏與蒙古的叛亂，還有省制、官制、國會選舉等等。而如果從爭議度最大，影響人心最巨的角度來說，很可能是張振武方維案。

張振武是武昌首義的元勛，與孫武、蔣翊武並稱「三武」。南北統一後，袁世凱受黎元洪之託，數次調張振武進京。8月，張振武帶著手下大將方維等人入京。8月14日晚，張振武在赴宴歸寓的路上被京師執法處逮捕。方維同時在旅館被捕。16日凌晨1點，張、方被處決。

張振武

張振武、方維的被殺，令民國政府的信用降到了開國以來的冰點。

張振武素與黎元洪不睦（傳聞就是張振武將黎元洪從床底下拖出來當都督的，存疑，但張瞧不起黎是肯定的）。張、方應湖北議員之邀，來京「調停黨見」，總統、總理、陸軍部，都予以這些首義元勛高規格的接待，沒想到變起俄頃，張振武在宴散途中被捕，方維在旅館中受擒，幾乎是立即處決，連天亮都沒等到。

議院大嘩，要袁世凱給解釋，袁說是黎元洪的要求。在輿論壓力下，黎元洪公布了張振武的「罪狀」，所謂「蠱惑軍士，勾結土匪，破壞共和，昌謀不軌，鄂中幾次風潮，伊等均為主動」。這些事是不是真的？其他地方的人也不知道。你問老黎要證據，他說事關軍機，不能泄漏，於是張案又陷入了瓶頸。

黎元洪

8月20日的討論最為激烈。參議院亂成一團，搶奪議長席，鼓雜訊不斷。得知議院拒絕彈劾黎元洪議案後，湖北議員集體退席，表示抗議。「有一議員哭言曰：張振武之被戮，適足證中國不復有政府有法律雲」。

從參議院對段祺瑞的質詢、對黎元洪及袁世凱的責難可以看出，議員們不僅在意張、方犯了何罪，更在意他們的被殺為什麼沒有經過法律程序？張、方算不算軍人？該不該按軍法治罪？北京在捕殺張、方前突然發布戒嚴令，殺人後又撤消此令，有沒有合法的理由？

同盟會的態度更極端一些：就算張、方是軍人，就算他們打算搞二次革命推翻黎元洪，也只是推翻一名湖北都督，並非推翻中華民國，而且正副總統，並無直接殺人之權。蔡元培吳稚暉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一個「法律維持會」，支持參議院嚴詰政府。

當然反對的聲浪也不小，代表媒體有政府機關報英文《北京日報》。極端反對者認為，首先張振武有無犯罪，黎元洪作為他的直屬上司，最有發言權，袁世凱老成持重，會聽信黎元洪之言殺張、方，必有其不便明言的緣由。更關鍵的是，因為張振武、方維的被殺，導致議會與政府分裂，甚至要解散議會重組政府，必然導致大局失控，有可能引起「列強幹涉之危險」。反對者質問：是袁、黎違反憲法危險大？還是列強幹涉危險大？要知道，列強可是天天想著阻止及妨中國統一與強大啊。

有沒有覺得這種腔調很熟悉？在多災多難的20世紀，每當出現法理上的危機，總會有人用「國家危機」來說服大家。中國傳統本有「經」、「權」之辨，跟亡國的危險相比，什麼事情算是大呢？什麼樣的法律不能成為具文呢？

即便自由主義大師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里也留了一個口子：在戰爭期間，政府可以改變法律與社會規則。問題是，「戰爭期間」的認定，改變法律的必要性，都有一個權衡者的問題。如果政府拋開代議機關，可以自行做出判斷，那人民還能有什麼手段來防止一個極權政府的誕生？

在共和體制下，雖然正式議會尚未選出，正式法律亦未頒布，但總統下令越權殺人，無論如何說不過去。可惜，統一的中華民國源自南北和議的這一事實，導致了「形勢」比「法律」強。輿論，公眾，包括許多議員，都被籠罩在脆弱的民國倘因爭執分裂、西方列強將藉機瓜分中國的陰影之下。因此，參議院態度雖然不可謂不激烈，對於政府，卻構不成有效的制約。

這兩件事，可以視為議院與媒體代表的公眾，對於這個新生的民國能否實現「法治」的疑問。前清專制時代，太后尚且因為不經刑部審訊擅殺大臣（六君子等）失盡民心。共和之國，豈可不經合法的逮捕、審訊、辯護而直接殺人？又豈可任由政府高官率爾逃職，而解釋無辭？

六君子就義

或許也是這一役，讓同盟會中的法制派受到了極大的打擊，以致他們在宋教仁被刺案發生後，已經無力阻止革命派要用鐵血來對付北京的倡議。1912年8月20日那位議員的哭號，終於變成了讖言：中華民國不復有政府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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