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敗是大清國誰之禍誰之福

本人與清華大學出版社合作的新作《長進：中外史上的30條血訓》正式面世，敬請閱讀第二十一條《天敵可以斷你手臂，也可令你長出翅膀》選段——

甲午戰敗是大清國誰之禍誰之福

一個國家出現天敵，似乎不是好事情。但是戰敗國「因禍得福」，這種另類案例在世界史上確有多起發生。發生在19世紀末葉的中日甲午戰爭就是這樣一種結果。

19世紀，傳統世界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草原帝國日漸衰落，海洋國家接管世界。19世紀中葉，即1840年，東西方兩個大國，中國與英國爆發戰爭(鴉片戰爭)。這場規模不大的戰爭令中國人終於親身體驗到：天朝的天敵從草原轉到海洋。但他們沒有料到，天朝的最要命天敵竟然不是遠在天涯的西洋，而是盡在咫尺的東洋，曾經是中國「准藩屬國」的島國日本橫空出世。奪走了東方世界的頭把交椅，成為東洋新主。

自19世紀下半葉起，明治維新西學後的日本即成中國第一外患。1894年開啟的中日甲午海戰，是兩國在近代的總較量，也可以說是爭奪東方一哥的決戰。甲午海戰主要含豐島海戰、黃海海戰和威海衛之戰三個階段，真正的海上交戰，是黃海海戰，前後耗用5小時，交戰的結果，是日本以5:0（中方沉艦5艘，日方未沉1艘）取得黃海制海權。

日本取得黃海制海權，隨後進軍朝鮮及中國遼東，成為朝鮮的宗主國、中國的准宗主國。這是有史以來，日本對中國取得的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重大勝利。東方舞台形成「日主中從」的局面，也就是說，日本壓制了中國整整半世紀。到底憑的是什麼？

「前三十載，我日本之國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於垂危者，度閣下之所深悉也。當此之時，我國實以急去舊治，因時制宜，更張新政，以為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圖。今貴國亦不可不以去舊謀新為當務之急，亟從更張，苟其遵之，則國可相安；不然，豈能免於敗亡之數乎？ 」

這是一封聞名於史的勸降信，堪稱「史上最牛」。

1895年2月3日，中日海軍在劉公島決戰的最後時刻，日本聯合艦隊司令伊東佑亨致中國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親筆勸降信。此信牛就牛在「見識」二字。在海軍統帥對海軍統帥的勸降信中，勝方不談海上戰技與戰績，而大談政治。

伊東佑亨這封信的中心思想是「繳槍不殺」，但此信的價值，不在招降，而在揭示了「國之強弱根本」。字裡行間，透露出日本軍人對「國家強弱根本」認識非常到位———

中日海戰，敗亡的中國海軍其實不是亡在戰艦，是亡於政治。因為「國家存立之本」，不在「堅船利炮」之技，而在於「去舊更張」之政。

這封勸降信，也為中國海軍的完敗，日本海軍的完勝，做了非軍事非技術、而是政治上的總結。同時也等於告訴對手：為什麼日本是中國的天敵。因為在「新政」的較量上，日本遠勝中國一籌。

從中國的角度看，白江海戰雖然贏了，但對本國觸動並不深，而這次敗了，卻對中國幾乎產生了摧枯拉朽的影響。甲午戰爭結束後，中國真正進入了「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具有兩千歲高齡、僵而不死的中國封建政治制度，也可以說是甲午戰爭撬動的。如果說，英國人發動的鴉片戰爭還沒有讓清人清醒過來，那麼，中日戰爭則徹底扯去了老大帝國遮羞布。正因為甲午戰爭的慘敗，中國朝野上下才正式直面富國強民的根本——政治制度，這道「過不去的坎兒」。

隨後啟動的戊戌變法，明確宣布「以日為師」。1898年9月，已經卸去首相身份的伊藤博文受到了光緒皇帝的邀請，以私人身份訪問中國。

伊藤在中國逗留了一個月，幾乎會見了晚清所有政要和政治派別領袖。維新派對伊藤博文來訪的熱切盼望，並請其指教。以康有為為首的中國維新派，對伊藤博文此次訪華成果抱有很大期望。9月20日，光緒皇帝在勤政殿會見伊藤博文。日本報章刊登了中國皇帝接見伊藤博文時的情景。伊藤博文向光緒皇帝表示，讚賞中國新政。對光緒皇帝的改革勇氣表示欽佩。他可以為中國的變法做點事情。他對光緒皇帝明確表白：外臣當竭其所知以告。而光緒皇帝的回答也比較積極，大意是：可以把意見和建議通過總署上報到他這裡。

關於這次會見光緒皇帝的答語，因為屬於密會性質，中國史料沒有詳細記錄，而據現代歷史學家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記述，賓主客套之餘，光緒皇帝表達了聘請伊藤博文做中國「變法總顧問」的一層意思，有點「准帝師」之意。足見光緒皇帝與維新黨一樣，對日本的榜樣作用，甚至藉助日本之力促中國之變上，抱有很大期望。

期間，中國維新派領袖康有為與伊藤博文又促膝長談，意願表達得更充分，這些史料是有詳細記載的：

康有為：「我皇上銳意圖變法，固因貴國與敝邦同洲、同種、同文、同俗，特見親睦，欲據以為師法。草澤士民，亦同此志，願侯爵幸進而教之！」

伊藤博文：「貴國欲變法，當先除自尊自大之陋習！蓋世界中不論何種，皆享生天地之間，豈可賤彼而尊我，自稱中華，而斥彼為夷狄之理哉！」

康有為：「敝國四五年前，多持此種議論。自甲午以後，數千年大夢，為貴國所警醒，已無復有此矣。」

這段對話的大意，是康有為說，咱們兩國同文同種，但卻一個富強，一個貧弱。所以，我國準備變法圖強，效仿你們。希望能借日本一臂之力。

伊藤博文回答是，你們早就應該變了，我與你心有戚戚。

康有為說，我們的舊夢是被你們打醒的，變法這條新路要堅決走下去。

以上對話，足見中國維新派「以日為師」的願望十分強烈。而伊藤博文這邊，一直對促變中國表現誠意。他對中國的維新派，情有獨鍾。這當然不能排除他的大原則——為日本的國家利益考慮,加深日本對中國的影響，使日本在中國利益最大化。但是，「志同道合」談得來，大概也是拉近距離的重要原因。

眾所周知，隨後戊戌事變發生，保守勢力反撲，慈禧太后再次臨朝訓政，光緒皇帝被囚。後黨開始抓捕維新黨。維新派要員梁啟超逃入日本使館，而日本公使林權助因無東京指令，不知所措。仍在北京的伊藤博文當即表態：救梁啟超逃往日本。並表示「如至日本，由我來照顧他。梁這位青年，對中國來說，實在是寶貴的人物。」

中國維新派與伊藤博文的合作，給了發動政變的保守勢力以口實——「勾結倭寇」的屎盆於是就扣在了維新黨頭上，而一心保家天下的他們卻不覺可恥。憑心而論：為了國家的開化進步，聯合外部勢力有何不可？

歷史不為任何開倒車者的意志為轉移。伊藤博文積極營救中國維新流亡者，為中國革變保留了火種。之後中國歷史發展勢不可擋。人言「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而中國改良派轉身革命派，僅用三年。日本元素在戊戌變法中沉沒，在辛亥革命再生，中國留日生轉瞬間成為中國革命主力軍……

可以說，沒有甲午戰爭，就沒有戊戌變法，也就當然談不上後來中國青年的留日潮，以及以留日生為主力、以東京為大本營、推翻中國兩千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這是日本侵略、為中國帶來的唯一一次「反轉身」，實可謂「痛定思痛、知恥後勇」。

如是觀之，這場戰敗對大清國的大佬們未必是福，但對被統治者的人民來說，卻未必是禍，因為看清了站起來的出路。

天敵可以斷你手臂，也可令你長出翅膀。中日千年一戰，大敗一方涅槃重生，不是很可以給今天的世界人民長些記性、明曉進化的大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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