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報劉一丈書》結尾的宿命論思想
《報劉一丈書》是明代「後七子」之一宗臣的著名散文，筆鋒犀利，語言簡潔流暢，但由於文章結尾流露出「人生有命，吾惟守分尓矣」的思想，並以「天意亦不欲長者之棄」來勸慰對方，據此便有人認為作者陷入了宿命論的泥淖。
筆者認為，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其根本缺陷在於，他們沒有從當時的歷史環境出發，沒有從作者的創作動機和文章的整體氣韻出發分析和把握作品，而對文章做了簡單地、斷章取義式的理解和評判。
我們知道，明王朝是在農民起義的砍殺聲中建立起來的，雖在經濟上有所繁榮，但在政治上心存顧忌，嚴加防範，是繼秦漢之後中國歷史上更為集中、更為專斷的中央集權制王朝。
隨著統治階級的腐朽和墮落，階級矛盾日益尖銳，黨派之爭日趨明顯，統治者由獨斷而變得驚恐和疑懼，為強化提防和控制的力度，國內遍布爪牙，遍設網點，嚴密監視國人的言行。天啟年間，魏忠賢閹黨大設「東廠」、「西廠」（特務機構），路人相逢只能目示而不敢言語。
至嘉靖年間，嚴嵩父子獨攬大權，專橫跋扈，淫威瀰漫朝野，許多正直之士被殺，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於是，朝野上下被一片媚聲媚態所充斥。一般士大夫為了求得榮華富貴和一時的安寧，不惜降低人格，巴結逢迎，溜須拍馬，紛紛奔走於嚴氏門下。
《報劉一丈書》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寫出來的。作品以生動的筆觸，辛辣地諷刺和揭露了當時的污濁風氣和賄賂之風。
作為一名清醒而有著獨立個性的作者，對這種令人作嘔的現象是極端鄙視的、厭惡的，內心更是痛苦的、鬱悶的、憤激的。滿腔義憤無處發泄，滿腔怒火無處噴吐，但又不能直接表達自己的憎惡情感，只能借予一劉姓老人的信，通過介紹訴說的方式委婉地表現出來。
作品濃墨重彩，淋漓盡致地描摹了一幅爭相諂媚者的群醜圖：「策馬侯權門者」，「甘言媚詞作婦人狀」，「立廄中仆馬之間，惡氣襲衣袖」，寧忍「饑寒毒熱」而不肯離去。
更有甚者，當日不能相見，便「夜披衣坐，聞雞鳴即起盥櫛，走馬抵門。」面對門官的百般刁難和責罵，這些行賄者只能強壓心頭怒火，卑躬屈膝而告饒：「無奈何矣，姑容我入！」於是門官「又得所贈金」，則入而「又立向所之廄中。」
幸主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再拜不起，「起則上所壽金」。這是一張張何等猥瑣、何等卑俗的嘴臉啊！新貴這一路過關斬將，心力交瘁，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如願以償地獻上了「壽金」，這自然是一件「心曠神怡」的事。
然而，更有諷刺意味的是，作者並沒有就此停筆，而是極盡誇張和渲染之能事，用非常滑稽的筆調，寫出了主上的虛偽和貪婪以及行賄者的可憐相：「主者固不受，則固請。
主者故故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納之。則又拜起，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接著，作者筆鋒一轉，只淡淡幾筆，寥寥數語描摹出了媚者從此沆瀣一氣的情狀：媚者曰「相公厚我，厚我」，而相公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至此，行賄——受賄——媾和，整個社會便籠罩在一張用關係織就的黑網之下。
能隨波逐流嗎？以作者的人格看來，答案是否定的。所以，在文章的最後兩段，宗臣用不長的篇幅表明了自己的志向，同時也勸慰對方，與前面描述的丑相形成鮮明的對比。
正由於他對於權門「經年不往」，「掩耳閉目」，「躍馬疾走」，故「常年不見悅於長吏」。因此，文中言稱「人生有命，吾惟守分尓矣」便不足為奇了。
這是一杯聊以自慰，求得心理平衡的濁酒，是明知世風日下，而又無可奈何的自我哀嘆，是文章感情發展的自然歸宿，也是不願同流合污，清白做人心志的表露。
其實，細究作者的為人，他並不屈服於這一哀嘆中的命運的。他能洞察這一切黑暗，並能予以無情地揭露和批判，說明他本身就不是一個聽天由命的人，而是一位積極的入世者。
至於文末勸慰對方的話，則更是作者在迷茫中所能看到的一點點希望，也是作者在無可奈何中所能盡到的一點力所能及的責任。他希望對方能保持稟賦，「寧心」養德，不受世俗的干擾。這一點大概也是作者最為欣慰的。
當然，在那樣的時代里，作為一名封建士大夫，在苦悶而沒有出路的情況下，往往會寄情於天，滑向宿命論的邊沿，這是許多人所走的道路。但在此文，卻不是主要的，也不是明顯的。
本文的結尾與其說是一種宿命論思想的流露，倒不如說是作者心靈的自我撫慰和解脫；與其說是天命意識的自然渲泄，倒不如說是作者巧用反語，表明志向的手段；與其說是迷信麻木情緒的體現，倒不如說是作者於失望之中所能看到的希望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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