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

唐天寶三年（744）四月，杜甫在洛陽第一次見到李白。是時李白為高力士所讒，得罪楊貴妃，於三月放還，四月經游東京。

李白曾兩度入長安，受盡了供奉皇帝的羈絆，現被賜金放歸，始覺欣然脫身宮禁，縱游山川。杜甫一見李白，即為其風采所吸引，又覺自己客居東都，雜處於豪官富貴勾心鬥角之場，出於對這種醜惡現象的極度憤慨，他便欲隨李白往山林中採藥訪道，以遂偕隱初志。

是秋，杜甫即出遊梁宋，以踐夏間與李白在東京面訂之約。至宋中，高適亦猶流落其地，李白隨至。他們有時醉後登上吹台，慷慨懷古；有時登上荒蕪的單父琴台，曠望平蕪；有時到孟諸呼鷹逐兔，驅馬遊獵。李、杜二人又曾同渡黃河，登王屋山尋訪道士華蓋君。天寶四載（745）秋初，在短期分手後，又重逢於兗州，同上東蒙山，訪道於董鍊師及元逸人，再訪城北范十隱居。

這段時間，李、杜二人志同道合，是他們之間友誼的高潮期。但是，兩位詩人當時在思想上的差別還是明顯的。李白為實現自己「濟蒼生，安社稷」的政治抱負而兩入長安，但玄宗只是把他當作御用文人看，不但政治理想無法實現，還不斷遭受高力士等人的排斥陷害。他感到「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遂憤世嫉俗，急流勇退。

而杜甫雖在科場上初次受挫，但畢竟還沒有碰過李白那樣大的釘子，也自然沒有李白那樣強烈的憤懣與不平。他那因一時的牢騷而產生的出世的念頭，畢竟戰勝不了「立功立言」的強烈慾望。在梁、宋之游時，杜甫就曾和李白、高適二人論及當時的政局，對這種危機四伏的政局，表示了深深的憂慮。因為杜甫傳統的儒家教育和杜預所給予他的鼓勵，都使他「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因而對於李白憤世嫉俗的不平，憂讒畏譏的心情，那樣一種對於封建統治階級特殊的反抗形式，因無切身體會而無法理解，更不願意那樣做。

離梁、宋後，二人在魯郡（即兗州，天寶元年改稱魯郡）重逢時，杜甫第二次《贈李白》詩中就這樣寫道：「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杜甫自嘆生活上、仕途上沒有著落，還在「浪遊」，並為自己「末就丹砂」向李白表示歉意，對自己南遊吳越，北游齊趙，出遊梁宋時的「痛飲狂歌」、「飛揚跋扈」感到後悔和可笑，也對李白髮出善意的規勸。之後，李白繼續「痛飲狂歌」、「飛揚跋扈」，發泄他滿腹的憤懣與不平。

杜甫在吳越、齊趙的探索毫無結果後，為實現傳統的儒家教育所傳授給他的「許身契稷，致君堯舜」的遠大抱負，為效法其遠祖杜預「立功立言」的事業，為延續其祖父杜審言「詩冠古」的遺風，滿懷著熱烈的期望，昂奮的心情，最終敲響了長安的大門。

李白：

李白（701年－762年） ，字太白，號青蓮居士，又號「謫仙人」，是唐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被後人譽為「詩仙」，與杜甫並稱為「李杜」，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 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其人爽朗大方，愛飲酒作詩，喜交友。

李白深受黃老列庄思想影響，有《李太白集》傳世，詩作中多以醉時寫的，代表作有《望廬山瀑布》、《行路難》、《蜀道難》、《將進酒》、《梁甫吟》、《早發白帝城》等多首。

杜甫：

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漢族，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自號少陵野老，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為「老杜」。

杜甫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後人稱為「詩聖」，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後世稱其杜拾遺、杜工部，也稱他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創作了《春望》《北征》《三吏》《三別》等名作。乾元二年（759年）杜甫棄官入川，雖然躲避了戰亂，生活相對安定，但仍然心系蒼生，胸懷國事。雖然杜甫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干雲。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杜甫雖然在世時名聲並不顯赫，但後來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杜甫共有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大多集於《杜工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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