拋開吳三桂、腐敗這些因素，李自成的大順軍究竟能否戰勝清軍？

假設你站在月球上來看1640年-1644年的東亞大陸，會有這樣一幅畫面：李自成通過開封、郟縣之戰迅速崛起，佔據陝西後，風捲殘雲，掃蕩整個北中國；而贏得松錦決戰的大清，只在1643年9月才出兵攻佔寧遠周邊的三座城池，它的版圖並沒有太大變化。

也許，你會得出大清成為強弩之末，李自成是新興強權、東亞大陸新主人的結論。但事實是。1644年4月底，農民軍在山海關之戰中慘敗，之後潼關、太原防禦戰亦被清軍大敗，從此一蹶不振。

這給後世留下了太多遺憾與傳說，其中，吳三桂衝冠一怒、引狼入室，大順政權自身腐化墮落被認為是農民軍失敗的原因，但問題是，撇開這些因素不談，農民軍也打不過清軍。

農民軍的實力

李自成麾下的農民軍在碰到清軍之前，基本上只和明朝官軍交戰，其實力亦是在雙方戰鬥中成長起來的。

農民軍起於1627年陝北王二的民變，當時並沒有成為流寇，而以占城池圖享受為目標，但這樣很容易被官軍聚而殲之。1630年-1632年，農民軍在陝西中部縣、山西遼州作戰就被官軍「共進力擊」而敗。

鑒於此，農民軍遂徹底改變「襲取城池—據守」模式，轉為「襲取要地—劫掠」，並擴大騎兵比例，機動作戰，攻官軍所不備，取官軍所急需，即曹操（羅汝才）所言「縱橫天下」。在這一作戰方針指揮下，農民軍在澠池強渡黃河，1635年正月，又成功襲取鳳陽（中都）。

農民軍這一階段的作戰特點不妨概括為：「高機動性、裹挾、劫掠、協同作戰」。

由於具備「高機動性」，農民軍能在作戰不利的條件下迅速退出戰場，再迂迴、轉移到官軍薄弱的地方，獲取更多物資、人員。而「裹挾」之舉，能讓農民軍壯大己方勢力，起到震懾效果，即便不利，也可以將包袱丟給官軍。官軍作戰途中，經常上報所收回的「良民」，實際就是農民軍丟下的「包袱」。至於「劫掠」，則是增強部隊戰鬥慾望的核心要素，可以吸納更多人加入，並破壞官軍的行軍補給。

而在農民軍多頭林立的情況下，相擁取暖是常態，這種戰術能使看似脆弱的一支隊伍，在短時間集聚很多的作戰人員，沖亂官軍陣型。明季第一良將曹文詔即死於這種戰術。不過這種戰術也有兩種弊端，一是沒法陣地戰，二是遇到協調性很強的統帥時會雪崩，高迎祥當年遇到孫傳庭的那一場大敗，就是吃了這個虧。

影視劇中的李自成農民軍

總兵曹文詔戰死、張全昌被俘之後，朝廷大為震動，意識到單個總兵統領部隊作戰已不合時宜，遂決定組建一定規模的兵團，很快，朝廷建立了兩個大的作戰系統，讓總督、總理各領兵三萬剿寇。這時明朝全國野戰軍也就40萬，而剿寇兵力就佔了12萬。調整起到的效果很明顯，1638年，農民軍在官軍的剿殺下進入低潮。

左衝右突之下，1640年，李自成率軍進入鬧饑荒的河南，一呼百應，攻取河南府，開始了對開封的漫長圍困，在這期間，又殲滅陝甘總督汪喬年部，擊敗督師丁啟睿部。第三次開封圍城戰後，明軍遂一改之前的戰術，集結多軍團一塊兒作戰，1642年5月，丁啟睿、保定總督楊文岳偕總兵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等率兵18萬（號稱40萬）會師朱仙鎮。李自成的形勢大為不利：

「十三日辛巳，左總兵及丁楊二督師領大軍援汴，前鋒至朱仙鎮，賊遣三千騎往偵。十五日癸未，左總兵屯營朱仙鎮。總兵率大軍取土宼劉扁子等，連營四十里，號四十萬，賊騎三千俱被擒斬。十六日甲申夜，闖賊踉蹌移營，馳拒左兵。闖賊知偵探賊被殺，懼甚，盡丟營中器物而走。」

然而，明軍糟糕的後勤保障救了李自成一命，明軍後勤線斷裂之後，李自成趁左良玉移師就食（轉移、退卻）時攻擊，明軍大潰。

這是農民軍的第一次大會戰，經此一役，戰鬥力大為提高，不過若非明軍戰場多頭指揮的弊病，農民軍也不會取得這麼大的勝利。

相比之下，糟糕的後勤供給更讓明軍吃了不少敗仗，1643年的郟縣作戰，孫傳庭部也在移兵就食中被攻擊，導致全軍崩潰。農民軍因此獲得豫西、陝西，來年東進山西、京師，此後再無大戰。

可以說，農民軍經歷1638年的低潮後，往往利用明軍的後勤弱點，擊敗其諸鎮合營的野戰部隊。兩次大會戰中，農民軍在陣戰中步兵節節敗退，說明這一兵種不佔優勢，其優勢是擅長途奔襲的輕騎。

不過，農民軍遇到的對手，並不是明朝最精銳的野戰軍，其精銳在遼東及沿邊，應對清軍。

清軍的實力

清軍在與李自成交戰前，亦多和明軍作戰，實力如何，不妨以明軍為對象來進行比較。

清軍打仗的策略，脫胎於努爾哈赤時期頻繁的攻寨（小城）作戰與狩獵行動，遇敵以「楯車—弓箭手—重甲步兵」模式攻堅，並輔以強悍的格鬥能力，頻繁的狩獵，亦讓部隊長於奔襲。

這些戰術在與明軍作戰中，屢試不爽。譬如清河攻堅戰中，明軍薊遼精銳邊軍6000餘堅守，只一日，後金軍即破城；在撫順追擊戰、薩爾滸戰役的馬林營盤中，後金軍在楯車掩護下攻入格鬥戰勝明軍；薩爾滸之戰中的明軍杜松部之敗，乃因碰上了後金軍重騎。

可以說，這一時期，明軍在與後金軍的野戰與守城中根本不佔優勢，戰線得以持久穩固，根本原因是其不錯的後勤補充能力。

明軍引入西洋大炮後，防線益固。

清軍看到，遼東的明軍防禦城池時，用紅衣大炮擊毀了其楯車，再以鳥槍射殺沒有掩護的女真步騎兵。1626年初的寧遠之戰，努爾哈赤即因此受重傷。在野戰中，明軍依託車營，以火炮火槍輪番射擊敵軍，或依託城上火力，在城外與敵軍作戰；1627年的寧錦作戰，明軍就是這麼乾的，明廷上下因此相信「奴酋勢衰」。

入關前的清軍騎兵

然而，清軍亦逐漸研發、引入紅衣大炮，嘗到了新技術帶來的甜頭，1631年正月，紅衣大將軍炮成，《清太宗實錄》說，「先是我國未備火器，造炮自此始」。這一技術轉變迅速體現於同年進行的大凌河之戰：

「大凌河克成厥功者，皆因上創造紅衣大將軍炮故也，自此凡遇行軍，必攜紅衣大將軍炮雲。」

明清雙方的武器差距迅速縮小，而明弱清強的野戰能力卻一直未變，松錦決戰中，洪承疇率九邊精騎加陝西秦兵，合營訓練近半年，然而在作戰中，以格鬥著稱的陝西秦兵格鬥能力遠弱於清軍，幾次接戰均傷亡眾多。至於騎兵突擊能力，明軍更弱，總兵楊國柱即被斬于軍陣。可以說，明軍最精銳的主力兵團在和清軍作戰時處於劣勢。

關鍵的是，清軍的攻城拔寨能力也很強，1643年9月，濟爾哈朗稱：

「二十四日薄暮移軍城北，填平壕塹，以雲梯，挨牌，及紅衣炮急攻之，至二十五日城頹，敵不能支遂奔潰，我軍隨拔其城。」

「周視戰壘，立營柵，是夕，運挨牌雲梯，紅衣炮於城西，自亥刻發炮攻之。十月初一日午刻拔其城。」

無論是野戰，還是攻城戰，清軍的步騎炮三兵種協同能力似乎已達到東亞軍隊的最高水平。

對手的實力

清軍與農民軍的實力都是在與對手交戰過程中發展起來的，而不同對手的實力差異，也影響著二者自身的成長程度。

清軍的對手是明朝傾全國之力打造的關寧禁旅及各邊、各地抽調的精銳，還有合營訓練的大兵團，也正因為這樣，清軍仿照對手，建立了高效的炮兵，而步騎炮協同作戰更是升級了作戰能力。

農民軍的對手是抽調的部分邊軍與就地招募邊練的行軍，稍麻煩一點應對的也只是朝廷臨時合營訓練的兵團。

裝備上，清軍之敵——遼東的明軍既有良馬又有精甲。自袁崇煥開始，明邊軍騎兵大量裝備鐵甲，馬匹也裝備甲胄；火器步兵也裝備綿甲，並且一改車營步兵不著甲的習慣。所以，重甲騎兵在廣渠門之戰中，能讓袁崇煥等人「兩肋如蝟，賴有重甲不透」，也打響了「鐵騎營」「關寧鐵騎」的赫赫名聲。明「火器專家」孫元化在1630年就主張，騎兵部隊中，馬甲、騎甲比人、馬還要重要。

而李自成面對的內地官軍，著甲率卻很有限，如1638年京師戒嚴，西兵入衛，其最精銳的曹變蛟部4000餘騎，穿的竟都是棉衣，沒有著甲。孫傳庭向朝廷請示之後，才獲得京營甲胄。清軍遇到的明朝邊軍，其裝備則多有重甲，當時明軍與清軍作戰：

「死兵在前，銳兵在後。死兵披重甲，雖死而不退，後又接輕甲善射之兵。最後為……精騎，人馬皆重鎧，待我（清軍，筆者注）銃炮擊發，急突而出，尤擅左右突擊。」

更值得一提的是，相比於遼東各城都有裝備紅衣大炮，李自成在內地作戰，似乎並沒有遇到（《守汴日誌》與《豫變紀略》沒有提及）大炮，農民軍的「炮兵」用到的武器，更像是投石機。

山海關之戰

「我兵之強天下無敵」

在與同一個對手明軍的較量中，農民軍的優勢是高機動性，而這一點，清軍更不在話下，其步騎炮協同能力，更是農民軍所不具有。兩者的差距之大，無疑是明朝內部不同的軍力差異一手造成，投降清軍的洪承疇在山海關戰前說：

我兵之強天下無敵，將帥同心，步伍整肅，流寇可一戰而除，宇內可計日而定矣。況流寇初起時，遇弱則戰，遇強則遁。今得京城 ，財足志驕，已無固志，一旦聞我軍至，必焚其宮殿府庫，遁而西行。

投降前的洪承疇與清軍、農民軍都交戰過，他的這一番話並不是吹牛。隨之而來的山海關一役，清軍將農民軍「追殺至四十里」，此後農民軍又在太原、潼關防禦戰中被紅衣大炮一觸即潰。

注釋

明史列傳197，流寇傳。

劫掠作戰完全打破明軍的行間軍事補給制度

《守汴日誌》

並非是誘敵深入，而是其步兵作戰能力有限，

輕騎兵迂迴戰術，之後民軍在山海關作戰與潼關作戰都採用過，但都無效。

清太宗實錄，卷八

清太宗實錄，卷十

除了袁崇煥對清作戰接近野戰的水平，孫承宗、楊嗣昌、盧象升都堅持「勿浪戰」。

清世祖實錄，卷二

洪承疇的合營訓練。參照《論洪承疇軍事作戰的理論與實際——以松錦之役為例》

邊事小紀，卷一。

今人所說的關寧鐵騎其實成軍於袁崇煥督師時期，而不是孫承宗時期。

清世祖實錄，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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