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自敘帖》好多種版本，你用的是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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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的《自敘帖》為懷素真跡無疑，帖後所附文徵明題跋為石刻拓本。本文從文徵明這件題跋入手，對《自敘帖》在當時的版本流傳以及文徵明家藏的《自敘帖》情況作一認真考論。
一、文徵明《跋懷素自敘帖》原文及著錄情況
藏真書如散僧入聖，雖狂怪怒張，而求其點畫波發，有不合於軌範者蓋鮮。東坡謂：「如沒人操舟，初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卻萬變，而舉止自若，其近於有道者邪？」若此《自敘》帖，蓋無毫髮遺恨矣。曾空青跋語謂：「世有三本。而此本為蘇子美所藏。」余按米氏《寶章待訪錄》云：「《懷素自敘》在蘇泌家，前一紙破碎不存，其父舜欽補之。」又嘗見石刻，有舜欽自題云：「素師《自敘》，前紙糜潰，不可綴緝，書以補之。」此帖前六行紙墨微異，隱然有補處，而乃無此跋，不知何也？空青又云：「馮當世本後歸上方。」而石刻為內閣本，豈即馮氏所藏耶？又此帖有「建業文房」印及升元重裝歲月，是曾入南唐李氏。而黃長睿《東觀餘論》有題唐童叟所藏《自敘》亦云：「南唐集賢所畜。」則此帖又嘗屬唐氏，而長睿題字，乃亦不存。以是知轉徙淪失，不特米、薛、劉三人而已。
成化間，此帖藏荊門守江陰徐泰家，後歸徐文靖公。文靖歿，歸吳文肅，最後為陸冢宰所得。陸被禍，遂失所傳。往歲先師吳文定公嘗從荊門借臨一本，間示徵明曰：「此獨得其形似耳。若見真跡，不啻遠矣。」蓋先師歿二十年，始見真跡，回視臨本，已得十九，特非郭填，故不無小異耳。昔黃長睿謂：「古人拓書，如水月鏡像，必郭填乃佳。」郭填，謂雙鉤墨填耳。余既獲觀真跡，遂用古法雙鉤入石，累數月始就。視吳本雖風神氣韻不逮遠甚，而點畫形似，無纖毫不備，庶幾不失其真也。
文徵明此則題跋，周道振先生輯校《文徵明集·補輯》卷二十三、《大觀錄》卷二有載，《故宮周刊》第一三〇至一三一期以及文物出版社本《懷素自敘真跡》也有此跋。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懷素自敘帖》真跡後有文徵明用小楷書寫此段題跋以及文彭用小楷書寫《自敘帖》釋文的刻本。
二、文徵明題跋中涉及的《懷素自敘帖》版本考論
對於懷素《自敘帖》的版本，文徵明在題跋中多有涉及，題跋中稱「曾空青跋語謂：『世有三本。而此本為蘇子美所藏』。」文徵明題跋中所言「空青跋語」是指空青老人曾紆的題跋。據《江西通志》卷八十三載：「曾紆，字公卷，布子，善詞翰，有志節，以蔭補官，歷州縣。坐忤時貶零陵，與黃魯直厚善。紹興二年除直顯謨閣，守本郡。別號空青，有文集十卷。」今藏台北故宮博物院《懷素自敘帖》後曾紆用行楷書寫的這段題跋，其內容如下：
藏真《自敘》世傳有三：一在蜀中石揚休家，黃魯直以魚箋臨數本者是也；一在馮當世家，後歸上方；一在蘇子美家，此本是也。元佑庚午，蘇液攜至東都，與米元章觀於天清寺，舊有元章及薛道祖、劉巨濟諸公題識，皆不復見。蘇黃門題字，乃在八年之後，遂昌邵宰疑是興宗諸孫，則蘇氏皆丹陽里巷也。今歸呂辨老，辨老父子皆喜學書，故於兵火之間能終有之。紹興二年三月癸巳，空青老人曾紆公卷題。
三、文徵明時期《自敘帖》版本的流傳狀況考
對於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墨跡本《自敘帖》，台北故宮博物院於2005年10月用中日文出版了《建院80周年紀盛》專集，其中《懷素〈自敍帖〉卷檢測報告》為重要內容之一，2006年2月又出版了第二版。專集主編為台北故宮博物院書畫處處長王耀庭先生，中文撰稿為台北故宮博物院書畫處研究員何傳馨先生，日文撰稿城野誠治。書前有《自敍帖》全卷、引首、拖尾紙題跋全部高品質精印出版，另有十八幅高精細攝影與螢光攝影彩色、黑白局部放大對比照片，有相當研究參考價值。檢測報告的結果認為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墨跡本《自敘帖》為懷素真跡無疑，且前六行為蘇舜欽補書，作品中的題跋和印章皆為原物。於是，可出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文徵明為水鏡堂摹刻的《自敘帖》是以墨跡本《自敘帖》為母本，但其中的相關細節需要進一步論證清楚。
當時《自敘帖》的版本流傳極有可能出現以下幾種的情形：
其一，文徵明的確賣給了羅文龍一本《自敘帖》以獻嚴嵩，但不是真跡，而是他們父子製作的一件贗品，附上了蘇舜欽的題跋真跡，以此證明所賣作品的真實性，而真跡保留在自家。當陸修需要摹刻《自敘帖》時，文徵明父子歷經數月雙鉤真跡以刻入水鏡堂，原石被陸修保留，文彭用小楷書寫了《自敘帖》釋文，甚至可能一併抄寫了他父親的題跋，都刻入水鏡堂藏石，但原作並沒有給陸修。因為文徵明父子要讓陸修相信，原作已經賣給了羅文龍，但自己保留了一件摹本，而文徵明父子鉤摹古帖的水平可謂下真跡一等，陸修以為是文徵明父子根據自家保留的鉤摹本再次鉤摹刻入水鏡堂藏石，而其實文徵明父子是根據真跡為水鏡堂鉤摹入石。但文徵明父子又不能將題跋和釋文的墨跡裝池在真跡後，只好又從水鏡堂得其拓本裝池在後。項元汴購得《自敘帖》真跡後，因為與文徵明父子關係甚密，也不會將此事張揚出去，故稱自己從朱錦衣家購得真跡。而當時朱錦衣家的確有可能藏有一件《自敘帖》，也許正是嚴嵩家被抄後收入內府的，但那件正好是文徵明父子當時製作的一件贗品，項元汴極有可能連同贗品和真跡一併收購了。
其二，也有一種可能，陸修如果當時收藏了一件《自敘帖》墨跡本，也有可能是文徵明父子的仿製品，但這件作品後可能附有文徵明的題跋和文彭的釋文，甚至還有可能附有文徵明父子鉤摹的蘇舜欽題跋，而蘇舜欽題跋真跡與賣給羅文龍的《自敘帖》仿本在一起，那時可能還在嚴嵩家。但是，以筆者的觀點，陸修當時並沒有收藏一本墨跡本《自敘帖》，因為他也知道文徵明將《自敘帖》「真跡」賣給了羅文龍，他沒有必要收藏留在文徵明家中的「摹本」，但因為他知道文徵明鉤摹法帖的水平與真跡無異，作為刻石而言，從「摹本」鉤摹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所以他收藏了水鏡堂刻石。
其三，還存在這樣一種可能，當陸修得知文徵明家有懷素《自敘帖》真跡後，在羅文龍沒有購買之前，就請文徵明父子鉤摹入石。所以文徵明在題跋中稱：「余既獲觀真跡，遂用古法雙鉤入石，累數月始就。」而且，文徵明這段題跋一併刻入水鏡堂藏石。也許羅文龍因為得知水鏡堂刻本來自文徵明，而確認真跡在文徵明家，才托黃姬水（黃淳父）、許初（許元復）二人從文徵明家購買此帖。但文徵明一直保留真跡在自家，等嚴嵩事敗後，才將真跡賣給好友項元汴。項元汴收藏此作後，在明末清初因戰亂，作品又流落民間。康熙年間，高士奇獲觀並有題跋，後入清宮內府，一直流傳至今。而文徵明題跋的真跡原本題寫在懷素《自敘帖》墨本真跡之後，但為了證明當時賣給羅文龍的是《自敘帖》真跡，或許那時就將題跋墨跡連同文彭的小楷釋文一併裝池成卷賣給了羅文龍。而在賣給羅文龍之前，文徵明已經為陸修鉤摹好了水鏡堂刻本，也包括自己的題跋和文彭的小楷釋文。因為手頭沒有了題跋的原作，也沒有文彭釋文的小楷原作，當文徵明父子把《自敘帖》真跡賣給項元汴時，只好從水鏡堂獲得一拓本裝池在後，項元汴也能理解文徵明父子為什麼將題跋和釋文原作裝池在賣給羅文龍仿本的《自敘帖》後，為了保持文徵明題跋和文彭釋文的原創效果，項元汴也沒有要求文徵明父子重新書寫題跋和釋文。
結語
仔細分析文徵明題跋的內容，再結合其他文獻對《自敘帖》的記載進行綜合推理可知，在文徵明時期，對《自敘帖》版本的流傳情況，以上三種可能並不是最佳的結論。真正的結論應該如下：
結論之一：現存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的《自敘帖》墨跡本為懷素真跡無疑，文徵明為水鏡堂摹刻的《自敘帖》就是以這件作品為母本。這個結論，已經有科學的檢測報告，不用贅言。
結論之二：懷素《自敘帖》真跡在陸完被禍後，被文徵明家收藏，當羅文龍托黃姬水和許初從文徵明家購買懷素《自敘帖》真跡以獻給嚴嵩，文徵明不敢怠慢此事，又不願意將真跡出售，就仿製了一件摹本，並將蘇舜欽題跋的真跡裝池在仿本之後，以此矇混了羅文龍，真跡一直留在家中。
結論之三：文徵明題跋中所稱有蘇舜欽自題的石刻本就是文徵明為水鏡堂鉤摹上石的刻本，文徵明為《跋自敘帖》也是為這件鉤摹本所作。文徵明之所以在題跋提出嘗見有蘇舜欽題跋的石刻本，並認為這可能是馮當世藏本，是擔心羅文龍起疑心。文徵明既要讓羅文龍認定買到了《自敘帖》真跡，又要讓陸修水鏡堂刻本有蘇舜欽的題跋。所以文徵明在賣給羅文龍《自敘帖》仿本之時，雖然將蘇舜欽的題跋真跡一併賣給了羅文龍，但文徵明留下了蘇舜欽題跋的鉤摹本。而文徵明在為水鏡堂鉤摹《自敘帖》時，專門在題跋中稱「余既獲觀真跡，遂用古法雙鉤入石，累數月始就」。其目的是讓陸修也認為《自敘帖》「真跡」已被羅文龍買走，但文徵明因為鉤摹水平精絕，能夠以他留下的「鉤摹本」重摹上石也是非常有意義的，但實際上，文徵明為水鏡堂鉤摹的母本正是自己留在家中的《自敘帖》真跡。等嚴嵩事敗之後，文徵明父子才將《自敘帖》真跡賣給好友項元汴。
【節選自《中國書畫》2016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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