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斌：《中國樂府詩批評史》自序

我研究樂府詩的歷史，其實就是我研究李白的歷史。這是因為，我在40年前開始研究李白時，所選擇的研究對象即為李白的樂府詩，並因此而撰寫了我平生的第一部書稿—《李白樂府譯評》。其後的1984年10月，在「全國首次李白研究學術研討會」上，我所宣讀的論文—《〈蜀道難〉探索》，也是屬於樂府詩研究的。由李白樂府詩而王之渙、高適、王維、杜甫等唐人樂府詩，再由唐人樂府詩而《唐後樂府詩史》，而先秦樂府（此專指《商周逸詩輯考》中的「前樂府」），直至於這本《中國樂府詩批評史》，這便是我研究樂府詩的全部經歷之所在。即是說，迄今為止，我在樂府詩的研究之旅中，已然度過了40個春秋，而且所研究之樂府詩，乃是由先秦而清末民初，其時間跨度則有3000年之久。這，就是我40年來的一份樂府詩研究簡史！

我研究樂府詩雖然已有了40年的歷史，但我之於樂府詩的研究，除這本《中國樂府詩批評史》外，其餘則基本上沒有涉及到郭茂倩的《樂府詩集》，這在2010年出版的《唐後樂府詩史》中尤為明顯。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我歷來認為：對於樂府詩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漢唐樂府」上，而應以其為基礎，分別向上、下兩個方向延伸與擴展，即要對夏、商、周樂府（「前樂府」）與宋、遼、金、元、明、清樂府（「唐後樂府」）進行研究。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拙著《唐後樂府詩史》與《商周逸詩輯考》出版之前，海內外學術界卻根本上沒有這方面的著作問世（至少我既沒有見到，也沒有聽說）。正因此，傅璇琮先生在為《唐後樂府詩史》撰寫書評時，即特地加上了「唐後樂府詩史的原創研究」這樣一個主標題，以用來揭示《唐後樂府詩史》的學術價值之所在。而傅先生在為《商周逸詩輯考》所寫的書評中，則以「無疑如一枝林中的響箭，使人為之一震」進行比喻，旨在強調《商周逸詩輯考》的學術價值並非凡響。故而，傅先生於文末乃如是寫道：「所以，我期待著此書的出版能推動紮實求實的學風，使古代文史本身研究與文獻考索進一步結合，願更有這樣的著作問世。」[1]據我所知，傅璇琮先生平生是很少寫書評的，我的這兩本書能入先生法眼並得到如此青睞者，實在是令我深感欣慰的。

而正是因了《商周逸詩輯考》與《唐後樂府詩史》的先期出版，也就有了這本《中國樂府詩批評史》的問世。本書所研究的對象，是我以「中國樂府詩批評史」為題於2011年申請獲批的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其規定的研撰時間，批文上標明為2011年7月1日—2014年10月31日，但我卻於2014年2月20日已完成全稿並送審，即在研撰時間上提前了整8個月。而且，原計劃全書為30萬字，但實際完成則有近60萬字，即較原計劃超出了約一倍。項目申報之時與本書出版之際，之所以用「中國樂府詩批評史」而不用「樂府詩批評史」者，主要在於欲藉之以強調其3000年的歷史跨度，也即意在表明，這是一部樂府詩批評的通史而非為斷代史。以一人之力，在三年不到的時間裡撰寫了一部約60萬字、且極具「原創研究」特性的《中國樂府詩批評史》，這就是我近幾年來的樂府詩研究之所獲。

按照規定，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結項時是要附有一份最終成果簡介的。現將我所附送的《〈中國樂府詩批評史〉最終成果簡介》全文抄錄如下，以供參考：

一、研究的目的與意義。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於樂府詩批評的研究，幾乎無人涉筆，因而有關這方面的成果就自然空缺。本課題則首次較為系統、全面、完整地對存在於歷朝歷代的各種樂府詩批評現象，各類樂府詩批評家的樂府詩觀與對樂府詩的認識，以及由此所產生的一系列關於樂府詩理論建構的內外部條件等，均進行了「批評史」角度的觀照與論析，不僅填補了樂府詩研究與文學批評史兩個方面的各自空白，並且為重新撰寫中國文學史與中國文學批評史提供了諸多可資參考與借鑒的「數據」。而更為重要的是，本課題的研究成果，還可使人們對樂府詩的源頭有一個全新的認識。

對「樂府詩批評」的系統研究，不僅有利於加強對各種不同類別樂府詩（如舊題樂府、竹枝類樂府、歌行類樂府等）的生成史與發展史的了解，更重要的是能對各種樂府詩現象，各類樂府詩成果的理論特色，不同朝代詩人與詩論家的不同樂府詩觀念等，進行更為深入具體地把握與透視。如郭茂倩《樂府詩集》之樂府觀與李昉等《文苑英華》之樂府觀的比較，以及元、明之際以楊維楨、李孝光為代表的「古樂府」理論之建構，明、清兩朝樂府詩批評理論體系的建立與完善，以及這一時期方興未艾的樂府詩批評景觀等，即皆可在本課題的研究之中得以清晰展現。

本課題系統而具體的研究之所獲，不僅可以使人們清晰地認識到「樂府詩批評」自身的風貌與特點，以及對其他類別文學批評樣式的影響，而且還可從中獲得多方面的審美思維，如樂府詩批評家本人對於樂府詩的審美感受、審美經驗、審美味趣，以及他們對於樂府詩所作的種種形式的批評，因此而所獲得的種種成就等。而所有這一切，相對於豐富多彩的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的各種各類的「批評」而言，又都可稱得上是別具洞天與獨樹一幟的，因之，樂府詩批評的形式、特色、成就等，之於其他各種文學品類的批評，乃是不無借鑒價值與啟迪意義的。

二、主要內容與重要觀點。本課題所研究的主要內容，誠如項目名稱之所示，為「中國樂府詩批評史」。這一具有「史」的特點的研究內容，既屬於中國樂府詩的研究範疇，又與中國文學批評史關係密切，因之，其具有填補這兩個方面空白的學術特點，也就不言而喻。而且，這一項目名稱所昭示的是，本課題所研究的是樂府詩批評的通史而不是斷代史。

長期以來，人們對於中國樂府詩的認識與研究，幾乎都是以班固《漢書·禮樂志》所記載的漢武帝「乃立樂府」為依據的，即認為「樂府詩始於西漢」。這種認識，由於歷史既悠久，而持說者又甚眾，以致成為了一種學界「定論」。但本課題通過對傳世文獻與地下出土文物的雙重考察後，乃極為明確地指出：樂府詩不僅肇始於殷商時期，而且對樂府詩的批評也源起於殷商時期。並將這一時期的樂府詩首次稱之為「前樂府」（指為漢武帝「乃立樂府」之前的樂府詩），樂府詩批評則稱之為「前樂府批評」。所以，本課題的「中國樂府詩批評」，實際上是以「前樂府批評」開篇的，這對於傳統的「文學批評史」特別是「詩歌批評史」而言，顯然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突破，一種實實在的反判。因之，這一突破與反判，即導致了本課題的「史」的上限為殷商時期（部分內容含夏朝及先夏時期），若將其與下限為黃節《漢魏樂府風箋》成書的1923年合勘，則其間上下3000年的樂府詩批評，即成為了本課題所研究的具體內容。

就批評對象而言，本課題的「樂府詩批評」，主要是指前人對樂府詩所進行的各種形式的整理與論析等，如於樂府詩的收集、輯佚、選編、題解、評說、述論、品鑒、集考、注釋，以及對樂府詩人詩作的比較，對樂府詩創作經驗的總結，對樂府文學現象的陳述等，即皆在其列。一言以蔽之，凡是文學史上與樂府詩批評相涉及者，諸如關於樂府詩批評的批評現象、批評著述、批評觀念、批評理論、批評形式、批評方法，以及批評家的生平簡況、批評思想、批評特色、批評成就、批評影響等，即皆為本課題所關注的主要內容。而且，本課題對這些內容的系統研究與述評，主要是著眼於「史」的角度將其進行縱向關聯的，並通過對這些批評對象的具體考察與系統論析後，首次較為清晰地勾勒出了3000年間樂府詩批評的「史」的脈絡與軌跡。

圍繞著對樂府詩批評的研究，本課題在具體的寫作過程中，還先後對有關批評家的文學活動與學術活動進行了簡要考察，對有關樂府詩批評專書的版本流傳概況進行了簡要考述，對有關文獻記載中的錯誤進行了具體考辨與訂正等，凡此，均有利於人們對樂府詩批評「史」的正確了解與認識。

通過對以上內容的具體之研究，本課題獲得了如下幾個方面的重要觀點：

（一）首次提出了「前樂府」與「前樂府批評」這一全新的樂府學概念。所謂「前樂府」，是指漢武帝「乃立樂府」之前的樂府詩，如夏朝樂府、商朝樂府、周朝樂府等，而「前樂府批評」，即是對這些樂府詩的批評。如上所言，本課題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以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物兩方面的確鑿材料，將樂府詩與樂府詩批評的肇始期，首次考定於夏商之際，而這一重要結論的獲得，乃將樂府詩與樂府詩批評的源頭，向前推進了1000年左右。這在文學史上乃為絕無僅有者。

（二）以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緒論》之所言為依據，並根據歷朝歷代樂府詩批評的實際情況，首次將3000年的樂府詩批評分為六種類型，即「整理類批評」、「選擇類批評」、「題解類批評」、「品第類批評」、「專論類批評」、「注釋類批評」，並對每一種類型進行了適當的屬於概念範疇的界說，而使之貫穿於本課題的全部成果的研究之中。其中的「專論類批評」與「注釋類批評」，直接影響著現、當代學者對樂府詩的研究。此外，本課題還以王輝斌《商周逸詩輯考》、《唐後樂府詩史》之所獲為依據，將3000年的樂府詩批評分為「前樂府批評」、「漢唐樂府批評」、「唐後樂府批評」三大板塊。

（三）本課題通過實證研究後認為：在樂府詩批評的3000年歷史長河中，揚雄《琴清英》是第一部樂府詩批評的專書，並開「題解類批評」之先河；郭茂倩《樂府詩集》雖然是樂府詩批評史上的第一部集大成之作，所代表的是宋代樂府詩批評的最高成就，但其卻存在著許許多多問題，如以音樂分類即為其一，以至於後人如吳萊、梅鼎祚、梁啟超等，多對其進行非議與批評。明、清兩朝是樂府詩批評的繁盛期。這一時期的樂府詩批評，不僅成果眾多，形式多樣，而且還具有較強的理論色彩，如馮班《古今樂府論》等文的出現，即成為了樂府詩批評成熟並完善的一個重要標誌。

三、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本課題的學術價值，要而言之，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即：其一，填補了中國樂府詩研究與中國文學批評史中的兩項學術空白，並以之結束了中國樂府詩長期以來無系統批評與批評史的不良局面。其二，以確鑿的材料與精當的論析，重現了3000年樂府詩批評史的發展概貌與演變軌跡，為人們認識與把握歷史上真實的樂府詩和樂府詩批評提供了極大便利，且有助於對中國文學史與中國文學批評史的重新撰寫。其三，首次將樂府詩批評的類型歸類為「整理類批評」、「題解類批評」等六個方面，使樂府詩批評史的真實面目得以較為清晰之呈現，並為對其它文學品類的批評形式之歸類與總結，提供了可資參考的經驗。其四，為學術界所倡導的原創性學術研究在本課題中得到了較充分之體現。對3000年樂府詩批評進行較為系統的「史」的研究，如上所言，本課題為第一次，因之，其原創性學術特質之鮮明之強烈，均乃顯而易見。

本課題中的部分內容（成果），曾以單篇論文的形式，分別在《民族文學研究》、《學術論壇》、《江淮論壇》、《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山西師大學報》等全國中文核心期刊、CSSCl刊物上發表，而這些刊物對本課題之成果（部分）的發表，其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影響的真實反映。此外，在所發表的這方面的論文中，有的還為國內一些著名的二次文獻刊物全文轉載或轉摘，如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所全文轉載之《宋人的樂府觀與樂府詩創作》、《夏商周「樂府」考論》二文，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13年10期所轉摘的《兩漢史家之樂府觀》一文等，即皆為其例。

按照要求，《簡介》將課題的「中國樂府詩批評史」之「研究的目的與意義」、「主要內容與重要觀點」、「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三大項內容，已交待得甚為清楚，而無需我在此再作贅述了。此則表明，由課題而變為專著的《中國樂府詩批評史》，其實與《唐後樂府詩史》一樣，即其也是一種開山伐林之作。這是因為，樂府詩批評之於樂府詩研究而言，乃為一項空白，而其之於文學批評史而言，亦同樣屬於一項空白，而問世於這兩項空白之中的《中國樂府詩批評史》，自然就成為了一份從「荊棘」中走出來的成果。所以，其拓荒性質之明顯，也就不言而喻。

在苦澀而單調的學術研究中，作一件或者幾件前人與今人均不曾作過之事，則苦澀與單調即會因此一掃而光。我在寫《商周逸詩輯考》、《唐後樂府詩史》時是如此，寫這本《中國樂府詩批評史》時則更是如此，原因是《中國樂府詩批評史》為我所寫的第一部「通史」之作。這雖然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但我卻感到有幾許悲傷，因為我在40年的學術生涯中，從「通史」的角度進行古代文學研究者，僅收穫了這本《中國樂府詩批評史》。所以，在今後的古代文學研究中，我將會加強「通史」的份量的。

注釋：

[1]以上所引傅璇琮先生為拙著所寫的兩篇書評文章，其題目一為《唐後樂府詩史的原創研究——讀王輝斌〈唐後樂府詩史〉所想到的》，一為《〈商周逸詩輯考〉的學術啟示》，前者載《文匯讀書周報》2013年11月29日第9版，後者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3月15日B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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