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達摩院與華為2012實驗室，馬雲與任正非都想在基礎科學尋突破

阿里巴巴成立「達摩院」，宣布3年投入1000億元研發資金進行基礎科學和顛覆式技術創新的研究。達摩院首批公布的研究領域包括：量子計算、機器學習、基礎演算法、網路安全、視覺計算、自然語言處理、人機自然交互、晶元技術、感測器技術、嵌入式系統等，涵蓋機器智能、智聯網、金融科技等。

馬雲同時強調，一個研究院僅僅為了興趣（Fun）或是僅僅為了盈利（Profit）來做研究都是不行的，達摩院是一個解決問題＋興趣＋盈利（Solving Problems with Fun and Profit）的研究院。

他還表示，達摩院應該學習IBM研究院、intel研究院、微軟研究院、貝爾實驗室，並站在這些出色前輩的肩膀之上，站在新世紀超越這些研究院。

那麼，阿里「達摩院」這個新型的科技創新研究院想要在基礎科學方面獲得突破需要做什麼？

達摩院含著「金湯匙」出生，致力於服務人類

做科學研究需要資金，這無論在哪個國家，哪個時期都是共識。中國建國初期，在資金極為匱乏的條件下我們舉國之力造出了原子彈、氫彈等一系列重大國家科研成果。

即使是美國，2013年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得主蘭迪·謝克曼在《知識分子》雜誌採訪時說：「美國在生物醫學領域的領導地位不可能永遠處於鰲頭，因為現在的執政黨-共和黨對基礎科學研究的支持力度減弱，不願意繼續撥款。」他也羨慕當前中國在科研方面的巨大投入，認為中國的許多大學實驗室的科研設備都領先於美國。

在企業科研層面，大眾、三星、英特爾、Alphabet、微軟、諾華醫藥、羅氏、華為、強生、豐田位列2016年研發投入全球前十名，第10名豐田汽車的研發投入也高達80.47億歐元，摺合人民幣800多億元。

因此，資金是搞科研工作必須要有的生產資料。阿里達摩院願意在3年內投入1000億元用於人才招募、全球各地的實驗室建設，這必然會吸引大量科學家到「達摩院」做研發工作。

由於阿里達摩院獨立於阿里巴巴公司的研發體系，因此其管理模式、KPI指標等方面都有自己的邏輯。從其定位來看，主要研發方向是基礎科學和顛覆式技術創新。

在人工智慧、大數據、量子計算、DNA等科技爆發的前夜，阿里投入巨資成立「達摩院」與目前中國改革的方向「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不謀而合。

馬雲也賦予了「達摩院」非常偉大的使命：SolvingProblems，阿里需要對世界未來有擔當，解決人類普惠共享、可持續發展、健康幸福的問題。他還表示，阿里巴巴要活102年，達摩院要比阿里巴巴活的長。

而「達摩」一詞來自於普度眾生的佛教。相傳，達摩祖師，原印度人，原名菩提多羅，後改名菩提達摩，自稱佛傳禪宗第二十八祖，為中國禪宗的始祖，故中國的禪宗又稱達摩宗。

如果說商業是壟斷的、獨佔的，而科學研發、技術創新則是共享的。電的發明、蒸汽機的發明、電話的發明雖然創造了一些偉大的公司，更是推動了整個世界，整個人類的進步。

阿里巴巴在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企業之一時，建立致力於基礎科學研究的「達摩院」，正是體現了一家企業的社會責任和世界擔當，賦予自己服務人類的更高歷史使命。

這就像是比爾·蓋茨在蟬聯世界首富之後，希望通過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去幫助人類拜託貧窮、疾病。

阿里的「達摩院」，無疑是馬雲的「新道場」，代表著更高層次的個人追求。

「達摩院」想要在基礎科學獲得突破需要做什麼？

馬雲在演講中表示：「在我國，企業家和科學家存在割裂，企業家認為科學家研而不發，科學家則認為企業家一心求財。在新時代，企業家需要與科學家結合，企業家要有為人類造福的擔當，而所有科學家也要有企業家的結果、效率、公平意識。」

首先，科學家以發論文多少論成敗。事實上，並非是中國，在美國也同樣存在科學家依靠在知名期刊雜誌上發表論文獲得知名度和研發資金。而全球那些頂級的學術期刊並非如同普通人想的那樣公平、公正，他們背後都有著自己的商業計劃。因此，在論文的選擇方面也往往具有選擇性。

許多為了迎合學術期刊商業需求而特意撰寫的學術論文華而不實，這是研發資金的嚴重浪費，也是一種「學術欺詐」。而一些大學教授、科研工作者以通過發論文評職稱、提高薪資，導致對知識評估的扭曲。

馬雲認為「達摩院」在5年後應該可以靠技術盈利，自負盈虧。這算是對科學家設置KPI，讓他們具有企業家一樣的「結果意識」。這是否能改變當前全球「論文多少論成敗」的風氣？

其次，「達摩院」是否可以實現基礎理論研究的突破？馬雲在演講中提到的IBM研究院、谷歌研究院、intel研究院這些企業的研究院更多是在實用技術方面的研究，並可以被用於企業的產品。

而「達摩院」希望在基礎科學、顛覆性技術方面取得研究進展，這或許有別於企業級的研究院。而當今中國，最缺少的則是基礎理論科學研究，在數學、化學、物理學、生物學等基礎學科上基本沒有誕生過什麼出色的科學家，更沒有一例諾貝爾獎得主。

而基礎科學的重大突破，就如同麥哲倫發現新大陸，率先發現新大陸的人將享受巨大紅利。所以「達摩院」定位高於企業級研究院，是否能真正實現這一定位？

再次，做基礎理論的科學研究需要什麼？無論是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還是牛頓提出萬有引力，還是居里夫人發現鐳，還是數學家香農發現信息熵……這些基礎理論的科學研究均不是建立在獲利的目標之上，而是這些天才科學家為實現自我，孜孜不倦，忘記生命的偉大發現。

一位諾貝爾獎得主曾這樣評價原創性發明，他說：「對於真正的創新而言，最好的環境是有一個儘可能平等的體系，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指派任務。做原創性的研究成果是很多研究者發自本心的本性，如果給他們足夠的機會、自由、時間和資源，他們就能實現創新。」

華為任正非曾受電影《2012》啟發創辦了「2012實驗室」，主要研究的方向有新一代通信、雲計算、音頻視頻分析、數據挖掘、機器學習等，希望為華為打造一艘能橫跨技術變革的「諾亞方舟」。2012實驗室許多研究成功在國際上具有極強影響力，比如，晶元、軟體、電池等。

但是任正非仍然倍感憂慮，認為：「華為實際上是個工程商人，即使在創新這個層面，其實還是工程領域的創新，而不是在技術理論領域創新，華為應該在基礎研究上下功夫。」

於是，他又提出「一杯咖啡吸收宇宙」的力量，與全球的偉大科學家喝咖啡、交朋友。提出給科學家最大的尊重和自由，華為可以提供資金、平台幫助科學家的研究變成產品，並給予科學家最大的回報，科學家也不需要納入華為的管理。

因此，對於「達摩院」來說，除了在北京、杭州、新加坡、以色列、聖馬特奧、貝爾維尤、莫斯科等地設立不同研究方向的實驗室，引入頂尖科學家之外，應該借鑒華為「2012實驗室」的經驗，以期實現在基礎科學研究上的突破。此外，華為每年15%的營收用於研發，2016年花了596億元。阿里「達摩院」如果想要誕生成果，1000億遠遠不夠，需要持續的高投入，並看淡短期的投入產出比。

最後，日本為何17年誕生17位諾貝爾獎得主？自2000年以來，島國日本17年間誕生17位諾貝爾獎得主。截至2017年，日本已經有22人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而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只有屠呦呦1人。

有一項研究發現，日本之所以能超越英、法、德成為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最多的國家，是因為1960年起日本將國民收入的2%用在了科研，而且逐年攀升。即使是在經濟泡沫破裂的年代，日本仍然在科技研發上進行了巨大投入，到1975年日本的研發經費總額已經高達2.62萬億日元，超過了法國和英國兩國的研發經費總和。

除了舉國之力做研發投入外，日本之所以能獲得如此多的自然科學諾貝爾獎，還得益於日本50、60年代深刻的教育改革。二戰之後，廢除了明治維新時代的教育體制，推動了日本文學的進步。20世紀70年代加大理工科學大學的設置，鼓勵年輕人讀理工類大學，學習科學技術，這都推動了國家在科學方面的研發投入和人才輸出。

這也讓日本誕生在17年間誕生了17位諾貝爾獎得主，他們的獲獎課題多來自於上世紀60、70年代。

日本這個案例給「達摩院」以及中國科研體系的借鑒意義在於，真正的基礎性科學研究還需要國家層面的巨大投入，以及耐得住寂寞的學風，認真負責求實的科研態度，嚴謹和羞恥感文化以及全面的教育體制改革。

無論是華為的「2012實驗室」還是阿里的「達摩院」都應該在投入資金的前提下，去影響和改變當前的教育體制，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的誕生原創性的偉大研發。（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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